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富隆起-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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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这位新任首富而言，在他的商业生涯中有三个重大的战役：一个是收购秦川进入汽车制造业；一个是与富士康鏖战手机代工产业；一个是豪赌电动车市场，最终赢得国内外投资者的青睐。
　　在成功收购秦川挤进汽车行业之后，王传福正在将自己“山寨式破坏”的经营理念向“模仿式创新”的经营理念过渡。尽管王传福过去一直喜欢借助“专利法”的漏洞，通过组织专门的“反专利专家组”来应对直接模仿对方专利产品可能遭到的法律纠纷，但现在王传福和比亚迪也在开始加强内部的专利技术与专利产品的开发力度。据深圳知识产权网统计，2006年底比亚迪累计申请专利总数为2265，尽管大多数专利都不属于核心专利技术，但比亚迪在专利数量上的增长至少可以表明比亚迪已经开始对真正的技术创新开始有了足够的重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一章　首富们的炼金术（2）
“从30万美元起家，排除干扰，成为全球著名的电池生产商，我非常欣赏王传福的创业事迹。”为了回应郭台铭的指责，“股神”巴菲特的黄金搭档芒格在股东大会上对比亚迪以及王传福不惜溢美之词。之前，在接受美国《财富》杂志访问时，他曾盛赞王传福是美国大发明家爱迪生与通用公司前总裁杰克？韦尔奇的“综合体”。
　　巴菲特用18亿港元收购比亚迪10％的股权，这至少证明在巴菲特眼里，投资王传福与比亚迪在未来五到十年内是有利可图的。巴菲特入股比亚迪之后，比亚迪的股价也开始了一路走高就是最好的例证。2009年7月30日，中国监管部门正式批准巴菲特的入股，比亚迪股价也从上一年的每股8港元，上涨到了9月29日的港元，巴菲特因此在账面上取得了100多亿港元的盈余。
　　福特是个狂人。在汽车还没有真正在美国富人中普及起来的时候，福特就提出了著名的福特狂言：“我要制造一辆适合大众的汽车，价格低廉，谁都买得起。”
　　比尔？盖茨是个狂人。在大型计算机商业化潜力还没有完全被挖掘干净的时候，比尔？盖茨就发出了著名的盖茨豪言：“让每一张桌子有一台电脑。”
　　王传福同样是个狂人。在进入汽车行业不到五年，王传福就提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梦想：“比亚迪计划在2015年成为中国第一的汽车生产企业，2025年成为全球第一！”……
　　从上世纪初的美国福特，到上世纪中后期的美国盖茨，再到本世纪初的中国传福，“技术狂人们”用“技术改变世界”的企图和激情从来没有消逝过。
　　美国福特们过去已经成功地用技术改变过世界，美国盖茨们现在还在用技术改变着世界，而中国传福们能否在未来接过福特、盖茨们的大旗，通过狂热的“技术改变世界”理念来彻底颠覆世界对中国人“只懂得模仿，不懂得创新；中国人只懂得跟随，不懂得超越”的陈旧印象吗？
　　如今，王传福和他的比亚迪已经给“股神”巴菲特回报了足够多的美元，那么在未来，王传福和他的比亚迪是否真的能够给中国人带来“中国创造”的梦想？
　　“技术狂人”指望通过技术来改变世界，指望借助技术的力量来实现直接跨越到电动汽车，中间肯定还要经历许多弯路。
　　9月6日，王传福在天津出席“2009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国际论坛”时说，电动汽车已成为很多车企新的发展重点，但从目前来看，电动汽车的消费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除了政策、配套等问题外，整车成本是电动汽车运行的最大障碍。
　　王传福尽管狂傲，但并不缺乏理智。王传福自己也知道，由于成本高，导致市场小、产量低，而没有一定的产量就无法降低成本，电动车会进入一个死循环。
　　事实上，早在1881年，第一辆以可充电池为动力的电动汽车就已经在法国巴黎出现。从上世纪初到现在，西方汽车巨头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电动汽车产业化的尝试，但到现在为止却还没有取得过真正意义上的大突破，这一点也足以说明了电动汽车产业化不是一道简单的数学证明题。
　　在现在与未来之间，王传福还有一定的缓冲空间。但王传福能不能把握好这个空间从而实现他的狂人梦想，也许我们只能“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刘永行：从夹缝中钻出的首富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一章　首富们的炼金术（3）
创刊于1917年的《福布斯》杂志，把2008年中国大陆首富的宝座留给了一直稳健发展的东方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行。在这份“2008福布斯中国富豪榜”上，刘永行的个人财富是204亿元人民币。与大部分富豪们在这一年财富严重缩水不同，刘永行的财富相比于上一年的亿元人民币稳步增长。
　　在金融风暴导致的全球经济寒冬中，刘首富却有闲庭信步的雅致。因为不是上市公司，刘永行不用遭受股市行情表上股价起伏的煎熬。虽然自己的能源产业也受到经济大环境的影响，但他家有余粮，心中不慌。而这个冬天，那些家无隔夜米的人纷纷找上门来，希望刘永行能出手相救那些陷入困境中的铝业和煤炭化工企业。更让刘永行自尊心得到满足的是，曾和他争夺三门峡氧化铝项目控制权的行业老大——中国铝业刚刚宣布裁员一万人以渡难关，而他旗下的包头、三门峡铝业子公司不但没有裁员，反而在乘机招人。
　　但对送上门来的低价求购的能源企业，刘永行却保持了警惕性。虽然目前是扩张的大好时机，但他更愿意留下“余粮”准备应付可能持续多年的经济危机。
　　企业需要慢慢做
　　源自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浪潮，如同一股暖流，冲击着十年“*”形成的坚冰。20世纪80年代初，“停薪留职”开始成为国企减少冗员的一种有效手段。受此浪潮影响，正“不甘寂寞”的刘家四兄弟毅然从单位里出来。老大刘永言卖掉了家里惟一的一块手表，老二刘永行卖掉了自己的自行车，兄弟四个凑了1000元办起了孵化场。
　　始终被创业危机笼罩的刘永行，数年时间一直处于拼命的状态。为了卖掉鸡苗，刘永行整天沿街叫卖，自己幼时受伤的右腿因为使用过度从而失去根治的可能。他甚至有一段时间出现了幻听，满耳都是唧唧喳喳的小鸡叫声。
　　1995年，刘氏家族对希望集团进行了产权划分。刘永行把自己的东方希望集团总部从成都搬到了上海。经过六年的艰辛奋斗，到2001年时，刘永行首次成为《福布斯》杂志中国大陆的首富。第二年，刘永行又登上“CCTV中国经济十大年度人物”的颁奖台。
　　作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刘永行却坦言自己不喜欢与人搞关系、搞资源，这是“自己的性格造成的”。
　　首先他摆正了心态。刘永行认为，民企也要对社会有一个宽容的心态。他说：“有些困难必须自己承受，有些困惑要自己思考，心甘情愿就无怨无悔。”
　　刘永行最崇拜的人是台湾的王永庆。他觉得王永庆最值得称道的是做正事，为人很正派。“我们的目标是要做百年企业，所以，不能去做一些过分的事情。所以不要随大流，要独立思考。”
　　为此，刘永行不情愿在那些“不正经”的事上耗费太多精力。“人家上市能拿100个亿，我不稀罕！我自己慢慢来做，人家很便宜地拿块地做到几十个亿，我不稀罕！我慢慢做，也能做到几十个亿。既然简简单单地也能把事做好，为什么我要弄得那么复杂呢？”
　　刘永行也一直不希望自己的企业与别的家族生意或者与社会大众发生冲突。比如早期在四川从事养殖业时，尽管已经成为当地最大的养鸡企业，但为了避免与当地农民争利，宁愿退出了养鸡业。
　　在下属眼里，刘永行是一个有“企业家道德底线”的人。公司的产品质量一度不太稳定，刘永行知道后非常着急，和负责相关工作的一位下属就质量问题在电话中讨论了整整两个小时。这位下属记得，刘永行在电话中用浓重的四川新津口音对他说：“靠降低产品质量从市场赚来的钱，最终都要吐出去，甚至会吐血而亡。”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第一章　首富们的炼金术（4）
虽然贵为首富，但刘永行却仿佛是胆小谨慎的化身。他的东方希望虽然越做越大、商机无限，但刘永行尽力控制冲动的欲望，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主业。虽然之后刘永行还涉足了化工、金融等领域，但是农牧业一直是他的第一业务。在2007年新希望集团亿元的销售收入中，农牧产业占据了92％以上的比重。
　　尽管投资了民生银行等上市公司，但刘永行对上市一直意兴阑珊。刘永行解释说，一个是之前做饲料业一直不缺钱，所以无须融资；一个是过于宽松的资金容易让人的头脑膨胀，自己用钱紧一点最好。刘永行一直不同意进入二级市场，他说：“如果我从二级市场上得到几十个亿，我会很害怕。”
　　对政商关系退避三舍
　　在中国，政商关系是一个很复杂和敏感的问题。商业与政治难以完全分割，关键是保持合适的距离。太近了，可以得到红顶商人的巨大便利，但最终往往没有什么好下场；太远了，则太阳永远照不进现实，你会成为荒漠中无人理睬、自生自灭的野草。
　　中国现在的实际情况是，政府制定相关政策，但商人群体目前过于弱小，无法介入此过程，也很难影响决策过程，只有遵守执行的义务。冯仑告诫道：“听党的话，跟政府走，否则你的企业根本没办法发展。”
　　刘永行兄弟是中国民营企业家中“听话”的典范。他们每一步发展都配合着政府的政策节奏，从不钻政府政策的空子，让政府处于被动之中，从而也让家族生意能避开政策调控的锋芒。比如1982年，四兄弟打算到农村养鸡之前，特地找到当时的县委书记询问，回乡创业“要不要得？”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又正儿八经地向单位打报告申请辞职，辞职报告直打到四川省副省长那里才有了确切的批示；1992年，刘氏兄弟计划成立私营企业集团，也特地向国家工商局打报告，直到国家工商局批准才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私营企业集团——希望集团；1993年，刘氏四兄弟有了成立一家民营银行的想法，就与41位政协委员共同提案，建议政府批准成立一家主要由民营企业家投资、主要为民营企业服务的银行。直到3年以后国务院才批准，刘氏兄弟才当上民生银行的主要股东……
　　对于企业家与官员的关系，刘永行一直以来都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有时故意退避三舍。刘永行认为，民营企业同当地政府官员拉私人关系是短期行为，企业家的着眼点应该放在如何把企业培养成优秀企业。因为任何地区的政府领导都要发展经济，企业发展是绝对的，同领导的关系只是相对的，如何把企业的业绩变为地方领导的政绩，使二者形成互利关系，建立企业在社会生存上的相对优势，这才是企业的长远策略。
　　刘永行的“官场哲学”在短期内影响了企业的发展速度和路径。因为“房地产需要大量的（内幕）交易，需要不断地吃饭喝酒送礼”，他最后放弃进入地产业；同样，因为“要耗费大量精力去跑证监会，跑这个部门，跑那个部门”，他至今都没有上市打算。
　　超前半步避免绊倒
　　尽管刘永行小心翼翼，但在这方面却不小心触动了“雷区”。
　　2003年是火热的一年。外有“中国制造”所产生的对外贸易的强劲拉动，内有以房地产为龙头所引发的旺盛内需，中国经济呈现不可遏止的上升势头。而与此相伴的，是对上游能源的空前饥渴。经过“抓大放小”后产生的大型国有企业，占据着绝大多数上游资源的垄断地位，由此出现了效益大涨、繁荣似锦的景象。据资料显示，1998年，国企盈利仅为213亿元，5年后便狂升至令人瞠目结舌的4769亿元。中国铝业便是这些国有垄断企业之一。而在2006年中国500强企业中，民营企业营业收入只占总数的8％，资产总值占总数的。

第一章　首富们的炼金术（5）
上游的国有垄断企业和下游的民营企业泾渭分明，中间是难以跨越的楚河汉界。以东方希望的刘永行、复星集团的郭广昌、鄂尔多斯集团王林祥、铁本集团的戴国芳等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却不甘心屈居于利润微薄的“轻小集加”领域。在他们的带领下，中国民营企业开始了一轮逆流而上的重工业化革命运动。
　　2002年10月，刘永行移师包头，成立了东方稀铝，总投资150亿元，预计2008年建成后，年产100万吨原铝；2003年7月，刘永行又联合其他3家股东，在三门峡市渑池县启动了105万吨氧化铝项目，进入电解铝业的上游——氧化铝，项目预计总投资近亿元；另外，他还和上海复星集团的郭广昌、唐山建龙钢铁的张志祥一起，准备在宁波大炼钢铁；2003年7月，刘永行甚至联合万向集团等13家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在北京合组公司，准备踏出国门，到海外去投资氧化铝厂。
　　一向稳健的刘永行，也深知他这次重工业化之梦的危险程度，“一旦失误，几十年的积累就前功尽弃，所以必须一步成功”。刘永行的孤注一掷，自然引来了中国铝业公司等大型国有企业的阻击。
　　在铝业内有一句行话：“得氧化铝者得天下。”正因为中铝对氧化铝的垄断，造成了刘永行在包头投资的电解铝生产长期受制于人，为了打通产业的上游环节，刘永行贸然进军氧化铝行业，在三门峡投资氧化铝项目。
　　据说，刘永行为了安抚中国铝业公司，曾经打算给其三门峡项目30％的股权，但这和中铝取得控股权的企图相去甚远，双方不欢而散。原中铝董事长郭声锟对此表示：“一不反对，二不评论，但是我们表示遗憾。”据东方希望集团透露，在中铝的示意下，沈阳和贵阳两个铝镁设计院停止了对三门峡项目的设计工作。这意味着该项目被迫搁浅。
　　针对地方政府投资过热的现象，中央政府雷霆万钧的宏观调控转眼即至。2004年初，铁本集团的戴国芳撞在了“枪口”上，在建的钢厂被勒令停建，戴国芳本人也被捕入狱；其后，郭广昌的宁波建龙钢铁项目也被迫下马，最后让国有企业控股；王林祥的煤电联产项目也遭遇难产。而早在2003年底，刘永行在包头和三门峡的项目便已经被叫停。
　　因为严格遵循“用自己的钱安心”的原则，刘永行此生最大的冒险之举——投资铝业等相关能源产业，前期投资20多亿元全是刘永行累积的自有资金，才让他在2003年年底对中国民营企业重工业化运动打击的过程中，逃离了灭顶之灾，避免了铁本集团戴国芳似的悲剧。刘永行解释他“撞线”却没被“绊倒”的原因，是因为他“只超前半步”。
　　◎“钢铁沙皇”沈文荣：苏南模式终结者？
　　当“黄首富”和“荣首富”相继落马或下台后，中国的富豪们愈发领教到这顶桂冠的荆棘之痛，也更加避之不及。
　　躲慢了也是一种错？本来就谈“榜”色变、视“富”如仇的江苏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没想到自己会如此“流年不利”——眼看着众多巨富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身边潮退而去，自己只是警觉稍欠、抽身稍慢，便撞上了一个“首富”！
　　2002年，当胡润强行把沈文荣按在富豪榜第37把交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