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基业-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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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的种子（1）
2001年，就在中国即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简称世贸组织）的前夕，美国政府提出了最后一点要求，要求外国保险公司可以进入中国的保险市场，美国政府把这个难题丢给了时任美国国际集团（简称AIG）董事长的格林伯格。
　　当时，格林伯格在给中国总理*的一封信中提出了这一要求。据说*总理在读完这封信后勃然大怒，立刻叫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首席代表龙永图先生，告诉他说：“我永远、永远都不要见这个老头子了。”可没过一个小时，朱总理就改变主意了。因为他意识到格林伯格在美国政府拥有很大的影响力。于是还是派他前往一家AIG拥有部分产权的酒店的“格林伯格套房”，由此双方开始讨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贸易协定中的最后条款，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给予格林伯格他想要的东西：在中国拥有一家AIG的全资子公司。
　　格林伯格的部下曾问他为什么要在中国投入那么多时间，难道是因为AIG的历史以及他们与中国的关系，还是什么别的原因呢？而格林伯格的回答则带有一点为自己辩解的味道：“并没有对中国投入太多时间，只是觉得一个拥有超过10亿人口的国家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
　　张维功下海
　　张维功是2004年5月10日正式提出辞去中国保监会广东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职务的申请。他的背后，是国内保险业当时的滚滚热浪。
　　从2002年开始，几家民营股东正是因为看到了国内保险业需求大规模出现的局面，预期到中资保险公司审批即将放开，提前开始筹备成立保险公司。果然，2003年政府换届，履新的中国保监会以专题汇报的形式，取得了决策层对中资保险公司在严格条件前提下放开的认可。
　　对于高度专业的保险业而言，在保险业已经有多年从业经历的张维功是股东们最理想的经理人人选。也正是因为这样，股东方面给出了很高的礼遇。这种商业眼光没有错，因为政府放开中资保险势在必行，市场的需求已经箭在弦上。
　　进入21世纪，市场经济已经在中国大行其道，企业已经完全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因此对于金融的需求也随之而来，而保险是其中的共性需求。计划经济中的工商业企业是政府组织中的一个零件，只要完成上级制定的计划即可，因此几乎没有外部需求。但是当中国经济进入市场经济的海洋中时，个体的企业就成了汪洋中的单体船只，它们要应付各种风险，但它们的社会功能又要求专业化，因此把风险外置就是企业在市场中平稳运作并取得专业利润的要务。到2003年，随着国内单体企业数量的激增，这种保险需求已经到了非常大的程度。同时，随着市场经济中的企业数量增加，更多的中国人从单位人的角色转化为社会人，这种角色的转换同样带来大量的风险以及把风险转移的需求，这也是保险市场成熟的一个重要支撑。正是因为这样，改革开放后，保险公司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简称人保）一家，发展到诸强争霸的状态。放开中资保险的审批，已经是政府的必然之选。
　　然而，张维功成为股东们的不二人选，不仅因为市场对保险业的需求，还因为他经历中光彩夺目的一面。
　　张维功出生于山东潍坊，从学校毕业后就一直在保险业工作。1995年，开始担任人保潍坊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的张维功在一司独大的保险企业中首创财务中心和业务中心分开的经营模式，这些创新后来在人保全系统推广，并成为人保沿用至今的三中心管理模式的雏形；2000年，已被人保擢升为山东分公司副总经理的张维功被中国保监会选派为南京特派办（中国保监会江苏监管局前身）筹备组长，后任党组书记、主任，其间他以保险信用建设为突破口，多项措施并举推动江苏保险业迅速发展，到2002年江苏已由2000年的全国第三名一举超越上海、广东而跃居全国第一；2003年，他调任中国保监会广东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在其任内，又着力打击广东当时十分猖獗的“地下保单”现象，保证了广东省保险业的良性发展。

阳光的种子（2）
这样一个从事过保险实务、又有监管经验的在任官员，对于公司治理的经验自然不在话下。但更为重要的是，在渐进式改革为主体的中国，他有着一般企业家缺乏的对于政府推进体制改革独特的理解力和灵敏嗅觉，这正是作为资方的股东们急需的人才所必备的素质。
　　更为难得的是，无论是作为公司管理者的张维功还是作为监管者的张维功，都是有着推动大动作改革实绩的人。
　　张维功的保险职业生涯起步阶段，是一名极其普通的保险业务员。为了说服那些具有决策权的保险购买者，不论雨雪风霜，他经常骑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拜访客户，而且天气越是恶劣，他的动力就越大。许多同事曾以为他这样的做法有些“傻气”，效果不见得多么好，但是客户的反映却并非如此。在20世纪80年代，一家钢铁厂的厂长曾在大会上号召全厂的供销员向他学习：“如果我们都能向小张同志这样做事情，我们就没有推销不出去的产品。”由此，“小张”一个人的业务曾一度占到公司总业绩的一半。
　　骄人的业绩让张维功有机会晋升为管理者。他的管理生涯是从营业部副股长、股长开始的，然后是市级分公司的副科长、科长、副总经理、总经理，乃至省级公司副总经理、保监会监管局的领导。张维功成长中需要经历的台阶一个都没有落下，而且业绩出色。
　　一个典型的案例可以看到张维功出色的管理能力和策略能力。在担任人保潍坊分公司总经理期间，他节约了两年的经费加上上级公司的支持，建成了据说是该系统内迄今为止最为漂亮的办公庭院。他曾最早实施大树移栽，并把院内大树、花木的命名权拍卖给了员工，如今，这些树木已然成荫。早在1997年，他就在员工中推行了“有话直说”、“模拟下岗”、“准总经理”等当时看来十分新鲜而又激动人心的创新改革举措以及文化治司等活动。
　　“在山东人保任副总经理分管人事工作期间，他主持了当时省公司机关十几年来最大的一次人事改革。由于人保属于国有企业，在人事改革上十几年没有大的动作，积累的问题特别多，难事、烦事特别多，几乎没人敢碰。他带领我们一起历时3个多月，打了一个漂亮的改革战役。为了摸透情况，他利用晚上的时间与省公司机关近200名员工逐一进行谈话：夜里12点之前谈50岁以上的人；零点以后谈50岁以下的人，每个人不少于2个小时。就这样连续谈了两个多月，他都是每天凌晨三四点钟休息。由于情况吃得透，改革意义讲得到位，一大批老处长自愿退居二线，一批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当时参与人事改革的李科回忆说。
　　不难想象，在这种改革过程中，张维功会打造出一支坚强的团队。在这个被西方人称为“搬动一张凳子都要付出代价”的国家，张维功却在每一个地方都有改革实绩出现。所以我们也更能理解，为什么在阳光保险那个零点、最艰难的日子里，张维功所组建的团队也没有散去。
　　追求理想的人注定要为理想“埋单”。理想主义者能成事，但理想主义者的弱点是往往原则性太强。因为这一点，张维功和他的团队，注定要承受更大的磨难。
　　张维功于2004年的“下海”，在他眼里有的是机会来施展心中的抱负。在中国尚属新生事物的保险业，其实在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时候就给中国人展露过它在成熟市场经济中庞大的身躯。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阳光的种子（3）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代表龙永图在离职后曾经这样描述国外保险业的地位：在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谈判中，美国代表团居然把AIG可以在中国几个城市享受独资的寿险公司地位，作为一个条件来与中方谈判。最后，在*总理的直接干预下，格林伯格通过美国谈判代表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在中国拥有一家AIG全资子公司。
　　正是通过这次谈判，龙永图表述说，他知道了保险对于整个美国经济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个产业是美国最大的机构投资者，涉及美国乃至西方世界国家的千家万户，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龙永图表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最艰难的部分是保险，而且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谈判最后的一个堡垒也是在保险的领域里面完成的。”
　　美方对中国保险市场的看好，通过格林伯格与同僚之间的谈话可窥见一斑。当格林伯格被问及为什么要在这个问题上投入如此之多的时间时，格林伯格回答说：“并没有投入太长的时间，只是觉得一个拥有超过10亿人口的国家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
　　2001年11月10日，世贸组织通过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法律文件。
　　11月22日，中国保监会公布了“加入世贸组织中国保险对外承诺”。这使得保险业成为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内第一个公布加入世贸组织承诺的行业。
　　同日，中国政府批准了8家外资保险公司在中国的经营许可，而这8家机构随之进入中国。很明显，它们看好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未来，同样也看好中国保险业的未来。3年之后的2004年，整个国内保险市场向国外全面开放。
　　反观国内的保险业，相形之下真可谓是一个幼稚产业。在加入世贸组织谈判的2001年，整个国内保险业的总资产约为4　000亿元人民币，只相当于西方一家中型保险公司的资产；加入世贸组织之时，中国保险业的业务重启不过20年时间，相对于西方保险业300年时间累积的经验，实在是微不足道的事情。在本书的后面一些章节，我们还可以看到国内保险业早期的发展，产业的无序状态使得整个保险业形象受损。
　　这种对比，在悲观者眼里是不平等的竞争局面，但在乐观者眼里则到处都是机会。在张维功看来，这是学习的时机。
　　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之时，张维功已经从经营者转向了监管者，从之前他的履历中我们可以看到，此时他正在中国保监会江苏监管局党委书记、局长的职位上。出于对保险业强烈的职业兴趣以及产业人的本能，在2001年，张维功就带领南京特派办的骨干人员及各主要保险公司的主要负责人，到入驻上海的外资友邦、美亚两家保险公司进行调研，并形成了相应的调研报告。友邦、美亚都是AIG旗下子公司，国内保险业对它们知之甚少。事实上，它们在全球的经营管理经验非常值得研究。当时参加调研的人回忆的另外一个细节是，在与友邦、美亚、平安等保险公司交流结束后，他们还与时任中国太平洋保险集团董事长的王国良长谈至深夜。由此看来，对于一个做了十几年国有企业、保险监督官员的张维功而言，对保险行业特别是外资保险公司、股份制保险公司的了解和掌握不仅仅是监管能力的有益积累，很可能也为创建阳光保险间接地做了必要的准备。

阳光的种子（4）
作为监管者的张维功，对于国内保险业在21世纪的整个动向洞若观火。
　　在整个中国国内，保险作为一个产业在计划经济时期被取消。改革开放后，因为市场经济的内生要求，政府于1996年发放了5张保险企业牌照，此后陆续允许生命人寿等4家公司筹建，之后便再无一家保险公司得到审批。
　　其中主要原因在于，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经济过热，也冲晕了保险公司的头脑。由于监管落后，无人管教、无法可循的保险公司，盲目投资房地产、有价证券、信托，甚至委托贷款。当年海南房地产的泡沫中，亦有保险资金的部分“功劳”。宏观调控急刹车之后，最终导致较大数量的不良资产。惨痛的教训，让管理者变得异常谨慎。
　　而另外一个版本的说法则是，之所以迟迟没有发放牌照，是为了让1996年前后成立的几家公司迅速长大，增强它们的竞争力。
　　加入世贸组织谈判，是开放推动了改革。国外保险业庞大的现状和它们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使得监管层对加强国内保险业发展有了更高的认识。因此加入世贸组织后，进一步的开放加速了国内自身的改革。张维功认为中资保险公司的机会来了，当然，他本人以更为有效率的方式服务社会的机会也来了。
　　对市场更进一步深入的认识，来自于作为监管者的张维功与业内的广泛交流。几年来，在与国内外业界人士接触时，张维功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跨国保险巨头都普遍看好中国的保险市场，认为这是一个巨大的很有发展潜力的市场。然而，国内许多业界人士则大都感觉到：“业务太不好做了。”
　　中国保险市场的保费平均一年的增长率高达30％左右，不但保险密度大大低于发达的国家以及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还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市场，因此　“业务不好做”的结论是无论如何也不应当得出的。因此，这种结论的背后也许是因为国内公司制定的“计划目标太高”从而导致“期望越高、失望越大”结果；也许是属于“围城现象”——“老外”只看到了“增长率”，于是就“武断”地推测出中国市场的“蛋糕无比大”的结论，而里面的人只看到了“市场的残酷竞争”，于是就达成了“蛋糕不够分”的共识。
　　事实上，决定保险业的发展有很多变量。如果把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水平、文化习俗等定义为影响其发展的内生变量，那么在一个时期内，内生变量是大体恒定的，而制度、政策等则为外生变量。在内生变量基本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外生变量对产业的发展就显得格外重要。1958年，因为政治原因，中国停办了保险业，导致商业保险中断达20年之久，这段历史就可以折射出制度、政策等外生变量对产业发展影响的重要性。
　　从制度、政策等这些外生变量的角度来看，张维功认为中国的保险业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带来了四次比较大的发展机遇。
　　第一次发展机遇发生在1979年，当时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当时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中国农业银行等部门联合下发了《关于恢复办理企业财产保险的联合通知》，这一通知可以看做是保险业的“解禁令”，从此中国保险业挣脱了体制的束缚，开始了第一个春天。
　　1992年，*南方讲话后，东方风来满眼春。中国保险业也迎来了第二次发展的机遇，开始了对外开放，并且被放在了整个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排头兵的地位，由此保险业充分利用“开放倒逼改革”所带来的机遇，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阳光的种子（5）
第三次机遇是1998年，此前保险监管部门属中国人民银行管理，这一年，国务院批准成立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虽然此时的保监会还属于副部级单位，但是这一监管制度和政策的改变体现了国务院对保险业的高度重视，由此进一步明确了保险业作为三大金融机构之一的独立地位。
　　第四次机遇是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中国政府加入世贸组织后十多天里，保监会就立即批准了诸多外资保险企业入华。监管部门通过竞争主体的增加和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的引入，使得参与“游戏”的各个主体都必须按照国际通行的游戏规则来行事，由此为建立一个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最大限度地消除各种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