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清-第7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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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发天下。

　　　　靴子落下来了。

　　　　这是好大一篇文章——除了那句“卓凡向天立誓：不雪此耻，誓不为人”没有收录之外，基本上就是关卓凡在“铁路会议”上的发言的文言文版。为免书友们看得气闷，狮子就不尽录了。

　　　　虽然会议的内容当天就几乎全部“流”了出去，但亲眼看到这道上谕，未曾与会的朝臣们依然目眩神摇。这道“明发上谕”，在朝野上下，犹如洪钟大吕，震撼心魄，回响绕梁，良久不绝。

　　　　不少人在心里生出这么一个念头：要“变天”了！

　　　　上谕中没有给徐应祥任何处分，可批驳之狠，声气之毒，过于任何处分。徐应祥当天便上了折子，以“老病侵寻”，请求致仕。

　　　　徐应祥本来写得一笔匀圆丰满的馆阁小楷，但这份折子上的字体歪歪斜斜，到了最后，几不成文。

　　　　大伙儿都说，徐节庵写这份奏折的时候，“大汗淋漓，面无血色，已近虚脱”。想来徐侍讲是在自己家中写的折子，这些情形如何宣之于外，不得而知了。

　　　　朝廷立刻批准。

　　　　关卓凡想：是你自己辞职的，可别说俺打压言论自由啊。

　　　　很有几个人去给徐应祥送行，包括徐应祥的同年和翰林院的同僚。据他们说。“一夜之间。徐节庵老了十岁。步履蹒跚，几乎不良于行。”

　　　　有人私下底悄悄感叹，“前面有一个德兴阿，现在又出了一个徐应祥，这一武一文，都是废了！”

　　　　“寒蝉效应”开始生出。

　　　　这道上谕“明发”的次日，又一道“明发上谕”由内阁颁出，是关于这次征日有功将士的封赏的。

　　　　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以下这些：

　　　　张勇，松江军团副军团长兼骑兵师师长，晋三等伯爵。

　　　　张勇原是一等子爵，“五等封”中，子爵而伯爵，是一道重要的坎儿，因为伯爵以上，即为超品，是真正意义上的“显贵”了。

　　　　伊克桑，松江军团第三师师长。晋一等子爵。

　　　　伊克桑原是二等子爵，朝廷和宗室里面。颇有人想借着这次机会，将伊克桑“抬进”伯爵。但关卓凡表示，朝廷赏黜，自有制度，不可轻逾，晋一等子已经很好了。

　　　　郑国魁，松江军团第三师副师长，晋骑都尉，加提督衔，赏头品顶戴、黄马褂。

　　　　姜德，松江军团第四师师长，晋一等男爵。

　　　　姜德原是一等轻车都尉，这次进入“五等封”，且连升三级，是因为他的第四师是这次征日事实上的主力，出力最多，伤亡也相对较大。

　　　　刘玉林，松江军团第四师副师长，封云骑尉，记名副将。

　　　　轩军赴美，刘玉林“留守”国内，那个时候，他还只是一个游击。后来因“练兵有成”，被保到了参将。可这个参将不是直接从军功得来，谁都知道并不值钱。这一次，总算是勉强赶了上来。

　　　　丁汝昌，松江军团海军提督，晋一等轻车都尉。

　　　　丁汝昌去英国之前，职位是水师总兵，爵位是骑都尉。回国之后，职位立即变成了海军提督。是次征日，海军原是去“见习”的，从头到尾，也只打了一个若狭湾战役，还只是个配角。但这场战役意义极其重大，丁汝昌因此得以“跳级”，封到了一等轻车都尉。

　　　　图林，松江军团近卫团团长，晋骑都尉，赏穿黄马褂。

　　　　安德森，松江军团炮兵师师长，加总兵衔，赏头品顶戴。

　　　　松江军团总军需官贝灵格，赏二品顶戴、黄马褂。

　　　　办“粮台”的，打完了仗，加级升官不稀奇，但“赏穿黄马褂”，国朝两百余年，几乎绝无仅有。

　　　　松江军团参谋长施罗德，赏二品顶戴。

　　　　“管带翁贝托国王号”大爱德华，加副将衔。

　　　　“管带杜里奥号”小爱德华，加副将衔，赐“巴图鲁”名号，赏穿黄马褂。

　　　　小爱德华比大爱德华多了这么些东东，是因为“杜里奥号”参加了若狭湾海战。

　　　　姜逸田，松江军团小仓城后勤基地守备营营长，孤军坚守小仓城后勤基地，居功甚著，亦是“征日第一功”，封云骑尉，赐“巴图鲁”名号，赏穿黄马褂。

　　　　除此之外，姜逸田还是整个轩军中第一个获得“头等勋”的人，他将会在数万将士的面前，由爵帅亲手颁发红色领绶的“雄狮章”。

　　　　这个功勋的意义，远远超过了“封云骑尉，赐‘巴图鲁‘名号，赏穿黄马褂”，真正是“划时代”的。为之眼热心颤的，也包括华尔、张勇等一班高级将领。

　　　　而轩军首个最高荣衔，居然由一个营长获得，数万轩军中下级军官和普通士兵，无不热血沸腾。

　　　　另外，姜逸田带的这个营，获得“集体三等勋”，将人手一枚蓝色领绶的“捷豹章”——只是这个“捷豹章”，和“个人三等勋”的“捷豹章”略有差异：“个人三等勋”的豹头向左，“集体三等勋”的豹头向右。

　　　　这个也是前所未有的安排，兄弟部队各种羡慕嫉妒恨，姜逸田营的官兵，更是一夜之间，每个人的眼睛都长到了头顶上。

　　　　还有一项勋赏，也非常引人注目。

　　　　中美联合舰队司令官杜立德，封一等男爵，而且，“子孙袭爵，永不降等，世袭罔替”。

　　　　晋一个未入华籍的洋夷“五等封”，固然从所未有；而一个一等男爵荣被“子孙袭爵，永不降等，世袭罔替”的殊恩，亦是没有前例的。

　　　　本来，为杜立德封爵的正常程序，是朝廷派出钦差，赴天津颁旨封爵。但杜立德提出，最好可以允许他进入首都，并在“正式的场合”接受封爵；作为交换条件，他愿意和中国的官员一样，在钦差宣旨的时候，行双膝跪拜叩首礼。

　　　　这可就有趣了。

　　　　（晚上十点钟左右还有一更）

　　　　*（未完待续。。）
第二十五章　冰火交淬
　　　　本来，杜立德接受封爵的时候，行单膝跪礼就好，并不要求他行双膝跪拜叩首礼，没想到他自己跳出来要求“入乡随俗”。

　　　　杜立德对贵族身份的热衷，使他觉得封爵的“程序”愈“标准”，爵位的“含金量”便愈高。如果自己被“特殊”对待，那么自己的这个爵位也就变得“特殊”了——意思是这个爵位就夹杂了某些“非正式”的因素，爵位的“含金量”便随之降低。

　　　　杜立德并不以外交人员自居，根本不在乎自己双膝着地会给美利坚合众国带来什么“负面影响”。

　　　　同时，内战结束，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对内对外，都不会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杜立德在军界的发展，事实上已经摸到了“天花板”。如果不来中国，这个时候，他大约已退役去做生意了。所以，杜立德也根本不担心此举会给他个人的仕途带来什么“负面影响”。

　　　　反而，一个地道的贵族身份，除了大大满足虚荣心之外，对他以后“混世界”，大有助益。而且，真真正正，“惠及子孙后代”啊。

　　　　不过，杜立德要求“入乡随俗”的这个“俗”，并不是什么好“俗”。

　　　　关卓凡努力的方向，是要让中国人的身子站得更直，而不是弯得更低。所以，在礼节方面，一定是“以夷变夏”，而不是“以夏变夷”；不是要外国人“入乡随俗”，而是要中国“和国际接轨”。迟早有一天，中国人面对自己的君主的时候。膝盖也要离开地面的。

　　　　杜立德的这个要求。是和这个大方向背道而驰的。

　　　　但是。就短期的政治效应而言，杜立德此举，却会给关卓凡带来巨大的“加持”。

　　　　从乾隆朝英使马嘎尔尼开始，面见中国皇帝的时候，洋使的膝盖就变硬了，弯不下去了。我天朝上国对之实在不能理解，为此反复折腾，始终不得要领。闹腾来闹腾去。这个膝盖弯不弯得下去的问题，变成了中国对外交往的一大障碍。

　　　　后来，窗户纸终于捅破了，不能再自欺欺人了：洋人的膝盖原来是和腰杆一起变硬的，世易时移，再要人家折腰下节，万万不能。只好自己生闷气，躲起来不见人。

　　　　再到后来，人家的洋枪洋炮打过来，躲也躲不住了。就只好“出狩”了。

　　　　现在，居然有洋人的高官。主动要求弯下膝盖——这个，难道不是“国朝中兴、天威被远、来人向化”之明证吗？

　　　　可以想象，现下的国人，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都会为之兴奋莫名吧！

　　　　权衡利弊之后，关卓凡还是决定利用杜立德的膝盖一把，特别是在激烈地敲了保守派的脑壳一轮之后。

　　　　嗯，就当打了巴掌之后，给个甜枣吧。

　　　　至于“洋人进京”，杜立德大约以为中国和日本差不多，是件异常严重的事情。因此，不惜主动以行跪叩礼作为交换条件。事实上，虽然中国对洋人进京也有限制，但北京城里本来就已经有一大扎洋人了，而现在的朝廷的政策取向，是鼓励增加必要的中外人员往来。不然，还搞个屁洋务。

　　　　所以，杜立德进京，其实不是什么多难的事情。

　　　　上谕发布的同时，关于杜立德将进京受爵、并行双膝跪拜叩首礼的消息，也泄了出来，朝野上下，果然像打了鸡血一般，兴奋起来。

　　　　这个杜立德，和华尔、福瑞斯特、白齐文等已入了籍的洋将不同。华尔他们，既已归化，行礼如仪，是应该的。而杜立德是美利坚国现役高级将领，却肯“诚心向化”，实在难得！

　　　　但再冬烘的脑袋，也明白，这大约不是俺们“教化”的好，不是什么“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而是关某人这两年国内国外，不断拳打脚踢，才有这番“顾盼有威，远人来朝”的局面。

　　　　昨天，保守派们还在对着斥责徐应祥的上谕晕头转向；今天，面对这道封赏轩军的上谕，却难掩欣然色喜。此时再想到、再提到关某人，心里便不由五味杂陈，实在说不清楚是什么感觉了。

　　　　上谕中还提到了一位：徐四霖。“加三品按察使衔，赏二品顶戴”，徐子绥如愿以偿地戴上了红顶子。

　　　　徐四霖已经内定为第一任驻日公使，这是中国的第二位驻外公使。

　　　　这儿多说一句：本来，中国的第二位驻外公使，应该是驻英公使的。

　　　　在得知中国向美国派驻公使之后，英国的外交部就通过北京的公使馆，向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提出，中国也应该向英国派驻公使。

　　　　不过，新年伊始，中国的政坛，就大起波澜。太后和首相，为了一个女人，产生了严重的矛盾，中央政府上上下下，人心惶惶，没人有心思来搭理英国人的这个要求。风波过后，中英双方的精力，又同时转到了海军的“深度合作”上面，中国向英国派驻公使一事，就暂时放下了。

　　　　之后关卓凡全力筹备征日，这事儿就更加顾不上了。待到从日本回来，英国人旧事重提，已经差不多过去了整整一年。

　　　　驻英公使是非常重要的职位。现阶段，中国还不可能同时向欧洲主要国家派驻公使，因此在一段时间内，驻英公使等于“驻欧公使”，权责十分重大。

　　　　另外，公使这个位子，和船务大臣、铁路总办又不大一样，比较讲究人脉、地位、威望，在注重门第出身、身份等级森严的欧洲，尤其如此。关卓凡的夹袋里面，懂洋文、通洋务的人选，都实在年纪太轻、资历太浅，派出去，国内国外，都怕压不住场子。因此颇费踌躇，人选始终未定。

　　　　一拖再拖，终于叫驻日公使插了队、爬了头。

　　　　言归正传。

　　　　只过了一天，又一道“明发上谕”下来了：两宫皇太后要去天津“劳军”，“巡阅陆海将士”！

　　　　我勒个老天爷，就不能叫俺们喘口气？如此没完没了地冰火交淬、寒暑骤替，哪个受得了啊？！

　　　　上谕不算短，略摘抄两段。

　　　　“当今世界，国家元首巡阅三军，激励士气，原是万国通例。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即行国家元首之职责，朕理应行汉太宗劳军细柳故事，奉两宫銮驾，临于军前，则将士振奋，疆场效命，一往无前。”

　　　　这一段提到的“汉太宗”，指的是汉文帝，庙号太宗。

　　　　另外要注意的是，在中国皇帝的诏书中，第一次出现了“世界”和“国家元首”这样的字眼。

　　　　再往下看。

　　　　“我两宫皇太后如天之仁，厪虑使费过钜，滋扰地方，圣心闵甚。又既为劳军，止行当以军法为之。朕秉承慈意，敕罢銮仪故事，一切关防、车驾、仪从，交毅勇忠诚多罗贝勒关卓凡总之。所责关系非细，贝勒其悉朕意！”

　　　　言路大乱，翰詹科道们又一次变成了没头苍蝇。

　　　　太匪夷所思了！

　　　　咋办呢？

　　　　没人知道这个“万国通例”是怎么回事——万一真是上谕中说的那么回事，自己随便开口，讲起来牛头不对马嘴，不定被骂成什么样子呢！徐应祥殷鉴不远，“尸骨未寒”，可不敢重蹈覆辙啊。

　　　　拿“男女大防”说事，仔细想想，似乎也是不合适的。这个“大防”，说大实小，格调也不高。最关键的是，既然都已经“垂帘听政”了，所谓“男女大防”，其实早就已经撤掉了。

　　　　也不能说，两宫出巡，花钱太多，“民不堪命”——人家都说了，“敕罢銮仪故事”；也不能说由轩军负责两宫皇太后的关防、车驾、仪从，“不成体统”——那样岂非说应该恢复“銮仪故事”？

　　　　反复斟酌，竟是无处“下嘴”！

　　　　*（未完待续。。）
第二十六章　表面文章
　　　　最关键的是，这是“明发上谕”，不是“奏折交议”，就是说，这是既定的决策了，是“成法”了，不是拿来给你们讨论可行与否的。当然，也没人拦着你唱反调，但“上头”因之改弦更张的概率极低——上折反对，除了得罪当权者，并叫“上头”觉得你不识大体、不知进退之外，没有任何好处。

　　　　特别是在现在的这个节骨眼儿上。

　　　　这件事情，台下一直如鼎如沸，台上一直波平如镜。最终，没有任何人上折对之发表任何“正式的”看法。

　　　　对于“太后劳军”、“两宫阅兵”这种“开天辟地未之有也”的天大事情，朝廷上下，居然完全吞声不语，真正是一个奇迹。

　　　　这个情形，是一个重要标志——这意味着，关卓凡秉政中枢之后，经过了一系列的对内对外斗争，权威终于得到了初步的巩固。

　　　　当然也有人暗地里痛心疾首：道路以目！

　　　　不过，没有多少时间给保守派们捶胸顿足，“天大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叫人应接不暇。

　　　　第一件，是两宫皇太后和皇上，要接见日本的女天皇了。

　　　　主持其事的礼部，领这个差使之时，上上下下个个兴高采烈，以为这次可有风头出了；但真正着手之后，很快便发现，真是愁死个人！

　　　　本来理藩院也想插手这件事的，后来被关卓凡踢了出去。因为理藩院主管蒙、藏、回等地事务，如果让理藩院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