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清-第27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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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万历朝鲜之役后，中国就再也没有过大规模远程海路运兵的经验。康熙年间施琅征台，要跨越的，是较窄的台湾海峡，其难度和远征日本是没法比的。而且，近代军队的后勤保障。比施琅那个时代的军队要复杂得多。



　　这件事妥妥当当地办下来，不但轩军补上了一块紧要的短板，整体作战能力更上层楼；就整个中国而言，也可以算是在近代化的道路上，跨过了一道重要的沟坎。



　　是次征日。将在上海建立后勤支援基地。各种军需物资，主要由两江负责。曾国藩办粮台，是可以放一百个心的，而且曾国藩很晓事，知道轩军军制与湘淮大不相同，也就会有不同的要求，因此已经向轩军要求。提前派人入江宁两江总督幕，“以备咨问”。



　　关卓凡曾经考虑过要不要借着这次征日，趁机把两江总督这个位子拿过来。终于还是觉得火候不到，太急吼吼了，曾老头的脸上实在不好看，最后做罢。



　　之所以将后勤支援基地放在上海。是因为上海到长崎的航程是最短、最便捷的。而这次征日，中国军队的攻击方向只有一个，无需分路出击，所以，为方便后勤保障和统一调度。各部先汇集上海，然后从上海次第出发。



　　会议之后，轩军两个营的先遣部队，立即先行赴日。长崎派驻一个营，任务是建立接应和中转的基地；马关海峡对面的小仓城派驻一个营，任务是建立登陆马关的后勤基地。



　　上海基地、长崎基地、小仓城基地，统由总军需官贝灵格主责其事。



　　驻天津的主力部队，姜德率第四师第十三、十四团先行开拔，他们要先到江苏和新并入的第十七团、第十八团“合练”。



　　关卓凡带近卫团第二批出发，他要到上海，恭候“翁贝托国王号”和“杜里奥号”两位洋美人的驾临，接待一众英国顾问，然后，该发给福州船政局和海军学堂的，就发到福州去；然后，主持轩军海军的正式成军。



　　张勇率大部队最后出发，包括第三师全师，两个炮兵团，一个骑兵团，两个工兵营，以及伊克桑、郑国魁、安德森、施罗德等高级将领。



　　以这次征日为契机，关卓凡组建了中国第一支“海军陆战队”。实话实说，“海军陆战队”该怎么训练经营，关卓凡所知有限，具体事宜，要交给英国顾问来做。但兵员的选拔标准，关卓凡心里大致是有数的。首先，得会游泳吧？



　　轩军的兵源，华员之中，前期以江浙人为主，后期则以美国加州华工为主，而美国加州华工几乎全部来自广东、福建两省，就是说，轩军现有的人员构成，沿海地区人士占了绝大多数，所以，水性好的很多。



　　洋员之中，出身田纳西河、密西西比河附近，以及特拉华州、马里兰州等东部沿海州分的，有很高的比例，其中水性好的亦不在少数，有不少还干过水手，甚至出过远洋。



　　关卓凡发现，他拿来挑选做海军陆战队的兵员基数，居然相当不小。



　　而这个兵员基数，对进一步扩建海军，也有相当助益——可以直接从陆军中抽调部分合适人员。



　　海军陆战队将归属海军，亦将是第一批登上马关的部队。



　　这次军事会议，还通过了一个重要的决议：建立轩军的功勋制度。



　　现在朝廷的军功制度，不外是两条：给官、给银子。这是地道的农业社会“官本位”军功制度，完全不适合近现代军队建设的需要。关卓凡暂时还无法从国家层面对整个军功制度进行改革，只能在轩军内部先做起来，而且还得和朝廷的军功制度一起，玩“双轨制”。条件成熟的时候，才能以国家名义，把轩军的一套，推行于全军、全国；同时，逐渐废止旧有的军功制度。



　　近现代的功勋制度，起于欧洲，源于军事，但并不局限于军功。军事之外的领域，关卓凡现阶段当然顾不上，只能集中精力，先把军队的事情办好了。



　　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功勋制度体系庞杂，名目繁多。不过这是人家好几百年累积出来的，关卓凡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建立起这么大的一个功勋体系，只能先从最基本的做起。



　　欧洲的功勋制度，花样是多，好看是好看，但关卓凡认为有一个毛病：等级过于森严。许多勋位只有“有身份的人”才可能得到，有的勋位还设有严格的人数限制，像英格兰的嘉德勋章，只能授予二十四人；苏格兰的蓟花勋章，只能授予十六人；爱尔兰的圣帕特里克勋章，只能授予二十二人。



　　这种制度，看起来很酷，获得者也会有很强的荣誉感，但究其竟还是一种封建余绪，剥开炫目的华衣，里面是陈旧的贵族骑士等级观念，属于高高挂起、自重门户的一种做法。



　　欧洲功勋制度的这个特点，自然而然，被封建残留较多的政权模仿，比如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政府，又比如中国的北洋政府。



　　明治政府的八个等级的“勋等赏牌”——即后来大大有名的“旭日章”，基本上勋等和军官士兵的等级对应，低级官兵拿到高等级的勋赏，基本是不可能的。不因如此，因为七等以下的勋章，多授予身份微贱的兵卒，赏勋局认为，天皇在上面署名，有损皇室尊严，于是七等勋以下采用规定制式，取消了原有的天皇亲笔签字的“御署名”。



　　这一套，北洋政府学起来是最逗比的。



　　英国、日本的功勋制度中，勋章等级和获得者身份的对应，只是个“潜规则”，并不拿到纸面上，而且也不是百分百绝对的，但北洋政府的功勋制度，却完全明码标价：



　　“大绶宝光嘉禾章”分五等，这个是“最高荣誉”，和普通士兵没有一毛钱关系。



　　“嘉禾勋章”和“白鹰勋章”分九等，一至四等授予将官，三至六等授予校官，四至七等授予尉官及准尉见习军官，六至九等授予士兵。



　　“文虎勋章”亦分九等，一、二等授予上等官佐，三至六等授予中等及初等官佐，七等以下授予士兵。



　　又有“陆海军奖章”，分为四等，一二等授予军官，三四等授予士兵。



　　关卓凡想，这么上下划线，能有士兵愿意出力给你打仗？这个功勋制度，大概能从一个侧面，说明北洋政府军队的战斗力了。



　　而民选的美国，就完全没有这个问题。比如关卓凡前后拿过两枚、叫总统和五星上将都魂牵梦绕的“国会荣誉勋章”，美利坚合众国的最高荣誉，即便是最普通的士兵也有机会获得，而且，获得勋章的概率比高级军官更高。



　　看看获得“国会荣誉勋章”的标准：“具备英勇顽强、自我牺牲、临危不惧的事迹，所表现的勇气与大无畏精神明显超过同伴。”显然，这个标准，直接接敌的低级军官和士兵，更有机会做到。



　　原时空，二十一世纪以来，美国共颁发了三枚“国会荣誉勋章”，获得者两位上士，一位中士。



　　当然，考虑到关卓凡穿越的时间点，后两位的事迹，关卓凡大约是不晓得的。



　　无论如何，轩军的功勋制度，关卓凡不会走欧洲那种路子。关卓凡认为，建设近代化军队，特别是在中国这种后发国家，重点要放在激发普通士兵的积极性，而非笼络旧贵族。



　　*RP
第一三七章　我为什么要打日本
　　根据《敕命轩军松江军团叙勋条例》，轩军的“勋等”共分五等：



　　头等勋，授雄狮章，红色领授；



　　二等勋，授猛虎章，红色领绶；



　　三等勋，授捷豹章，蓝色领绶；



　　四等勋，授烈隼章，蓝色领绶。



　　在这四等勋之上，设“特等勋”，授“雄狮踏云”章，红色蓝纹大绶，为轩军最高勋誉。



　　说明一下：“领绶”，就是挂在脖子上的；“大绶”，就是斜挂在肩上的那种。



　　上述五等勋，皆附“勋记”，即授勋证书，由爵帅亲用“关逸轩印”。



　　根据原时空的历史经验，“亲署”是不现实的。军队规模较小的时候，还可能一笔一划一张一张“勋记”签字，军队规模一大　，这项工作就属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了。原时空，明治天皇睦仁先生拼了命地干活，一辈子大致在各种“勋记”上签了一万七千多个“睦仁”，但挂掉的时候，还有二千三百七十七张空白的“勋记”没来得及签署。



　　所以，关卓凡很见机地改成了盖印。



　　授勋标准，概括起来十六个字：“英勇顽强，舍生忘死，贡献卓著，出类拔萃。”



　　前面八个字，自然就把授勋的重心，放在了第一线的军官士兵身上；后面八个字，保证了高级军官和非战斗部队，也有获得“五等勋”的机会。



　　“五等勋”是纯粹的荣誉，暂不和任何物质奖励挂钩，将来会有类似乘火车不用买票或买票打折这种象征性的经济优惠待遇，但相关细则迟一点才会出台。



　　首批功勋获得者，将在征日部队中产生。



　　*



　　*



　　关卓凡回到北京后，花了几天时间，各方面都安顿妥当了，即再度出京至天津。他泡在轩军军营，足不出营，连日同诸将密集绸缪征日事宜。



　　数日后，美国第一波运输船队开到了天津，姜德率第四师第十三团、第十四团，先行登船，开赴上海。



　　第四师开拔的第三天，关卓凡天津大本营的工作告一段落，亦率近卫团，浮海南下。



　　孟夏的海风，最是清爽宜人，关卓凡独立船首，碧海蓝天，心旷神怡。



　　他的头脑，无比清醒，有个问题，他要给自己完整透彻的交代：我为什么要打日本？



　　今年是1865年，如果不对日本进行任何干涉，也不考虑任何蝴蝶效应的话，按原时空的时间线：



　　明年，1866年，幕府第二次讨伐长州以惨败收场，幕府的底子大白天下，权威荡然无存。德川家茂挂掉，德川庆喜接任第十五代将军。



　　1867年，孝明天皇暴崩——这位亲幕保守的天皇，很可能是被倒幕派暗杀的。他的儿子明治天皇登基，倒幕派完全掌握朝政。德川庆喜迫于形势，以退为进，提出“大政奉还”。



　　倒幕派不受，1868年初，宣布“王政复古”，要求庆喜辞官纳地。于是戊辰战争开打，幕府很快便一败涂地。明治天皇乃率百官入紫宸殿，宣读《五条誓文》，正式展开了“明治维新”。



　　从这个时候开始，日本就不复可制了。



　　还有短短的三年时间。



　　因为关卓凡杀掉了坂本龙马，桂小五郎又刺伤了岛津久光，本时空的时间线，和原时空的不可能完全一样，但关卓凡反复推算，认为相差不会太大，甚至还有提前的可能。比如，即便中国不介入，幕府也会在今年之内二征长州，这个，就比原时空提前了。



　　而幕府提前对长州动手，还是和关卓凡有关系：一来，关卓凡对形势的分析，进一步加深了德川庆喜的危机感；二来，桂小五郎刺伤岛津久光，给了幕府“萨、长失和”的鼓舞，认为是分而击之的好机会。这个局面，源于关卓凡“封藩萨摩”的建议，所以，始作俑者，还是关卓凡。



　　幕府二征长州，本时空虽然比原时空提前了半年，但绝不会比原时空表现得更好；而长州虽然少了半年的准备时间，但自1865年初正义派夺取藩政，到下半年幕府二征长州，大半年下来，战力已初步形成，长胜幕败的结局依然是没有悬念的。



　　所以，如果关卓凡不出兵助幕，明治维新不但不可避免，甚至存在提前发生的可能性。



　　那样子的话，真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了。



　　对日本幕末历史的研究愈深入，关卓凡愈感觉到，整个日本，犹如无数条在地底奔腾咆哮的岩浆，不顾一切地向上挣扎，寻找着一切可能的地表的突破口。这种力量，甚至连英、法也感到畏惧和尊敬。



　　生麦村事件，英国炮击鹿儿岛，萨摩仅以一藩之力，就狠狠地咬了英国人一口。英国不但从此再不做殖民日本之想，还和萨摩化敌为友，成为支持日本走上近代化道路的最有力的外部力量。



　　那还是1862年的事情。



　　幕府虽然积暮深重，但佩里几艘黑船一晃，便晓得已经世易时移，立马由“锁国”而“开国”，并为此不惜对反对派大开杀戒。关卓凡想，真是讽刺，日本最早主张“开国”的主流政治力量，是幕府，而非最后的胜利者——“维新志士”。开始的时候，“志士”一个个都在喊着“攘夷”呢。



　　这是法国看中幕府，一直给予幕府支持的重要原因。



　　不过，说到对佐幕、倒幕两大势力的内部肌体的剖析，谁在老去，谁在新生，法国人的眼光就比不上英国人了。



　　同样，甲午战争的史料，关卓凡研究愈深入，愈觉得，对日本，当时的中国，没有任何的机会。而且，和某种流行的看法不一样，关卓凡认为，战争后期，日本的战争潜力并未耗竭，中国除了认输，没有第二条路，再打下去，丢掉的会更多。



　　甲午战争，日本战争动员的深度和广度，还远不能和日俄战争相比，更加比不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就是说，“进攻北京”这种话，并不完全是日本人吓唬清政府用的。对于这场新日本的“立国之战”，日本人绝对不会半途而废。



　　本时空，不论中国是否比原时空更加强大，强壮起来的日本，都一定会和原时空一样，对中国下手。



　　千万不要幻想可以拿什么——强壮起来的肌肉、庞大的身躯——吓住日本。原时空的中国足够庞大，身上也不是没有肌肉，日本一样动手；沙俄更加强壮和庞大，日本照样动手；后来的美国，更加更加的强壮和庞大，日本还是动了手。



　　这是日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特性决定的，是日本和中国的共同宿命。



　　现在距原时空甲午战争的时间点，对于中国的体量之大，积弊之深重，时间并不算长。



　　和日本的这场仗，日后打，实话实说，胜负未测；即便取胜，也要花上十倍甚至百倍的力气和代价。



　　现在打，稳操胜券，真正扼杀敌人于摇篮之中。



　　作为一个穿越者，我得有多傻，对祖国和人民多不负责任，才不现在动手，而坐视日本强大？



　　打垮了日本，中国东北方向没有其他外患，乃可以专心对俄。



　　东三省的发展关键在铁路，“京奉线”竣工后，要继续北延，一直修到阿勒锦——即后世之哈尔滨。这条铁路竣工了，东三省的发展也就有了初步的眉目。这个时候，就可以对俄罗斯提出“重新划界”的要求。



　　我要把《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丢掉的领土拿回来。



　　俄罗斯西伯利亚大铁路1891年才开始修建，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的时候，环贝加尔湖路段还没有修通，全线开通得等到1916年。没有这条铁路，沙俄在远东就只能虚张声势。



　　陆上不必说，海上俄罗斯也是个菜。没有旅顺这个基地，单凭海参崴舰队，实力非常有限。如果沙皇从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