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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动天下--苏秦和他生活的时代写真-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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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赵惠文王的不作为还可以作另一种猜想，虽然这样理解未免有些可怕，那就是李兑跟公子成的叛逆行为也许正暗合了他的心意。他虽然还未成年，但自幼生长在宫廷的权力圈子里，耳濡目染之下，政客对权力的贪婪，对别人的冷漠与残酷，这些毒素早就悄然渗入了他的血液骨髓。在母亲去世后，父亲对自己的冷淡疏远，对大哥章的愧疚怜悯，他不会没有感觉。父亲想把已经归属他的国土分割一部分给章的计划，他也决不会不知道。或许从那一刻开始，赵惠文王心中就萌生了对父亲的恨意。登上王位已经四年了，他名为君主，其实一直都在父亲巨大的阴影下，小心翼翼地生活，享受不到真正的尊贵和风光。这倒也罢了，老家伙居然还要再剥夺他仅有的东西，实在叫人忍无可忍！
在赵惠文王当政的整个时期，留给后世的史料中没有一丝迹象显示，他曾想过惩治李兑等人，为他冤死的老爸报仇。这似乎表明上面的推断不无道理。
即便赵惠文王想要报父仇，公子成怕也等不到那一天了。作为赵主父的叔叔，他的年纪应该也不小了。史书上从沙丘之变后就再没关于他的记载，大概当上相国后不久就死了。这场乱子真正的得益者是李兑，此后至少十年左右的时间里，他一直掌控着赵国的大权。而且有了一个贵族的封号，叫奉阳君。
赵国此次内讧只是死了几个失势的人物，对它自身的威势没有丝毫的损害。刚攻秦大胜的薛公为了跟这个新崛起的邻居搞好关系，竟亲自带着魏国国君魏昭王（魏襄王的儿子）和韩国相国成阳君去邯郸拜会，魏国甚至还把两座城市献给了赵惠文王。
李兑的政变给燕国也带来了影响，那就是前面提过的能人乐毅的到来。
乐毅原是中山的臣民，而他的祖先却是魏国将领乐羊，这其中的变化还要从一百余年前说起。在公元前408……406年期间，乐羊率魏军消灭了原来的中山国，由于魏与中山之间隔着赵国，没法将它并入版图，于是当时的魏国国君魏文侯便将自己的小儿子挚封为中山的君主，建立了一个新中山国。又在那里给乐羊划出了一块封地作为犒赏，乐羊的后代也就成了中山国人。
中山灭亡后，乐毅转而为赵国工作。不知道是不是跟章或者田不礼有什么瓜葛，反正沙丘之变发生后，他便决定离开这个国家，回到了祖先之地魏国。后来他又代表这年新即位的魏昭王出使燕国，也不知他展示了什么才艺，大概是在军事战略上有独到的见解，使燕昭王断定这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把他留在了燕国，任命为亚卿。乐毅因此才有机会在日后作为著名的军事家载入史册。
＇1＇《战国策·齐策二》
＇2＇《战国策·燕策一》
＇3＇《战国纵横家书》
＇4＇＇5＇＇6＇《史记·赵世家》
第十五章。世事动荡
一。每个人心中都有魔鬼。
赵国的内讧刚刚结束，齐国又紧跟着在第二年出了事，这次似乎是薛公惹的祸。
齐国与魏、韩两国合力三年，终于击败了秦国，又在北面打退燕国的入侵，抢占了部分中山的土地，威势如日中天。而身为齐国的实际领袖，薛公的声望也在这时达到了顶峰，甚至盖过了齐湣王的风头。麻烦也就由此产生了。
作为臣子，不管怎样能干，也决不可以成为所有人关注的唯一焦点。同样的道理，一位君王再无能，也必须处在权力的核心。无论薛公无心还是有意，他都正好触犯了这方面的大忌。
而每当这种时候，也总是会有一些人跑到大权旁落的君主那里去播弄是非。这些人中有的可能是真的出于忠心，也有人完全是为了自己的某种私利。但他们提出的劝告是相同的，一定要提防那个功高震主的人。
齐湣王此时便听到了这样的进言：“孟尝君将为乱。”＇1＇
薛公那时到底有没有作乱的想法，这可能是一个永远的谜了。人们找不到直接的证据说他要谋反，但同样也没有东西能证明他对齐湣王忠心耿耿。他这时还很可能跟一个叫田甲的人频繁来往，让自己在以后惹上重大的嫌疑，因为就是这个田甲最终犯下了企图劫持齐王的惊天大案。
从他的姓氏来看，田甲可能也是齐国的宗室子弟，属于孟轲所说的有资格更换国君的贵戚之卿。虽然出身不错，但他大概并不是同一类人当中混得比较好的那种，在功名排行榜中的名次很低，一直都很不如意。如果田甲的地位很高，甚至有可能取代国君的话，他的反叛就不大会牵连到薛公。
可能越是仕途无望，田甲心中出头的欲望才更加强烈，终于萌生了放胆一搏，爱拼才会赢的念头。
当然这也完全可能是出于薛公的唆使，对齐国多年的成功经营，对外开拓的胜利，都足以刺激一个人野心的膨胀，薛公也是人嘛。
对于田甲的政变行为，《史记·六国表》的记载只有极简略的四个字：“田甲劫王”；《孟尝君传》的相关文字也只是“田甲劫湣王”。除此以外，再没有详尽一点的记录。
推断起来，田甲采取行动的样式也无非只有两种，一是趁齐湣王某次外出的机会，在路上带人拦截，抓住齐王；一是领人直接攻打王宫。
不论是哪一种，田甲无疑都失败了。齐湣王的警卫部队显然不是吃素的，远比他想象的有战斗力，可能没用上几个回合，田甲及手下就被打得丢盔卸甲，四下溃散了。
田甲个人的结局也只有两种，一个是死，一个是逃。在当时的形势下，他即便能跑出齐国，诸侯怕也没有谁敢收留他。所以他应该是死掉了，而且很可能是行动失败时当即身亡（不管自杀还是被杀），因为如果他是被活捉后再处死，那在这个过程中齐湣王应该能审问出他有没有幕后主使，除非这家伙嘴硬得很，百般折磨也宁死不吐口。
其实无论田甲说与不说，齐湣王怀疑的目光都已经盯在了薛公的身上。不仅是他，在当时恐怕整个齐国，乃至全天下大多数的人也都在这么想，凭田甲的资历，他怎么敢奢望篡夺齐国的最高权力。必定是受人指使，而指使者理应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薛公。
在这种情形中，即使薛公真的没有参与田甲的活动，也洗不清自己了。齐湣王很快就委婉地下了逐客令：“寡人不敢以先王之臣为臣。”＇2＇
先王的臣子怎么就不能为今王服务？使用这种说不通的外交辞令，意思就是告诉薛公，我反正不能用你了。
薛公别无选择了。曾经那般辉煌的他，如今只能灰溜溜地离开临淄。
十几年高高在上，受人追捧的生活，顷刻间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薛公内心巨大的失落与痛楚可想而知。
还有让人更难受的事呢。听到薛公倒台的消息，曾经整日整夜聚拢在他周围，赶都赶不走的三千食客们，现在却跑得比兔子还快，就象商量好的一样，整个集体立时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一刻薛公的心肯定是凉透了。
然而这时候，一个或许久违了的身影出现在他的面前。
这人便是冯驩。
自从一把火烧了那些债券，如同被人割了肉的薛公虽然没处理冯驩，但肯定不愿再搭理他，得罪了主人的冯驩也必定知趣地躲进角落，不到薛公的面前晃悠讨嫌。
薛公绝对不会想到，当自己几乎被所有人抛弃的时刻，这个最应该离开的人居然还在陪伴他。
在冯驩的跟随下，薛公走出了临淄城。他在齐国的光荣岁月划上了沉重的句号，但他的影响和故事还远远没有完结。
二。忠义为谁付出，这是个问题。
被赶出临淄的薛公，唯一还能容纳他的避风港，就只有他在齐国西南部的封地薛。
常年忙于国家大事的薛公大概很少回封地来看看，对这里被他用高利贷盘剥的人民也没有什么感情。作为主人，这块土地上所有的人都理应无条件顺从他的意志，而他却没义务照顾属民奴仆的需要，除非自愿，并没有法律要求他在他们身上浪费爱心。当然此时落魄的他，也没指望这些人会多么欢迎自己的归来。
可是让薛公万万没料到的是，在踏进薛的地界后，走了还不足一百里，便只见大批的百姓不分老少齐聚在路边，恭迎他回家。
薛公不由得动容了，他或许忽然发现，即使是低贱的小民，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对一个政治家来说也是何等的重要。平日毫不起眼的芸芸众生，才是这个世界真正的根基，有了他们的拥戴，他的事业才可能重新起飞。
受到触动的薛公一开始可能还不明白，自己作了什么善事，让民众如此感恩戴德。但当他的目光扫到身边的冯驩时，便全都清楚了。没有几年前焚烧债券的熊熊火焰，哪里来今天的动人场面。
薛公从来不是那种死要面子的人，这是他的过人之处，该认错时就认错。此刻想着当时对人家冯驩的态度，他不禁惭愧地说道：“先生所为文市义者，乃今日见之。”
现在我终于明白，你替我田文买下的仁义是多么的宝贵。
冯欢的回答是：“狡兔有三窟”。
狡猾的兔子要事先给自己准备三个躲藏的洞穴，这就是后来的成语“狡兔三窟”。＇3＇
史书上的冯驩还说了些别的话，但却不大可信。照《史记·孟尝君传》和《战国策·齐策四》的说法，冯驩接下来主动请命，为薛公的复职进行游说。他先跑到秦国，对秦王说，薛公是齐国的顶梁柱，掌握了大量的国家机密。现在薛公遭齐王罢免，心里正生怨气，如果秦国能趁机把薛公聘请过来，“齐地可得也”。秦王被说动了心，忙派使者带着百镒黄金前去迎请薛公。冯驩又掉头来到齐湣王面前，报告秦国要聘用薛公的消息，建议赶紧重新起用薛公，免得使如此大才之人给秦国挖走。齐湣王派人打探，果然见秦使前来。于是也急忙下令请薛公回来工作。
故事很精彩，但大概只是故事而并非真实历史。秦国刚刚在战争中输给齐国，聘请薛公等于又得罪齐王，岂不是自找麻烦。事实上从后面的情形看，秦国这时正在酝酿采取跟齐国合作的政策，不大可能会因冯驩的一番说辞就另生枝节。
那么冯驩究竟又作了什么？要推断他的事迹，不能不讲到另一个人。
在同一篇《史记·孟尝君传》中，司马迁还提到了一位叫魏子的门客。他的事迹与冯驩很相似，也是负责催收薛地百姓欠薛公的东西。只不过冯驩收的是高利贷，魏子收的则是法定的租税。这本属正常的收入，魏子却也常常完不成任务，因为他总是擅自搞财富重新分配，把收上来租税的一部分送给那些“贤者”，其实可能就是弱势群体。这也同样让薛公很生气，生气的后果是将魏子辞退。
这两个人的行事实在太像，后世就有人怀疑“魏子冯驩岂一事而传闻异耶？”＇4＇，会不会是将一人误传成了两人。这种可能性无疑是存在的，若冯驩和魏子果真能合在一起，那根据司马迁对魏子的记载，冯驩在为薛公找到一个栖身的洞穴后，并没有去潇洒地搞游说，而是上演了一出惨烈的活剧。
冯驩跟着薛公到薛来，其实只是想对自己的老板当面验证那场用烧毁债券“市义”试验的效果。他的心中还藏着另一份计划，在最初的远见被实践证明了以后，他便告别薛公，履行自我设定的使命去了。
司马迁说，在薛公被迫离开临淄后，魏子带着那些受他恩惠的“贤者”来到齐王的宫殿前*，递交申诉书，声言薛公“不作乱”。
如果魏子就是冯驩，他率领的“贤者”大概就是一批被免去债务的薛地百姓。这群底层的人们，满腔正气与热血地制造群体性事件，为的是一个身居上流社会，以前从来没真把他们放在心上的人。这是最无修饰的善良，最纯朴的高尚，也是最可叹的悲剧。
齐湣王当然不会相信薛公无罪，更不会理睬一帮卑贱小民的辩护词。曾经成功“市义”的冯驩，这一次行动的策划却暴露出他骨子里的书生气，失败是必然的。
也许冯驩并非没料到这样的结局，但他只能为薛公做这么多了。他可能也早已想好了一旦告御状无效，自己应该作什么，现在那个时刻到了。
只见他拔出剑来，可能还是那柄缠着草绳，帮他换得鱼肉车马的老伙伴。薛公给予的一切，他们今天终于可以加倍地回报了。
冯驩举剑自刎，鲜血溅落在几千年的时空里。
《史记·孟尝君传》说，薛公在封地安定下来以后，许多弃他而去的门客又回来了，大概是找不到比这里还好的混饭吃的地方。
只有冯驩“未到”，他自然不会来了。
三。未雨绸缪总不是坏事。
就在薛公从临淄出走这一年，燕昭王和苏秦之间有过一场对话，内容是怎样算计齐国。
《史记·苏秦传》和《战国策·燕策一》都把这次谈话说成是发生在燕王哙和苏代的身上，也就是前文提到的苏代刚到燕国时，在应聘面试时对燕王哙的那次答辩。前面已经分析过，这不可能是事实。这一番针对齐国的密谋，只有因为权之难对齐国“深怨积怒”已有“二年”，也即公元前294年时的燕昭王才会这么做。
那么会不会是燕昭王和苏代两人的交谈呢？可能性也极小。公元前294年的苏代大概还呆在齐国，在《史记·孟尝君传》里面，他这之后还在为退居薛地的薛公出谋划策，如果他已到燕国，依当时的环境条件，在没有官方渠道的情形下，很难和相距遥远的薛公有这般密切的联系。就是按照《苏秦传》本身的记载，他重归燕国是在齐国伐宋的时候。齐国第一次攻打宋国约在公元前288年，离这时还有六年。燕昭王此刻想跟人商量对付齐国，需要的理应是苏秦这种熟悉齐国情况，又不像苏代那样有过危害国家记录的人。
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燕昭王已经遭受了齐国两次的打击。子之之乱的时候他还没有正式即位，权之难后，身为当国多年的君主，却不得不再对仇家低声下气，心中的屈辱感要远远超过上次，所以他才说出“深怨积怒”的话来。
可是愤怒之后，他感到的却是深深的沮丧，因为虽然齐国是他“所欲伐也”，但“直患国弊力不足矣”，两度受挫的燕国，实在无力再跟齐国单挑。
他只有向苏秦求助，为了让此人能尽心帮忙，他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来：“子能以燕敌齐，则寡人奉国而委之于子矣。”
你若能助我打败齐国，整个燕国的事就由你说了算。
这或许是后人记述此事时的夸大，也可能燕昭王真的假惺惺地说了这种哄人的话。不管怎样，官场闯荡多年的苏秦应该是不会当真的，所以他没有任何感恩戴德的表示，只恪守本分地提出自己的意见。
这两年苏秦虽然生活得安逸，但长期修炼成型的说客策士的功力不可能自行废弃，全天下的风吹草动都必定引起他本能地关注，还会加以认真的思索，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或许就在不知不觉中，一整套改写格局的方略已经形成。当燕昭王此刻问计时，他胸中的规划立即脱口而出。
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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