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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散文全集-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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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里要重复的声明，这样新文学必须是非传统的，决不是向来文人的牢骚与*的变相。换一句话说，便是真正个人主义的文学才行。现今的时代正是颓废时代，总体分裂，个体解放，自然应有独创甚或偏至的文艺发生，这在古典派看来或以为衰落也未可知，但实是时代的要求，而且由我们说来，在或一点上比较个体统于总体时代的古典文学更多趣味，所以我们对于现代，不禁抱着比对于承平盛世更大的一种期待。
这样的新文学里常有似乎复古的现象，原是很普通的事。但他决不是复古。本来复古也是一种革新——对于现在的反抗运动，它的理想中的古原是一种空想，不必说只凭传说的三代以上，便是自身的过去经验，从回想中出来，也经过许多变化，变成新的东西，几乎与“乌托邦”的梦想很少差别；不过本人不曾知道，还以为在卫道，这就是复古的弊害之所从出。形似复古的新文艺决没有保存国粹的气味，他不是义务的去为古文化服务，只是趣味的去赏玩去利用他。因为现在人除极少数外，对于理想的将来未必能有十分的信托，也未必能得多少的慰藉，所以他们多弃舍了未来的乐土而倾向于过去的梦境。他们觉得未来不能凭信，现在又不满足，过去当然不见得可□□留恋，但因其比未来为实而比现在为虚，所以便利用他创造出一刹那亦即永劫之情景，聊以慰安那百无聊赖的心情。这在表面上是很颓丧的，其精神却是极端现世的，或者说比革命文学家还要热烈地现世的也未始不可。据我的曲说讲来，革命文学在根本上与颓废派原是一致，只是他更是乐观，更是感情的；因为这一点异同，所以我说他虽当兴起而未必很盛。
总之现代的新文学，第一重要的是反抗传统，与总体分离的个人主义的色彩。这并不是一个人的嗜好与要求，只是推论起来应当如此。每到这个时期，便会有这样文学发生，古今原是一样。不过时代既然不同，精神也就殊异，即如向来文人之或发牢骚，或讲风雅，都是同一情形，但在此刻倘若不是直接从生活中发源出来，只是人云亦云，那么即使做出上好的愤世嫉俗的热烈文字，或高蹈远引的高雅诗歌，我们也只好认为假古典派之作，因为他实在是老牌传统的东西。我们还未能说中国的新文学界已经有这两派，但我相信总是要兴起来的，所以略加说明。至于这两派的造就当然有自发的原因与程度，不是自己可以选定，更不是别人所能劝阻的；我恐怕有人或者要于两者之间加以轩轾，更附加一句，虽然是蛇足。
［附记］此文上半篇系四个月前所写，因事中止，今始续成，所以文意不很贯串，请阅者原谅。（十月十九日）
［纪生附记］附记系1929年4月10日《绮虹》编者所加。此文系周先生在民国十二年所写，十月十九日者，即该年十月十九日也。我以该文未曾收入《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谈龙集》诸书，而文中所论新文学趋势极简明透澈，且鉴于最近文坛之混乱，因商得先生同意，刊载于此，俾爱好文学者有所参考。（一九二九，春，宣南）
宿娼之害
1923年10月21日刊《晨报副镌》
署名子荣
未收入自编文集
宿娼之害，应当分别言之。对于过着恋爱生活的人，其害有二：（1）破坏恋爱，（2）染毒。对于传统地结婚的人，只是染毒一样。因为这些人本来没有恋爱，说不上破坏，而且在性的关系上原是“视女子为玩物”，无从增加轻蔑的程度；“宿妻”与宿娼正是一样，所差者只在结婚是“养一个女子在家里，随时可以用”，不要怕染毒，更为安稳便利罢了。传统的结婚即是长期卖淫，这句话即使有人盛气地反对，事实终是如此。大家恭维宿妻而痛骂宿娼，岂不是只知道二五得一十而不知五二也是一十么？
因此，我觉得前回劝告芜村君的话是不错的。我决不敢对于芜村君的品性妄加推测，但他不是过着恋爱生活，他与老夫人的关系只是性的要求，这是我敢大胆地假定的。现在他既然不满，那么自然只好去宿娼，比另外去买一个妻来宿，比较的还要老实一点，虽然也危险一点。中豪君劝他离婚另娶，当然比命令禁欲好的多了，但看芜村君在家庭里的情形，连阻止他令郎的早婚还没有力量，能够和老夫人离婚么？即使做到了，（这个已经要认为奇迹）另娶一位少夫人，如不是恋爱的结合，那也无非是购置一个可宿的目的物，与宿娼有什么不同，不过名目好听一点罢了。讲到中豪君的提议，在根本上与我的本没有不同，只是中豪君还有点顾虑名目，我则以为宿妻同宿娼一样的不道德，（而且因为大家恭维，或者更为不道德）所以劝他还不如去宿娼，虽然也愿意他因为怕染毒而少去。
中豪君所说的预备办法，我十分赞同，希望大家丢起灵呀精神呀的高调，实地去宣传性道德的改革。
编辑者的删削权
1923年11月2日刊《晨报副镌》
署名荆生
未收入自编文集
去年《晨报》副刊上有过一回笔墨官司，被《觉悟》的记者评为编辑失职，他以为足以引起争闹的文字是不应登载的。他的话虽稍偏一点，却很有道理，我想编辑者的删削权至少是应该利用的；近来见了“西大”之争斗，更觉到这个的必要。
大悲先生译错，西滢先生给他纠正，那是极好而且极应该的，但是其中有些挖苦话，倘若我是副刊记者，当替他删节一下，至于学庄先生以下的几篇则更大加以斧削，或者竟不客气的没收。许多苦心孤诣的刻薄话，只在当事人有些影响，在第三者看了只是觉得不愉快罢了，——倘若双方必要纠结下去，不肯罢休，最好的办法还是由记者居中代为传递战书，各方面都可以得到满足。强词夺理的执辩的话，看了也不是愉快的事。其次是随意的猜疑，如学庄先生猜西滢是甲，西滢先生猜学庄是乙，而静庵先生又猜甲乙有什么关系，都是可以不必的。我见了这场恶战，不能不归咎于副刊记者之疏忽，当时只要他肯略加删削，便没有这场口舌，而误译的纠正我们仍能见到。
正如擘黄先生所说，喜欢笑骂别人“寻开心”，是人类普通缺点，很难完全铲除；为了毫不相干的事，我也常喜写几句挖苦话登在报上散散闷。但是我总想守定这个主张，便是宽于责个人，严于责社会，庶几乎不至于有什么过失。倘若偶然失检，便请编辑者给我一个大黑杠，涂去几行，我很情愿。——但这只是限于违反“批评的伦理”的时候，才可如此，倘若借此要来修改我有时所发的偏激之论，那是我对于记者又要抗议的了。
乡间的老鼠和京都的老鼠――土之盘筵（二）
1923年7月28日刊《晨报副镌》
［译文］署名作人
未收入自编文集
（洋房的前面。一匹乡下人模样的小老鼠出来。）
乡鼠我是住在很远的乡间农家的一匹老鼠。有一个朋友长久住在京里，日前回乡来，对我说京里有各种阔气的东西和好吃的东西，叫我去玩，所以现在上京都去。（走着）的确，这些人家，道路，什么一切，都很阔气。（四面探望着，走着）呀，一定是这家了。（站住）且叫门看罢。……喂，吱吱吱，有人么？吱吱吱！
（一个穿洋服的老鼠从里边出来。）
京鼠：呀，你么？我从那时起就等着你呢。来得很好。是坐火车来的么？
乡鼠：是，是混在货物里来的。但是，到了总站正想下车的时候，在那里有一只大野猫，几乎被他衔住了。真骇死我了。
京鼠：亏你知道这是我的住家。
乡鼠：可不是这里有你的小便气味么。
京鼠：鼻子有这样灵，就是住在京里也站得住了。
乡鼠：但是，我不知怎的总觉得有点恐慌呢。各种的车呀马呀，还有许多的人，这样跑来跑去的。
京鼠：不打紧，惯了就一点都没有什么了。而且，还有许多好吃的东西呢。现在这个人家刚要开宴会了，在厨房里，已经摆着各色好吃的东西。请你到这边来看罢。
乡鼠：不要紧么？不会被看见么？
京鼠：不要紧，不要紧。
（京鼠在前引路，乡鼠抖抖擞擞的跟在后面，走来走去。在同一地方打两个圈子，算是到了厨房。）
京鼠：你看，怎样！这样阔气的器具，不曾见过罢？这个碟子，（这个和下文的银碗都只要假设放在那里就好，无须用实物。）一张要二十块钱呢。……那边的银碗里，盛着上好的干酪。那才是好吃呢！今天盖好了盖子，有点不行，但是或者还有不很合缝的地方也说不定。我就用了这个鼻子，这样的把他掀开，……（这样那样的掀了一会，盖子有点开了。）好了，开了开了！……你看，怎么样！很好吃的样子罢。请随意用罢，我也动手了。好吃，好吃！
（两匹老鼠共吃银碗里的干酪。）
京鼠（停吃）：好吃罢，……请你试坐这把软椅。柔软而且温暖，很舒服罢？现在我在那边堆房里的旧太史椅中间做着窠，或者索性在这横边开一个穴，移住到这里来罢。同桌子相近，要偷东西吃也很便当。请你帮一点忙，我们咬一下子看。
（两匹老鼠在软椅的横边，嘎哩嘎哩的咬起来。）
京鼠（突然停咬）：呀！喂喂，且住！（竖起耳朵听着）来了，来了，来了！听差进来了！快逃，快快！
（两匹老鼠急忙躲在软椅底下。）
（洋房的听差二人拿着棒梢和扫帚，急忙的出来。）
听差一：那个阴沟老鼠又来了。阿呀，已经啃的这个样子了。真是没有法子。
听差二：可恶的东西，一定还躲在什么地方。把他找出来，打死了罢。
听差一：这样很好。你往那边去赶，我从这里赶过去。……唆，唆！
（两人从左右两面用棒在软椅下撩拨。京鼠与乡鼠逃出。）
听差一：唆，在这里！唆，唆！
听差二：唆！唆，唆！
（两匹老鼠被两人追着，且跌且滚的逃入。听差追着进去。过了一刻，京鼠与乡鼠又出来。——算是在洋房的横边，但不必用什么背景。）
乡鼠：呀，骇死我了，骇死我了！
京鼠：几乎着了他的道儿。真危险极了。
乡鼠：你时常遇见这样的事情么？
京鼠：唔，自然遇见。常常遇见呢。
乡鼠：喂，常常么？
京鼠：那自然。这才是京都呀。有好的事情，也便有坏的事情，时常有可怕的事情，但因此也能够吃到许多好吃的东西哩。
乡鼠：无论怎样能够吃到好吃的东西，想到这是偷着吃的，我也不愿意了。我就要回到乡间去了。在乡间，只吃那掉在地上的东西，已经尽够过活，而且无论什么人都不至于杀我。朋友，再见了。
［附记］这一篇儿童剧，取材于《伊索寓言》，是日本坪内逍遥所作，从他的《家庭用儿童剧》第一集中译出。关于儿童剧的内容本来有应当说明的地方，现在不及说了。
《土之盘筵》我本想接续写下去，预定约二十篇，但是这篇才译三分之一，不意的生了病，没有精神再写了，现在勉强译成，《土之盘筵》亦就此暂且停止。这里虽然说“暂且停止”，实际上到1924年1月17日刊出第十篇《老鼠的会议》后才停止。——不过这是我所喜欢的工作，无论思想变化到怎样，这个工作将来总会有再来着手的日子。因为即使我们已尽了对于一切的义务，然而其中最大的——对于儿童的义务还未曾尽，我们不能不担受了人世一切的苦辛，来给小孩们讲笑话。
我的负债
1924年1月26日刊《晨报副镌》
署名荆生
未收入自编文集
在书房学校里我曾有过不少的先生，但于思想及文字上都没有什么影响。倒是在外边却有几位的文章言论给予我好些感化，为我所不能忘，现在想约略纪述出来，表示我的精神上的负债。
这些先生里边，最早的自然要算光绪年代通称的“康梁”。政变的时候，我才十四岁，住在东南的海边，不懂得什么，到了庚子以后，在南京读到《新民丛报》和《新小说》，恍然如闻天启；读《饮冰室自由书》，觉得一言一语无不刻骨铭心，永不能忘。这时候的愉快真是极大，至今每望见梁先生还不禁发生感谢之意。康先生的著作老实说不曾多读，《新大陆游记》作者为梁启超，上句说是“康先生的著作”，盖作者误记。还有点记得，但没有留下什么影响，仿佛觉得他老人家虽是*，同我们后辈到底隔着一段距离，不必等到做“不幸而言中则……”便已觉着有点隔膜了。
其次，我所爱读的，是严几道林琴南两位先生的译书。严先生著书的全部当时都搜集完全，林先生的也搜到光绪末年的出版为止。那时我相信《天演论》的达旨是翻译的正宗，只是非有极大的才学不办，所以只能悬作理想的标准，严先生译《法意》时也就变换方法，我见他对于文义暧昧的地方，译出原意不加附会，却用注说明未详，这个办法我至今还很是佩服。《英文汉诂》一书虽是大体根据马孙等文法编纂而成，在中国英文法书中却是惟一的名著，比无论何种新出文法都要更是学术的，也更有益，而文章的古雅不算在内，——现在的中学生只知道珍重纳思菲尔，实在是可惜的事。我读林先生的译书，从《茶花女遗事》起，以《迦茵小传》时代为顶点，至《拊掌录》前后而逐渐停止。我虽佩服严先生的译法，但是那些都是学术我的负债书，不免有志未逮，见了林先生的史汉笔法的小说，更配胃口，所以它的影响特别的大。我在民国以前译过几篇古文小说，其中有不少林派的字句，现在还约略记得。洪宪的严先生与五四以后的林先生都不是我所敢恭维的了，但在清末，两位先生译述的事业总是不可埋没，因为他们也正是新文学的先驱呵。
我的末了的一个先生，即是章太炎先生。他的自以为专长的政治，我不能赞一辞；他的学问，我也一点都不传授到。但我总觉得受了不少影响，革命前后的文字上的复古或者也是一种，大部分却是在喜欢讲放肆的话，——便是一点所谓章疯子的疯气。我所记得的太炎先生，总是那个样子：在《民报》社的一室里，披发赤膊，上座讲书，学理与诙谐杂出，没有一点规矩和架子。诸大弟子分得他的各门学问，分到我名下的大约只是一篇集内不收的《哀陆军学生文》与“政闻社”开会的记事罢了。换一句话，就是我只学到太炎先生的喜欢讲玩话，喜欢挖苦人的一点脾气，这或者不能说是善学太炎先生者，但受感化总是一样，也不得不承认感谢的。这种影响都是天然的关系，在于人力以外，当时也曾遇到《天义报》时代的刘申叔先生，但是我一毫都不受到他的感化，正如在他的《国粹学报》时代一样；其间只有一件相同的事，便是我的字之拙劣不下于刘先生：不过这是我从小如此，并不是那时才学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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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名问题质疑
1951年3月15日刊《翻译通报》2卷3期
署名遐寿
未收入自编文集
《翻译通报》二卷二期上有周华松先生的一篇《统一译名和拉丁化》，依据鲁迅的“就用原文”的原则，主张将外来语的专门名词和学术名词，写成新文字夹入汉字当中。这里有两点颇有疑问，所以提出来讨论一下。
其一，学术名词都用原文，这事可能与否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鲁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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