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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城-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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亮而光滑的皮肤，所以他确信刘春天就是*。既然是*，那么黄守仁就不忍心把她破坏，所以他们在地砖上其实并没有将生米做成熟饭，而只是做了一顿半生的饭，因为黄守仁并没有真正进入刘春天的体内，而只是将整个脸紧紧地埋在刘春天的两根大腿之间，只是黄守仁在使劲地吻着刘春天，不但吻了她的大腿，而且还吻了她的小腿，甚至吻了她的脚指头。这么说吧，黄守仁是把刘春天的全身每个地方认真反复地吻了一遍又一遍，可就是没有进入刘春天的身体。不是不敢，而是不忍心，仿佛刘春天真的就是一块玉，而且是一块娇嫩的玉，只要黄守仁一使上劲，玉就碎了，为了不让玉碎，所以黄守仁就没有使上劲，既然没有使上劲，那么就不能算做成熟饭了。就好像是烧水，一直在烧，烧很长时间，但是一直没有达到一百度，既然一直没有达到一百度，那么就不能算烧开了。
当然，用“一直”也不确切。事实上，当他们从地上起来并且去卫生间洗澡之后，他们在床上进行了“二次创业”，这次他们成了。成功是必然的，而且一点也不费劲，毕竟，事实上刘春天并不是“*”，而黄守仁也不是“童男”，黄守仁真要是想做，一下子就做成了。大约上太容易了，或者是黄守仁其实早就抵挡不住了，所以持续的时间非常短，比他们刚才在地砖上耗费的时间短多了，所以给刘春天留下的影响反而不如地砖上深刻。刘春天由此感悟，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假货甚至比真货好。
那天晚上黄守仁没有下楼回到小卖铺里面睡觉，而就留在了楼上，准确地说就是留在刘春天的床上，当然，也可以说是大多数时间留在刘春天的床上，少量时间留在312室的卫生间里，因为那天夜里他们做了不止一次，每做完一次，黄守仁都要上一次卫生间。
第二天上午，刘春天和黄守仁是被电话吵醒的。打电话的是刘春天父母，父母告诉她，机票已经买好了，他们现在已经在机场。
刘春天一听，马上就坐起来。
“什么时候的飞机？”刘春天问。
“马上，”妈妈说，“马上就要登机，上午十一点起飞。”
刘春天一看，差不多就是十点了。
“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刘春天说，“我还没有起床。快点快点，马上去机场。”
刘春天这后半句话显然是对黄守仁说的。黄守仁此时也坐起来。现在听刘春天这样说，马上就开始穿衣服。
“不用了。”妈妈说。
“那怎么行？我们一定要去机场接的。”刘春天说。
“真的不用了，”妈妈说，“我们不是去深圳。”
“不是来深圳？”刘春天以为自己又在做梦了。
这时候，爸爸把电话接过去，爸爸告诉刘春天：他们本来是要去深圳的，可是到机场一看，到长沙的机票也才三百多，一激动，干脆买了两张飞长沙的票，先回长沙，然后再从长沙来深圳，反正长沙到深圳火车非常方便。
“那你们什么时候来呀？”刘春天问。
“最多一个星期。”爸爸说。
在此后的这个星期里，刘春天其实是在度“蜜周”，并且是双重“蜜周”，因为常常是白天跟蔡大鹏，晚上跟黄守仁。刘春天没有想到自己还能同时应付两种感情，不知道是时代进步了还是她自己进步了。对黄守仁自不必说了，她必须跟黄守仁，说不上爱，但婚姻有时候不取决于爱，至少不完全取决于爱，还有比如经济条件，比如年龄和婚姻状况，比如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比如感动，比如要给肚子里的孩子一个合理的解释，等等等等，反正这些因素汇集到一起，最后决定了她必须嫁给黄守仁，而且必须尽早嫁，最好现在就嫁，早嫁早好，晚了肚子里的孩子不愿意。对于蔡大鹏，刘春天仿佛是情不自禁，她爱蔡大鹏，同时也感激蔡大鹏，甚至还依靠蔡大鹏。但是就是不能嫁给蔡大鹏。不是她自己不想嫁，也不是蔡大鹏不想娶她，但是就是不能嫁，刘春天忽然发现，婚姻比爱情复杂，爱情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而婚姻涉及的面要广泛的多，比如家庭，比如孩子，比如法律，比如伦理，甚至比如事业等等，反正这些因素汇集的结果就是她只能跟蔡大鹏成为情人，而不能结为夫妻。
刘春天这个礼拜的收获是巨大的，不仅感情上和身体上收获巨大，而且工作上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蔡大鹏的股票全权委托她操盘也不过才一个多月，头半个月她基本上没有动，而是在观察，在思考。观察是观察别人，包括观察他们老总那些大户的操作情况，思考是思考她自己怎么操作，这样观察和思考了半个月之后，她终于制定了自己的操作方案，根据这个操作方案，她把蔡大鹏的资金一半用于做短期投资，另一半用于做中期投资，她没有安排做长期投资。在刘春天看来，所谓的长期投资其实是一种无奈的办法，如果能够当天就赚百分之十，谁愿意做长期投资呀？刘春天的短期投资周期一般就是一天，也就是以前他们那个同事做的那样，今天下午收市之前买入，明天上午就卖出，但是刘春天的操作依据跟他们以前的那个同事不一样，以前的那个同事是在每天跌幅前几位当中挑选，带有赌的性质，而刘春天是根据当天从各大户室收集到的第一手情报，有针对性地选择几只股票买入，这样成功的概率就比那种瞎碰运气要大的多。至于中期投资，刘春天是紧紧咬住他们老总不放，老总手中持有什么股票，她就吸进什么股票，老总一抛售，她赶快就吐出去，所以，这段时期刘春天对老总特别殷勤，一旦老总有什么事情出去一下，她马上就到总经理办公室，给老总的杯子里续水，或者是帮着老总整理一下当天的报纸。刘春天相信，只有他们老总的情报是最可靠的。假如把整个股市比做一个赌场的话，那么证券公司老总就是能看见底牌的人，能看见底牌还不赢钱吗？
这天又是读排行榜的时候，刘春天的成交量自然是第一，有一半的资金拿来天天做短线，成交量能不第一吗？其实不光是成交量第一，收益率刘春天也是第一，大量的资金加准确的情报，她的收益率当然是第一。
成交量第一当然意味着她的奖金第一，其实奖金倒是次要的，关键是交易费返还，成交量越大，交易费返还当然越多，不仅相对量越多，而且绝对量也是越多。所谓相对量，当然就是返还比例。证券公司为了鼓励操盘手多交易，采取了一个鼓励交易的措施，这个措施就是：交易量越大，交易费返还的比例也就越大。所以刘春天当月的返还比例就相当大，大到差不多百分之六十的返还。这些返还全部进入了刘春天的腰包，因为蔡大鹏已经说的非常清楚，自己并不需要交易费返还，他的交易费返还全部归刘春天。后来，不知道是不是安慰刘春天，蔡大鹏还专门跟刘春天解释过，他解释说，作为投资人，如果把眼睛盯在交易费返还上，那肯定是没有出息的。这就是蔡大鹏，他帮了刘春天，还不让刘春天感觉他是在帮她。刘春天认为，这就是修养，超级修养。如此，这个月刘春天的收入就大的惊人，大到比她一年的工资都多！
但是，物极必反，正因为刘春天的业绩太好了，不光是成交量好，而且收益率也好，所以，她的业绩引起了他们老总的高度关注。在中国目前的金融体系内，“关注”并不是一个褒义词，比如银行对一个企业关注了，那么多半它的麻烦也就不远了，再比如海关对一个企业关注了，那么它就要当心了，具体到人，比如纪委对某个领导关注了，那么这个领导离“双规”也就近了。这大概就是人怕出名的理由之一吧。现在，刘春天他们的老总对她关注了，那么她很可能也会有麻烦。要知道，老总是可以看底牌的，既然能看别人的底牌，当然也就能看刘春天的底牌，刘春天的底牌就是她的实际交易记录，那上面清楚地记载着她的每一笔交易。
当然，老总是有城府的。老总关注刘春天，而刘春天丝毫没有察觉。再说，刘春天也没有精力去察觉，这边要应付两个男人，那边父母马上就要来，肚子里面孩子也日益现山露水，她哪有那么多的精力呀。
亲嘴楼的故事 16
16
刘春天的父母终于来了。是从湖南怀化直接乘火车来的。
父母在长沙走亲访友了两天后，又决定去怀化，因为刘春天的舅舅在怀化。妈妈跟舅舅好多年没有见面了，所以他们决定去怀化，去看舅舅。看完舅舅之后，直接从怀化乘火车来深圳。
刘春天是带着黄守仁和蔡大鹏一起去火车站接爸爸妈妈的，带上蔡大鹏的原因是他有车。
三人到达火车站之后，蔡大鹏要停车，黄守仁抢先跑去买站台票。但是人家不卖给他，说要买站台票必须出示火车票。
“我接人哪里有火车票？”黄守仁说。
“接人不在这里买站台票，直接去出口处，去出口处买票。”
黄守仁又跑到出口处，一边买票一边问怀化的车子来了没有。
“怀化的车不在这里，”售票的说，“在西站。”
“西站？”黄守仁问。
“西站。”售票的态度蛮好，告诉他西站在南山。
黄守仁知道深圳西站在南山，但是只是听说过，并没有真的去过，现在听售票员这样说，知道大事不好，赶快跑回去找刘春天和蔡大鹏，但是找不到，不但找不到刘春天和蔡大鹏，而且根本就找不到火车站的停车场。由于黄守仁自己没有车，也不会开车，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深圳火车站没有停车场。既然根本就没有停车场，他当然就找不到。这也不能怪黄守仁，因为火车站没有停车场的现象超出了常识，既然超出了常识，那么当然就不能怪黄守仁。好在黄守仁还没有完全急糊涂，他马上打刘春天的手机。
“不用着急，我们正在香格里拉后面找停车位。”刘春天说。
“不用找了，”黄守仁说，“错了，从怀化来的车进西站，西站在南山。”
刘春天一听，也急了，赶快叫蔡大鹏不要找车位了，先找到黄守仁，然后去南山。
此时的刘大任和周小桃已经在深圳西站下了车。下车之后他们马上就意识到下错站了，于是立刻回头，重新上车，但是被乘务员拦住。
“我们下错站了。”刘大任解释。
乘务员没有说话，而是伸手把他们的车票要过去，看了一眼，说：“没错，这里就是深圳西站。”
“这里就是深圳？”刘大任问。周小桃虽然没有问，但是脸上的表情说明她是完全支持丈夫刘大任的。刘大任和周小桃虽然两次来过深圳，但没有一次是乘火车来的，因为从海南来深圳根本就没有火车，所以这是他们第一次乘火车来深圳。他们俩虽说也上了年纪，但是并不算老，再说他们也不是地道的农民，而是大城市支援边疆的老知青，有见识，从长沙到海南，再从海南到长沙，火车没有少坐过，火车站自然见到的更多，但是还没有见过这么差劲的车站。不仅站台只有三道，又破又小，而且一下火车就闻见熏天的臭气，这就是深圳火车站？！刘大任不服，质问车站的一个工作人员。
“是。”工作人员说，“是深圳西站，不是‘深圳火车站’。”
刘大任听不懂“深圳西站”和“深圳火车站”二者属于什么不二法门性，按照老知青刘大任和周小桃的逻辑，“深圳火车站”应当包含“深圳西站”，甚至还应当包含“深圳东站”。当刘大任做再深入的提问的时候，工作人员有点不耐烦了，但是他显然是忍耐了一下，继续向刘大任解释：“西站是小火车站。你有什么事情吧？”
“我想用一下电话，”刘大任说，“可能我女儿跑到大火车站去接我了。”
“可以，”工作人员说，“那边就有公用电话，打一次五毛，你去吧。”
刘大任和周小桃提着大包小包来到那个比他们连队篮球场还要小的车站“广场”另一边，给女儿打电话。
“到了到了，”刘春天说，“我们搞错了，现在已经赶过来了，你们千万不要动，把包看好，等着我们，我们马上就到。”
放下电话，刘大任付钱，付五毛，小店主不干，说一块。
“怎么？骗人呀？看我们是外地人是不是？”刘大任说。说的有点火气。不是为五毛钱火气，而是感觉自己被别人小瞧了火气。其实刘大任一直都窝着火，从一下车看到深圳西站这个脏乱差的样子，到没有见到女儿来接他，以及现在这个小店主为五毛钱宰他。
“不要火气这么大，”小店主说，“没有骗你，打市内电话是五毛钱，打关外或者打手机一块，不相信你可以问问其他人嘛。”
“算了算了，”周小桃说，“不就是五毛钱嘛。”说着，周小桃自己掏出一块钱，要递给小店主。
“不行！凭什么要多给。”刘大任坚持只给五毛。
“好好好，五毛就五毛，”小店主说，“没关系的，老先生要是没钱，白打一次电话也没关系。”
“哎，你这是什么话？谁没有钱了？你少他妈小瞧人。”刘大任更加火了。
“你怎么骂人呢？”小店主也忍不住了。
这时候，小店旁边已经围了很多人，这些人脸上个个带着兴奋的表情。刘大任想象马上就会有人出来评理，刘大任希望这时候有人出来评理，因为真理在他这一方，刚才火车站的工作人员还特意告诉的他：打一次五毛。怎么，刚过了两分钟就变了？这不是欺负人嘛。
但是刘大任失望了，任刘大任怎么说，就是没有人出来评理，而只有人看热闹。既然是看热闹，恨不能把火烧的再旺一点，这时候，怎么会有人出来给他们评理呢？如果有人给他们评理，把本来刚刚有点旺起来的火给浇灭了，还不遭旁边的人恨？
刘大任于是就火气冲天，觉得深圳这是怎么了？要是在长沙或者是海南，遇上这种事情肯定是要有人站出来评理的，怎么深圳就没有主持公道的人呢？正在这个时候，刘春天来了。刘春天来了之后，对小店主说了一声对不起，然后递给他一块钱，拉着爸爸妈妈就上车了。
上车之后，刘春天没有来得及向父母介绍她的这两位朋友，先向父亲解释：深圳是这样的，打市内电话每次五毛，打手机或关外的电话每次一块。
“这么说是我错了？”刘大任问。
“也不能算您错，”蔡大鹏说，“您不是不知道嘛。再说他们这样收费也不见得合理。大伯您千万别往心里去。”
这时候，刘春天才想起来向父母介绍黄守仁和蔡大鹏。
“这是我们老板，蔡老板。”刘春天拍着蔡大鹏说。
“什么老板，”蔡大鹏说，“大家是朋友，朋友。大伯大妈，您千万不要听她瞎说。”
“怎么是瞎说呢，”刘春天说，“是老板就是老板嘛。”
“委托人，委托人。”蔡大鹏说。
“这是小黄。黄守仁，还不快叫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你们好。”黄守仁喊的有点结巴，而且已经满脸通红。
其实不单是黄守仁叫的结巴，刘大任和周小桃答应的更结巴，特别是刘大任，根本就算不上什么“答应”，只是做了一个准备答应的口型，事实上并没有发出声，像英语中的失去爆破发音方法。在刘大任看来，坐在驾驶位置上的这个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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