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品三国下-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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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被诸葛亮发现是人才。结果，李严还在犍为，杨洪就当了蜀郡太守（严未去犍为而洪已为蜀郡）。杨洪提拔的门下书佐（抄写文书的办事员）何祗，几年后也当了广汉太守，而这时杨洪也还仍然是蜀郡太守（时洪亦在蜀郡）。所以，当时益州人士都佩服诸葛亮能人尽其才（是以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人之器用也）。此外，被诸葛亮信任重用，同时也敬重佩服诸葛亮的益州人士，也还有一些，比如蜀郡成都人张裔等等。��
　　不过，这些努力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既不能改变刘备既定的组织路线（荆州第一，东州第二，益州第三），又无法消除益州集团的顾虑。他们的账算得很清楚：蛋糕就这么大，吃的人多了，到嘴的就少了，何况“分利不均”？刘璋的时代，他们是“二等臣民”。刘备一来，他们变成“三等”了，怎么会愿意？还不如让曹魏来统治。��
　　那么，曹魏来了，益州集团就不会变成“四等臣民”吗？不会。因为曹魏要夺取的是天下，不是在益州占山为王。何况曹丕接班以后，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也就是由各地名流担任本郡“中正官”，负责推荐本籍士人。这对益州士族是有利的。果然，司马昭灭蜀后，就将原属荆州集团和东州集团的官员都调回中原，实施“蜀人治蜀”。这就更让益州集团觉得，他们反蜀汉是反对了。��
　　第二是“治蜀过严”。众所周知，诸葛亮执政，实行的是依法治国，而且令行禁止执法如山。这原本是对的，但也难免引起一些人的不满。《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蜀记》中甚至有这样的话：“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这个说法很多人不赞成，因为第一，这条史料被裴松之认为不实，裴松之的说法是“未闻善政以刻剥为称”。第二，陈寿对此另有说法，他在《三国志·诸葛亮传》的评语中说的是“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一个是“咸怀怨叹”，一个是“而无怨者”，这就矛盾。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当然宁信正史，不信野史，即“蜀人无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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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力回天（6）
我的看法，是两说并不矛盾。因为诸葛亮治蜀虽然偏“严”，但基本上“严”得公平（当然也有不够公平的时候，比如冤杀益州豪族常房，就被裴松之认为是“妄杀不辜”）。公平，是诸葛亮大得人心之处。实际上，陈寿对此是有解释的。陈寿说，为什么诸葛亮“刑政虽峻而无怨者”呢？就因为他“用心平而劝戒明”。平，就是公正；明，就是公开。既公正又公开，也就公平。不过，公平不等于不严峻（事实上陈寿也承认“峻”）。所以，民众虽然不会抱怨不公平（刑政虽峻而无怨者），却仍然会抱怨太严峻（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也所以，《三国志》的说法和《蜀记》的说法都对。��
　　第三是“战事太多”。诸葛亮“数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这些都是益州集团反对的事，谯周还专门发表了他的《仇国论》。在这篇文章中，谯周明确指出，现在并非秦朝末年（既非秦末鼎沸之时），倒像是战国初期（实有六国并据之势）。所以，咱们当不了汉高祖，顶多能争取当个周文王（故可为文王，难为汉祖）。如果不审时度势，一味穷兵黩武（如遂极武黩征），势必土崩瓦解（土崩势成），可就神仙也救不得了（虽有智者将不能谋之矣）！��
　　谯周此论，无疑是一篇“反战宣言”，代表了益州集团对诸葛亮、姜维等人不自量力连年发动战争的强烈不满，也是益州集团对蜀汉当局的一次公开叫板。奇怪的是，谯周并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后来还官升一级，成为光禄大夫，地位仅次于九卿。这至少说明，谯周的论调很有一些市场。甚至就连朝廷当中许多人，也私下里以为然。��
　　第四是“人民甚苦”。正如《三国志·谯周传》所言，“军旅数出”的结果必然是“百姓凋瘁”，因为打仗是一件需要很多钱的事。这些钱不从天降，不由地出，只能在老百姓身上榨取。据《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蜀记》，刘禅投降时，蜀国人民有二十八万户，人口有九十四万人，军队有十万二千，官吏有四万。也就是说，平均每九个人就要养活一个士兵，每七户就要供奉一个官吏。蜀国人民，实在是负担不起了！��
　　当然，由于诸葛亮以身作则，蜀汉官员总体上比较廉洁。要不然，这个政权早就垮台了。但我们要记住，老百姓更关心的，还是自己能够吃饱肚子。看来，蜀汉当局并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据《三国志·薛综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当时出使蜀国的薛珝（音许）回国以后就对孙权说，我看蜀国是差不多了。为什么呢？走进他们的朝堂听不到正义的声音（入其朝不闻正言），走进他们的田野看不见健康的脸色（经其野民皆菜色）。是啊，这样的国家，岂有不亡之理？就算诸葛亮再生，怕也无力回天吧！��
　　所以，邓艾和钟会刚刚出兵，有一个名叫张悌的人就断定蜀汉的必将灭亡。理由之一，就是当局穷兵黩武（玩戎黩武），人民苦不堪言（民疲卒敝）。他的话，记载在《三国志·孙晧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里，也记载在《资治通鉴》里。张悌和薛珝都是吴人，他们预言蜀汉必亡，果然亡了。那么，他们自己的东吴又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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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力回天（7）
请看下集：风云际会。
　　

殊途同归（1）
孙权与士族、名士的矛盾冲突，在曹操、刘备、诸葛亮那里同样存在。因为魏、蜀、吴三国，都是由非士族出身的人建立的。他们也无意建立一个士族地主阶级的政权。这就决定了他们的建国之路不会平坦，也决定了他们的政权终将灭亡。那么，他们的道路有什么相同与不同，魏、蜀、吴三家又为什么会同归于晋呢？
　　上一集我们讲了孙权与士族、名士的矛盾冲突。这其实也是曹操、刘备、诸葛亮他们遇到的共同问题。曹操杀边让、杀孔融、杀崔琰、杀杨修，刘备杀张裕，诸葛亮杀彭羕、废来敏、废廖立，都是这一矛盾冲突的表现。那么，曹操、孙权、刘备、诸葛亮，为什么都与士族或者名士有矛盾、有冲突呢？��
　　要说清这个问题，就得先说清楚什么是士族。��
　　士族，就是世代做官的家族。一个家族，怎么可能代代都做官呢？因为那时做官不容易。范文澜先生的《中国通史》说，在汉代，一个人要想通过正规途径做官，必须具备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士人；第二，必须通晓经学；第三，必须被举为孝廉。孝廉就是孝子廉士，这是德的要求。通晓经学也叫明经，这是才的要求。必须是士人，则是身份的要求。士在周代，原本是最低一级的贵族。到了汉代，则变成了最高一级的平民。平民又分四种，即士农工商。士，就是士民；农，就是农民；工，就是工民；商，就是商民。农民务农，工民做工，商民经商，士民读书。士以读书为业，其实也就是从事脑力劳动。换句话说，士，就是“脑力劳动者”，即“劳心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所以士农工商，士的地位最高，商的地位最低，他们甚至无权做官。��
　　这样一说谁都明白，当时能够达到这三个标准的人还真不多。别的不说，光是通晓经学就很难，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有书读，都读得起。如果还要求什么都不做，专门只读书，那就更难。因此，只有那些有书读，读得起，读得进，读得好，而且并无其他职业（农工商）的读书人，才可能做官。做官必须读书，读书为了做官，读书与做官就变成了一件事，变成了职业。一个家族，如果以读书做官为职业，就叫“士族”。如果世代读书做官，就叫“世族”。但是，以读书为业的，差不多也都世代为官。所以，“士族”即“世族”。��
　　由此可见，所谓“士族”，就是由于世代读书做官，而从平民阶级中分化、产生出来的特殊阶层。他们的特殊性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垄断仕途，控制舆论，变成豪强。士族为什么能垄断仕途呢？因为一个人既然是有条件读书的，又做了官，他们的子孙后代自然也比别人更有条件读书，更有条件做官。即便读书人多起来了，祖辈、父辈做过官的人，同别的读书人竞争，总要容易些。这样一来，就会出现一个现象，就是做官的人，世世代代都做官，甚至都做高官，比如“四世三公”的袁家就是。这样一来，做官的名额就有可能被若干家族垄断，或者垄断某些官职。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一个人做了官，就有了推荐权，可以推荐别人做官。推荐什么人呢？两种人。一种是自己人，还有一种是社会地位较低的读书人。这些人做官机会较少，一旦被推荐，一般都会感恩报恩，甚至与推荐人在政治上发生从属关系，情感上发生父子关系，成为他们的“非血缘关系家族成员”。一个人，官越大，推荐权就越大；做官的时间越长，使用推荐权的机会也就越多；如果世代做大官，就会形成“门生故吏遍天下”的局面。这些“门生故吏”也可以推荐别人做官。但他们既然是某某家族的“门生故吏”，那么，他们在行使推荐权的时候，当然要看这些家族的眼色，或者贡献若干名额作为报恩。因此，一个家族的“门生故吏”越多，他们掌握的推荐权也就越多。时间长了，也就垄断了做官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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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途同归（2）
第三，享有推荐权的人还可以互相推荐，也就是我推荐你的人，你推荐我的人。这种“投桃报李”的做法也是官场的“潜规则”，人人心知肚明，往往不用讨价还价便能默契地进行。最后是推荐权和做官权都被大大小小的士族瓜分。��
　　那么，士族为什么能够控制舆论呢？因为他们原本就是由于读书才做官，由于做官才成其为士族的，当然最有学问最有文化。因此，作为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的领袖，士族便不难团结一大批文化人，这就是名士和太学生。太学生就是太学（国家干部学院）里的生员，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后备干部”。名士就是社会上的知名人士，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社会贤达”。名士不一定出身士族，有的名士还兼有其他身份，比如窦武是外戚兼名士，刘表是宗室兼名士。但不论何种身份，都与士族关系密切，大体上是名士依傍士族，士族借重名士，太学生则成为他们的拥趸。上一集我们说过，所谓“名士”，就是现代的“意见领袖”或者“公众人物”。这些人最喜欢做的事，就是发表意见，褒贬人物，议论时政。这种意见，当时就叫做“清议”。清议的影响力很大，杀伤力也很强。一个人，如果被清议所褒扬，就身价百倍；如果为清议所不齿，就臭不可闻。清议的力量这样大，发表清议的名士又和士族站在一边，还有太学生作为呼应，士族当然就控制了舆论。��
　　士族掌握了做官权，就控制了仕途；掌握了发言权，就控制了舆论。有了这两个条件，他们就不难成为豪强。成为豪强也并不奇怪，因为东汉原本就是由豪强（主要是南阳豪强）建立的政权。主宰这个王朝的，也一直是豪强，比如外戚、宦官、大商人。他们也都是大地主。士人出身中小地主，原本不是豪强。但是，士人变成士族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因为他们由偶然做官变成了世代做官。做官，地位就高，就有名。做官，权力就大，就有利。既有名又有利，他们的家族，就可以利用自己占有的政治资源和政治优势，不断发展壮大，从中小地主变成大地主，成为雄视天下称霸一方的豪强。这样的大姓豪族，就叫“世家大族”，也叫“衣冠望族”，还叫“名门望族”，也简称世族、士族、望族、势族。世家，就是世代做官；衣冠，就是诗书传家。诗书传家，自然有声望，所以叫“望族”，也叫“名门”。世代做官，自然有权势，所以叫“势族”，也叫“世族”。既没有权势又没有声望的庶民之家，就叫“寒门”，也叫“庶族”或“寒族”。��
　　显然，士族是一个十分特殊的阶层。他们不是贵族（皇亲国戚），也不是庶族（普通平民）。属于平民阶级，却比平民高贵；不能世袭官职，却能垄断仕途。就性质而言，他们是“半世袭的准贵族”；就地位而言，是接近贵族的“高级平民”。他们与名士的关系最为密切，有联系也有区别。区别在于：士族是族群，名士是个人；士族必须做官，名士则不一定。但在多数情况下，名士与士族的阶级立场、道德观念、政治理想是一致的。因此士族往往充当名士的后台老板，名士则往往充当士族的代言人。��
　　士族的政治理想是什么？当然是建立一个由本阶级掌握的政权。至少，也要在这个政权中处于掌控地位。这就难免与曹操、孙权、刘备、诸葛亮发生矛盾冲突。因为三国之主均非士族，也没打算让士族成为统治阶级。不过，魏、蜀、吴的情况又各不相同，我们只能分开来说，看看士族阶级如何同他们进行斗争，最后又如何将他们归于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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殊途同归（3）
先说曹魏。��
　　曹魏的建国之路，我称之为“非和平演变”。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曹魏的天下其实是用武力打下来的，因此不是“和平演变”。但是，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却又来自“禅让”，以及此前汉献帝的一系列册封，包括加九锡、封魏公，晋魏王，又有“和平演变”的意味。无以名之，只好叫“非和平演变”，或者“非宫廷政变”。��
　　曹操集团选择这条道路，事先有没有策划？我看没有。曹操的路，是他一步一步慢慢摸索出来的。他的野心，也是一点一点大起来的。至少，我们可以肯定，关东联军成立那会儿，他可没有什么建立政权的想法。《三国志·武帝纪》怎么说？“初平元年春正月，后将军袁术、冀州牧韩馥、豫州刺史孔伷、兖州刺史刘岱、河内太守王匡、勃海太守袁绍、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同时俱起兵，众各数万，推绍为盟主，太祖行奋武将军。”这就很清楚，关东联军这个“集团公司”里面，并没有曹操的“股份”。他不是“老板”，不是“股东”，只是“马仔”，哪能有什么想法？��
　　曹操有了想法，大约是在什么时候？我想应该是在官渡之战以后，赤壁之战以前。如果把政权这个“上层建筑”比做房子，把建立新政权比做“盖房子”，那么，这时能够在中原大地上“盖新房子”的“开发商”兼“建筑师”，就只剩下曹操一家。他迎奉了天子，好比征得了土地；他战胜了袁绍，则好比取得了资质。一个原本就有这方面能耐的人，获得了这样两个条件还不想干一番，那才是怪事！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六月，曹操恢复废除已久的丞相制度，并自任丞相，就是他准备动手的信号。��
　　那么，曹操的“新房子”有图纸吗？没有。曹操这个人的特点，是有理想无蓝图。他的理想，就是要建立一个“非士族政权”。这个政权用陈寅恪先生《崔浩与寇谦之》一文的话说，就叫做“法家寒族之曹魏政权”。看看曹操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就知道，他的不信天命，厉行法治，抑制兼并，破格用人，提倡节俭，不慕虚名，哪一条不是冲着士族来的？尤其是他那个“唯才是举”，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