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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策-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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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又十分复杂，既有城乡分割的历史惯性影响，更有现实中群体利益的分歧与冲突，还有社会心理及传统制度安排对现实政策的排斥，从而绝不是一个可以简单解决的问题。之所以城市对农民工越来越重视，至少就业中的政策歧视在绝大多数地区已经消除，而农民工问题仍然日益严重，根本原因是时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是城市财富积累日益丰厚，而城乡发展失衡的格局却持续扩大，进而必然影响到城市的持续发展与国家的健康协调发展；二是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国家财力（主要表现为城市财政实力）持续大幅度增强，亦为解决农民工问题奠定了日益丰厚的物质基础；三是在城市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作为建设者的农民工分享的仍然只是极少的一部分，社会财富分配向城市居民长期倾斜的结果必然是社会不公的持续恶化，农民工劳动条件的恶劣乃至于超低的劳动报酬都被拖欠，表明了这种倾斜必须得到纠正；四是科学发展观作为国家在新时期发展的指导思想，公平、正义、共享、和谐成为时代发展的主旋律，进而导致了社会与政治环境向前发展的变化，农民工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也在觉醒。因此，即使农民工现在的境况较以往要好，其遭遇的不公平待遇仍然会全面地、充分地暴露出来，并引起整个社会的关注。农民工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农民工问题的严重化并不意味着农民工境遇不如以前，反而恰恰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表现，国家也日益具备了逐步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条件。
中国农民工问题：理论判断与政策思路（8）
第五，农民工问题正伴随着农民工群体的变化而在发生质的改变。农民工问题的发展变化主要表现在群体规模持续膨胀，并且基本完成了代际转移。农民工的公平意识、平等意识、维权意识乃至*意识等均在持续快速强化，农民工的要求在全面升级，这既是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表现，也是国家解决农民工问题必须应对的挑战。一方面，农民工问题的直接利害关系人实际上已占全国总人口的近40％。如此规模巨大的社会群体，其遭遇的问题足以影响到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文明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我们的调查发现，农民工平均年龄只有岁，其中：30岁以下的农民工占，25岁以下的占到了，这意味着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农民工已成为这一群体的主体。与此相适应，农民工的文化程度也大幅提升，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已占到40％，并呈快速上升态势。在农民工年轻化与受教育程度快速提升的背景下，农民工问题也具有了更为复杂的致因与不确定的后果。随着时代发展与社会进步，农民工在城市遭遇的政策歧视、社会排斥及各种权益受损的局面，较之以往更容易引起显性的群体利益冲突与社会对抗。这表明农民工问题正在由农民工的个体及局部问题转变成波及全局的重大问题，如果采取的措施跟不上这种变化，法制与政策的滞后性将不利于解决农民工问题。
第六，农民工问题形成的致因是复杂的，但观念偏见、政策歧视与利益冲突是当前导致农民工问题日益严重的关键原因。首先是观念问题。长期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分割使得作为政策制定者、执行者的城市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城乡分治观念，这在客观上放大并加重了农民工问题的严重性，也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最大阻碍。例如，现行许多法律制度并没有排斥农民工的规定，当前农民工的许多问题也可以从现行法制中找到平等解决的依据，但由于城乡分割、分治观念或意识的顽固性，管理者乃至一般市民在执法（政策）过程与社会生活中对农民工往往自觉不自觉地带上了歧视与偏见色彩，更对农民工的年轻化与学历提升的事实视而不见。因此，农民工问题首先是城乡分割、分治的意识与观念问题，这对解决农民工问题异常重要。其次是政策性歧视与缺漏。现行法规政策尤其是在地方政策中，确实存在着一些仅仅适用于本地户籍居民或明确排除农民工的规定，如对农民工的就业限制在一些地方仍未全面解除，一些地方将农民工排斥在劳动管理与劳动监察视野之外，一些地方的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政策等均将农民工排除在外。这种政策歧视与排斥既直接损害了农民工的权益，更助长了损害农民工权益的倾向。同时，在传统户籍制度背景下，一些法规政策有意无意地遗漏了农民工，形成法规政策规范的真空。因此，集中清理当前法规政策中对农民工的排斥性与歧视性规定，弥补相关法规政策的缺漏，真正建立公平对待农民工的法规政策体系已具有紧迫性。再次，利益分歧与冲突是导致农民工问题出现乃至不断恶化的深层次原因。城市人作为城市发展的既得利益者与农民工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贡献者之间的利益分歧是客观存在的，前者有着努力维护自身既得利益不让农民工分享的自利性要求，而后者却不可能一直甘于贡献，两者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中国农民工问题：理论判断与政策思路（9）
第七，农民工问题还集中地体现在农民工的素质未能得到全面有效的提升上。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农民工的文化素质仍然偏低。绝大多数农民工的受教育年限低于高中，而应试教育使其实际文化程度较之学历程度更低，新的“读书无用论”在农村的抬头还在制造着低文化素质的劳动者。二是劳动技能素质仍然偏低。80％以上的农民工未经过职业技能培训，在由农民或新就业者转化成非农劳动者的过程中并未使自己的技术含量得到提升，大多数农民工只能从事低技术含量的工作，长期沉淀在低层次劳动者群体中。三是对城市文明的接受程度有限。基于城市社会的排斥和农民工的自我拒绝，加之过高的流动性，大多数农民工虽然在不同城市务工多年，但仍然未能真正接受城市文明并融入城市生活，这对于农民工素质的提升非常不利。上述现实，不仅进一步弱化了农民工的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而且直接影响着农民工群体参与工业及服务业劳动的技术含量，进而必将影响我国工业的产业升级。因此，认识农民工问题必须把农民工素质问题放在重要位置，并需要采取有效措施促使农民工素质尽快得到提升。
第八，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的关键在农民工，从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键也在农民工。一方面，多年来的事实表明，农民工的流动与大规模化是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根本途径。农民工进城务工，不仅为城镇发展与财富积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在务工中逐渐接受着城市文明，在城市的生活经历又使其较易融入城市，这种通过劳务输出而渐进地推进城市化进程的方式是符合中国的城市化发展规律的。另一方面，农民工的非农化或产业工人化及其素质的提升，又是我国工业化进程及其升级的基本条件。统计资料表明，农民工事实上已经成为当今中国产业工人的主体，尤其是在采矿业、建筑业、制造业、加工业及城市饮食服务业，更是以农民工为主体。在中国劳动力资源非常丰富的条件下，高新技术产业立国虽然可以作为国家发展的方向，却不可能在短期内变成现实。现实的可能只能是制造业立国，中国要想在世界市场上占据有利的地位，必须促使制造业升级。农民工促使中国成为制造业大国，也将由农民工素质的提高来造就中国的制造业强国地位。城市化、工业化或不断升级的工业化，这两点又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解决好农民工问题，便解决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问题。国家应将农民工问题放在工业化、城市化及现代化进程中加以考量，并按照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思路来调整现有政策及法制。因此，在解决农民工问题时不能搞短视政策。以农民工培训为例，如果不能让农民工安居乐业，农民工的培训效果就可能大打折扣，因为一个处于流动状态的农民工接受任何技能培训都将是临时的、不确定的，这种状态不仅会让农民工接受技能培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受挫，还将使技能培训流于形式。如果能够让农民工安居乐业，农民工的培训才可能取得真正的成效，农民工的素质才可能获得真正的提升，国家发展的最高利益才可能切实得到维护。
第九，解决农民工问题需要多管齐下，但政府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将是最重要的。例如，立法机关需要承担起制定与完善相关法制的责任，包括修订旧法、制定新法，确保农民工的经济、社会、政治权益有明确的法律依据与切实的法律保障；司法机关需要利用司法权威来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并制裁那些损害农民工权益的违法者；雇主必须遵守国家的劳动法规及相关法律与政策，树立与现代文明相适应的财富观，平等地对待农民工，并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社会（主要是城市社会）急需树立公平、正义、共享的核心价值观，用平等的理念与包容的心态实现对农民工的真正开放，并对农民工融入城市采取真正欢迎与积极鼓励的取向；农民工自身则需要不断提升自己的素质，并有理性的、长远的发展规划。在解决农民工问题时，政府的责任是最大的，因为法制的实施离不开政府，农民工与其他群体利益分歧需要政府公正裁判，农民工素质提升需要政府投入相应的财力、物力与人力，农民工融入城市尤其需要政府完善现有的政策体系。因此，政府需要承担起确保平等对待农民工的各项法规及政策得到落实的责任，通过法律赋予的行政权力来纠正损害农民工权益的现象，同时还应当制定解决农民工问题的长远规划，真正按照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思路来提出农民工问题的解决思路与科学合理的方案，并负责付诸实施。
中国农民工问题：理论判断与政策思路（10）
第十，农民工问题解决的好坏与快慢，不仅决定着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进程，而且决定着我国协调、健康、文明发展的进程与现代化进程。我们认为，“三农”问题解决的根本出路在于减少农民，而大量农民工流入城市或者进入乡镇企业务工，使得农民工可以摆脱土地的束缚；劳资关系的确立与延续，又使其可以真正从土地上解放出来，这有利于缓解我国人多地少的矛盾，进一步释放农村的劳动生产力，向乡村传递城市文明，并为农村土地资源的集约化、规模化经营及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提供基本条件，从而推动农村土地制度的新变革和新农村建设。解决好了农民工的问题，便解决好了“三农”中的关键问题，也解决好了我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产业升级问题和城乡现代化进程中的关键问题。反之，则将会直接影响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甚至可能爆发巨大的社会危机。因此，农民工是从经济、社会、政治乃至文化等各个层面联结城乡的纽带，也是城乡协调发展与地区协调发展的纽带。抓住了农民工问题，也就抓住了现阶段中国发展的关键，农民工问题的解决是最终解决“三农”问题和加快推进以工业化、城市化为主要标志的现代化进程的标志。
三、解决中国农民工问题的政策思路
以上是在调查实践基础上从理论角度对中国农民工问题作出的基本判断，应当成为国家解决农民工问题政策思路的基本出发点。面对如此规模巨大的社会群体，任何轻视农民工问题或者不能妥善解决好农民工问题的做法都将导致极为严重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后果，能否妥善地、全面地解决好农民工问题，将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和政府行政管理能力的巨大考验。因此，应当将农民工问题作为中国未来十年发展中的头等大事来看待，统筹考虑、综合协调、近中长期目标相结合，积极促使农民工问题得到较快、较好的解决，这是我国向健康和谐的、可持续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道路迈进的必要条件。
第一，在解决农民工问题时必须更新思路，将农民工纳入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确立科学合理的宏观思路与长远筹划。尤其需要打破现有的思维定势，不能再把农民工简单地等同于农民而将农民工排斥在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之外，不能将农民工现象看成是一种长期固化的社会现象而对其权益受损视而不见，不能把农民工问题看成是农民工自己的问题而放弃政府与社会的责任，不能对农村土地的生活保障功能估计过高而忽略农民工及其家属的经济社会乃至政治权益诉求，不能再强调财力不足而对农民工问题继续漠视，更不能继续在制度安排与政策实践中固守城乡分割、分治的思维模式。与此同时，国家需要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真正确立城乡统筹、城乡一体的发展思路，在承认农民工的群体性、特殊性、过渡性等特色的同时，按照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思路来解决农民工问题，积极稳妥地加快推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的步伐。
第二，针对农民工问题的复杂性、过渡性，国家在解决农民工问题时应当有近、中、长期对应之策。农民工问题是中国当前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确实需要有应对之策，但农民工作为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期间一个具有过渡性色彩的特殊群体，其过渡期还需要20年左右（估计农民工的过渡期是一代人约40年，已过去了20年），最终必然由流动性强、身份不确定的农民工转变为具有稳定性、身份确定的市民或者农民。因此，解决农民工问题必须统筹考虑并确立近、中、长期目标及相应的配套政策，避免由于过度短视而留下后遗症。近中期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关键，在于维护农民工的经济权益与安全权益，包括平等就业权、劳动报酬权、职业安全权、社会保障权、教育培训权、子女教育权与居住权；长期目标则应当是适应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发展进程的要求，确保农民工可以自由选择平等融入城市或者返回乡村、公平分享国家发展成果、平等参与*政治，以及在精神文化方面与流入地居民融为一体。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中国农民工问题：理论判断与政策思路（11）
第三，迅速完善相关法规，在确立农民工平等权益的同时，赋予农民工维权的法律手段与有效途径。一方面，中央与地方政府均需要对现行法律制度与政策规制进行全面检查，凡有违反平等、公正原则而损害了农民工权益以及阻碍农民工顺利融入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规定，均应当尽快加以修订；另一方面，应当按照平等、公正、共享等原则制定必要的新法规与政策，如劳动法颁行已逾十多年，已难以适应发展变化了的劳动用工形式，对农民工的保护作用缺乏，制定新的《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处理法》、《就业促进法》等就具有紧迫性。只有劳动法制健全，农民工的权益才能在法律制度的保障下得到维护，执法机构与司法机关才可能依法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用人单位或雇主才能完全明了自己的责任。此外，户籍政策、就业政策、收入分配政策、教育培训政策、公共卫生政策等均有调整的必要。
第四，打开城市（镇）大门，有序接纳农民工，并进一步改革农村土地承包制，实现土地承包权与市民身份的置换。国家应让有能力成为城市人的农民工首先成为市民。各地可以设置让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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