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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咒富士康:他们为什么自杀-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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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名卧底记者形容，富士康“太正常”，有着严谨的阶层、科级制，还有处处无所不在的保安，以及其他形式的监视。首先剥夺人的尊严与价值，而超时加班，一个宿舍员工错时休息，更使人心灵隔绝。就连理因灵活、有思想的记者在这样的制度下，都会无形被“同化”，丧失自己的思考。
据《华夏时报》记者陈小瑛卧底富士康后写了一篇《记者48小时直击富士康：超大社区的畸形生态》的报道，让我们体会了富士康员工的真实生活。
报道这样写道：“6月2日早上7点半，灰暗的天空下起了小雨，在富士康北门口、南门口，没有撑伞的员工，快速穿梭着，匆匆走出去的是上夜班的工人，进来的则是赶去集合上白班的。
当路过园区的宣传栏，以及贴着公告的墙边时，尽管行走匆匆，工人们还是不由地停了下来，这是两份最新的公告：一是加薪，普工基本工资每月从900元加到1200元，线长、组长在现有工资基础上增加30％；二是凡自杀导致伤亡的，富士康不再另行赔偿任何抚恤金。
工人们迅速用手机计算着加薪后的每小时加班工资，一个月能拿到多少钱。仔细看完公告的每一个字后，纷纷走向工厂楼下门口，等待着组长来集合，统一8点上工厂线。”
“晚上下班后的活动，基本上就是睡觉。G区1栋女工宿舍，没有电视，没有电脑，8人一间的房子里面附带着冲凉房和卫生间，房间装有一部电话和两台吊顶风扇，四个上下铺看起来有点拥挤，但东西少并不显得凌乱。
卧底记者零距离直击（2）
他们活动的范围就是从厂区到最近的餐厅，再到宿舍，三点一线的生活很有规律，每天在不到一千平方米的范围内移动，即使每月员工在电脑房有4个小时的免费上网时间，园区有游泳池、有娱乐场所，还有相亲的节目，但每天加班到晚上8点或者8点半后，员工很少去参与娱乐活动，只等周末外出的那一天。
很多年轻人都是刚来几天到几个月，做满一年的很少。没人去管身边的人过得如何，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过高的流动性，也让他们没有时间、没有机会去同身边的人做深入交流，谁也不敢轻易把陌生人当朋友。”
又据《南方周末》记者的调查发现；就工作强度、加班时间、薪酬福利而言；富士康远称不上“血汗工厂”。在龙华街道富士康维稳综治办公室门口；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打工者排队应征。高密度的自杀事件；并没有阻止更多青年的涌入。在“六连跳”后的4月13日；便有超过3500人进入。即使排上七小时的队伍等候招工；他们中也仍有不少人谈笑风生；满眼期待。
在每平方公里聚居了约15万人的狭小空间里；人和人却似碎片一样存在着。
卢新自杀的那个凌晨4点30分；李祥庆正和同事在富士康龙华园区2公里外的H3成品仓库度过夜班最难熬的一个小时。李祥庆是4月12日进入富士康工作的；这是他第二次来富士康。2008年4月；他第一次进入富士康打工。2009年7月；觉得“在一个地方呆久了没意思”；出来了。
或许恰是在这种孤立里；性或者爱情对于一个个体心灵慰藉的重要性；因此而被放大。有女生的车间就是好车间；有女生的楼层就是好楼层。
但在这样的人口密度里；谈恋爱也是拮据的。“厂区里找不到地方谈恋爱。”富士康工会副主席陈宏方说。而在整个龙华厂区和观澜厂区周围；也并无电影院以及市政公园。
黑网吧可以从另一个途径解决这些青年人的“荷尔蒙”冲动。它们隐藏在“餐馆”或者其他名目的招牌下。有专人负责拉客；拉客的会把他们安排到具体的电脑上；这里有不少“*”。在发工资之前；一些工友有时候也在这里轻微地“解决一下问题”。但是他们说“看得难受；不如真的去找女的”。
如果工资发了；可以去大水坑。在观澜宿舍区旁；从一个插着面破旧国旗的小路口走进去；小姐们坐在一栋旧楼下的长凳上。一次八十元到九十元的价格；应该也是专为打工仔们设定的。
但不管是性还是爱情；都会撞上“钱”这堵冰冷的墙。
《南方周末》记者刘志毅“潜伏”富士康手记
2010年5月12日《南方周末》记者刘志毅亲身潜入富士康，写了一篇题为《与机器相伴的青春和命运——潜伏富士康28天手记》的新闻报道。该报道内容如下：
这些富士康工人每天上班；下班，睡觉，上班，下班，睡觉。———而这种钟表一样的生活；反过来压缩着他们社交的私人时间。即使像自杀员工卢新这样多才艺的“明星”人物；在富士康的社交圈；也仅限于同学和校友之中。
我认识两群年轻人。
一群是与我一样的大学生；他们生活在象牙塔；与图书馆、湖光山色相伴。另一群工作在钢铁机器；巨大货柜；有无数繁杂精密生产环节的厂区里。这群人总是把他们的上级叫做“老板”；互相之间哪怕不熟也要大声用粗口唤作“屌毛”。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卧底记者零距离直击（3）
在富士康潜伏28天后；我走了出来。我一直试图把这两幅图景联系起来。可是很难。只是这两个地方生活着的人们确乎有着相同的年纪；相同的青春梦。
我的潜伏；起因于南方周末对富士康“六连跳”系列自杀原因的调查。编辑部很快发现；南方周末的记者们均因年龄较大无法进入只要20岁上下年轻人的富士康工厂。相较而言；不到23岁的我；很轻松就被招入了富士康。
28天的打工潜伏；使我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这并非因为明白了他们究竟为何而死；而是知悉了他们如何活着。
（一）
他们活得最阔绰的一天是每月的10号；发工资的日子。这一天；自动提款机与特色餐厅里都会排起长队；以至于提款机也会时常被提空。工资由当地最低底薪900元加上每月不定的加班费组成。
每个员工都会签一份“自愿加班切结书”；随后你的加班时间便不再受法律规定的每月上限36小时的约束。但这并不是什么“坏事”；相反；在许多打工仔看来；加班多的厂才是“好厂”；因为“不加班；根本挣不到钱”。对急欲赚钱的打工者们；加班更像是“会呼吸的痛”：如果不加；没有钱的日子让他们“窒息”；如果加班；日夜劳累的工作只会让身体加倍“疼痛”；迅速老去。更多时候他们坚定地选择后者；甚至这种选择的权利；也不是轻易可以获得的。只有老大“信任”；关系好；或是身处关键岗位；才常加得到班。
所以；“五一”假期对一些人来说成了忧虑；因为花钱不挣钱的日子“很难熬”。这一天；打工仔们顾不上是什么节；更重要的是加班费；实在不行；睡个懒觉更实在。
新开的手机店门口；销售员洋气地向围观的员工们展示着iPhone；所有人都紧紧盯着他每一个“酷炫”的操作；像看着什么新奇。可事实上；富士康生产着包括iPhone、iPad在内的几乎所有知名品牌数码产品的配件；那“新奇”的机器每个部件都来自这些工人们之手；只是他们从未想过拥有最终的成品。现在；这些成品就以略高于他们一个月工资的“惊爆价2198元”出现在眼前。这是一笔昂贵的购置；所以他们只讨论着怎样花几百元去买山寨手机。
在与他们聊天的很多时候；我无言以对；我觉得自己幸福得太过分。他们居然羡慕那些受工伤可以休假的人；一面聊着笑话一面说自己的工作岗位如何有毒。他们讨论自己的同事们跳楼自杀时；往往有着出人意料的淡定或者不屑；甚至语出戏谑；似乎每个人都是局外人。
我愿意把他们看成一群乐观与坚忍的人；也希望他们真的是与此无关。不过这愿望怎样想来；都免不了是一种心酸。我甚至想象自己有改变这一切的力量；可是就像王克柱在上夜班的时候说“真希望有人可以踹他一脚来交换5分钟的休息时间”一样；很天真；更没可能。
（二）
你要问打工仔们的梦想是什么；答案如出一辙；做生意；赚钱、发财；其它一切在这之后都会到来。在工厂的仓库里；他们幽默地把拉货的油压车称作“宝马”。他们倒是想拥有真正的宝马；或者至少是“宝马”式的财富。
他们时而幻想；又不断地亲自撕裂自己的幻想；像一个痛苦的画者；无奈地不断撕毁自己难以成形的手稿；“这样干下去；一辈子也别想”。他们生产着世界上最顶尖的电子产品；却以最慢的速度进行着自己的财富积累。办公系统的公用账户密码被设成以“888”结尾；像很多生意人一样；他们喜欢这个数字；甚至笃信这个谐音。但是他们中或许鲜有人知道；是自己的双手保住了国家的“8”；而他们每天去加班；去买彩票；甚至去买马；却难以找到属于自己的“8”。 。。
卧底记者零距离直击（4）
工作最卖命的王克柱总抱怨工资太低；想去外面报名学点东西却又“听都听不懂”；还是放弃了。他说知识太少；就只能干最初等的活；这是注定的。他有时候说头很痛；有时候又瞬间精神焕发。拉货的时候他总向前飞跑；仿佛那两板24箱货物根本没有多重。每天他都会爬上两三米高的货箱去盘点账目；也会钻到夹缝里去检查标识单。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卖命；他并不回答；直到某一天上午我看到他停在柱子面前；突然喊出一声：“救命！”他大约也不知道刚才自己说了什么；我却听到一群真实的灵魂。他们习惯了用最大努力去改变；直到努力演变为挣扎；也没有把握自己是否有那力量破开生活的大茧。
厂区里一幢幢厂房整齐敦实地竖立；除开顶上用英文字母和数字组合起来的序号；便几乎再没什么特质。厂房里的机器；仓库里的货箱；乃至流水线上着齐整工衣的工人们；也都是如此。有一天早晨；我在上班的路上看见厂房的窗户里探出两张脸；一动不动；一直望着路上的人流。太远；看不到表情；也听不见声音；那窗里仅是两个黑点。可站在他们的位置；这路上无疑也是一大群移动的黑点；无比巨大的白色厂房背景下；他们渺小而一致。
（三）
这个工厂的工人们用双手支配着世界上最尖端的电子产品的组装生产；不断刷新着令人激动的贸易纪录；连续7年内地出口额排名第一。但是似乎在他们操纵机器的同时；机器也操纵了他们：零部件在流水线上的一个个环节中流过；加工成型；他们单一而纯粹的青春；也在机器的特有节奏中消磨。
凌晨4点；我上完厕所侧耳贴在车间走廊的墙壁上；听到机器的隆隆声从四面传来；频率稳定不息；那是这个工厂的心跳。工人们每天就在这种固有频率的支配下工作、走路、吃饭；我此刻明白了为什么我在没有人催促的情况下会在工厂的路上走得那么快；会在食堂里吃得那么急；虽然并不舒服。你就像每个零部件一样；进入了这条流水线；顺从于那节奏；隶属于那凌晨4点的心跳；无法逃逸。
当深圳；这个曾经的边陲小镇一跃而成为珠三角东岸最繁华的都市之一；在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背后；我遇到的却是一群迷惘焦虑的年轻人。《时代》杂志在2009年把中国工人作为了年度封面人物；这本杂志说；中国工人以“坚毅的目光；照亮了人类的未来”；然而所谓“坚毅”；却是忍耐机器异化、资本侵蚀所必需的品质。这样的“坚毅”；还是他们可承受之重吗？当电脑、手机、汽车；每一样商品都成了资本的产物；汗水、青春；乃至生命；每一样代价也被资本消耗殆尽。
这个容纳四十多万人的巨型工厂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血汗工厂”。它提供食宿；规模达到一个中等城镇；流水作业；井井有条。与同类相较之下；这里的设备齐全而优越；待遇标准而规范。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蜂拥而至；只为找一个自己的位置；找一个也许他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
这实非一个工厂的内幕；这是一代工人的命运。
（应受访人要求，文中“王克柱”为化名。）
军事化管理：异化下的“泰罗制”（1）
泰罗在20世纪初创建了科学管理理论体系，他这套体系被人称为“泰罗制”。泰罗科学管理的特点是从每一个工人抓起，从每一件工具、每一道工序抓起，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设计出最佳的工位设置、最合理的劳动定额、标准化的操作方法、最适合的劳动工具。
泰罗的科学管理系统将工人的潜能发挥到无以复加的程度，有人形容，在实行泰罗制的工厂里，找不出一个多余的工人，每个工人都像机器一样一刻不停地工作。
异化与“泰罗制”
“有这样一个产业，在为别人做嫁衣；有这样一种青春，在绝望中挣扎。”这是一位网友在富士康跳楼事件报道后的留言，它清晰地反映了以富士康为代表的内地代工模式及其员工的生存状态。
不能否认，代工模式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充分发挥大陆人力成本较低的“比较优势”，对国家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事物的另一个方面，即是创造经济奇迹背后的劳工的艰辛。这种艰辛，突出表现在劳工被自己创造出来的机器所控制。
这种状态，就是异化。
所谓异化，源自黑格尔等西方哲学家对现实的一贯批判武器。这个武器，在*那里得到了充分发展。他指出，异化是人的生产及其产品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在异化中，人丧失能动性，人的个性不能全面发展，只能片面甚至畸形发展。
劳动创造物质或精神的财富。在人的劳动没有成为机器运作过程中的附属品之前，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传统木工，在他工作之前，必定对未来工作的成品有一个预先设计好的理想；一个农民，当春天开始播种时，他已经熟知秋天收获的情景。他们明了自己的工作会对被劳作对象产生何种影响。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有意识的劳动。虽然艰辛，但可以控制工作的过程和节奏，同时也是按照头脑中的计划和设想而劳作的。应该说，这是一个创造的过程。
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大规模工业生产中，劳动被分割成为无数个简单重复的动作，工人只是机器的一部分，工人只能随着机器的转动而工作，在此过程中，他只能听从于机器的指挥。本来属于人的自主行为的工作和劳动，反过来控制了人，人受制于整个生产过程，这就是所谓劳动异化。
如果工作者自愿从事简单重复的动作时，可能不会有过多的压抑感。但是，如果长期从事此类任务，并且管理者为此制定了严格的制度或者验收条件，烦躁、压抑、焦虑等情绪便会自然产生。而名震东亚的“军事化管理”只会使人更加变成机器的一部分。
如果你做过流水线上的作业工，可能会对此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为了减少这种简单重复的动作所带来的沉闷、乏味，工人有时会有意控制劳动的节奏，但当机器的节奏很快的时候，这种自主的节奏所能掌控的范围就几乎不存在了。当然，休息时的简单聊天或者胡思乱想，也会让人找回被机器夺走的意识。
事实上，随着科技的更加进步，流水线几乎以秒来计算，这种自主的控制节奏的想法无疑已经成为痴人做梦。如果这种简单重复的动作每天定期超长时间运转，操作者可能已经不是操作者自己了。如果同时，操作者没有休息或者更多的娱乐时间，无法畅想自己的理想，那么，你可能要对一切都感到乏味了；如果操作者觉得自己永远都逃离不出这种异化，无论到哪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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