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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车梦 中国磁浮列车教父 朱维衡-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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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有一天，国家七机部听说朱维衡他们做出力矩电机了，派了七个人到所里，将他们全部设计图纸、资料拿去，把计算草稿、草图抄去，并详细记录朱维衡他们在这几个月中碰到的问题以及怎么解决的情况，道谢后扬长而去，从此就再没有他们的消息了。
哪知好几年以后，在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回收展览会上，朱维衡见到那里面的力矩电机，竟然完全与朱维衡他们设计的一模一样。
更想不到的是，十五年后，朱维衡因事带几个人去北京微电机厂，介绍信写的是“朱维衡”的名字，那个负责接待的工程师看了介绍信，竟叫了起来，说：“你就是朱维衡啊？你给我们厂帮了大忙了！”。他说力矩电机生意好极了，北京微电机厂发了大财，面貌都改观了。的确，当年那些低矮简易的平房，现在都变成高大现代化厂房、漂亮的办公楼和宿舍。他拿出力矩电机图纸来给他们看，万万没想到，那还是朱维衡签字的那份老图纸。
朱维衡调到北京后，一家人住在中关村中科院家属大院里。大儿子朱道一已经14岁，小儿子朱道亮6岁。
妻子孙华善生性好强，做事精益求精，要做就要做得最好。在沈阳当技术处秘书时，她坚持要参加东北工学院的机械制造专业学习，顺利地拿到了机械专业的单科毕业证书。调到设计院，她居然能独立承担板金车间的设计。后来调任设计院图书馆馆长，很快就能把图书馆的专业知识掌握到手。平日里，朱维衡工作繁忙，照顾不到家，家里的事全是孙华善一人照料。三年自然灾害，多数人患了浮肿，朱维衡也不例外。当时一切供应全凭票，每人粮食定量朱维衡是29斤，孙华善27斤，每月白米只有二斤，其它全是苞米面，食油二两，猪肉半斤，鸡蛋半斤，大白菜也限量，一年供应一次。父亲住在朱维衡家里，偶尔出差到北京或上海，朱维衡总要买尽量多（也是限量的）的饼干回沈阳，孙华善放进大饼干筒，规定只给父亲一个人吃，小孩不许碰。那二斤白米只给刚两岁的道亮吃，别人根本吃不到。没有想到，1962年上半年，有位不认识的人来访问，问朱维衡是不是送给保姆八十斤白米，这时朱家才恍然大悟，原来那个刚辞退的保姆，将孙华善全年省下来的白米全部扣下，拿去高价卖给她后来的主人，小儿子道亮一点儿都没有吃到。难怪他刚开始学说话的第一句话就是伸手说：“要！”。
1965年完成了直流力矩电机后，朱维衡就病倒了。是患了肾盂肾炎，浑身无力。回家休息时，找中医看了看，开了一服柏枝地黄丸，吃下去就好了。这天，所里的大学生张为成和中专生王德兴来家里探望朱维衡，平时他们对朱维衡就非常尊重，而朱维衡也非常真诚地“传帮带”，就好像师徒关系一样。妻子孙华善很感激他们能来探病。当闲谈中，得知王德兴家里困难，定量的粮食不够吃，孙华善随即从抽屉里拿出几张粮票和油票塞到王德兴的手里，还说我们家南方人胃口小，吃不了那么多。王德兴十分感动，连说谢谢师母。
两人走后，朱维衡说，他们两个年轻人工作都非常努力，是好苗子。孙华善没吱声，从上衣口袋里拿出一封信，缓缓地递给朱维衡，信封右下方落着来信地址：宁夏海原，朱绮缄。朱维衡心里一紧，慌忙打开小姐姐的信，全文如下：
维衡弟弟：
你好！我和你嘉音姐夫及孩子们已全家搬到宁夏海原了，这是为了响应国家支援西北的号召。我和你姐夫都在这里的中学教书，我们一切都好，不用挂记。代问华善弟妹和孩子们好！
就此搁笔，余不一一。
另来信地址可寄：宁夏回族自治区海原县红旗公社前进大队二小队贾金富转
姐：朱绮
一九六五年十月五日夜
潦潦几笔，满怀情绪。朱维衡忍不住放声大哭。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28） 特嫌
（28）特嫌
1966年6月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开始了。很快一切正常的科研工作都停顿下来。大家最先是跑到北京大学去看大字报，铺天盖地，一片海洋似的。革命标语越写越大，语句越来越刺激。中科院也开始有了大字报。
“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揪出中科院的反动学术权威！”、“将无产阶级*进行到底！”
学校也开始不上课了。大儿子朱道一回家来说，北大附中在批斗一些老师，学生要革老师的命，保卫无产阶级红色政权。也有的同学被人写了大字报，说他是地主阶级的“狗崽子”也是革命的对象。妻子孙华善听了很紧张，叫道一在学校不要乱说话，不要参加什么活动，不上课就回家自己学习。道一说不行，他是班干部要带头参加*。没几天，道一袖子上戴了个“红卫兵”的袖章回到家里。
道一向父母解释说，他在班上学习成绩好，又是班干部表现好，就不计较家庭出身的，学校才批准他参加红卫兵的，现在还是“井岗山造反兵团”的成员。
朱维衡听这样一说，心里倒也安定了一些。不是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也能参加红卫兵组织，至少说明道一现在还不是革命的对象，不会被“专政”。
孙华善仍然不放心，只好嘱咐道一，千万不能去批斗老师，不要乱写什么大字报，更不能参加“打、砸、抢”，要文斗不要武斗，你要向我们保证。道一坚定地说，我不会的。
晚上，朱道一悄悄地对孙华善说，他想要一顶军帽。孙华善看着儿子渴望的眼神，心里想上哪里去找军帽呢？我们没有亲朋好友是军人，军帽又不是随便上街能买到的。她真的不知怎么办才好，但又不忍心只好说，妈给你想办法！想办法！
孙华善一连几天，见到熟人就打听有没有军帽，都回说没有。就连院里住的一位大婶，会做缝纫的，经常帮人缝补衣服，孙华善都去找了她，问能不能做一顶军帽。那个大婶说，做是可以做，就是做出来的不像，布的颜色特别是帽沿都不像，前不久有人叫我做了一顶，但没见他戴过。不是不行。回家的路上，孙华善一着急，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行就行，不行也就没办法了。
中科院的运动形势越来越紧张，随着一个一个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被打倒。全院上下人人自危，不知道什么时候灾难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连说话声都越来越小，神情也越来越诡秘。
一天深夜，晚饭后的碗筷还没有收拾，两个孩子已经睡了。朱维衡和妻子还在小声地争吵。“你不能同意道一去！那儿的条件太艰苦了。”孙华善坚持地说。
“道一在学校表现不错，又是班干部，人家才招收他的。”朱维衡说。
“那怎么不招别人？才招七个人，还不是一听说青海，又是地质队，别人才不会去呢？”孙华善还是不情愿。
“到青海工作，条件是差，但是在这儿成天不上课……，”朱维衡压低了声音说：“接下来运动会是怎样下去，现在还是未知数，说不定像我……，没准还会影响到孩子。”
“你怎么啦！你又不是反革命，你怕什么？”孙华善拉高嗓音说。
“你别大声，我是不怕！可是像很多人，比如樊爔培吧，57年就打成了右派。这次运动估计也脱不了身。”朱维衡道。
朱维衡停了一下又说：“这次孩子的态度很坚决，你不同意他去恐怕也不成啊！”
孙华善说：“道一还不满十七岁，还是个孩子，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又是野外地质工作，又艰苦又危险，多久才能见到一面？想去看他都没有办法去。想家了怎么办？病了怎么办？”孙华善眼泪止不住“吧嗒、吧嗒”住下掉。
里屋，与弟弟睡在一起的朱道一，泪水也从微微闭着的眼睛里流了出来。
1968年元旦刚过，朱道一同北大附中的其他六位同学就要奔赴青海了。七位学生中五名高中生，二名初中生。他们都是离毕业考试差几天而停课的六六届毕业生。
临行的前一夜，孙华善把儿子道一拉到身前，告诉他为他准备的行装：棉被床单、枕头枕巾、垫毯、牙刷牙缸、牙膏、两条毛巾、内衣*、袜子、棉手套、笔记本、钢笔、信封、信笺、邮票、《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单行本。
孙华善转过身去，从衣柜里拿出一样东西，是一顶崭新的军帽。
“孩子，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朱道一接过军帽戴在头上，十分合适。朱道一对着母亲正了正帽沿：“妈，太合适了！您从哪儿弄来的？”道一问孙华善。
孙华善告诉道一，他向她要军帽，她找过很多人都没要到，最后想到道一学校的军宣队的军代表，她想平时听军代表经常夸奖道一，说明表现好，向他们要一顶军帽应该能行。可是又一想觉得不太合适，怕影响不好。直到道一被批准去青海工作了，心想这也是学校的一个光荣的事，这才去找军代表开了口，没想二话没说立刻给了一顶新的军帽。
朱道一一边听母亲说一边乐哈哈地冲着母亲行军礼，脸上是那样地高兴。“真谢谢您！妈妈！”看到儿子脸上还充满稚气的神情，孙华善心里又高兴又难过。
这一夜，朱维衡家里灯火通明，彻夜未眠。这天是1968年1月5日。
春天到了。这年的春天却遇到了倒春寒。原本要抽枝发芽的草木仍不见动静，空气中充满了凉意。一个星期天的中午，在纺织研究院机电室工作的马家驯来到朱维衡家里。
老同学告诉朱维衡，他们纺织研究院的墙上已经贴出他的大字报，他说那都是捕风捉影，不符合事实的胡说八道，云云。
朱维衡劝他不要气愤，要沉得住气，每次运动总是来势汹汹，慢慢就过去了，自己没有问题不用怕，所谓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没有想到，第二天朱维衡上班，他的办公室外面走廊墙上，已经贴满了他的大字报，也正像马家驯说的那样，全是胡说八道。朱维衡告诫自己要沉住气，不动声色。再仔细看去，所有像朱维衡差不多的高级研究人员全部一样被贴了大字报。罢了！只好听天由命！
两周后的1968年4月15日，终于向朱维衡宣布，对他进行隔离审查，写交待材料，交代自己详细历史，特别是解放以来所做的一切。不能回家了，就在办公室住，架起一张床来，晚上不许关灯，看管的人通宵在门外看着。在被隔离当天，另一帮人马去朱维衡家抄家，翻箱倒柜，连箱子底上贴的布都要揭起来查，这是朱维衡后来才知道的。这样写了一个多礼拜的交待，写完了，交上去，不料他们说：“你以为就这样完了啊？还没有开始呢！”
过了几天，要提审了，一个人押着朱维衡到另一个房间，一直要他低着头站着，里面已经有很多人坐着。他们叫抬起头来看，问他认不认得。朱维衡一个也不认得。他们就说，这么许多人都是为调查他的问题，从各个地方来的，要他老实向大家交待他的罪行。朱维衡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罪行”，只能将他写的材料念了一遍。然后专案组组长问他：
“看见过手枪吗？”他说：“看见过。”又问：“在什么地方？谁？”他说“解放军”。突然一个耳光，打在他的脸上，鼻血被打出来，滴在地上。专案组长厉声吼道：“谁叫你侮辱解放军！”，并指着地上的鼻血命令他：“擦掉！”，他只好擦掉。这位打他的，是1962年分配来的最好的清华大学毕业生，正是他，在朱维衡住院时第一个去看望他的，运动一来变了一个人。
接着换了一个人，问朱维衡在刚从上海到沈阳时，都和什么人来往，他一一作答，又问他还有谁，他想起一个，再问他还有谁，他又想起一个，又再问，他想起了不是很熟的陈卫卿。那个人如释重负，说：“那你方才为什么不说？” 朱维衡这才知道原来他们怀疑的就是陈卫卿。接着问朱维衡，从上海到沈阳时，有没有人托他带东西？朱维衡说“记不得了，”于是又问朱维衡，认识樊爔培吗？朱维衡说认识。又问樊爔培有没有托他带东西给陈卫卿，朱维衡说记不得了，如果他托我带我当然会带。于是他说：“好，你承认带了，那么是什么东西？” 朱维衡说：“这么多年了，实在记不起来。我只是说如果他托我，我当然会带。”他换个方向问：“是个小箱子吗？” 朱维衡说：“根本不记得了，只是说假如他托我带，我会带。”他又问：“是不是像一本书那样？” 朱维衡说：“不知道”。他继续问：“是不是像一支钢笔？”，朱维衡说：“不知道”。过一会儿，另一个人上来，问朱维衡：“你知不知道吉林化工厂有过一次爆炸？”，朱维衡说不知道。朱维衡心想，莫非他们怀疑我从上海的樊爔培那里带了爆炸物给陈卫卿，陈卫卿爆炸了他自己的工厂？但再一想，如果樊爔培和陈卫卿真的是破坏分子，应该是高级人物，怎么会亲自动手做这种最低级的破坏工作呢？作为吉林化工厂的总工程师，陈卫卿难道会去炸掉自己的工厂吗？
这样的“提审”有好几次，有一次专案组说，为了查清他的问题，这么多人全国各地跑，已经花了几万元了。又有一次对他说，他不过是个小伙计，陈卫卿比他重要得多，樊爔培才是个头子，只要你老实坦白交代，就可以从宽处理。可是朱维衡根本没有不坦白的地方，还有什么能交待呢？
结果只能被关着，过一阵儿“审”一下。他们对他说，你的罪行够枪毙，能够坦白交待，可以从宽处理。
一天，又把朱维衡押出来审讯。朱维衡还是说他交待材料写过的那些。专案组烦了，一个人说“还是来点真格的吧！”
话音刚落，鞭子就抽在了朱维衡的屁股上。忍着疼痛，朱维衡待那人停下来时，回过头看去，打他的原来却是自己妻子经常送给他粮票、油票，家庭困难的中专生王德兴。他手中的鞭子，是用平时做实验时电机上换下来的三角皮带，缠上铜丝做的。这小子的脑筋都用到这儿了。朱维衡实在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他无法想通这究竟是怎么啦！平时“师傅、师傅”地叫着，工作也很积极，还听说在“要求进步”呢！现在怎么变了一个人，简直是个畜牲！
接下来是“坐飞机”。两个人强硬地把朱维衡弯下腰，将双臂向后高举起，用力。朱维衡一会儿就感觉到手臂像要断了一样，疼痛难忍，喘不过气来。
“说不说？”
“要说的我都说了。”
“不要耍滑头！老实交待！”
“……”朱维衡几乎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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