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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钱学森-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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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年代，我是北京师大附中的学生。当时学校有一个小图书馆，只有一间书库，但却是同学们经常去的地方。那间图书馆收藏有两类图书：一类是古典小说，像《西游记》、《儒林外史》、《三国演义》等，这类图书要有国文老师批准才能借阅；二是科学技术图书，我们自己可以借来看。记得初中三年级时，一天午餐后休息，同学们聚在一起闲聊，一位同学十分得意地说：“你们知不知道20世纪有两位伟人，一个是爱因斯坦，一个是列宁。”大家听后茫然，便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他说是从图书馆的一本书上看到的，爱因斯坦是科学伟人，列宁是革命伟人。但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爱因斯坦是相对论的创始人，列宁是俄国的伟大革命家，更不知道还有*、恩格斯。但这次茶余饭后的闲谈却激起了我对科学伟人和革命伟人的崇敬。到高中一年级我就去图书馆找介绍相对论的书来看，虽不十分看得懂，但却知道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概念和相对论理论是得到天文观测证实了的。
北京师范大学附中很注重外语教学，有的课程用英语授课，钱学森的英语基础就是那时候打下来的。到了高中二年级，钱学森还选修了第二外语德语。
钱学森还曾回忆，“说起旧事，我还非常怀念我的母校北京师大附中，当时高中分文理科，我在理科，我今天说了，恐怕诸位还不相信，我高中毕业时，理科课程已经学到我们现在大学的二年级了。”
钱学森还说①，我附中毕业后，到上海交通大学学习，第一年觉得大学功课没有什么，因为我在中学都学过了。上海交大四年实际上就学了两年，考上公费留学美国，是靠附中打下的基础。现在的中学能像当年附中那样水平就行。
值得提到的是，就在钱学森在北京师大附中读初一的时候，1924年1月17日，鲁迅先生来校作《未有天才之前》的著名演说。那时候，鲁迅还在*任职，是钱学森父亲的同事。鲁迅穿了一件旧的青布长衫，用带有很浓的浙江口音讲话：
我看现在许多人对于文艺界的要求的呼声之中，要求天才的产生也可以算是很盛大的了，这显然可以反证两件事：一是中国现在没有一个天才，二是大家对于现在的艺术的厌薄。天才究竟有没有？也许有着罢，然而我们和别人都没有见。倘使据了见闻，就可以说没有；不但天才，还有使天才得以生长的民众。
天才并不是自生自长在深林荒野里的怪物，是由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产生，长育出来的，所以没有这种民众，就没有天才。有一回拿破仑过Alps山（引者注：即阿尔卑斯山）说，“我比Alps山还要高！”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倘没有兵，那只有被山那面的敌人捉住或者赶回，他的举动，言语，都离了英雄的界线，要归入疯子一类了。所以我想，在要求天才的产生之前，应该先要求可以使天才生长的民众。——譬如想有乔木，想看好花，一定要有好土；没有土，便没有花木了；所以土实在较花木还重要。花木非有土不可，正同拿破仑非有好兵不可一样。
然而现在社会上的论调和趋势，一面固然要求天才，一面却要他灭亡，连预备的土也想扫尽。
……
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然而不是坚苦卓绝者，也怕不容易做；不过事在人为，比空等天赋的天才有把握。这一点，是泥土的伟大的地方，也是反有大希望的地方。而且也有报酬，譬如好花从泥土里出来，看的人固然欣然的赏鉴，泥土也可以欣然的赏鉴，正不必花卉自身，这才心旷神怡的——假如当作泥土也有灵魂的说。
鲁迅先生的这篇演说，后来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作为课文。北京师大附中作为一所中学，能够请到鲁迅前来演讲，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这所中学思想的活跃、活动的广泛。名人的演讲开阔了学生的视野。
钱学森对北京师大附中充满感情，1955年10月29日，他从美国返回北京的翌日，就到这所阔别20多年的母校看望老师。用钱学森的话来说，在北京师大附中的六年，“这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六年”。钱学森还说：“在我一生的道路上，有两个高潮，一个是在师大附中的六年，一个是在美国读研究生的时候。”
跨进交通大学校门（1）
每一个时代，青年都有着带有鲜明的时代印记的追求。
在钱学森高中毕业的时候，他充满着“实业救国”的理想，即“习西夷之长，救中国之短”。那时候，他关注的目光是在铺轨上飞驶的火车。
自从1825年世界第一条铁路在英国正式通车，那冒着黑烟在铁道上飞快前进的火车头，就成了工业革命的写照，成了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缩影。
1865年，外国人只在北京铺了示范性的一里铁轨，那呼哧呼哧奔跑着的庞然大物，令国人大惊，“诧所未闻，骇为妖物，举国若狂”。
1895年，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败北。当时，英国铁路已横贯全国，长达26 000多千米，美国也已经达到一年内能够建造铁路一万多千米。铁路，象征着速度，象征着国力，象征着工业化的程度。
中国的革新派们——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湖广总督兼两江总督张之洞、首任台湾巡抚刘铭传、海军衙门帮办曾纪泽（曾国藩的长子），先后上书：“急造铁路”！
由詹天佑总工程师设计的中国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终于在1909年8月11日通车。然而，中国的国土如此辽阔，大批铁路亟待兴建。钱学森决心献身于“铁道救国”。
虽然北京有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那样的名牌大学，但是钱学森却要报考上海的交通大学，那是因为铁道机械工程，属于铁道部主管，当时只有直属铁道部的上海交通大学才设有最棒的铁道机械工程专业。
1929年9月，钱学森考取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攻读铁道机械工程专业。如今，当人们称呼钱学森为中国“航天之父”、“导弹之父”的时候，几乎忘掉了钱学森当初是学铁道机械工程的。
钱学森以总分第三名的成绩考取交通大学。钱学森记得，当时总分第一名的是钱钟韩，后来成为工程热物理和自动化专家，曾任南京大学工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学部委员（即院士）；总分第二名是俞调梅，后来成为同济大学教授，武汉长江大桥、上海宝山钢铁厂顾问。
1927年8月25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1928年6月20日把北京改为北平。钱学森从北平来到上海，周遭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北平洋溢着浓厚的千年古都气氛。在那里念完蒙养院、小学、中学的钱学森，一口京腔。然而，上海是一座新兴的充满商业气氛的南方大都市。北方人往往不习惯南方的生活，对于钱学森来说，上海却是格外亲切的，因为这里是他的出生地——“阿拉上海人”，虽说他不会讲“阿拉”上海话。
交通大学坐落在上海市区西南的徐家汇。这“徐家”得名于晚明文渊阁大学士、著名科学家徐光启，徐家当年在此建农庄、立别业，而“汇”则是得名于地处肇嘉浜与法华泾两水汇合之处。徐家汇曾是法租界，地标式的建筑是始建于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的徐家汇天主教堂，全然是法国中世纪教堂样式，尖顶的歌德式钟楼高达50米。在天主教堂与交通大学之间，是创办于清道光三十年（1850年）的徐汇中学，一律法式红砖楼房。当年傅雷就是在这所中学接受了法语教育，以至终身从事法国文学的翻译。
交通大学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大学之一。交通大学的创办人是晚清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盛宣怀。他亦官亦商，既有着“清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少卿、太子少保、轮船招商局督办、电报局总办、邮传部大臣”之类官衔，又是颇有实力的实业家。盛宣怀又号称中国的“铁路大王”，清政府任命他以四品京堂候补督办铁路总公司。他很有魄力，力倡“科教救国，实业兴邦”，居然两年之内一口气创建两所大学：1895年在天津创办北洋大学堂，1896年则在上海创办了南洋公学，两所大学皆以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为蓝本，以培养高级人才为办学目标。这北洋大学堂就是天津大学的前身，这南洋公学就是交通大学的前身。至今，步入交通大学校门，仍可以在校门附近的一块石碑上，见到刻着“南洋公学”四个大字。南洋公学的首任督办，便为盛宣怀本人。
跨进交通大学校门（2）
南洋公学在建立之初，就以铁路交通作为主要的教学和研究目标。
南洋公学几经改名：1912年南洋公学改称上海工业专门学校。1921年交通部长叶恭绰把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北平铁路管理学校及北平邮电学校合并为交通大学，分别称各校为“交通大学上海学校”、“交通大学唐山学校”及“交通大学北京学校”。孙中山先生曾亲莅交通大学上海学校，勉励师生“奋发学习，掌握科技，以期在不远的将来迎头赶上欧美强国”。到了钱学森进入上海交通大学的时候，当时的名称又改为“铁道部交通大学上海本部”，直属国民政府铁道部，当时的铁道部部长兼交通大学校长是孙中山的公子孙科，铁道部次长黎照寰兼任副校长。在1942年，交通大学更名为国立交通大学。如今的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西南交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和新竹交通大学均源自交通大学。
在上海所有的大学之中，唯有交通大学的校门与众不同，赭红色宫门，朱户碧瓦，一对高大的石狮子雄踞左右，这在北京比比皆是，而在上海绝无仅有，这显示交通大学的“官办背景”。当年，南洋公学刚成立的时候，采用了中国牌坊式的木质建筑结构，也是为了强调这所大学的“公立”身份。不过，当钱学森进入上海交通大学的时候，还没有这座宫门式校门，那是在钱学森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一年之后才建成的。那时候，校门口横着一条通向肇嘉浜路的小河，几年前这里建了一座钢筋水泥桥，取代了建校之初的木桥。
走进那扇强调“官办”、“公立”的中式校门，迎面是一大片草坪，而在草坪四周却矗立着一组用红砖或者红砖与青砖相间砌成的欧式建筑，仿佛无言地在那里宣称，这是一座“官办”的西式大学。盛宣怀在创办南洋公学的时候，就是“以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为蓝本”，聘请美国人福开森亲自设计并督造西式三层主楼——建于1899年的中院。此后，同样风格的上院（1900）、新中院（1909）、图书馆（1919）、体育馆（1925）、总办公厅（1933）相继落成，构成了一座上海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钱学森踏进交通大学校园之际，迎接他的就是这样一组欧式建筑方阵（除了总办公厅在稍后建成）。
钱学森入学之后不久，经孙科拨出专款，新建的学生宿舍落成了。这幢欧式的马蹄形楼房，回廊曲折，红砖白缝，中间三层，两翼二层，非常漂亮，叫执信西斋。这名字是为了纪念国民党*朱执信先生。钱学森于大学四年级时住进了执信西斋。学校规定一年级时8人一间，二年级时6人一间，三年级时4人一间，到四年级，便是2人一间了。每间房间只住两位学生，不仅在当年实属罕见，即便在今日的大学生宿舍里也不多见。
1930年3月12日《交大三日刊》上，曾有一学生撰写了《为新宿舍成功告毕业及离校同学》 一文。文中这样描述执信西斋：
“她的美丽，像朝霞映着鲜花，像雨后的牡丹，像出浴的少女，一排粉红色墙，围护着黑色的瓦，玻璃窗子等距离地嵌在墙上，两盏乳白色的电灯，伸出门外。”
“一进这门，是那黄色美丽的墙，马蹄形的长弄中，整天燃着电灯……”
“每一个房间的门，都对着长弄中，你随便走进哪一位室中，白天是有充足的阳光和空气，晚间有电灯照着通明，嫩黄色的墙，白色的天篷，赭红色的地板和窗台，褐色的书架、书桌和椅子，嵌着镜子的衣柜，舒服的铁床。”
执信西斋可以说是当年中国设施最完善的大学生宿舍，就连美国、法国的大学考察团前来参观之后，都惊讶在中国的大学里竟然有如此优雅的宿舍。
南洋公学建校之初，从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购来成套教科书，依照美国大学课程进行教学。后来，上海交通大学逐渐明确“以理科为基础、工科为重点、兼有管理学科”，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为蓝本。这样，到了20世纪30年代，上海交通大学有了“东方的MIT”（即东方的麻省理工学院）的美誉。
可以说，钱学森双脚跨进上海交通大学校门，等于一只脚踏进了美国的麻省理工学院。当时，上海交通大学毕业生到欧美留学，从来无须再入学考试，可见上海交通大学与欧美大学达到了“接轨”。钱学森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之后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求学时，发现许多课程与在交通大学学习的完全一样。钱学森曾说，当时他发现“上海交大的课程安排全部师抄此校的，连实验课的实验内容也都是一样的。上海交大是把此校搬到中国来了！因此也可以说上海交大在当时的大学本科教学是世界先进水平的。”上海交通大学照搬麻省理工学院模式，是因为“麻省理工学院的工科教育安排是本世纪初的模式，对培养一种成型的工程技术的工程师是有效的”。钱学森在上海交通大学读本科时，就已经读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生课程，他要求免修这些课程，得到了麻省理工学院批准。
伤寒突然袭来
从出生到进入交通大学，钱学森在人生的道路上一直顺风顺水。
钱学森考入交通大学，京沪铁路已经于1912年完工，只是当年的火车速度甚慢，而且到了浦口还要乘坐渡轮横渡长江，再换乘火车到上海。为了便于就近照料自己的独生子，钱学森的父亲辞去了在*的公职，来到浙江省教育厅任职，全家从北平迁回杭州，住在万谷园。这样，每逢寒暑假，钱学森就可以从上海回到杭州，跟父母、祖母团聚。
钱学森顺顺当当在交通大学念完了一年级。就在这年——1930年的暑假，钱学森回杭州，却意外地遭遇人生的第一场风暴。
那是在钱学森即将度完暑假的时候，突然腹泻、头痛，高烧达39~40℃，皮肤上出现玫瑰疹斑。钱学森的体质向来不错，不大生病，而这次患病来势汹汹。父母急请医生诊治，断定钱学森染上伤寒。
伤寒是伤寒杆菌随污染的水或食物进入消化道而引起的。伤寒杆菌随血流进入肝、脾、胆囊、肾和骨髓后大量繁殖，产生大量内毒素，使患者发高烧，严重的会造成肠道出血或穿孔，导致死亡。在当年，伤寒是相当严重的传染病。在19世纪50年代，土耳其、英国、法国、撒丁王国与俄国之间为争夺巴尔干半岛的控制权发生的克里米亚战争中，双方总共阵亡50万将士，而其中因伤寒而死亡的士兵是因战伤而死亡的10倍，达45万人！
西医治伤寒，首选的药物是具有广谱杀菌作用的抗生素青霉素。青霉素早年的译名为盘尼西林，是英国细菌学家弗莱明在1928年发明的，1944年才进入中国。所以在钱学森患伤寒的年月，西医对伤寒几乎束手无策。
钱学森的父亲求助于中医。一位中医给钱学森开了一个偏方，即每日吃三顿豆腐乳卤加稀饭。钱学森遵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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