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商魂-12位精英传奇和69条商规评点-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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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十分欣赏他。一次，大卫在与他共进午餐的时候，问基辛格博士：“我

们是多造点核武器好呢，还是节制点好？大家都说，我们手中的核炸弹越多，

俄国人就越不敢轻举妄动，你的看法呢？“

“这是个一时半刻难以解释清楚的事情，大卫先生，”基辛格非常肯定

地说，“因为情况太复杂，而且人们对核弹头就像你对曼哈顿的地价一样敏

感。“基辛格的话引得大卫哈哈大笑，他说：“您真幽默，基辛格先生。但

我对曼哈顿地价是心中有数的，对核弹头却不敢这么说了。“

基辛格接下去解释道：“我们的核战略基础是‘打击俄国人’，更准确

点说是要杀死俄国人。“同样，俄国人也要杀死我们，所以我们都在拼命制

造核武器，好象是谁跑在前面谁就更安全一样。可是，如果两辆全速行驶的

火车撞到一起会怎样呢？“

“同归于尽。”

“没错，大卫先生，”基辛格说，“我想我们应该找到更好的办法。”大卫对基辛格的看法很感兴趣，他支持基辛格的工作，自己积极地参与讨论，并提出独特见解。《核武器和对外战略》作为小组的研究成果出版时，在美国上层人物中间引起轰动。大卫向基辛格表示祝贺。从此两个人之间建立了亲密的伙伴关系，后者还曾作为纳尔逊竞选班子的成员为纳尔逊出了不少力。大卫在对外关系委员会中担任了20年的副理事长，与麦克洛伊默契合作。1972年，他升任理事长。在这个委员会中的优越地位，可以使他清楚地判断政府的政策走向，并以此来指导大通曼哈顿银行的海外业务。反过来，为了大通的利益，大卫可以向政府施加影响，修正既定的外交战略。这只不过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而已。只有过程本身对大卫来说才是最重要的，即获取利润。

60年代是不太平的年代。对大卫来说，似乎每天都会有点麻烦事要发生。1959年1月1日，50年代的最后一个新年这一天，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游击队在古巴取得胜利，结束了旧政权的统治，而这旧政权与大卫、大通银行和美国各界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我们可不能坐这里，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把古巴闹翻了天。”大卫在对外关系委员会中这样说。美国政府也是这么看的，它与其他拉美国家一起组织了一个“争取进步同盟”，目的很明确，就是对付卡斯特罗。不久之后，大卫就走马上任，为“争取进步同盟”四处游说，并且推销他个人在中美洲的种种计划和主张。他要求成立拉丁美洲的共同市场，他说：

“拉美各国就像围篱笆一样把自己围起来，这样对谁有好处呢？”这个问题

难以回答，但是很明显，如果建立了共同市场之后，跨国公司就不必再如此

费力地同各国政府打交道了；而且古巴自然是在共同市场之外的，他反复对

工商界强调这样一点：“争取进步同盟”是防止卡斯特罗主义蔓延的最为有

效的屏障。

得知肯尼迪政府计划用武力解决古巴问题，大卫毫不犹豫地表示了支持

态度：“这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他这次表明自己的态度采取的还是很含蓄

的方式。但在1965年当约翰逊总统决定派兵直接介入越南战争的时候，大卫

开始大张旗鼓地表示支持。这一年，他与几位金融巨头，像尤金·布莱克（世

界银行行长）、麦克洛伊等，一起组成了一个“争取亚洲有效和持久和平委

员会“。9月9日《纽约时报》刊出了整版广告，上面刊有各位巨头的亲笔

签名，他们一同支持约翰逊总统的决定，并称“他们（越南人）应该拥有在没有暗杀、暴力行动或其他恫吓形式的条件下自由选择他们政府的权利。“这个广告达到了预期的效果。金融界之中原先持观望态度的一些人也公开表示要支持总统的决定。

“可是，爸爸，”他的儿子问他，“我们美国有什么权利去解决越南人的问题？你们这不过是拿着刀枪把你们所认为的和平强加给他们罢了。“大卫瞧着儿子，很严厉地说：“你怎么可以这样想？不要听了一些反战宣传就跟着他们跑了。为了我们的利益我们必须战斗，此外别无选择。“美国政府要求大卫在西贡开设一个分行，以处理美国在越南的种种经费问题。仅一年的时间，分行大厦就建成了。为了抗击炮火的袭击，这栋大厦看起来倒更像一座碉堡。1966年大卫亲自飞到西贡主持了分行的开幕典礼，南越总理阮高其与大卫进行了私人会谈。阮总理与这位棕色眼睛、身材魁梧的美国人亲密地坐在一起。他的东方人的身材相形之下矮小了许多。“洛克菲勒先生，要知道我们现在多么需要您们的帮助。“阮高其说。大卫用十分恳切的声音说：“阮先生，我们是老朋友了，患难见真情，在这种时候，我们是不会缩回友谊之手的。“大卫不仅仅会支持政府，他还是政府政策的向导。在一些敏感问题上，大卫以私人身份出面进行斡旋，效果甚至更好。他在国际上的广泛接触也使大通银行在竞争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因为在国际金融乃至石油业务的整个活动中，不论是复杂的私下交易还是巨大的公司项目，国家的各项政策总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在前苏联这个长期与美国冷战的国家中，大卫就走在了同行们的前面。

1971～1972年间，大卫夫妇对东欧进行了旋风似的业务旅行。在匈牙利、南

斯拉夫、罗马尼亚和波兰四国，他与政府首脑和国家银行头头就对外贸易和

有关问题进行了会谈。大卫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波兰共产党的总书记

盖莱克对下属说：“你看他那双棕色眼睛，就知道他大脑里的每个细胞都在

不停的奔跑。这是一个活资本家。“

大卫也把自己的业务扩大到了这些国家，例如波兰就出台了一些新法

令，允许美国公司在波兰搞合营。但这还不是大卫最主要的目的，也不是他

最重要的收获。1971年3月5日，他在罗马尼亚的一次会议上说：“美国与

苏联，这两个大国之间应该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尤其是经济、贸易的联系。

铁幕应当为玻璃板所代替，这是两国人民的共同呼声。“

1973年，苏联政府向曼哈顿银行借了一笔款子，数额有8000万美元，

这是曼哈顿银行历史上数额最大的一笔贷款。谈判成功之后，大卫极为兴奋。

他对妻子说：“赚钱并不重要，但是这是个好兆头，在第一笔之后或许有第

二笔，苏联这么大的地方，它会不断地需要我们的贷款的，好戏已经开始了。“

这年5月份，大通银行在苏联开设了一家分行，自从1929年以来，这是

第一家在苏联开设的美国分行，第一国民银行和美洲银行曾为此与大卫展开

竞争。谁都相信，在苏联取得这样一个机会意味着东西方的贸易将会大大增

加。但是，让大卫捷足先登了。分行座落在卡尔·马克思广场1号，离克里

姆林宫只有一条街。

他的同行有些嫉妒地评价大卫：“他的鼻子比猎狗还灵，动起手来像美

洲豹，凡是被他盯准的东西别人是抢不走的。“

在尼克松访华，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之后，1973年，大卫在北京拜会了周恩来总理和其他一些中国官员。访问结束后，大通银行又取得了一次胜利，它成为中国银行在纽约的代理行。“噢，这家伙真是太走运了。”许多人都这么说。大卫不仅仅为这高兴，而且为大通在中国大陆的广阔未来而欢欣鼓舞。在中东他也有出色的表现。世界石油的大部分几乎都蕴藏在中东这块宝地之下，大卫自然要对这里的秩序给以注目。1971年3月，他与夫人拜访了埃及的新总统萨达特。1974年，在中东局势稍趋缓和之后，他率先在开罗设立分行，并为埃及的石油管道工程提供了大笔贷款。

纳尔逊很为大卫的成就感到骄傲，但同时，也有一些不服气。他问大卫：

“亲爱的弟弟，你是不是学会了阿里巴巴的开门咒语？真是奇怪，这些见了

我们的政府官员、外交家平时总是板着面孔的家伙们，为什么对你总是那么

彬彬有礼、殷勤周到呢？“

大卫做了个鬼脸：“噢，亲爱的哥哥，这里有一个很简单的秘密。因为

他们是外交家，而我是银行家兼外交家。没有谁能对金钱板起脸来的，这也

就是银行的魅力所在。“

7。更换门将

有关大卫·洛克菲勒的风趣故事及流言蜚语也是和他所从事的职业有关的。七十年代，美国一个图书商别出心裁地把一本有关大卫的书捧火了。“对大卫·洛克菲勒来说，要他当美国总统就等于降级。“—这是书商当时在推出那本书时使用的广告语。这的确不是危言耸听。1974年，有人建议他担任美联邦财政部长一职，而这个职务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由大卫来当是再合适不过的，但大卫拒绝了这一建议。还有什么能比银行对大卫的吸引力更大？

面对流言蜚语，大卫似乎也总是能够大度处之。一次，他的儿子对他说：

“爸爸，您处理银行事务轻松自如，而且与银行那些事务有关的消息总逃不过您的耳朵，为什么对那些诽谤您的话，您就要像聋子似的充耳不闻呢？天哪，难道就让那伙人老是在一旁胡说八道，肆意践踏您的名声吗？“大卫哈哈大笑说：“别这么激动，孩子。如果那些制造谣言的人知道你已给气成这副样子，那他们就会得意死了。明天，他会编出十倍的谣言出来。你只要不理睬他们就是了，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他们会以与一个洛克菲勒打官司为荣的。而且，人们爱信什么就信什么吧。如果他们真的想把我看得很高，认为我比总统还有权力，那也不错嘛！“谣言终归是谣言，它在自信的大卫面前没产生任何影响，但大通银行业务上的挫折却给大卫震动不小。大卫的事业看起来是由一个接一个的胜利连接起来的。他自己回忆说：“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只遭受过几次战术性的挫折，但没有战略性的失败。“然而，就在他一连串的“　海外战役”取得成功的时候，在自己的阵地上却意外地受到了挫折：大通银行近一个时期经营不利。

1971年～1972年度，几个月之中忽盈忽亏。一位执行人员说：“这是本行历

史上最黑的一年。“好象走了一步错棋，接下来步步都跟着错。年底，亏损

状况持续如旧。而在1972年的头6个月里，大通的盈利率只有1　％，而它的

最大的竞争对手—花旗银行的盈利却增加了16　％。而且，后者的董事会还

预计在将来的盈利每年会增长15％～20　％。为什么会出现目前这种处境？这里面有客观的原因。首先，大通银行的对手花旗银行由一位精明强悍的人物领导；其次，银行业的市场现在有利于花旗银行经营的银行零售业务和海外分行业务；再次，大卫在1968年接任董事长时，进行了彻底改组，大通还没有完全恢复秩序。但是，人们仍然要指责作为大通银行领导人的大卫。当时的大卫受到了来自许多方面的非议。《幸福》杂志用尖刻的语言批评他：“大卫·洛克菲勒是很熟悉本国的银行业务和货币制度的。关键的问题却是，他对大通曼哈顿银行漫不经心。人们恰如其分地把他描绘成一个乘坐装有空调的大轿车到处转悠，关心着这种那种世界问题的人；他只是在思考这些全球问题的过程中，偶然停顿一下，去做出有关大通银行的决定。一个人不能把时间花在既当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又经营像大通银行那样的银行上，大卫对大通银行人员情绪普遍低落的情况放任不管。“面对这些指责，大卫不是无动于衷。便他表现得极为镇定，仍没有丧失对自己的信心。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采访的时候，他从容地表达了自己对未来的信心。他说：“我在大通银行工作的26年里，从来没有像现在那样对未来充满信心。“接下来，他采取了一个大胆的举动。大卫觉得他应该换个行长，一个更加坚定的助手，但这事又多少有点因难。现任行长帕特森在大通已经工作了二十多年了，是自己的亲密伙伴。他工作勤奋，声誉也很不错，但他不是那种强有力的改革人物，而大卫正缺少的是这种人物。大卫暗地里向一些董事会成员咨询过关于“换马”的意见。许多人保持沉默，只有一位董事说：“保持利润率上升是我们的责任，但首先是你的责任。至于为此该做什么，你有决定权，大卫。“在一个星期三晚上，也就是1972年10月11日，大卫把帕特森请到自己家中，帕特森隐隐感到有些不安。银行的事务陷于低谷，工作没有起色，在这种时候被大卫邀请到家中不会仅仅只是同他一道用餐。大卫亲自在门口将帕待森迎进了屋。他将帕特森引进客厅，热情有余地说：“多长时间没到我这里吃饭了？老伙计，好象我们之间除了银行再很少谈别的了。“帕特森微笑着回答：“因为你没有时间，大卫。如果你对自己再要求严一点的话，你就连打喷嚏的时间都没有了。“大卫的妻子为他们烧了顿简单而又可口的晚餐。三个人在饭桌上谈些轻松愉快的笑话，帕特森的兴致很高。饭后，大卫请帕特森来到书房，要跟他单独呆会儿。

“帕特森，”大卫开门见山地问道，“你对大通的印象如何？呃，我是

说，在大通呆了这么多年你有什么感觉吗？“

“什么感觉？”帕特森很诧异，“你怎么有兴趣关心起这个来了。我的

感觉可不能帮你提高利润率。“

“呃，怎么说呢？”大卫定神望着帕特森。他沉默了好久，帕特森有些

紧张，他对大卫说：“大卫，我们一起共事了二十多年，你知道我是怎样一

个人，你有什么话尽可以对我直说。“

“嗯，如果，——如果要你离开大通，你会怎么想？”

“为什么？”

大卫犹犹豫豫地把话说下去：“你知道，最近我们的状况很不好，这件

事我们两个人都有责任。我对大通银行的关心可能—可能真像某些人说的那样，不太够。但是，我想，在我们推行这些改组计划的时候，有一个强硬一些的行长效果会好些。帕特森，我不是说你干得不好，你已经尽了力，但是，有些事。。“帕特森涨红了脸。他打断了大卫的话：“我明白你的意思了。你需要我什么时候辞职？“大卫没有料到帕特森会这样痛快，他反倒有些难于启齿：“这就看你的意思了。“　“那就明天吧，”帕特森说，“有些事情也不是你能定得了的，这个世界就是这么在转，我不会怪你的，大卫。“第二天早晨，大卫在大通银行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宣布帕特森业已辞职，自即日起生效。这个消息使华尔街乱成一锅粥。继任的是原先主管国际部的副行长及负责计划、发展和业务多样化的副董事长布彻尔。布彻尔精力充沛，性格开朗，而且尤其重要的是，他明确表示要坚决执行大卫的意图：“大卫定调子，我来按调子跳舞。”危机过后，大卫仍然稳稳地坐在他那董事长宝座上，行使他的权力。在世界上发生的任何重大事件都有他的影响在发挥作用，人们把他当作神话一般的人物。大卫与他的哥哥纳尔逊不同，纳尔逊在宦海沉浮，每一波动都逃不过公众的眼睛，而大卫处在幕后，通过他那庞大的银行网络，悄无声息地发挥着影响。人们能够感觉到他施加在自己身上的影响，却常常不能够明白分辨出来它来自何方。从出生到现在，大卫走的路够长的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