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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站住,再站高-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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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往事回首仍昂然（1）
“你是怎么成为世界银行历史上最年轻的常务副行长的？”
“作为一个中国人，你是怎么在那个全球最大的发展金融机构站稳了的？”
这些年，我常常被问及这些问题，他们中有年轻的学生、有政府官员、也有商界精英，无论相熟与不熟，我知道，这是因为我是中国人，才会引起这般的好奇。
其实，从我1981年留学回国分配到财政部世行处，我和世行的缘分就开始了，从81年…95年的14年间，我从一个跑腿的小科员开始干起，经历了科长、副处长、处长、副司长、中国副执董、中国执董的成长过程，1995年，我正式进入世行管理层，从副行长兼秘书长、高级副行长、常务副行长 到05年底离开【注1】，又有足足十年时间，在这十年里，我参与并经历了世界银行所有重大改革的酝酿、策划、决策和实施，并目睹它从徘徊的低谷中走出，重新焕发出金融巨人的活力。
十年中，我很少接受新闻媒体的采访，记忆中的两次正式采访还是在毫无心里准备的情况下进行的。一次是我刚刚当上副行长时，一位新华社驻华盛顿记者等在我办公室门口很久，总算堵到了我；第二位是北京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的编导，尽管我再三推拖，最终还是被他说服了，他的理由是：“你有责任让世界更了解中国人”。这个节目播出后，编导复制了一盒播出带送给了我，遗憾的是由于制式不同，我至今还没看过。最近几年，我受邀在国内外参加一些国际性会议，偶尔也会在国内外报纸上看到和我有关的报道，但大多不是直接采访。
当我决定离开世界银行的时候，国内的很多朋友建议我，应该把在世行的这段经历写下来，他们说“你的经验，应该给所有想去国际组织工作的中国人提供借鉴。”
朋友们的建议让我开始考虑，是的，当今的中国日益强大，越来越多有才华、有抱负的中国人走出国门，他们在各个领域拼搏，无论在学术界、科技界还是在商界都取得了斐然的成就，形成了一股令人刮目相看的新力量，令全世界瞩目，但是，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贸易组织等这样的国际知名组织中，中国人还非常少，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中国人更是凤毛麟角。经过反反复复的认真考虑，我决定接受朋友们的建议，把我的经历写出来，给更多的，有志于加入到国际组织工作的中国人，提供一些可以借鉴的东西。
在离开世行到新的岗位赴任前，我放弃了度假休整的时间，在国内知名的财经作家吴晓波先生的协助下，花了约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这本书稿的写作，感谢朋友们的建议，也感谢吴先生的帮助，让我有机会停下脚步回头去看来时的路，让我有机会重新梳理自己的记忆，让我认真审视我的成功与失败，让我为曾经的成功画上一个还算完满的句号，也让我清醒的意识到，一切才重新开始。
我相信，许多人知道，但并一定不了解世界银行，更不知道它的主要职责是什么？
世界银行（IBRD）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发展机构，它与国际贸易组织（WTO）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并列为全球三大国际经济组织。
世界银行是一个拥有1万多名员工、管理着3500亿美元资本的非赢利性金融机构，在150多个国家执行着1100个贷款项目，除此之外，世行每年还在100个国家中新增350个项目。自1945年组建成立以来，它一直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开展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以此实现全球经济的均衡发展。它的主要对象是发展中国家，其项目有教育卫生、农业发展、基础设施，能源建设和环境保护等。它向成员国提供优惠贷款和赠款，用中国话来讲，就是“扶贫工程”，同时还向受贷国提供政策咨询、技术援助、政策制订能力、最新信息技术的学习、机构和人力优势提高等服务。在全球范围内，世行能够做不少双边不易做的事情，实现单一国家很难实现的目标。不仅如此，世行还是全球发展理念、观点和信息的重要提供者，它每年发表的《世界发展报告》、《全球发展金融统计》等，对各国政府的决策走向有相当的影响，被公认为视国际学术界最权威的数据来源和引用依据。
在这样的机构中，我被任命为第一个华人常务副行长，成为世界银行历史上最年轻的“二号人物”。我的经历，可谓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结果。
天时，当然是国家的不断强大。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一度是世行最大的借款国，至今仍然是主要的借款国之一，与世行一直保持着高度密切的合作关系。中国的崛起，是所有中国人共同的机遇。
地利，得益于行长沃尔芬森对我的信任。【注二】在1995年，刚刚到任的沃尔芬森因种种因缘际会，邀请当时担任中国驻世行执行董事的我转入银行管理层，出任副行长兼秘书长。随后，我由秘书长、副行长、高级副行长，到常务副行长，开始了长达十年的世行生涯。这其间，沃尔芬森在世行展开了全方位的改革，把这个已现疲态的庞然大物彻底激活，重新担负起一个发展机构应当承担的责任。我不但参与了全过程，更有幸成为沃尔芬森最重要的工作伙伴。
人和，尊重所有在世界银行工作的同仁，小到清洁工。世行一万多名工作人员从世界不同的国家汇聚到一起，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不同的宗教信仰，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在人事问题上我采用公开、公平的竞争原则，给每一个职员应有的尊重，让每一块钻石放射的光芒都有机会被发现，高兴的是我找到了，并把他们有机的组合在一起，让光彩更加夺目。
引子 往事回首仍昂然（2）
十年中，我能够在精英如云的世行站住、站高，靠的就是务实、勤勉和努力。在世行的十年间，我每天工作15…16小时，几乎放弃了所有的休假日，十年间跑遍了165个国家，主持及参与实施了世行内部所有的重大改革。尤其是2001年后，我开始全面主管世行。在业务和人事方面，都经历了最严厉的考验，可以说是尝遍了甜酸苦辣。
蓦然回首，十年光阴如潮水般汹涌而过。世行让我遇到很多，学到很多，看了很多，做了很多，也感悟很多。
我是怎么站住的？然后又是怎么站高的？――把这些事实尽量客观而又详尽地写下来――或许对当今的年轻读者有一定的帮助。他们有着比我当年更好的条件、更高的起点、更多的机遇，日后一定会比我站得更高。
在开始讲述之前，我还想在这里感谢一些人，他们即是我的老师，也是我生活中的伯乐。在某种意义上讲，没有他们的提携，我不可能走到今天。他们是――
费立志先生：当年的财政部外事财务处处长，从他身上，我学到了成为一个称职公务员的专业技能，从文件起草到分析能力；
葛复村先生：当年的外事财务司司长，我去了世界银行才知道是他推荐我到世行中国执董处工作的，没有这第一个机会，也可能没有后来的一切；
迟海滨先生：财政部当年主管国际事务的副部长，我从他身上学习到了如何识大局，顾大体，不极端，讲合作，求均衡；
许乃炯先生：他曾任中国驻世界银行的执董，我是他的技术助理。从他身上，我学习了作为中国人怎样在国际组织中很好的发展、怎样取得成功；
在外国人士中，要感谢的人有很多。有合作的同事，也有我的部下，我们既是单独的个体，又是不可分割的团队。 我们来自世界各地，志同道合，亲密无间。这里我要特别提到两个人。第一个是斯万·山德斯壮姆先生（Sven·Sandstrom），他曾任世行常务副行长，是我的前任、长者和师友。这个瑞典人不太容易信任人，少言寡语，但办事严谨，忠心耿耿。我们在工作中建立了互信，成了很好的伙伴。第二个则是翟瑞·莱斯（Gerry·Rice）。 莱斯是英国人，文笔出色，主管银行的新闻宣传工作，还是银行的官方发言人。他专业娴熟，给了我很大帮助。他经常连续工作二、三十个小时，而不知疲倦。他办事任劳任怨，一丝不苟，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永远是工作第一。我们不仅曾在工作中密切合作，至今仍是最好的朋友。
最后我要感谢沃尔芬森行长，毕竟是他给了我这个机会。
《先站住，再站高》这个书名，源于###总理当年对我的一句勉励。
那是1995年，当时的我被沃尔芬森选中，即将出任世行副行长兼秘书长前，财政部长刘仲藜带我去中南海面见当时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他对我说过的话中，最语重心长的便是这一句：“先站住，再站高。”
【注一：章晟曼先生于2005年12月底辞去世界银行常务副行长，接受世界最大商业银行美国花旗银行邀请――出任该集团的管理委员会成员、全球银行业务副董事长、公共部门业务全球主席】，
【注二：詹姆斯·沃尔芬森，澳大利亚裔美国人，1995年5月――2005年5月出任世界银行第九任行长】
幸运少年：保送·留学·财政部（1）
我隐隐感到，我好象跟它有难解的因缘，我生命中的一次次奇妙际遇似乎都是为了更近地靠拢它。
“我想，路易·普莱斯顿（Lew·Preston）的提议是个好主意。如果可以的话，你愿意来当世界银行的秘书长吗？”
当J·D·沃尔芬森在他的12楼行长办公室突然向我慎重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跟世界银行――这个全球最大的发展金融机构已经打了十三年的交道。
尽管那年，我才只有38岁。
1957年，我出生在上海。那时的中国正在搞“大跃进”，我的父母都在一家国营广播器材厂工作，父亲是车间主任，母亲是财务科长，他们每天都忙着“闹革命”，我出生后不久，就被送到绍兴柯桥乡下的奶奶家，那是一个独门小院，楼下是厨房，楼上是睡房，我记得奶奶家的门口有一条很长的河，阳光下，河水闪着粼粼波光，不远处有一座小桥，是浙江典型的石板拱桥，对岸是满眼的稻田。印象中，除了冬季之外，人们总是在那里忙着。
我的童年是在江南水乡中渡过的。上小学的时候，我又回到上海。记忆中，我从很小就开始打理自己的生活。姐姐比我大一岁半，我们在同一个学校里，相互照顾。让我父母放心的是，从小学到中学，我和姐姐的成绩一直都不错，我还是是班上的学习委员。这期间，我和同辈人一样目睹和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扭曲和狂躁，学校教育也极不正常，父母没有更多的时间照顾我们，就这样我这个懵懵懂懂的少年从红小兵、红卫兵、共青团一天天长大，我甚至认为生活从来就应该是这样的，中学毕业时，学校考了五门功课，分别是语文、数学、政治、体育和英语，我居然全部得了满分！有一天，班主任突然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对我说，“章晟曼，市里决定从中学生中直接选拔一批学生上大学，我们学校选了你，你被保送进复旦大学了。”年少的我，听到这个消息简直懵了，当我醒过神来，兴奋地把这个消息告诉父母时，全家人都喜出望外，想不到这个意外的机会后来竟然成为我人生的转折点。
在政治气氛十分浓烈的1974年，中学毕业生几乎全部要下乡插队当知青或进工厂当工人。而我则幸运的被送进了大学的殿堂。几年之后，我才知道，那一年国家想要加快培养一批外交人才，于是决定从上海的应届毕业生中特招200人，保送进复旦等几所高校进行专门培养。因为我成绩不错、出身也好，便被选中成为了其中的幸运儿。于是，当同学们戴着大红花、敲锣打鼓，集体下乡插队时，我则带着一床被子进了复旦大学的校门。
当年的复旦，入校的绝大多数是工农兵大学生，我们这群乳臭未干的中学生则显得很突兀。为了让我们做到“又红又专”，学校把课堂搬到了崇明岛上的“复旦崇明干校”，我们在那里一边种地一边读书。或许也是歪打正着，当时复旦最好的教授中有不少都被发配到了崇明“干校”，接受再教育。我们这些学生的到来让他们好好地过了一回“教授瘾”，我们成了他们唯一可以教辅的弟子，三年里我们在崇明到受到了比城市里更系统的专业教育。
除了上课学习，我们还学作农民。插秧、养猪、放牛，这些城里少年不可想象的农活，我都一一做过。记得我还做过班上的炊事班长，清晨起来给全班的老师同学烧饭吃。下午，去地里放牛。那时，我有一本小小的英汉字典，当牛在远处吃草的时候，我就坐在树荫底下背单词，一天啃十几个，几十个，回到宿舍就与同班同学比谁的新单词多。那时候，年少记忆力好，几年下来肚子里竟已经装进了七、八千个英文单词，这为我日后阅读外文书籍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年少无忧放牛娃，横笛向天不回家”，少年时经历的辛酸苦辣，日后回忆起来竟有着青草般的甘甜。在崇明岛过了三年放牛背单词的日子后，我们又回到复旦大学本部学习了一年。这期间，中国的政治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毛泽东去世了，极左的“四人帮”被赶下政治舞台，务实开放的邓小平掌握了中国这艘东方大船的掌舵权，国家的航向开始转变，经济复苏、打开国门成为新的发展主轴。1978年，也是我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宣布“科学的春天到来了。”高教部恢复了正常的高校入学考试。中国领导人频繁出访欧美、日本等国家，对外交流迅速增加，“让中国认识世界”和“让世界了解中国”成为同等重要的两个命题。
这年三月，全国科学大会结束后不久，国家教委决定在北京、上海、南京和西安设点招考“文革”后的第一批留学生。学校鼓励大家去报名，也不知是迟钝还是无知，我总觉得这事和我没什么关系，所以一直没有去报名，到了最后一天，指导员来找我说，“章晟曼你怎么没行动？你是团干部，应该带头才是”“，对呀！你学习好，应该去试一试呀。”在老师的命令和同学们的鼓动下，我报着试试的心态也去参加了考试。6月，通知发到学校，全国一共录取二十五人，上海五人，我的名列其中。通知要求，“7月到北京语言学院集中培训，8月出国。”
就这样，我又一次被幸运之神垂青。母亲从一只大木柜子的底层为我找出了一件父亲曾经穿过的散发出霉味的老式西装。差不多有二十年了，在中国的大街小巷里几乎看不到这种款式的、带着资本主义气息的“奇装异服”。在中国对外开放的第一个年头，我竟成为第一批二十五个穿上西装的中国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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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少年：保送·留学·财政部（2）
我和另外两个学生被分到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基尔大学。当时中美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也没有直飞航班，我们只好绕道欧洲航线，在巴黎转机停留一天，使馆教育处的工作人员带着我们去参观了“传说”中的埃菲尔铁塔和香榭丽舍大街，让我领略到了这个城市的历史、洁净与繁荣。
在麦基尔大学，我们有选修学科的自由，与我同行的同学中，一个选了语言学，另一个选了国际关系，我则阴差阳错的选了经济学。这是一个很感性的决定，事实上，尽管从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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