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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杨曰(全三册)-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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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荆轲的评价，司马光跟司马迁，恰恰相反。司马迁胸襟开朗，气吞八荒。司马光不过一个拥有万贯家财的乡村绅士，兢兢业业，谨谨慎慎，听见一个铁锅掉到地上的声音，都会吓一大跳，唯恐那是一颗使他这个士大夫阶层失去既得利益的核子弹。
时势到了纪元前3世纪的70年代，秦王国吞并六国的力量，已达到巅峰，六国灭亡的条件已完全成熟，没有荆轲的一击，嬴政难道就饶了燕王国？如果一口咬定燕王国是因荆轲的一击才亡的，不是白痴，便是栽赃。至于说荆轲为了私情，竟然不顾他的家族，司马光更是在那里信口开河。一击而中，家族荣耀，一击不中，国都亡了，家族受苦受难的，又何只荆轲？而且，问题不在家族不家族，而在荆轲的行为。儒家系统一直在教导人：以家族的利益为标准，去计算什么事划得来，或什么事划不来。以致若干“君子”在大庭广众间都表演得非常忠心报国，可是一旦回家，就变了模样。
荆轲是为燕王国献身，他不为一己利益，他如果为一己利益，早就跟扬雄一样，关着门写《法言》去了。扬雄是1世纪10、20年代高级知识分子，在他眼目中，新王朝是一个叛逆集团。可是面对叛逆集团，他不但没有荆轲的勇气，挺身而起，反而为了保护他的家族，接受叛逆集团的官位。而就在叛逆集团的官位上，诋毁荆轲是一个强盗。自己没有道德勇气，反而讥讽有道德勇气的人，这种正人君子，布满官场，促使中国文化一天比一天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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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荆轲（2）
司马光用一个最恶毒的词汇形容荆轲，说姬丹“豢养”他，完全否定荆轲的人格，荆轲岂是金钱美女可以收买的？如果豢养的意义就是雇佣，司马光可是宋王朝赵姓皇家豢养的文化打手，扬雄可是新王朝王姓皇家豢养的帮凶了。荆轲代表中国社会“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情操，固然图报知遇之恩，同时也向燕王国效忠，在荒郊诀别时，荆轲高声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是国家危机时，英雄豪杰们无可奈何的一次自杀性的拯救，人生艰难唯一死，而荆轲从容赴死。悲壮苍凉，千载之下，仍使人动容。竟有人坐在清风徐来的书桌之前，心旷神怡地说他：“岂不是愚蠢无比！”看起来，聪明人太多，正是中国苦难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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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墨城主
齐王国（首都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亡国前夕，即墨（山东省平度市）城主晋见国王田建说：“齐王国土地有数千华里，战士将近100万。现在，三晋（魏、赵、韩）的官员们，不愿接受秦王国统治，逃亡在阿邑（山东省东阿县）、甄邑（山东省鄄城县）之间的有好几百人。大王如果把他们集结起来，交给他们100万战士，叫他们收复故国疆土，即令临晋关（陕西省大荔县东），也可以攻进去。鄢郢人士，不愿接受秦王国统治，逃亡在首都临淄城南的，也有好几百人，大王把他们集结起来，交给他们100万战士，使他们收复楚王国的故土，即令武关（陕西省商南县东南），也可以攻进去。如果这样，齐王国的威望可以建立，秦王国可以消灭，岂仅只保持国家安全而已。”田建拒绝接受。
幸亏田建不采纳这位即墨城主的意见，否则徒使人民受到更大的苦难。知识分子谈论政治，往往跟赵括谈论军事一样，千难万难的千症万结，信口发飙，都易如反掌。秦王国倾全国之力，可用之于战场的，不过60万。即墨城主却要齐国王一下子交给三晋官员100万，一下子又交给故楚人士100万，好不热闹，不知道哪里来的200万？武装部队不由自己将领率领，却交给那些流亡之徒，天下从没有这种可能。而40余年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军队，一旦投入战场，面对百战百胜的秦军，恐怕又要劳动对方活埋降卒。即令稍稍胜利，要想一口气打到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又是一份美丽的纸上作业。齐王国唯一的生路是支持它的邻邦抵抗强秦。事到如今，只剩下齐王国一个孤雏，即令玉皇大帝下凡，也无法挽救。40余年目光短浅，必须付出40余年目光短浅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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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承认国家利益在道义之上
纪元前221年，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大将王贲向齐王国（首都临淄【山东省淄博市东临淄镇】）进发，突袭临淄。齐王国军民，没有一人抵抗。秦军承诺给齐王田建500华里土地，田建遂投降（前359年至前221年，齐王国立国139年，到此灭亡）。
秦王国对亡国之君，当然不履行承诺，改把田建放逐到共邑（河南省辉县市），软禁在松柏树林之中，衣食不继，终于饿死。齐王国人民曾为他作了一首悼歌，表示对他信任外籍人士的不满：“满耳松树的涛声／满目柏树林／饥饿的时候不能吃／口渴的时候不能饮／谁使田建落得如此结局／是不是那些／围绕着他的客卿大臣？”
司马光曰：“南北合纵和东西连横的大战略，虽然反复百端，但明显地可以看出，南北合纵，符合六国利益。最初，周王朝的君王，建立千万封国，使他们交通来往，相亲相爱，用宴会增进感情，用会盟加强团结。无他，只不过要他们同心合力，保卫国家。如果六国都能以信义互相亲善，秦王国即令再为强大，怎么能被它灭亡？三晋（魏、赵、韩），是齐王国、楚王国（首都郢城【湖北省江陵县】）的屏障，齐王国、楚王国，又是三晋的根基，形势上互相依靠，表面跟实质不可划分。三晋攻齐楚，是自挖根基，齐楚攻三晋，是自己动手拆毁屏障，天下竟有用拆毁屏障的手段，去向强盗献媚，说：‘强盗爱我，不会攻我！’真是荒谬到了家。”
司马光这段评论中，赞扬苏秦的大战略：“南北合纵，符合六国利益。”似乎是露了底。因司马光和孟轲二位大亨，一向只谈仁义，不谈利益的，而今司马光也不得不把国家利益列为第一。但他又主张“六国如果都能以信义互相亲善”，夫国与国之间，只有利益才能使他们永久结合。所谓信义，也必须建立在利益基础之上。最大的信义往往是最大的利益，最大的利益往往也是最大的信义。团体的立场和个人的立场并不一样，儒家学派一直在其中搅和不清，所以总是不断地捉襟见肘，不能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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嬴政意淫
纪元前221年，秦王国（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已吞并六国，统一当时已知的世界，国王（六任）嬴政洋洋得意，自以为品德超过三皇（天皇、地皇、人皇），功勋超过五帝，于是不再称国王，改称“皇帝”（这是“皇”和“帝”二字第一次结合，以后遂成为固定名词，连续使用两千年）。皇帝颁布的文告称“制”，皇帝下达的命令称“诏”（圣旨），皇帝自称“朕”（从前每个平民都自称“朕”，嬴政之后，只有皇帝才自称“朕”，人民只好自称“我”了）；追尊老爹嬴异人（五任庄襄王）当太上皇（以后只有仍活着的老爹才称“太上皇”），下令说：“元首死了之后，所加的绰号（谥法）是儿子议论父亲、臣属议论君王，无聊透顶。从今天开始，废除谥法。我是始皇帝，后世以数目字顺序计算：二世、三世，以至于万世，传到无穷。”
嬴政搞出了一大套个人崇拜的玩艺，诸如“制”、“诏”、“朕”、“皇帝”之类，说明他的智商平平，不过废除谥法却是一项真知灼见。谥法是儒家系统中最无聊的专门给死亡贵族起绰号的一种文字游戏。可惜秦王朝瓦解后，谥法复活，直到20世纪清王朝末期，知识分子还乐此不疲，把人与人间的称呼，搞得其乱如麻、乌烟瘴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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嬴政坟墓
纪元前210年，秦王朝一任帝（始皇帝）嬴政，东巡国土，因身体不适，折回京师（首都咸阳【陕西省咸阳市】），在中途逝世，幼子嬴胡亥篡夺帝位。把嬴政安葬骊山（陕西省临潼县东南），墓穴极深，熔化铜汁，灌入地下，堵塞泉水，内部填满奇物珍宝。又命工匠在各处装置可以自动发射的强弓，对接近的人，立即射杀。墓穴中兴建江河海洋，用水银灌成小溪，设置机械使它流动运转。墓顶如同天空，星辰排列；墓底完全依照风水格局。凡是没有生儿子的小老婆，全部驱入墓穴殉葬。棺木入土之后，有人提醒说，制造机械的工匠，可是知道怎么破解的，一旦泄漏，仍有被掘被盗危险。于是，再把所有工匠驱入墓穴殉葬。
2100年后，嬴政先生的坟墓，开始从外围被挖掘，水银已涸，强弓已枯，专制帝王自认为铁打的地下江山，成为虚话。迄今挖掘出土的，虽不过一小部分，但仅只充当嬴政卫士的“秦俑”，已引起世界瞩目。等到有一天，把嬴政本人的老骨头挖出来，当另有一番启示。而那么多被活埋的美女，以及被谋杀的工匠，可以想像，他们在封闭的墓穴中挣扎哀号，而最后纷纷窒息倒地，尸体纵横，千古含冤。人权被如此摧残，带给我们江海般悲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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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建万里长城
秦王朝一任帝（始皇帝）嬴政在沙丘逝世时，遗命由太子嬴扶苏继位，而宦官赵高勾结宰相李斯，矫诏立嬴政的幼子嬴胡亥当太子，又矫诏谴责嬴扶苏颟顸无能，赐死。
在赵高教唆下，嬴胡亥决心诛杀老爹最宠爱的将领蒙氏兄弟。嬴扶苏的儿子嬴婴劝阻说：“赵国王赵迁杀李牧而用颜聚，齐国王田建杀他数世的忠臣而用后胜，最后终于亡国。蒙家累世都是我们的重臣和智囊，陛下却打算一次铲除。杀忠良而任用奸佞，后遗症是：在内使官员对政府失去信心，在外使将士们丧失斗志。”嬴胡亥听不进去，遂处决蒙毅、蒙恬。
《法言》曰：“或许有人问：‘蒙恬忠心耿耿，而仍冤死，忠心又有什么用？’扬雄说：‘开山填谷，西起临洮（甘肃省岷县），东接辽水（辽宁省辽阳市），死伤狼藉。他的忠心不能抵消他的罪行。’”
司马光曰：“嬴政正在荼毒天下，而蒙恬接受驱使，他的残暴，可想而知。然而，蒙恬深切了解当臣属的本分，虽然没有罪而被诛杀，而仍忠贞不移，不生二心，实在足以称道。”
秦王朝长城，西起临洮，中经高阙（内蒙古乌拉特后旗），东到辽东，全长约2400公里，是一个伟大而骇人的工程。但它由“秦王国长城”、“赵王国长城”、“燕王国长城”接连而成，并不是秦王朝从东筑到西，从头筑到尾。蒙恬先生仅只从事接连工程而已，依当时三国长城位置计算，蒙恬兴建的，不过三四百公里。嬴政统一中国后，各王国高级知识分子——诸如贵族们的食客和王室的皇亲国戚，全都失业，而嬴政又特别垂青法家学派，以致失势的儒家系统把他恨入骨髓，诟骂、诽谤，最后更索性昧尽天良，诬陷栽赃，一口咬定嬴政和他的部属蒙恬共同兴建万里长城，就是一个例证。
扬雄这个酸腐兼备的可怜秀才，大笔一挥，轻松地“西起临洮，东接辽水”，把2400公里的账，全部扣到蒙恬头上，这是一种下流手段。然而，问题还在于，即令真的兴筑了2400公里长城，也是在为国家抵御外侮，并不是盖皇帝一个人玩乐的花园！蒙恬之忠，连司马光都击节赞叹，扬雄却肆意诬蔑，他这个人曾投降王莽，向王莽歌功颂德，依照儒家法则，可是一项严重的变节。自己奸诈，反而诋毁忠良。当他伏案撰写《法言》时，不知道脸烧不烧？心跳不跳？何以司马光硬把他搬上台盘，让他丢丑！
司马光因蒙恬是嬴政的大将，而予以抨击，说明六国反动的残余情绪，是如何的强烈。嬴政不比战国时代其他国王更坏，何况他建立统一中国大业。统一大业如果是一种罪行，则司马光一定赞成四分五裂、群雄割据了。宋王朝向西夏帝国用兵，向辽帝国用兵，岂不也是“荼毒天下”？何以不敢发一字抨击赵家皇上。
在儒家系统中，秦王朝和嬴政成为罪恶箭靶，一有机会，不经过大脑，随手就是一箭。
嬴胡亥恐怖
赵高害怕沙丘矫诏的阴谋被揭发，向二世皇帝嬴胡亥建议制造恐怖，使用最严厉的法条和最残忍的手段，凡是有罪嫌的人，都扩大他们的案情，叫他们在口供中尽量说出他们亲友的名字，逮捕那些亲友后，再如法炮制，然后一网打尽，这样就可以把重要大臣和重要皇族全部诛杀。嬴胡亥完全同意，于是，在法律外衣下，屠杀开始。任何大臣或王子，只要涉及到一件微小的事，就立即逮捕审讯，审讯时扩大打击面。不久，12位王子在咸阳街头被处决，10位公主在杜邮（陕西省西安市西境小镇，白起死处）被车裂（五马分尸），家产全被没收。因口供中出现名字而被逮捕的人，更不可胜数。王子嬴将闾跟同母兄弟三人被囚禁在皇宫内院，最后才定罪。三人拔剑自刎。另一位王子嬴高想逃亡，但又怕家人被屠，只好上奏章请求赐死，嬴胡亥全部批准。
政治性冤狱是恐怖政治中最极致的一种手段，把恐怖推向人生尽头，中国传统权力运作中，冤狱比屠杀更能发挥镇压功能。但有计划地大规模推动，却由嬴胡亥首开其端。我们不相信嬴胡亥全无人性，只是无限权力使他的人性丧失。这种人不会尊敬蒙恬之忠，只会嘲笑蒙恬之蠢。嬴将闾显然跟嬴胡亥感情至笃，所以才被囚禁内宫。最后审判已定，嬴将闾申诉他并未犯罪，当然不会发生作用，政治性冤狱最大的特征是：无罪不能无刑。不过，任何错误的决策和任何人为的罪恶，都有个终结，都要付出代价。只是谁也没有嬴胡亥终结之日和付出代价之日，来得那么迅雷不及掩耳。
李斯之死（1）
纪元前208年，历史上最早和最大一宗冤狱，在秦王朝政府演出。宦官赵高仗恃皇帝嬴胡亥对他的宠爱，专权横行，各地变乱蜂起，宰相李斯颇为焦虑。赵高遂决定摧毁李斯，于是向嬴胡亥打小报告说：“当初沙丘密谋，李斯是重要角色。而今陛下已即位皇帝，而宰相不过仍是宰相，他的愿望很明显，要陛下割给他土地，封他当王。另外，他的长子李由任三川郡长，故楚王国领土上的那群盗匪，像陈胜之流，都是宰相家乡邻县的子弟，双方有浓厚的乡情。所以盗匪公然横行。经过三川城下，李由都不攻击。”正巧，李斯与右相冯去疾、大将军冯劫联名上书，请求暂停阿房宫工程，削减边防军的轮调次数，减轻各种苛捐杂税与苦役。嬴胡亥阅后，大怒若狂，下令逮捕三人。冯去疾与冯劫闻讯自杀，李斯不肯自杀，独自到监狱报到，嬴胡亥任命赵高进行审判。赵高审判李斯，苦刑拷打达千余次，李斯不堪刑求，只好承认罪状（即现代的“突破心防”、“坦承不讳”等“自动招认”），李斯所以自诬，因他自信他对国家的贡献和他的辩才，终可以恢复清白，获得昭雪。诬服之后，再上奏章，希望嬴胡亥醒悟赦免。奏章呈递上去，当然先到赵高之手，赵高把它扔到垃圾堆里，冷笑说：“囚犯有什么资格表达意见！”然而也使他提高警觉，决定堵塞最后一个漏洞。于是派遣他部下十余位门客，冒充皇家检察官（御史）、宫廷礼宾官（谒者）、宫廷侍从（侍中）之类，宣称奉皇上命令，复查李斯案情。李斯以为他的奏章发挥效力，据实回答。冒牌官员回报后，赵高责备李斯不肯合作，再加苦刑拷打。若干次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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