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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钱学森-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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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解决问题和开拓问题的方法。如果有个学生的试卷对试题分析仔细，重点突出，方法对头，且有自己的创新，但却因个别运算疏忽最后答数错了；而另一个学生的试卷答数正确，但解题方法毫无创造性。那么，我给前者打的分数要比后者高得多。”
钱学森记得，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冯·卡门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学术思想，美国人叫“good idea”（好点子）。有人问：“冯·卡门教授，你把这么好的思想都讲出来了，就不怕别人超过你？”冯·卡门说：“我不怕，等他赶上来，我又跑到前面很远去了。”
所谓“good idea”，其实就是科学上创新的想法。钱学森后来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来到冯·卡门身边，使他“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在这里，钱学森的思想变得非常活跃。
加州理工学院的学术*氛围，推动着科学讨论，推动着科学创新。
钱学森有一次在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时，一个老头提了些意见，被钱学森不客气地用一句话顶了回去。会后，冯·卡门对钱学森笑道：“你知道那老头是谁吗？”钱学森说不知道。冯·卡门说，那位是航空界鼎鼎有名的大教授冯·米赛斯。接着，冯·卡门又说，你那句话回答得好极了。
就连钱学森跟冯·卡门之间，也曾因为对一个科学问题的见解不同而引起争论。当时，冯·卡门发脾气了，甚至把东西摔到地上。钱学森不声不响地离开了。第二天下午，冯·卡门忽然来到钱学森的工作间，脸上露出歉意，说道：“昨天下午，你是正确的，我是错误的。”冯·卡门虚怀若谷的作风，使钱学森感动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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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卡门访华受到高规格接待
冯·卡门在结识钱学森之后的翌年，第二次访问了中国，受到很高的礼遇。
那是1937年6月下旬，冯·卡门在结束了对苏联的访问之后，从莫斯科乘坐火车，沿着漫长的西伯利亚大铁道前往中国。他乘坐了十天十夜，终于到达山海关。那时候，东北三省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之下，他目击了中国人受日军蹂躏的惨状。
当时，冯·卡门应邀到清华大学讲学。蒋介石政府得知之后，邀请他从北平前往南京，因为中国面对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威胁，正准备自己制造军用飞机，知道这么一位美国的航空大师到来，连忙“有请”。
7月7日下午六时，在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兼航空研究所所长顾毓秀教授陪同下，冯·卡门乘火车刚离开北平，卢沟桥就爆发了“七七事变”。从此北平与南京之间的火车中断了12年，冯·卡门庆幸自己在无意之中赶上了最后一班列车。
冯·卡门在南京会晤了国民党政府的空军司令周至柔将军。正值夏日，在“夏宫”庐山避暑的蒋介石夫妇决定接见冯·卡门。当冯·卡门从南京乘专机到达九江机场时，钱学森的老师、清华大学王士倬教授也乘另一架专机到达那里迎接冯·卡门。
蒋介石向冯·卡门询问中国发展航空工业之策。然而，当时的中国工业技术是那么的落后，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制造飞机谈何容易。不过，当时也在座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从冯·卡门那里得知，清华大学派出的公费生钱学森正在冯·卡门手下学习。
冯·卡门离开中国之后，到日本讲学，那里洋溢着穷兵黩武的军国主义气氛。冯·卡门不愿在日本久留，不久便从那里返回美国加州理工学院。
冯·卡门的中国之行，使他对于钱学森的祖国——中国有了深入的了解，他明白为什么中国人对发展自己的航空事业有着那么强烈的愿望。作为匈牙利人，作为深受德国纳粹欺凌的犹太人，冯·卡门对于中国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欺凌，感同身受。正因为这样，冯·卡门曾说：“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有两个，一个是犹太人，另一个就是中国人。”这句话是在他结识钱学森之后发出的感叹语，也是他1937年中国之行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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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门…钱近似公式”
冯·卡门整整年长钱学森30岁，是两代人。在冯·卡门身边，钱学森经历了“三部曲”：
最初是学生，逐渐成为得意门生；
接着，钱学森成了冯·卡门的助手；
最后，钱学森成了冯·卡门在科学研究中的最密切的合作者，甚至创立了用两人的姓氏命名的“卡门…钱近似”公式。
冯·卡门当时是世界空气动力学的权威。钱学森在冯·卡门的指引下，闯进空气动力学这片正待开发的密林。
空气动力学是力学的一个分支，是航空工程的基础理论。航空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获得飞行器所需要的举力、减小飞行器的阻力和提高它的飞行速度，这正是空气动力学需要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钱学森进入空气动力学研究领域的时候，恰恰赶上世界航空工业大转折的时代：从老式的螺旋桨飞机向喷气式飞机发展，飞机正处于追赶甚至超过音速的时代。
声音在空气中的传播速度，在一个标准大气压条件下大约为340米／秒，亦即1 224千米/时。这叫音速，也叫声速。音速，仿佛成了划分飞机飞行速度的里程碑。
早年的老式螺旋桨飞机，用*式发动机推动，飞行的速度远远低于音速。当时能够到达时速750千米，算是很不错的了。
要想提高飞机的速度，必须采用崭新的发动机。20世纪20年代末，英国空军教官弗兰克·惠特尔提出了喷气发动机的设想。但是在当时这一设想如同科学幻想，还很遥远。直到1935年，惠特尔得到银行家的资助，得以成立“动力喷气有限公司”，这才终于制成第一台涡轮喷气发动机。
与惠特尔同时，德国的冯·奥亨也在研制涡轮喷气发动机。1939年8月27日，冯·奥亨研制的世界上第一架喷气式飞机试飞成功，成为世界航空史上划时代的事件。
涡轮喷气发动机大大提高了飞机的飞行速度，使飞机接近声音的速度，称为“亚音速”飞机。后来，喷气式飞机的飞行速度甚至超过了声音的速度，称为“超音速”飞机。
往日，科学家们所研究的只是低速飞行动力学。如今，飞机在“亚音速”或“超音速”飞行，空气动力学规律与低速飞行全然不同。要想提高喷气式飞机的速度，必须解决两大科学难题：其一，当飞机的飞行速度提高到亚音速时，气体的可压缩性对飞行器的性能到底有什么影响，它们之间的定量关系是怎样的？其二，如果想再把飞机的飞行速度进一步提高到超音速时，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最富有成效的理论指导和技术设计才能实现？
冯·卡门要求钱学森把这两大难题作为他的博士论文的研究课题，从而建立崭新的“亚音速”空气动力学和“超音速”空气动力学。
在冯·卡门的指导下，钱学森花费三年的时间，终于成功地攻克这两大难题。钱学森曾说：“我在做空气动力学博士论文的时候，把关于空气动力学方面英文的、法文的、德文的、意大利文的200多篇文献，全都看过，而且还进行了仔细的分析，以求理清空气动力学的来龙去脉。”1939年，钱学森完成了《高速气体动力学问题的研究》等四篇博士论文，第一次显示了他在科学研究上的惊人才华。钱学森因此获得加州理工学院航空、数学博士学位。
钱学森博士论文中的重大成果是“热障”理论和“卡门…钱近似”公式。
所谓“热障”理论，是指“飞机在高速飞行时，其表面气流温度很高，会使金属外层强度降低，甚至熔化。因此在设计高速飞机时，必须对飞机表面采取有效的防热或冷却的措施，才能持续高速飞行”。
所谓“卡门…钱近似”公式，是“一种计算高速飞行着的飞机机翼表面压力分布情况的科学公式，后来被世界各国广泛应用于超声速飞机设计与制造”。
钱学森的博士论文，奠定了他在空气动力学上的地位。
冯·卡门这么说起钱学森：“我发现他非常富有想象力，他具有天赋的数学才智。”“钱的这种天资是我不常遇到的。”
从此，钱学森成为冯·卡门的亲密合作者，他被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聘为研究人员，继续为突破飞机在高速飞行下的“声障”和“热障”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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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盟“火箭俱乐部”（1）
就当钱学森在航空理论—空气动力学上屡建奇功的时候，他的研究方向又一次开始转移，转向了火箭。
1938年秋，加州理工学院院长米立肯和冯·卡门一起飞往华盛顿，出席美国科学院所属的空军研究委员会召开的会议。在会上，美国军方拿出五个亟待解决的军事难题，请几个参加会议的大学代表挑选，然后军方拨给研究经费。课题之一，是为重型轰炸机设计一种助推火箭，以使重型轰炸机能够在很短的跑道上或从航空母舰上迅速起飞。
出席会议的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主任汉萨克不愿接受这个课题，以为难度太高，因为麻省理工学院对火箭没有什么研究。他挑了“制造飞机挡风玻璃的除冰装置”这个课题。
当时，加州理工学院可以挑选一个课题。冯·卡门认为这个课题富有挑战性，建议米立肯院长选择这一课题。于是，试制这种火箭的任务，就落在加州理工学院冯·卡门教授头上。为了保密，这项研制计划的代号为“JATO”。
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冯·卡门敢于揽下“JATO”这个事关美国国防的任务，不仅因为他对火箭有着多年的研究，而且他手下有那么一个“火箭俱乐部”。
在冯·卡门的门生之中，最早对火箭发生兴趣的是马林纳。他来自波兰，比钱学森小一岁，是航空工程研究生。马林纳的兴趣广泛，大约是从小读了法国科学幻想作家儒勒·凡尔纳的小说《从地球到月球》，对火箭情有独钟。马林纳也酷爱绘画。马林纳还是美国共产党党员。后来为了避免在美国受到*，移民到法国，干脆放弃航空工程专业，当起现代派画家来了。1981年11月9日，马林纳在巴黎病逝。
1936年初，在实验室例行的周末学术讨论会上，冯·卡门的助手史密斯作了一场关于火箭推进飞机可能性的报告，报告主要引用奥地利工程师的欧根·桑格尔所做的研究。当地帕萨迪纳的报纸发表的冯·卡门的另一位助手维廉·玻雷的文章，很快吸引了两位“火箭迷”帕森和福尔曼。他们找到了冯·卡门的实验室，结识了“火箭迷”马林纳和史密斯。
在马林纳的提议下，1936年2月这四位“火箭迷”组成了“火箭俱乐部”，又叫火箭社、火箭小组，马林纳成了头儿。
火箭俱乐部中的四个“火箭迷”，各有所长，马林纳和史密斯是航空工程研究生，负责总体设计，化学专业的帕森负责制造火箭燃料，而福尔曼则擅长机械制造。
钱学森来到加州理工学院之后，分配到一间小实验室，这间实验室是他跟史密斯共用。史密斯知道钱学森的数学功底很好，就把他也拉进了火箭俱乐部。于是，火箭俱乐部的成员从四个发展到五个。
钱学森后来回忆说：“马林纳这个人很聪明，小组的其他几个人动手能力很强，但他们在理论上不怎么行，于是找到我，要我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理论和计算问题。”
这个火箭俱乐部，是这么几个学生自发组织起来的研究火箭的小组。更准确地说，是研制火箭的小组。可是，研制火箭需要资金，而火箭俱乐部的五个小伙子都是热情有余，财力不足。
到了1937年1月，气象系的研究生阿诺德成为火箭俱乐部“编外成员”，才使资金问题有了着落。所谓“编外成员”，是因为阿诺德的气象专业跟火箭没有什么关系，他对这个俱乐部产生兴趣是因为在校园里听了马林纳的一次演讲，知道他们缺乏资金，而他在募捐方面有“办法”，便承诺为这个俱乐部募集一千美元——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字。阿诺德提出了他的“条件”，他是一个摄影爱好者，希望在火箭发射时能够让他拍下壮观的画面。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加盟“火箭俱乐部”（2）
火箭俱乐部在很爽快地答应阿诺德的“条件”的同时，也对他心存疑虑：这家伙别是吹牛专家吧！
阿诺德倒是说到做到。过了些日子，他真的把一包用报纸包裹着的美元送到马林纳手中。马林纳打开一看，整整一千美元，只是其中有不少是一元一张的美元，这恰恰表明阿诺德是辛辛苦苦募捐而得。马林纳差一点被感动得掉下眼泪！
火箭俱乐部自从有了这一笔启动资金之后，五个小伙子真的开始设计、制造火箭了。他们从附近工厂的废料库、垃圾场里挑拣一些五金材料，回来敲敲打打，制造火箭模型。钱学森依然是理论家的角色。他在紧张地做他的关于空气动力学的博士论文的同时，在1937年5月29日为火箭俱乐部写出了论文，论文虽说不算很长，那题目却很长：《喷嘴发散角度变化对火箭推力的影响；火箭引擎的理想周期；理想效率与理想推力；考虑分子解离效应之燃烧室温度计算》。这篇论文成为钱学森从事火箭研究的开山之作。
从事火箭研究毕竟是业余的工作。那时候，钱学森常常在吃过晚饭之后，夹着计算尺和笔记本到马林纳家中，从事火箭参数的计算。
从1936年10月29日到1937年1月，火箭俱乐部进行了多次试验。
火箭俱乐部由于得到冯·卡门教授的宝贵支持，从1937年被“收编”，从原本是几个学生自发的“草根”小组，成为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属下的一个课题组，冯·卡门教授允许他们利用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的设备开展研究工作。
然而，火箭俱乐部出师不利，在最初的日子里接连发生了两起事故：
一次是在试验时不慎把一瓶四氯化碳打翻了，古怪的气味在校园里漫延，一下子就招来诸多指责；
另一次是他们把做成的一只8英寸长的小火箭吊在实验室的屋顶上进行试验。他们把四氯化碳跟酒精混合作为火箭燃料，火箭喷出红褐色的气体和泡沫，把实验室弄得一片狼藉。
这两起事故，轰动了全校。同学们笑称火箭俱乐部是“自杀俱乐部”。
然而，接着发生的另两起事件，却又使火箭俱乐部咸鱼翻身：
一是1938年1月，为了迎接在纽约召开的第六届全美航空科学协会年会，火箭俱乐部由马林纳和史密斯执笔，写出了论文《探究火箭的飞行分析》。经过钱学森的计算，论文指出，从理论上证明火箭的飞行高度可以达到10万英尺。冯·卡门十分欣赏这篇论文，给了马林纳200美元作为路费，让他乘火车前往纽约出席会议。这篇论文在年会上一炮打响，美国许多报纸报道了加州理工学院的火箭俱乐部。马林纳从纽约归来，成了加州理工学院校园里的新闻人物。
二是1938年秋天，冯·卡门和加州理工学院院长米立肯从美国科学院所属的空军研究委员会带回为重型轰炸机研制火箭的“JATO”计划。于是，已经把阿诺德捐赠的一千美元花得差不多的火箭俱乐部，一下子有了来自军方的研究任务，尽管马林纳本人极其不愿意把火箭用于军事目的，用他的话来说，那就是“不做军火商”。不过，毕竟军方的研究课目，会使火箭俱乐部得到可贵的资金。
1938年初冬，马林纳前往华盛顿，跟美国科学院空军研究委员会就“JATO”计划作了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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