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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品三国下-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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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君臣（5）
第四，刘禅在司马昭面前的表现确实恶心。即便是亡国之君，也不该这样窝囊，这样没有骨气，没有心肝。刘禅降魏十三年后，吴帝孙晧降晋，被封为“归命侯”，级别比刘禅低一等。据《晋书·武帝纪》，孙晧到了洛阳，登殿拜见晋武帝司马炎。司马炎让他坐下，并对他说，朕设此座等待足下，已经等得很久了。谁知孙晧倒驴不倒架，鸭子死了嘴巴硬，反唇相讥说，臣在南方也设此座以待陛下！常言道，败军之将不敢言勇。孙晧作为一个亡国之君，面对受降者，居然如此张狂，至少比刘禅的表演更有“审美价值”。
但是，刘禅虽然窝囊，却绝不弱智。他只是没有骨气，并非没有心眼。说白了，他是装疯卖傻。刘禅很清楚，作为亡国之君，他是永远也回不去了，能保住性命就是好事。他也清楚，要保住性命，就不能让人觉得自己有复辟之心，就连想念蜀国也不行。正如《三国志集解》引于慎行所言：“思蜀之心，（司马）昭之所不欲闻也。”因此，他必须表示自己“乐不思蜀”。而且，他还必须表示，即便有了思蜀之心，也是别人教的，自己学不像。结果，“左右皆笑”时，他这个“安乐公”就“安乐”定了。因为他那一句“诚如尊命”，不但证明自己并不思蜀，还证明自己缺心眼儿，可谓“一举两得”。做到这一点其实极难。试想，刘禅在照着郤正所教说了做了以后，如果司马昭不问“何乃似郤正语邪”这句话，又该怎么办？这就说明，刘禅要么有胆，敢赌这一把；要么有智，算准了司马昭会问。无论何种情况，都证明刘禅不是草包。
其实，对于刘禅的智力，诸葛亮是有过评价的。据《三国志·先主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刘备临终前曾有遗诏给刘禅，说丞相感叹你“智量甚大”，进步也快（增修过于所望）。果真如此，朕也就放心了。诸葛亮不会拍马屁，刘备也不是护短的人，此说应该可靠。或许有人说，这是诸葛亮安慰刘备，属于“善意的谎言”。这当然也有可能。但再夸张，也不至于“智量甚大”。也就是说，刘禅顶多是平庸，不是弱智。
事实上刘禅并非弱智之人。尹韵公先生的《刘禅与诸葛亮》一文，就曾用两件事说明这一点。第一件事，是诸葛亮去世以后，刘禅就不再任命丞相，以免自己再次大权旁落。刘禅的做法也十分精彩。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刘禅任命蒋琬为尚书令，接替诸葛亮“总统国事”。建兴十三年（公元235年）四月，任命蒋琬为大将军，录尚书事，恢复了汉武帝以后的制度。延熙二年（公元239年），任命蒋琬为大司马。延熙六年（公元243年），任命尚书令费祎为大将军，也录尚书事。大司马蒋琬主管行政，兼管军事。大将军费祎主管军事，兼管行政。两大权臣权力交叉，相互制衡，各有侧重。这样一种高明的政治格局和权力分配，岂是弱智的人想得出的？而且，据《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延熙九年（公元246年）蒋琬去世后，刘禅干脆“自摄国事”。如此这般不动声色地从辅臣手中夺回君权，又岂是弱智的人干得了的？
第二件事是：延熙元年（公元238年）六月，司马懿军至辽东，征讨公孙渊。这在蜀人看来，无疑又是一次北伐的好机会。然而刘禅给蒋琬的指令，却很沉着冷静。据《三国志·蒋琬传》，刘禅说：辽东三郡发生的反曹事件，就是当年陈胜、吴广的起义呀！看来上天是要灭亡曹魏了。请爱卿整治行装，奖率三军，进驻汉中。等到吴国的军队也开始行动（须吴举动），东西两方相互呼应（东西掎角），魏国内部又出现问题时，就可以发动进攻了（以乘其衅）。好一个“须吴举动，东西掎角，以乘其衅”！其实就是告诫蒋琬不要轻举妄动，以免重蹈前人劳而无功的覆辙。弱智吗？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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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君臣（6）
由此可见，刘禅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差。他之所以显得很差，是因为他的父辈（刘备、诸葛亮）和对手（孙权、司马懿）太强，自己又是一个亡国之君。如果是一统天下的承平时代，他当个“守成之君”还是可以对付的。
于是我们必须继续追问：诸葛亮为什么要大权独揽，不肯还政于君？
有一种说法是刘禅没有执政经验。比如《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就说诸葛亮“以禅未闲于政，遂总内外”。闲通娴。所谓“未闲”，也就是不熟习。刘禅没当过皇帝，当然是不熟习政务的。那么，如果“闲”了呢？再说了，你不让他实习、实践，他怎么“闲”得了？所以此说不通，或只能勉强做出解释。
我猜测，诸葛亮这样做，可能有三个原因。
第一是“风追汉初，虚君实相”。我在《帝国的惆怅》一书中讲过，西汉初年中央机构的设置，在中华帝国的历史上要算是最好的。其最为合理之处，就是区分了“宫廷”与“朝廷”，或“皇权”与“相权”。皇帝是国家元首，主要起象征国家统一的作用；宰相是政府首脑，带领官员实际管理国家，并负政治上一切实际之责任。打个比方说，皇帝好比是董事长，宰相好比是总经理。皇帝授权而不负责，宰相负责而无主权，一旦国家有事，皇帝就能够以授权人的名义责问宰相和政府，宰相和政府也不能不承担政治责任。这样，宰相领导的政府就有可能成为“责任内阁”或“问责政府”。诸葛亮主政期间的蜀汉就是这样。《出师表》说：“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这就是既有“授权”又有“问责”了，是最好的。反过来，皇帝亲政并不好。皇帝自己授权，又自己行政，则一旦国家有事，也就无人负责，无责可问，是不好的。所以必须“虚君实相”，即刘禅所谓“政由葛氏，祭则寡人”。可惜，诸葛亮一去世，就人亡政息了。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第二是“任重道远，不敢放手”。《出师表》说：“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这是实话。诸葛亮是一个极其负责任的人。他总怕事情做不好，也总是不放心别人。宁肯自己累，也不肯放手。也许，在他眼里，刘禅还是孩子，怎么能把国家交给他？
第三是“内外交困，危机四伏”。《出师表》说：“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这也是实话。事实上，诸葛亮全面接管蜀政时，蜀国的情况并不容乐观。北有曹魏，东有孙吴，蜀汉政权内部表面上一团和气，实际上矛盾重重。而且，正是这错综复杂的内部矛盾，使诸葛亮面临巨大压力，必须小心翼翼地处理他和同僚的关系，解决一系列棘手的问题。这些问题也只有他能够处理好。这恐怕也是他不能轻易就还政于君的原因之一。
那么，蜀汉政权内部又有什么矛盾？其中最主要的是什么？诸葛亮又是如何解决的呢？
请看下集：难容水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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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容水火（1）
刘备病逝于永安前，曾精心安排了一个“亮正严副”的辅臣结构，即托孤于诸葛亮，并以尚书令李严为副。但是，刘备去世后，李严并没有能够起到辅臣的作用。相反，他还在八年后被废黜和流放。那么，诸葛亮为什么要这样做？在这种断然的决定背后，又有什么深刻的政治原因呢？
上一集我们讲了诸葛亮和刘禅的君臣关系，这一集我们讲诸葛亮要处理的第二种关系：同僚关系。在蜀国，诸葛亮的同僚很多，但最重要的是李严。为什么呢？同为顾命，并受遗诏。据《三国志·先主传》，刘备临终前曾“托孤于丞相亮，尚书令李严为副”。《李严传》也说李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而且刘备还“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这个安排，和孙策死后的情况十分相似。据《三国志》之《张昭传》和《周瑜传》，孙策临终前曾托孤于张昭，周瑜也“以中护军与长史张昭共掌众事”。诸葛亮担任的丞相和张昭担任的长史都是文职，或行政长官；李严担任的中都护和周瑜担任的中护军都是武职，或军事长官。周瑜与张昭“共掌众事”，李严与孔明“并受遗诏”。一武一文，一副一正，真是何其相似乃尔！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刘备的心目中，李严就是周瑜，或者希望他是周瑜。
那么，李严起到了周瑜的作用吗？
没有。李严不但没有能够和诸葛亮一起辅佐刘禅，反倒还在刘备托孤八年以后被废，身败名裂。这就和周瑜的情况完全不同，也为历史留下了一个疑案。本集要讲的，就是这个疑案。为此，我们必须把李严被废的经过说一下。
据《三国志·李严传》，事情大体上是这样的：蜀汉建兴九年（公元231年），诸葛亮四出祁山，北伐曹魏，安排李严督运军粮。这时，李严已改名李平（为方便读者，以下仍称李严），正以中都护的身份代理丞相府的政务，催办督运粮草自然是份内的工作。可惜李严的运气实在太差。这年夏秋之际，连降大雨，军粮无法如期运到前方。于是，李严就派人到军中说明情况和想法，请诸葛亮回师（呼亮来还），诸葛亮也答应了（亮承以退军）。但是，当诸葛亮退兵的消息传来时，李严却故作奇异大惊小怪地说，唉呀，军粮很充足嘛，为什么要撤退（军粮饶足，何以便归）？又上表刘禅，说诸葛亮的撤军是“伪退”，目的是诱敌深入（欲以诱贼与战）。这当然不是事实，也会引起猜疑。诸葛亮只好把李严前前后后亲笔所写的书信都原原本本地拿出来给大家看（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这下子李严没有话说（辞穷情竭），只能坦白交代，低头认罪（首谢罪负）。
这就是李严被废的经过，明眼人一看便知其情节可疑。第一，犯罪动机不明。《三国志》的说法，是李严要推卸责任（解己不办之责），嫁祸于人（显亮不进之愆）。前一条说得过去，后一条就有问题。李严的表文说得很清楚，诸葛亮的撤军是“欲以诱贼与战”。这明明是说他诱敌深入以退为进嘛，怎么会是“显亮不进之愆”呢？第二，作案手法拙劣。李严如果要陷害诸葛亮，他就不该这样前言不搭后语，也不该留下证据和把柄。以李严之聪明，岂能想不到将来诸葛亮会“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第三，只有一面之词。我们知道，蜀汉是没有史官的，也没有人为李严编文集。所以，李严的真实想法和说法，我们是永远都不得而知了。不过，正如北京大学田余庆教授《李严兴废与诸葛用人》一文所言，前述故事“过于乖谬，不符常情”，实在不像李严的所作所为。因此，田先生“颇疑其间另有文章”。
难容水火（2）
当然是另有文章的。中国古代的政治，是一种暗箱操作的秘密政治。公布出来的材料，往往未必能够代表事情的真相，甚至是掩盖真相的。比如伏皇后的那封信，我就怀疑是曹操捏造的。诸葛亮当然不会伪造李严的信，却不等于李严的“罪行”和“罪证”只有这几封信。也就是说，李严肯定出了问题，但问题不会这么简单。
不过这并不重要，第一，李严认了（辞穷情竭，首谢罪负）。这就说明，诸葛亮至少是抓住了李严的把柄。第二，众臣支持。据《三国志·李严传》裴松之注，诸葛亮上书时，联署者多达二十余人，包括魏延、杨仪、邓芝、刘巴、费祎、姜维。于是，李严被废黜为平民，流放到梓潼（郡名，治所在今四川省梓潼县）。三年后，也就是蜀汉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李严听说诸葛亮去世，也发病而死。
李严被废，对于蜀汉政权来说无疑是一件大事；而冰冻三尺，也绝非一日之寒。也就是说，诸葛亮恐怕早就想解决李严问题了。这次事件，只不过提供了一个机会而已。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问题：诸葛亮为什么要废掉李严？
也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李严被废，是他争权夺利自取灭亡。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诸葛亮玩弄权术排斥异己。这就针锋相对，我们也必须先把情况弄清楚了再说。
情况大体上是这样的。据《三国志》之《诸葛亮传》和《李严传》，在刘备把诸葛亮和李严召到永安托孤以后，诸葛亮回到了成都，李严则留镇永安。刘禅继位，封诸葛亮为武乡侯，李严为都乡侯。诸葛亮开府治事，领益州牧；李严则假节（有尚方宝剑）、加光禄勋（宫廷卫队长）之衔。建兴四年（公元226年），李严由辅汉将军晋升为前将军。辅汉将军是“杂号将军”，级别较低。前将军是“名号将军”，级别较高。而且，前将军还是关羽担任过的职务，可以说是给足了李严面子。建兴八年（公元230年），李严又由前将军晋升为骠骑将军。据《后汉书·百官志》及注，将军当中，地位最高的是大将军，其次骠骑将军，又次车骑将军，再次卫将军，又再次前、后、左、右将军。大将军和骠骑将军“位次丞相”，车骑将军、卫将军，以及前、后、左、右将军则“位次上卿”。李严由前将军晋升为骠骑将军，地位又上升了一步。而且他的儿子李丰还被任命为江州都督，统帅江州军队。
那么，这又有什么问题呢？
表面上看，李严是步步高升。但和诸葛亮相比，却是处处不如。首先，诸葛亮在朝，李严在外。诸葛亮近在君侧，总揽朝政，无论大事小事都由他说了算（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李严可是一句话也插不上。实际上，由于李严留镇永安（今奉节），后来又移驻江州（今重庆），可以说是一直远离政治中心和权力中心。这对李严来说是不利的。由于远离成都，他无法参与朝政，难以辅佐少主，也疏远了官场关系，失去了表现机会。南征北战都没他的事，举贤荐能也没他的份；上上下下既疏于来往，扬名立万也不大可能。用现在的话说，李严有被“边缘化”的危险。他后来在官场斗争中败北，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潜在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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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容水火（3）
这里面显然有一个谜，那就是李严为什么不入朝？是他自己不愿意呢，还是诸葛亮不让？托孤之后，诸葛亮回成都主持朝政，李严留永安镇守边关，从“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这句话看，这应该是刘备的安排。那么，刘备为什么要这样安排？这是临时的安排，还是长期的安排？如果是临时的，后来为什么不改变？如果是长期的，刘备的想法又是什么？可惜，关于这一切，我们都已经无法得知了。
可以肯定的是，同为顾命的李严在很多方面都比不上诸葛亮。比方说，诸葛亮拥有自己的行政机关和官僚系统（开府治事），李严就没有；诸葛亮兼任地方官员（领益州牧），李严也不能。再加上一个在朝，一个在外，李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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