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恨倾城小团圆-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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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临走，胡兰成把爱玲拦在门边，一只胳膊撑在门上，喜滋滋地久久望着爱玲。
　　他的脸，正面比较横宽，有点女人气，而且是个市井的泼辣的女人。
　　爱玲不去看他。
　　他终于只说了一句：“你眉毛很高。”
　　胡兰成走后，爱玲对姑姑说了他求婚的事——关起门来单独相对了那么长时间，总要对姑姑有个交代。
　　姑姑说：“当然你知道，在婚姻上你跟他情形不同。”
　　爱玲说：“我知道。”
　　第二天，胡兰成破例没来。又过了一两个星期，连姑姑也发觉了：“有好些天没来了。”这正是早春时节，马路上两行洋梧桐树抽出了新叶，每一棵都像高举着一盏绿点子的碗。爱玲独自在这路上走着，心情非常轻快。这件事，该就这么圆满结束了吧？
　　——不过，也有点怅惘。
　　张爱玲此时的想法，很简单。她在这一时期写的一篇小说《年轻的时候》，有一句话，多少透露了个中消息——“谁不喜欢同自己喜欢的人来往呢？”
　　《小团圆》里说得就更明白：“她崇拜他，为什么不能让他知道？等于走过的时候送一束花，像中世纪欧洲流行的恋爱一样绝望……”
　　张爱玲怎么会爱上这样一个人？
　　无数她的传记作者，都不吝笔墨，渲染了两人的这段“执手”之爱。
　　——其实，这只是胡兰成司空见惯的一段*史。
　　很多传记作者，也都为张爱玲做了辩护，大概都是说：乱世里，谁还能顾忌那么多呢？
　　——不对，这是张爱玲一生中最大的错误。
　　张爱玲个性特异，看人一贯将情趣与气质放在首位，对胡兰成的污浊背景竟然毫不以为意。这是错其一。
　　她自小与父亲不睦，又受五四之后青年们普遍的“弑父”思想影响，有叛逆倾向。而这叛逆恰恰又针对着五四以后的新文化主潮，凡主潮主张的，她都充耳不闻。因此，在对胡兰成的认识上，远不如姑姑那样警觉。这是错其二。
　　甚至，她在《花凋》里讥讽过的自民国纪元起“就没长过岁数”的舅舅，在看待张爱玲与胡兰成恋爱问题上，也曾忧心忡忡：“小煐怎么会和胡兰成在一起呢？”
　　张爱玲不问政治，但日后政治却要来问她。
　　如果没有这场恋爱，那么张爱玲无论怎样我行我素，外部世界都奈何不得她。但是，一和胡兰成有了关联，她就必须接受舆论最严厉的评判。
　　她的成功与人生价值，是建立在现实基础上的，一旦想以自己的率性与整个现实对抗，那就只有身败名裂。
　　可惜张爱玲在意气风发之际，毫不理会这一点。
　　她不相信谁还能把她击败！
　　苦酒就是这样在最甜蜜时酿成。她的“倾城之恋”，　要付出的是一生一世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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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埃里的花凋落了（1）
张爱玲爱错了人，这是不争的事实。有的“张传”作家把胡张恋写成了“宝黛爱情”，这是因为他们不会用别的手法写爱情，只能以才子佳人做比。
　　这一段乱世姻缘，实是复杂得很。
　　胡兰成的闯入，对张爱玲来说，并非像流星那样倏忽而没，而是对她后来的人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首先一个，就是导致张爱玲创作势头的明显减弱。
　　前面提到过，两人的热恋、同居，其情也炽，结果弄得“两人都吃力”，胡兰成只好回南京去，让张爱玲有时间写作。
　　这之后，张爱玲的写作仍然勤奋，重头散文联翩而出，蔚为大观。但在小说创作上，则明显衰退。虽有《红玫瑰与白玫瑰》等出来，但丰瞻华丽的高峰期已过，无法与《金锁记》、《倾城之恋》等相提并论了。
　　特别是从1944年1月在《万象》连载的长篇小说《连环套》，就更为粗糙。连载6期后，不得不自行“腰斩”。
　　她在香港时曾听炎樱讲过麦唐纳太太的故事，加之她在上海又认识了麦唐纳太太，《连环套》就是根据这位太太的经历而写出，主人公霓喜也即麦唐纳太太的化身。素材用得不错，不过，故事和人物对话却是用了酷似章回小说的语言写出，有人觉得不伦不类。
　　就在这年5月，文坛中有一位“大将”，匿名给了张爱玲一记迎头闷棍。这位大将，就是当时蛰居上海的大翻译家傅雷。
　　傅雷先生翻译的巴尔扎克小说，和在战前就开始翻译的《约翰？克利斯朵夫》，文笔美轮美奂，后人恐再不可企及。
　　他对张爱玲的崛起，也一直关注着，深为张爱玲出头过早而惋惜。直到《连环套》出来，见竟是沿用旧小说的腔调来写现代故事，觉得不能忍了，要当头棒喝一声。
　　他以“迅雨”为笔名，写了一篇批评文章，题为《论张爱玲的小说》，交给了柯灵，就在5月的《万象》上登出。
　　这篇万字长文一出，立刻引发诸多猜测——“迅雨”是谁？
　　众人都知道肯定是个大手笔，但怎么也没法从“雨”猜到“雷”上去。倒是因为文中多次引用法国作家的掌故，所以有人怀疑是大名鼎鼎的作家、法国文学翻译家*吾，但看文风又不像。
　　傅雷的这篇“砸砖”文章，首先还是肯定了张爱玲的好，说张爱玲的出现，是让人始料不及的“奇花异卉”，特别《金锁记》“该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而后就抡开了“政治正确”大棒，说张爱玲的作品，主人公全都是遗少和小资，“全都为男女问题这恶梦所苦”。
　　接着是对《连环套》集中开火，说这篇小说不仅放弃了有意义的主题，还放弃了作者最擅长的心理描写，单凭想象的技巧编故事。这是“熟极而流”，跟读者打哈哈。这种不负责任的写作，发生在《金锁记》的作者身上，太出人意外。
　　傅雷断言：“《连环套》逃不过刚下地就夭折的命运。”他警告张爱玲不要太醉心于玩技巧，尤其是用旧小说笔法，如同玩火，弄不好会把自己的才华给烧掉了。题材方面也要更宽一些，因为“除了男女之外，世界毕竟还辽阔得很”。
　　全文结尾，仅有两句：
　　一位旅华数十年的外侨和我闲谈时说起：“奇迹在中国不算稀奇，可是都没有好下场。”但愿这两句话永远扯不到张爱玲女士身上！
　　文章是好意，技巧问题说得也对，但是对张爱玲基本没有正面效果。她大受刺激，不仅不听，反而决定立即出版小说集《传奇》，公开申明，就是要“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

尘埃里的花凋落了（2）
但是对《连环套》，她本人也不满意，决定在当年《万象》第6期后中断连载，此后就再也没给《万象》稿件了。
　　两个月后，张爱玲有《自己的文章》一文在《新东方》杂志发表。这可以说是对“迅雨”文章立刻做出了回应。
　　大家都晓得，吾国吾民，有一句流行的俗语：“老婆是别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张爱玲此文的标题，就是取自此意。
　　她说：“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永恒的意味。”
　　张爱玲主张写小人物，她声称：“一般所说的‘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
　　在这里，她是把傅雷的“主题狭窄论”完全驳回，坚信自己的小说“永恒”。
　　张爱玲虽然在文艺观上不接受傅雷的批评，但潜意识里自信心大为受损，主动对《连环套》“腰斩”，其实就是默认了批评；并且“腰斩”后没再续写，也没收进作品集里。
　　当今有人评价，《连环套》其实是张爱玲小说中结构最严谨的一部，环环相扣，少一环都不行，每个人物都不是多余的，每处伏笔都是精心设计过的，可见她用功之大。
　　原以为必得喝彩，却不料横遭狙击，她怎能不黯然！
　　至于“迅雨”究竟是何方神圣？张爱玲则长期蒙在鼓里，直到1952年，她去了香港，结识了宋淇笔名林以亮。夫妇，才从他们口中知道“迅雨”原来是傅雷。
　　张爱玲听了，很惊讶，但也没说什么。
　　傅雷先生才华横溢，著作等身，其译著《约翰？克利斯朵夫》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前后不知影响了多少“时代青年”的世界观。可惜，在1966年9月*爆发之初，他遭遇了红卫兵更为严酷的“政治正确”大棒，夫妇俩含冤自尽。
　　他对张爱玲，其实还是很爱惜的。其子傅聪后来回忆说：在他10岁左右的时候，整天听父母议论张爱玲长张爱玲短的，可谓“念念在兹”！
　　无独有偶，就在傅雷文章发表的当月起，胡兰成也有文章《论张爱玲》在《杂志》上分2期发表，高调热捧张爱玲。这篇文章，应是在三四月间写的——正是胡、张热恋时。
　　他将张爱玲定位为“个人主义者”。这个表述，误导了后来的一些张传作家，把张爱玲的创作界定为“个人主义写作”；而且，这个词完全被他们误读，成了“自私自利”、“冷酷无情”的代名词。
　　其实胡兰成的意思是：张爱玲的写作，是以人为本位的写作，探究作为个体的人不幸命运的根源，揭示“时代的阴暗”对个人的摧残，诉说老百姓寻求安稳的愿望。
　　胡兰成对张爱玲的这些评价，极为精当，迄今很少有人能超越。
　　比较诡异的是，胡兰成与傅雷一样，也对张爱玲未来的“江郎才尽”有隐忧：“她对于人生的初恋将有一天成为过去，那时候将有一种难以排遣的怅然若失，而她的才华将枯萎。”
　　——这两个最早评论张爱玲的人，都“不幸而言中”！
　　胡兰成初识张爱玲之时，就已是官场失意人，宣传部政务次长之职在前一年就已失去，这时百无聊赖，对文学也有了兴趣。
　　1944年秋，由日本人出钱，他去南京出面办了一份文艺刊物《苦竹》。这期间，张爱玲也曾经去南京暂住，全力支持，将《桂花蒸——阿小悲秋》等3篇重要作品交《苦竹》发表，反倒冷落了她的老东家《杂志》。

尘埃里的花凋落了（3）
不过，《苦竹》在办了两期后，主旨转向时政。原来是胡兰成预见时局要变，想为自己留后手，要先造一些舆论。张爱玲也就把阵地转回了《杂志》和《天地》。
　　《苦竹》在上海印行，一共出了4期。在此期间，胡兰成野心复萌，又办了一份政论性刊物，叫《大公周刊》，在南京发行。
　　他与一批“*”的日本军人交往颇深，所以这个刊物上连续发表主张日本撤兵的政论文，还刊登了延安、重庆的电讯，显出了与南京伪政府很不同的立场。
　　这一年夏秋，还是张爱玲的好日子，创作势头虽然减弱了，但因有《传奇》出版，外面一时还很热闹。
　　《传奇》的封面，是她亲手设计的——“整个一色的孔雀蓝，没有图章，只印上黑字，不留半点空白，浓稠得使人窒息。”见《对照记》。
　　8月15日，也就是她结婚前后，《传奇》出版，4天内一销而空。9月，又趁势再版，封面特意请炎樱重新设计，由张爱玲自己临摹而成。
　　盛名之下，张爱玲踌躇满志。其时，弟弟张子静不安于室，与几个同学合办同仁刊物《飙》。几个小孩子也是了得，居然拉到了唐彛�、董乐山、施济美的稿子。大家都知道张爱玲的名声如日中天，就鼓动张子静去找他姐姐索稿。
　　张爱玲听弟弟讲完来意，一口回绝：“你们办的这种不出名的刊物，我不能给你们写稿，败坏自己的名誉。”
　　说完，又略有些歉意，随手拿了一张她自己画的素描，交给弟弟，允许他拿去做插图。
　　张子静失望之余，在同学的怂恿下，斗胆写了一篇千字文《我的姊姊张爱玲》，发表在自己的刊物上，里面说了一些姐姐的小掌故。好在张爱玲后来看了也没有生气，一笑置之。
　　这一时期，又发生了一个“灰钿”事件，宣告张爱玲与《万象》的关系公开破裂。
　　张爱玲7月份腰斩了《连环套》，《万象》编辑室很被动，连续两期不得不向读者再三解释，但是始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
　　再加上《传奇》没给中央书店做，而给了《杂志》出版，老板平襟亚有气，于是，在一份小报《海报》上，发表署名“秋翁”的文章《一千元的灰钿》，称张爱玲在1943年底预支《连环套》稿费时，双方讲好每期1000元，先交两期稿件，第一笔预支2000元，下年1月开始连载，以后每月预支1000元。依此累计预支了7000元，到5月份时已将第7期稿费支走，可是第7期的稿子没有交，就此腰斩，这就等于多支了1000元未退还。
　　张爱玲不认这个账，先是去信辩白，后来又写了《不得不说的废话》，寄给《语林》杂志主编钱公侠，钱主编又请平襟亚也写一篇《一千元的经过》，两篇在《语林》第2期上同时刊出。
　　据张爱玲说：“三十二年指1943年。十一月底，秋翁先生当面交给我一张两千元的支票，作为下年正月份、二月份的稿费。我说：‘讲好了每月一千元，还是每月拿罢，不然寅年吃卯年粮，使我很担心。’于是他收回那张支票，另开了一张一千元的支票给我。但是不知为什么账簿却记下的还是两千元。”
　　平襟亚话说得也很硬，说一共领取了7期的稿费，都有张爱玲的收据在：“当时曾搜集到张小姐每次取款证据收条与回单。，汇粘一册……物证尚在，还希张小姐前来查验，倘有诬陷张小姐处，愿受法律裁制，并刊登各大报广告不论若干次向张小姐道歉。”

尘埃里的花凋落了（4）
该文还附了稿费清单，笔笔清楚。特别是有异议的第一次预支的2000元，“秋翁”先生写明，是“永丰银行支票，银行有账可以查对”。
　　在发表两方声明的同时，钱公侠做了和事佬，以编者身份称：“深信此一千元决为某一方面之误记，而非图赖或有意为难，希望此一桩公案从此不了了之，彼此勿存芥蒂。”
　　这笔“灰色钞票”，张爱玲到底拿了还是没拿，当时就这么以糊涂官司收场。
　　在“争吵”中，张爱玲的文章题目很冲，可见火气很大，除了对秋翁小题大做有气外，估计也是对《万象》登载了“迅雨”的文章耿耿于怀。
　　平襟亚也是有气难消，后来有刊物约请10位文人写一篇“接力”小说，题目为《红叶》，轮到平襟亚，他便借题发挥，写了一对年轻夫妇在自家园中观赏花树。那女子忽发奇想，问老园丁：“这里有没有狐仙？”老园丁答：“这里是没有的，而某家园中，每逢月夜，时常出现一妖狐，对月儿焚香拜祷，香焚了一炉，又焚一炉，一炉一炉地焚着。直到最后，竟修炼成功，幻为婵娟美女，出来迷人……”所指再明白不过。
　　“灰钿事件”后来经人考证，曲在张爱玲，直在平老板，大概是张爱玲少年时“我忘了”的毛病又犯了。不过至今也有一些“张传”作家坚信张爱玲无辜，认为她“平白无故地受了平襟亚的信口雌黄的诬蔑”。
　　当此大红大紫之时，忽然受到这许多“攻击”，张爱玲虽还不至于睚眦必报，但也一句软话没说。她生性冷傲，现在更不管是什么大人物，都一概回敬了过去。
　　不过，此期间也有两件事，可说明她并非一味地“冷”或“傲”，知遇之恩，她还是念念不忘的。
　　张爱玲的中学老师汪宏声，于1944年12月，在《语林》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长文《记张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