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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散文全集-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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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者许多年，杳无信息，大约有二十年罢？
有一天，他忽然的跑回故乡去，却是完全一个疯子了。他自称是从星里来的人。他本名叫什么贵，但现在他坚不承认，自称是阿勃图耳，（还是阿布耳呢？）也不明白是名是姓。他的父母早已死去，他独自住在破屋里；他怎样的度日，讲这故事的人不曾说及，所以我也不曾知道。
每天早晨他起来后，必定站在门外怪声怪气的吆喝一回。村里的人虽然听惯了，但是因为听他吆喝得很好玩，而且他们自己本来本闲着无聊，所以总有十个八个跑去围着他看。他独自指手画脚，唠唠叨叨的说过一阵，再对他们发问道：
“喂喂，这是那里，老板？”
这老板的称呼，是他从不知那里学来的；据海甸的人说，这也是他发疯的一个证据，因为海甸人决不这样称呼的。大家听他这样的问，照例答他一句：
“这是海甸。”
“这不是星里么！唉唉！……”他这样叹息着，两条眼泪直挤出来，从颊上滚过流落地下。大家看到这里，都知道把戏已了，各自散去，他也就坐在地上，两手抱头，支在膝盖上，不再作声，只是默默的在那里思索回到星里去的方法。
中午一过，他的默想也已完结，不知道他想出了回到星里去的方法，还是已经断念了呢，但他总是元气旺盛似的踱到邻近茶社里喝茶，同人家谈星里的事情。他有一种特别的癖气，便是说星里的好处多用反面的说法，譬如看见桌上的一把茶壶，他便咕噜说：
“吓，这样的茶壶，星里没有这样的茶壶！”对于房屋衣服等东西，他也是这种说法。倘若有人反抗他，说我们只要这样的生活就够了，他便一定提起那贤人的故事来。有些人因为要他讲贤人的故事，有时特地的去激动他。于是他突然的开讲道：
“有一个贤人，住在猪圈里。……”众人不等他说了，都笑着鼓噪道：
“后来他终于被猪拱出猪圈外去了，是不是？”他听了毫不在意，仍旧从从容容的讲下去，直到拱出猪圈外为止。他说：
“老拱说，去你的罢！——一拱，……”说到这里，他举起右手向外一挥，就不则声了。但是过了几时，他的讲法也略有变更，不知是因为大家在鼓噪呢，还是为别的缘故。他把故事的后半改过，不说拱出猪圈外了，据他所说，那个贤人临了也变成一只猪完结。
我这所记的还是去年的话，据新得的消息说他现今虽然还自称是从星里来的人，但是早晨的吆喝与默想已经废止，似乎他已断念，不想再回到星里去了。至于贤人变猪的故事，却没有提及，想来他还是在那里讲着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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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婚与结婚
1923年4月25日刊《晨报副镌》
署名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离婚与结婚都是当事人自己的事情，局外人不能加以干涉。但是看了他们所公表的文章，引起一种感想，却也不妨发表出去，不过这并非对于那事件的批评，实在只是文章思想方面的几句批语罢了。
阮真君的文章，我已经说过了。郑振壎君的那一篇，我也是用心的读过的。负担经济的离婚与放弃遗产的离婚，我以为都可以行，不必勉强希望他们形式的复和。我对于郑君的景况是很同情的，——那更不幸的夫人方面自不消说，——但在那篇文章里他所给我的却不是一个很好的印象。我觉得著者是一个琐碎，严厉，自以为是，偏于理而薄于情的男子，（或者事实并不如此）在我的想像中，正是我所怕与为友的一种人。即使这是错的，但我所得的印象总是这样。异性的心理或者难以推测，倘若也同我的印象仿佛，那么恐怕读了那篇文章愿意去做他的“女友”的就不很多罢。郑君不知道，世间万事都不得不迁就一点；如其不愿迁就，那只好预备牺牲，不过所牺牲者要是自己而不是别人：这是预先应该有的决心。倘或对于妻儿不肯迁就，牺牲了别人，对于社会却大迁就而特迁就，那又不免是笑话了。——郑君的文章一面又很诚实的，肯老实的露出他的缺点，不加掩饰，这是可以佩服的地方。
本月的《晨报》上登过两个奇妙的论前广告，都是关于离婚的。其一是“武止戈启事”，文曰：
我不愿再忍受旧婚姻制度的束缚了！我对于旧社会制度没有维持的任务；对于不合理的什么礼教和习惯，我只知道去破坏。所以我决定于今日起与王梦真女士解除婚姻关系！
（案 此文见四月五日报上）
其二题曰《离婚》，原文如下：
因一时之气忿贻终身之后悔可惜可惜夫妻反目儿女遭殃朋友操心家庭倒运背驰道德违迕法律各走极端是谓自误
曹娥陈礼育决与沈慕周脱离关系此启一月十七号
（见四月十六日报上）
这两件离婚的内容，我们一点都不知道，不能发表意见，只就广告看来，觉得理由说得很是离奇。武君的志向在于破坏不合理的什么礼教和习惯，原是极好而且正当的，但在他看来，仿佛什么礼教和习惯的巢穴只在他和王女士的婚姻关系上，只要一离婚，那目的便达到了。离婚是男女关系上一种不幸而又不得已的分裂，不能象征礼教和习惯的破坏。我想两性关系是世间最私的事情，自有其绝大的理由，无须再有堂皇的口实，正如结婚者不必借口于“为天地育英才，为祖宗延血脉”一般，离婚者也不必比附于革命的事业。至于陈君的广告尤为奇妙，正与武君的口气相反而同样的离奇。这种石氏“传家宝”式的格言，一眼看去必定以为是劝止离婚的话，末尾忽然那样的结煞，在文章上的确还欠通顺，更不必说内容了。我决不像一般遗老，听见许多离婚事件，便叹息世道衰微，人心不古，但是见了这些文章也不免有点失望，因为我想“新文化运动”闹了这几年，新的青年至少应该能够做“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文章了，岂知还是这样，——此外只有几篇《驱鳄鱼文》式的布告。
但是这类文章之中，最妙的还要算那“甘肃省长委赴各省学务调查员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杨汉公”给张东荪君的一封信。杨君因为高文蔚君续娶先妻之妹，旧有师弟关系，便借了纲常名教的话，极力排挤他。这封信里充满着真正老牌的“什么话”（原文登在四月十五日《学灯》上），便是平常最有学者态度，深以骂人为非的张君，也直斥之为“此真狗屁不通之论”，可以知道那文章的奇妙的程度了。信中佳句叠出，真是美不胜收，现在只引用一句，以供未见原文者之欣赏。杨君以为师弟本是一体，所以不能“结牝牡关系”，而引证曰，“无论何人，有对镜自照而起邪念者乎？绝无有也，以其原为一体耳。”这真是上等绝妙好词，恨不令金圣叹一见，不知当如何“拍案叫绝”！本来道学家的头脑，正如吴稚晖先生说道，（原语此处不引用了）充满着不洁的思想，不足为奇，但这回说的更是奇怪，他似乎以为人是同蚯蚓一样的。这种思想在变态*心理学上有一个很长很古的学名，可惜我记不起了。这种人在社会上传播精神的病毒，很是可怕可恶，但实在也是一种不幸的病人，值得怜悯的；所以我不想对于他下什么恶辣的判语，只把他的文章好好保存，作成变态*患者思想的标本，拿来给少年看，时时提示警告，要他们知道：倘若他们没有常识，尤其是性的知识与正当的人生观，却向不洁的旧思想里钻进去，便是成为变态心理的病人，像这不幸的人一样。这也就是我在这里介绍这一封信的微意。
临了我要附记一句，听说甘肃学界为了高张结婚事件，打了好几个电报来，请求政府惩办，而女学生尤其激烈，大有“灭此朝食”之概，并且自行要求解散以谢名教。*的回电不知怎样说，但总之似乎没有照准。我于是不得不非本意的赞美中国的官僚政客，因为甘肃学界的舆论与杨君的“良知”并合起来，其程度还远在近来很受反对的教育总长的识见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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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国货的心理
1923年8月19日刊《晨报副镌》
署名荆生
未收入自编文集
近来很流行所谓提倡国货，但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却是从传统的“提倡国苦”的心理演化出来的。
请看他们提倡国货的标语：
第一，比较的不要嫌本国货与本国物件粗夯。我们很可以受点物质上的不舒适。
第二，比较的不要嫌本国货与本国物件价大。我们很可以受点金钱上的损伤。
请再看我的（其实是中国人大家的，不过现在由我暂作代言人罢了）提倡国苦的标语：
第一，比较的不要嫌本国苦与本国压迫的粗夯。我们很可以受点物质上的不舒服。
第二，比较的不要嫌本国苦与本国压迫的价大。我们很可以受点金钱上的损伤。
因为是国货，所以用了大价去买粗夯物件也不能嫌；因为是国苦，所以生命财产受了损伤也不能怨。赵恒惕是国产，杀了黄庞，（被国人所杀，当然不能算什么！）将引北军入湘，然而到底还是长沙爱国者的首领。
总之凡带着国字的便都是好的。至于这神秘的国是什么东西，大约不容易了解。简括的代答一句，或者可以说“这是一个字，我们为了他应该受不舒服和损伤的。”
敬答郑兆松先生
1923年8月24日刊《晨报副镌》
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我固然不是国家主义者，但也不向往大同主义的世界。我于一切的istae里边是无所属的。我对于许多好听的名字都不免怀疑，又最明白地知道自己的浅学，因此决不敢创立一种高明的什么理论，我实在只是发表我一个人的私见罢了。郑先生的质疑我很是尊重，但鉴于自己的只有疑而没有解，我恐怕我就是把我的意见写上万把字也必不能祛郑“祛郑”二字原倒错，今乙正。先生之疑，因为我相信人们的意见是不容易相通的，文字言语之力是极微弱的，辨论与相骂差不多，到底各是其是，所以我是不喜欢讨论什么问题的，实在也没有讨论的能力。现在为对于质疑者的礼仪起见，不得不说几句话。
我的确是反对把任何主义的政治思想注入儿童。我想至少在小学时代不应该教他们去怎样的爱国，我们只将文化史上的过去现在情形讲给他们知道，等到中学时代知力完足一点的时候，让他们根据了过去现在的事实自己去选择适当的路，那时无论是大同也好，小康也好，以至拓地殖民也好，总之我们此刻不好代为指定，如父母替子女指腹为婚似的。——不过这我刚才说过，只是一个人的私见，倘若正如父母们觉得子女自由择配很靠不住必要指腹为婚一样，中国的父师一定要把小学生预约给什么主义，那也未始不可随意，本来在此刻的世上——尤其是中国，什么事都可以有的呵。
关于其他的话，我的意见与郑先生的也有多少出入，但我既没有辩服别人的意思，自己又觉得没有表现的需要，所以都不说了。去年春间在孔德学校讲演过一次国耻问题，因为有现成的笔记稿，引用一节做这篇的结末吧。
“我想国耻是可以讲的，而且也是应该讲的。但是我这所谓国耻，并不是指丧失什么国家权利的耻辱，乃是指一国国民丧失了他们的做人的资格的耻辱；这样的耻辱才真是国耻。”
怎样办的问题
1923年10月16日刊《晨报副镌》
署名子荣
未收入自编文集
芜村君提出“我应该怎样办呢”的问题后，进德君告诉他“你应该这样办”，但据我看来这仍旧是无办法。譬如一个人没有饭吃，问人家怎么办，他们应该指点他去工作，去求乞，或去偷去抢，但决不能说“谁叫你的父母没有钱！你只应饿着！”——如问到我，我便叫他去偷。
我因此对于芜村君的劝告，是“害之中取小”这五个字。我相信有人能够禁欲，或者毫无勉强的终生过着独身生活。但我推想芜村君未必是这样的圣徒，（恕我直言）因为倘若如此，他便不问人家怎样办了。消除“*的火”的最好方法是正当的燃烧，——放纵又是火上加油的放火，自然不能说是合法。我为芜村君计，就大胆的请他老实的去宿娼，我这句话里决不曾含有言外的美刺，实在觉得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而于他比较的少一点害，虽然染毒是要预先觉悟的。宿娼当然是不道德的，正如偷窃的犯法；但在饥饿的人总比饿死好一点。我的偏见是饿死事大，失节事小。强迫的禁欲固然未必会饿死，但害处很多：弄的好，损坏了个人的精神及事业；弄的不好，反要横决，干出那些不是人做的行为，这都比宿娼要不道德。
可能的禁欲即是节制，其目的在于享受更上的满足。以禁欲为目的的禁欲，在常人是不可能的，只有极少数变态*的人能够实行，是亦曰圣徒。
进德君叫芜村君禁欲的理由，是“父母作下的罪恶，自己活该忍受。”对于这句话，我完全不敢承认。除了病理的遗传以外，我不相信子女有承受父母罪恶的义务。古人说过，“罪人不孥”，何况在现代呢。进德君的这一句话里，真含着不少的危险分子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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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学的二大潮流
1929年4月10刊《绮虹》1卷1期。1923年10月19日作
署名周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中国新文学的趋势，将来当分为二大潮流。用现在的熟语来说，便是革命文学与颓废派。这两者的发达都是当然的，而且据我看来，后者或要占更大的势力。
无论人们怎样的说艺术可以脱离人生，但艺术家苟生为人世之一分子，便不自主的不能不受到若干关系。高雅的人不要提起人生，只要艺术与美，却不知道这无非也是对于恶劣的人生的一种反动。社会总是文学的背景，我们看中国现在的情形，便可知道当来的文艺思潮应是上边所不说的这两种，而且可以预言，乐观的理想主义毕竟将归于失败。
中国情形现在是怎样，大家都是知道，也不必详说，我想只用非人的生活一句话可以概括下去了。除了思想感情都已变坏的人以外，大抵都抱着一种不满与不快，在这源头上就发生那两样的水苗。无论坐在废墟荒草的中间，诅咒他的敌人也罢，临着清水自己鞭挞也罢，躲到象牙的塔里去冥想，麻醉在人工的乐园里也罢，在偶像破坏这一点上我们都能够看出现代的精神，引起共鸣。他们的行为言语尽管不同，却有共通的特色，便是咀咒现制度，反抗传统，蔑视群众；这是现今社会所当受的惩罚，尤其是中国。或者人还不敢说政治上中国是个亡国，但在文化上我们不能不说中国已是亡了，至少人民多是亡国民根性；无论青年如何讴歌国光，绝叫爱国，终不能蒙蔽真的艺术家的心眼，跟了他们做歌功颂德的文章。倘若中国可以亡而复兴，那么这样新文学的兴起当是它的第一征候。
我在这里要重复的声明，这样新文学必须是非传统的，决不是向来文人的牢骚与*的变相。换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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