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多慈与徐悲鸿爱情画传-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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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一离开国内，就会不顾一切追过去，而且将从此定居在国外。国立中央大学没有了教授也可以，中国画坛没有了画马的徐悲鸿也可以，但你们老朋友之间，没有了那个天真得可爱的徐悲鸿，难道就没有一点寂寞？”
　　见谢寿康依旧不动声色，蒋碧微索性让含在眼中的泪水涌出眼眶，她坐在他的对面，不再说一句话。
　　谢夫人看不过意，拧了个热手巾把递过来，然后站到谢寿康的身边，用胳膊肘拐了拐他。谢寿康抬眼看了夫人一眼，本想让她不要多事，但看她也锁着眉头，只好叹口气，对蒋碧微说，“这事该怎么办，我心里有数了，可你回去千万别向悲鸿说起，万一他知道你从中作梗，只会坏事，不会好事。”
　　1935年夏的南京国立中央大学。
　　蒋碧微破涕为笑，“这个大哥放心，他那个烈脾气，要是知道了，肯定又会负气出走。”

十六、　出国未果（3）
从谢寿康家出来，蒋碧微的心轻松了三分之一。
　　蒋碧微的下一个目标，是她和徐悲鸿都十分敬重的长者吴稚晖。这一次，蒋碧微使用的招法是“泪”。
　　吴稚晖对徐悲鸿的关爱，远远超过朋友的关系。为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他慷慨解囊，出资三千块大洋，替他们买下傅厚岗宅地。1931年他们夫妇感情破裂，老先生又夜写长信，“尊夫人仪态万方，先生尚复何求？”对徐悲鸿进行了苦口婆心的规劝。徐悲鸿搬进傅厚岗6号新居，为感谢朋友的支持，作画以谢，大家都无所谓，只有吴稚晖十分认真，不仅拒绝受画，还把徐悲鸿劈头盖脸骂了一顿。徐悲鸿脾气烈，但在吴稚晖面前，居然温驯如羊。1927年，徐悲鸿从法国留学归来，专门为吴稚晖作过一幅油画。画面上，吴稚晖身着立领唐装，儒雅而具睿智。吴稚晖生于同治四年（1865），长徐悲鸿三十岁。实际他们之间，还带有一种淡淡的父子之情。自然，吴稚晖看蒋碧微，也就有长者看晚辈的慈祥了。
　　蒋碧微的眼泪，果然把老先生吓倒了，“有什么事你慢慢说，干吗要哭字当先？”
　　蒋碧微绕了个弯子，不提孙多慈，先把社会上关于徐悲鸿半公开卖画的传闻说与吴老先生，最后她带有一种蔑视的口气埋怨道，“你看看，徐悲鸿他一个大画家，居然为了三两个臭钱，有失风度到这种地步，社会上都把他看扁了！”
　　吴稚晖锁起眉头，问，“是不是你把他的经济管得太严，他手头缺钱花？”
　　蒋碧微说，“才不是呢，他徐悲鸿有他自己的小算盘，说穿了，还是为了他的那个学生孙多慈！”
　　吴稚晖有些不理解，“不是已经做过了断吗，怎么又旧情复燃了？”
　　提到孙多慈，蒋碧微就来了气，说话声音也略略有些提高，“不是复燃，是升级，升级到连家都不要了的地步。你老知道，现在徐悲鸿也没有心思画画，四处托人疏通关系，一心一意要把她送到国外留学。不惜脸面，半公开卖画，甚至低三下四求走于权贵富豪，目的也是一个，就是筹款送孙多慈出国留学！”
　　老先生不高兴了，“这徐悲鸿，也太不自重了吧，个人作风也是大节，怎么能这样随意？这我倒要认真同他说一说。”
　　蒋碧微摇摇头，道，“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即便你说，也没有多大用处。他表面上可能听你的，但心里面却不把你的话当一回事。”
　　吴稚晖叹了口气，“那倒也是。”
　　“只有一个方法，”蒋碧微说，“请吴老出面，利用你的关系，阻止孙多慈出国留学，让他彻底死了这条心。”
　　吴稚晖有些犯难，这种事，不是家庭矛盾，高一点低一点无所谓，选派留学生出国，涉及到国家教育政策大事，关系和影响都不一般，轻易不得。
　　蒋碧微的泪水又“簌簌”流下来了，“说老实话，蒋碧微没有了这样的丈夫，真的算不了什么。即使你能把他的身拢住，但他一颗心不在你这儿，拢住又有何用？我只是心疼两个孩子，可怜他们还太小，他们不能没有父亲啊！”
　　吴稚晖当然不希望这个家庭就此走向破裂，他思索了半天，说：“我来想想办法吧，看能不能和相关部门打个招呼，请他们慎重考虑。”
　　蒋碧微非常感激地点点头，她心中暗暗高兴，吴稚晖这一票，算是基本稳稳拿住了。吴稚晖虽然不是比利时庚款基金会的成员，但他是国民党三朝###，说话有影响力，只要他和相关人员放个风，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当然，蒋碧微最大的撒手锏，还是张道藩。对于张道藩，她用的是一个“娇”字。张道藩也是天狗会成员，他是1921年就读于伦敦大学大学院美术部的，后来先后在英国克乃佛穆学院、伦敦大学思乃德学院、巴黎最高美术学院深造。在法国时，就对端庄秀丽的蒋碧微有过暗恋。当年他的一封暗恋蒋碧微的情书，至今读来，仍有极强的感染力——
　　为什么她爱我而我不爱她，我却无法启齿向她直说：“我不爱你。”
　　为什么我深爱一个女子，我却不敢拿出英雄气概，去向她说：“我爱你。”
　　为什么我早有相爱的人，偏会被她将我的心分去了？
　　为什么我明明知道我若爱她，将使我和她同陷痛苦，而我总去想她？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十六、　出国未果（4）
为什么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她对我是否也有同等的感情，我就爱她？
　　为什么理智一向都能压制住我，如今离开了她，感情反而控制不住了？
　　为什么我明知她即使爱我，这种爱情也必然是痛苦万分，永无结果的，而我却始终不能忘怀她？
　　——你不必问她是谁。也无需想她是谁。如果你对我的问题有兴趣，请你加以思考，并且请你指教、解答和安慰；以你心里的猜度，假如我拿出英雄气概，去向她说：“我爱你。”她会怎么样？假如我直接去问她：“我爱你，你爱我不爱？”她又会如何回答我？
　　面对蒋碧微的请求，张道藩虽面有难色，但顶不住她那双满充满信任、期待和爱意的眼睛，考虑再三，最后还是答应全力相助。此时的张道藩，已远非是当年的留学生。回国后，他先后任广东省政府秘书、贵州省党务指导员、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南京市政府秘书长、青岛大学校长、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交通部常务次长、中央执行委员、内政部常务次长、“国民大会”选举事务副总干事、###常务次长、中央社会部副部长、中央政治学校校务主任、教育长、中央宣传部长、海外部长、第一届“立法委员”。作为当权的宣传文化重臣，兼任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副主委的张道藩，自然有他的影响力。
　　蒋碧微给张道藩下的是死任务：“徐悲鸿的这一着棋，你张道藩，只有攻，没有守，而且只许胜，不许败。我希望从你嘴里听到的，是班师得胜的好消息，而不是其他。”
　　蒋碧微的最后一个目标，是比利时庚款基金会主任褚民谊，此次她动的是“理”。向褚民谊寻求帮助，是张道藩给出的主意。褚民谊是谁？褚民谊是行政院秘书长，也是比利时庚款基金会主任。他的话一言九鼎，徐悲鸿能否如愿，孙多慈能否出国，严格地说，他这一票关键。
　　《小学生俞世杰》，孙多慈作于1934年前后。
　　蒋碧微与褚民谊交往不是很深，当年她随徐悲鸿去法国留学时，褚民谊已经是法国里昂中法研究所副所长，双方有过礼节性接触。褚民谊是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读的医学博士，毕业时的博士论文，是研究母兔的月经周期。那时留法学生谈到他，都不大理解，堂堂大男子汉，国内的高材生，不远万里来到法国，怎么做起这种婆婆妈妈的研究？但后来回国，褚民谊的发展让大家刮目相看。初时只是任广州国民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广东大学医学院院长。后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北伐战争时，为国民革命军医务团主任。1928年后，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候补监察委员、全国卫生委员会主席、比利时庚款基金会主任。1932年1月，任行政院秘书长。不过褚民谊后期政治生涯并不光彩，先后任汪伪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汪伪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驻日大使、广东省省长兼保安司令。1946年4月，在苏州，褚民谊以叛国罪被判处死刑。
　　那几天，蒋碧微把自己独自关在书房里，斟字酌句，写了一封洋洋数千言的长信。在信中，把自己的处境，徐悲鸿的处境，以及大家的处境，通通说了一番。她的意思很明确：不想徐悲鸿因为生活作风问题，葬送自己远大前程。
　　虽然身为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对留法生活仍然十分依恋，对同是留法的徐悲鸿夫妇，更有一种特别的尊重。关于徐悲鸿的风言风语，褚民谊有所耳闻，也曾想找机会当面劝劝他，让他以大局以前途为重，不要陷于无谓的个人情感纠纷。不曾想，他们夫妇双方矛盾的焦点，绕过来绕过去，居然绕到自己的手下了。接到蒋碧微的长信，褚民谊很意外，也很惊讶。报过来的名单中，确实有国立中央大学的孙多慈，是几个委员同时给吹的风，没想到都是徐悲鸿做的工作。于是褚民谊感到了问题的复杂性，也意识到自己的责任重大。回家来与夫人一商量，决定设一个小饭局，把他们夫妇请过来，既为他们夫妻关系吹些暖风，又趁机对徐悲鸿进行一些规劝。
　　接到邀请，徐悲鸿与蒋碧微都在心里敲开了鼓，想的是同一件事，但却是完全相反的结果。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十六、　出国未果（5）
虽然是小型的家宴，但酒菜十分精致，还特意安排了几道法式点心。席间宾主谈得很愉快，双方都故意避开那些敏感问题。徐悲鸿夫妇大面子也做得有理有节，看不出他们有什么矛盾。徐悲鸿甚至还多次站起来，为蒋碧微夹菜舀汤，表现了一个大男人和一个大丈夫的体贴和关爱。徐悲鸿在做这一切的时候，蒋碧微两眼幸福地看着他，脸上泛着满足的红晕。
　　褚民谊的妻子在一边看见，十分感动，忍不住捅捅褚民谊，“你看看人家夫妻，你要是有徐先生一半就好了。”
　　撤席后，褚民谊领徐悲鸿到书房看了他的收藏，有瓷器，有玉器，有字画，但多是一些泛泛之品，特别是字画，好的不多，只有一两幅能入徐悲鸿之眼。从书房出来，徐悲鸿就要告辞，蒋碧微也准备跟他一起回去，褚民谊就向她递了个眼色，说：“内人还有些衣着方面的问题，想向徐夫人请教，不知能否多呆一会？”
　　蒋碧微心领神会，立刻随褚民谊夫人走进了他们的起居室。
　　送徐悲鸿回来，褚民谊在客厅与蒋碧微面对而坐。褚民谊说：“你给我的信，收到了，信中的要求，也正在考虑。”
　　蒋碧微立身致谢，道：“我们家悲鸿，虽也在法国留学，但在你面前，算是晚辈了。你应该多提携他。悲鸿是个性情中人，感性大于理性，有时候，考虑问题不是很全面。”又说，“孙多慈是他的学生，也是个有才华的女画家，他们之间产生感情，在情在理，我虽然为悲鸿之妻，但能理解，甚至可以主动退出。但悲鸿忘了一点，他现在不仅仅是我的丈夫，而且还是公众人物，在中国美术界，也算是领军者。前年我们在欧洲各国巡回画展二十个月，影响极大，提到徐悲鸿，他们都是把他和中国美术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就不能熟视无睹了。我不为我这个家庭，我是为中国美术界拯救他。”
　　褚民谊“唔”了一声，“这些你都和徐悲鸿说过吗？”
　　南京下关码头。当年徐悲鸿来往南京与安庆之间，就是从这里上下客船。
　　“说过，可他根本听不进去。他是性情中人，冲动起来，完全凭感情用事，根本考虑不到许多。”说到这里，她压低声音，带有些哽咽之腔道，“给你写信，也是无奈，我不能因为一个孙多慈，破坏掉我们悲鸿的社会形象。”
　　褚民谊点了点头，“我知道了，你放心，我会严格按程序办理的。”又说，“这件事本来就没有什么希望。”
　　那天晚上，是蒋碧微最为愉快的一个夜晚，半个多月来压在心头的一股怨气，在这个夜晚，消退得干干净净。从褚民谊家往回赶，她的心情也如南京街头的夜景，灯红酒绿，流光溢彩。
　　1935年6月下旬，比利时庚款基金会召开董事会议，很自然，在各方推荐的出国留学名单中，“孙多慈”最终被勾掉了。孙多慈为之奔波半年的出国深造之梦，就此断送。
　　对于这个结果，徐悲鸿与蒋碧微两夫妇截然不同的态度，一个悲极，一个喜极。
　　徐悲鸿在给舒新城的信中，愤愤写道：“弟月前竭全力为彼谋中比庚款，结果为内子暗中破坏，愤恨无极，而慈之命运益蹇，原足下主张公道，提拔此才。”
　　蒋碧微则毫不掩饰她的快意，晚年她回忆起这段往事，依旧津津津乐道这极为成功的“横插一杠”，并带有三分满足七分炫耀地写道：“于是以后孙韵君（多慈）也就未能成行。”
　　其实蒋碧微错了，对于她，对于她极力维持的这个家庭，孙多慈出国受阻，并非就是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