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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清-第9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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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安公主的脸色,已白得没有一丝儿血色了。
“反正,小桂子掉到湖里边儿后,挣扎呼救,有几个太监赶了过来,皇上却不让救,说小桂子会水,这是在闹着玩儿呢!”
顿了一顿,轻声说道:“可是,小桂子是保定人,打小净身进宫,哪里会什么水?”
荣安公主的手微微地颤抖起来。
“等到人再也不冒头了,皇上才一顿足,说什么:‘我不管了!反正是他自个儿滑了一跤,跌进湖里边儿的——你们都看见了?!’”
“太监们……怎么说?”
“自然是全都‘看见了’!”翠儿低低冷笑一声,“哪个敢说‘没看见’?”
说到这儿,翠儿停了下来,屋子里出现了令人窒息的沉默。
“后……来呢?”
荣安公主打破了沉默,声音在不可自控地发抖。
“皇上走了之后,才把人捞上来。听说——小桂子眼睛睁得大大的,大伙儿都说,他是……死不瞑目!”
荣安公主浑身一震,呆了一呆,问道:“这个事儿,两宫皇太后……晓得吗?”
“这种事儿,谁敢到皇太后那儿嚼舌头?全家子性命都不要了?不过给皇上新添个伺候的小太监罢了——两宫皇太后问起由头,不过闲闲回禀一句:原先那个小桂子,没福分,失足落水,没救过来。”
无可抑制,荣安公主的泪水,滑下了白嫩光洁的面庞。
翠儿慌了:“公主,公主,你…怎么啦?”
“我……”
荣安公主哽咽半响,到底找不出一句可说的话来。
*(未完待续。。)
第一零三章 大计划
小皇帝搞出来的花样,关卓凡很快便知晓了。他异常平静,未作出任何特别的反应。不过,如果足够细心,还是能够看出,轩郡王的神色是反常的:他似乎木无表情的脸上,隐约透着一丝无可捉摸的古怪笑意。
这个事儿,且摆在一边,俺忙着呢。
轩郡王确实是忙——他正在日以继夜地和美国人谈判。
终于,在关卓凡陪美国友人赴上海“参观考察”之前,中、美两国政府,签署了“中美人才互通计划”备忘录。这是自“美利坚访华代表团”抵埗以来,双方达成的最重要的协议之一。
说是“互通”,其实,这条“通路”基本是单向的,即由美而中,而非由中而美。现阶段的中国,除了华工,实在没有什么像样的“人才”可以“通”到美国去的——就算有,也得留着自己用。不过,为了顾及政治现实,这个“互”字,非加上去不可。
这个“中美人才互通计划”,和前面提到的“留学生计划”,没有什么关系。这是一个美国向中国的近、现代化建设,大规模派遣顾问人才的计划,包括:“工程技术”、“经营管理”、“财会金融”、“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五大类。
为配合关卓凡的“五年计划”,“中美人才互通计划”五年一期,到期后进行检讨,确定第二期需要做出什么样的调整。
“中美人才互通计划”第一期中,最重要的一批顾问人才,并非“五大类”排第一位的“工程技术”类人才——事实上。“工程技术”上面。关卓凡并无意独沽美国一味。当今世界。美国的工程技术并不是最强的,还会有大量的英吉利、德意志的工程技术人才进入中国,就算已经准备与之大打出手的法兰西,工程技术人才方面,关卓凡也没有封死大门的打算。
最重要的一批“美国顾问”,都是“经营管理”、“财会金融”这两大类的人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将进入“顾问委员会”新设的一个部门——“国企股”。
关卓凡在整顿两淮盐务时提出的“国有企业”。是一个全新的概念,所知者尚十分有限。“国企股”,这个日后不断升格、最终负责统管全中国国有企业、扮演原时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角色的机构,诞生之日,不显山,不露水,少有人关注。
关卓凡的标准中,企业的股本,财政资金——不论是那种形式的财政资金——控股,或占最大股的。都算“国有企业”。
这批美国人,将被派往中国各地设立的“国有企业”。担任“财务顾问”,其中的少数人,会被直接委任为“财务总监”,甚至是负责财务的“帮办”、“会办”和“副总经理”。
这个庞大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名义上仿佛“西法练兵”:由“美国顾问”帮助中国的“国有企业”,建立符合“万国通例”的西洋财务制度——近现代财务制度,即“资产负债表”、“损益表”那一套东西。
事实上,这也并不是幌子,这确实是关卓凡把美国人塞进“国企股”的最重要目的之一。
不过,除此之外,他还有同样重要的一个目的:在建立近现代财务制度的基础上,请美国“客卿”替我“看家”,解决导致原时空洋务运动最终失败的一系列痼疾:新式企业效率畸低、浪费、贪污、内部人控制、公私不分、化公为私,等等。
同时,还要达成另外两个目的:
一,在工业化的进程中,确保中央对国有企业的控权制,进而确保中央对整个近现代化进程的主导权,防止地方坐大。
二,防止在“阶级”的意义上,出现“官僚资产”这个东东。
从头说起吧。
中国实现工业化、完成近现代化,关卓凡并没有把希望放在一个“新兴资产阶级”上面。
首先,从宋朝开始,中国那些叫人意淫的“资本主义萌芽”,实在是太过“萌芽”了,把这些“萌芽”培养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实在事倍而功半,根本不晓得猴年马月方能收功?
我又不能拔苗助长。
中国的周围,群狼环伺;外面的世界,日新月异。
一句话:时不我待。
其次,未经过大规模的社会革命,新的资产阶级,必定大部分脱胎于旧的士绅阶级——这个士绅阶级,是关卓凡最不顺眼、最不放心的一件东东。
士绅阶级,自祖龙行郡县制以来,起于两汉,士族、庶族交替上场,到了宋朝,终成庞然巨物。之后一千年,这个阶级成为中国实际上的真正统治者;而皇帝,说的好听点儿,算是这个阶级的“代言人”,说的不好听,其实就是这个阶级的一个“高级打工仔”。
士绅阶级和国家、社会的关系,本质上是一种零和关系——这个阶级的贪欲和胃口是没有止境的,当他们的体量,膨胀到整个国家、整个社会再也无法容纳的情况下,原有的政治、社会架构无以承受之重,终于轰然坍塌,于是便改朝换代了。
身为“代言人”和“高级打工仔”,皇帝对国家的统治,不能不依靠士绅阶级;但同时,又不能不努力抑制士绅阶级的胃口。当皇帝足够强势,能够控制住士绅阶级的胃口不过分膨胀,王朝便得以延续,说不定还会出来个什么“盛世”、“中兴”。
不过,皇帝的能力必然逐代递减,同时,士绅阶级的体量又必然逐代增加,此消彼长,终有一天,士绅阶级的个头,会挤爆整个国家、社会,同时,也把皇帝挤下宝座。
改朝换代的过程中,一部分士绅也会跟着倒霉,但作为整个阶级而言,无所谓,换一个“代言人”和“高级打工仔”罢了。
关卓凡不打算继续充当这个阶级的“代言人”和“高级打工仔”了。
如果由得士绅阶级自然演变为资产阶级,那么,这个“资产阶级”,必然会是“官僚资产阶级”。
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并同时一而再、再而三地证明了:这个“官僚资产阶级”的本性,和其前世——士绅阶级,根本无二:和国家、社会的关系,就是一种地地道道的零和关系。
对于财富,普通资产阶级之着力点是“创造”,官僚资产阶级的兴趣却仅仅是“占有”——不论是哪个阶级的财富,也不论采用什么样子的手段。
清末,社会新增长的财富,主要源于近代化、工业化的尝试和努力,这部分财富,自然而然成为官僚资产阶级最主要的侵夺对象。
这部分财富,名义上大多属于国家。因此,某种意义上,清朝之亡,正是士绅阶级和从中成长起来的官僚资产阶级要更换“代言人”了——他们已经完成了对“国有资产”的侵占,为了固化既得利益,必须干掉这些财富的原合法持有人。
北洋政府,官僚资产阶级进一步坐大;国民政府,官僚资产阶级干脆直接掌握政权。
我们都看见了这两个政府的吃相,也看见了,他们是怎样一前一后,被历史和人民抛弃的。
官僚资产阶级,真正是亡国灭党的大杀器,是关卓凡必须严防死守的一样东西。
上文已经说过了:要防止在“阶级”的意义上,出现“官僚资产”这个东东。
关卓凡的如意算盘是,除了一部分“开明士绅”转化为“资本家”外,士绅阶级的大部分成员,在工业化、近现代化的过程中,其生存空间,被一股新兴的强大力量,一步步地侵蚀、挤占,逐渐没落,乃至消亡。
这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被逐渐分化开来的士绅阶级,在保有足够反抗力量的时候,始终无法明确意识到危险的逼近;等到终于看清楚局面了,残余力量已经衰弱,就算有心反戈一击,也无力回天了。
关卓凡的算盘中,这股“新兴的强大力量”,就是“国有企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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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题。明天两更,一更上午十一点,二更可能会稍晚一点,大约晚上八点钟左右。
*(未完待续。。)
第一零四章 大清特色MBO
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必也正名乎!
关卓凡改“官办”为“国有”,不为好玩,无关趣味,实实在在是有“正名”的必要。
这个时代,近现代“国家”的概念,还非常淡薄,更加没有“公务员”的概念。“官办”之“官”,既是“官府”,也是“官员”,二者的界限是非常模糊的。非但如此,单拿“官府”二字来说,也是有问题的——到底是哪一级、哪一处的“官府”?
这种暧昧含混,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官办”企业“内部人控制”、公私不分、最终化公为私;同时,也是“官督商办”企业官商勾结、利益输送的重要原因之一。
还有,办企业有办企业的套路,这个套路,不因所有权不同而异。“官办”的企业,总是要把“官派”摆了出来,忘记了自己是做生意的,只记得某品某级、庭参揖让,这个企业,还怎么办得好?
“国有企业”四字,开宗明义:
首先,确定了所有权。国家既出了银子,企业即为国家所有,今后一切贪渎情事,即可以“侵占国有资产”入罪。
其次,这是“企业”,不是部院司道府县,主其事者,做起事情来,要走做生意的套路,不能走做官的套路。
再次,“国有企业”四字,对培养这个时代的人们的近现代“国家”观念,也会有一定的助益。
当然,关卓凡绝不会天真到认为。同样一间企业。仅仅换个名字。就能脱胎换骨了。他很清楚,如果不施以更强有力的手段,事情不会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
原时空,洋务运动及其后兴办起来的那些“新式企业”,其经营管理,若用近现代企业制度标准去套,几乎无一例外地惨不忍睹。
第一,效率畸低。十两银子只能办一两银子的事情——就这一两银子办出来的事情,也往往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一遇风吹雨打,不免烟消云散,最终的结果,是一两银子也没有了。
第二,财务混乱,任意开销,“三公消费”尤其畸高。几乎没有任何成本概念。
第三,冗员充斥。冗员的来源。不仅有主管官员的私人,还有许多中央、地方大佬的人情,一封“八行”、一张条子、甚至一个口信,就能塞一个人进来。即便主管官员和请托者并没有什么太深厚的交情,为不得最罪人,原则上也不会拒绝类似的要求,反正发薪水又不是掏我自己的腰包!
其中有相当数量的冗员,根本不点卯上班,甚至人都不在本省,完完全全是在“吃空饷”。
第四,损公肥私,明扣暗扣,买空卖空,各种“戴帽子”——这就更加不必说了。
洋务运动伊始,直至清朝灭亡,符合“国际标准”的、真正意义上的近现代企业制度,始终未在中国建立起来。
留意,这种情形,和主官官员本人清廉与否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
譬如,左宗棠、张之洞,本人都以清廉著称,但他们经办的企业,上述毛病一个不少——也包括他们本人。别的不说,单说公款消费——他们确实没有把银子揣进自己的腰包,但在“三公消费”上面,花起钱来,却是毫不手软,决不后人。又比如,拿公家的钱,“照顾”老朋友的子女家属,也是异常大方的。
下边儿的人,公家的各种大小便宜占着,左季高、张香涛高高在上,大都会当做没看见;即便贪渎不法,如果此人是自己的嫡系,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出了事,一样是要“力保”的。
左宗棠离开闽浙之时,原本是想请沈葆桢接管他创办的福州船政局,但关卓凡反对,原因就在这里:沈葆桢之为人、为官,以及办洋务的套路,和左宗棠、张之洞其实如出一辙——清廉,可上述各种毛病,一个不少。
咦,好像哪里不对啊?按关卓凡的意思,接任福州船政大臣的,不是……张之洞吗?
上文,张香涛和左季高……一块儿被狠狠损了一通,言犹在耳啊!这个,张之洞之于左宗棠、沈葆桢,区别又在哪里呢?
区别有二:
其一,此时的张之洞,年纪还轻,资历还浅,必然是要听关卓凡的摆布的;而左宗棠、沈葆桢两个,勋重望著,办事情早就有了自己的一套章程,又都是典型的顺毛驴,不爽了就撂蹄子,哪里是关卓凡轻易摆布得了的?
其二,张之洞任福州船政大臣,主要是去负“政治责任”的,暂时不及实务。福州船政的实务,掌握在两个英国人手里:海曼奇,原皇家海军学院副院长,出任中国福州海军学堂“总办”; ;毕夏普,原“哈兰德和沃尔夫”造船厂副总工程师,出任福州船政局“总办”——相当于总经理。
事实上,此时的张之洞,对关卓凡最大的作用,是拿来招抚“清议”用的,而“清议”里边,关卓凡找不到比张之洞更合适的人选了——矮子里拔高个儿,“清议”里边,张之洞毕竟是脑筋最开通、能力最强的一个。
就是说,其实,张香涛是一个大花瓶。
主官官员即便清廉,所办企业尤一塌糊涂至此,若主管官员的私德不检,操守可议,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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