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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站住,再站高-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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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决定，事实上，尽管从中学毕业起我的人生就一再地与众不同，但是在内心，我对自己的未来并没有很清晰的看法， 也不像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有比较明确的主见。选经济学纯粹是一次很率性的选择，当时我注意到国外报纸开始经常报道中国的经济改革，似乎“经济”将成为中国一个新的主题，而在麦基尔大学的图书馆里，我偶尔翻到一本塞谬尔森写的《经济学》，我被他的文字和描述的内容深深吸引，看上去经济学好象是一门很有意思的学科。
在蒙特利尔的三年，我系统地学习了经济学的原理和应用，同时，也基本过了语言关。
记得初到加拿大时，我听外国同学说话和看电视总是嫌人家声音不够大，恨不得把脑袋钻到别人的嘴里和电视机里去，而到毕业的时候，已经没有人能听得出我明显的“东方口音”了。学校的生活是节俭而有规律的，每个月，中国大使馆给我们发125加元的津贴，保证我们过上简单而温饱的生活。我记得我们常常去离校园不远的圣劳伦斯河边的水产市场买螃蟹，因为加拿大人不大吃螃蟹，所以螃蟹特别便宜，2·5加元可以买一打。有一段时间，我每天吃一只螃蟹，一碗鸡蛋榨菜汤和一些青菜，似乎营养也就够了。
1981年5月，我毕业回国，当时手里还有100加元，我迅速地把它换成人民币，天真地以为我从此不用再出国了。
国家科技干部局也许是考虑到今后跟财政部要钱方便，便把我分配到财政部的外事财务司。到人事处报道后，副司长赵冰如给我分配工作，她是一个不苟言笑的老太太，操一口标准的北京话，她对我说，“小伙子，你到世行处去干吧。你知道世界银行吗？”
我对世界银行略有所知。在麦基尔大学修国际金融那门课时，其中的一章是讲国际经济组织”，即：当时的关贸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过，当时学习的这些内容时只是一掠而过，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自己与这个机构将有什么关联。一切没有选择，只有服从，看来这一课还得补上。
被分到世行处后，我才开始认真系统地了解这个国际组织。
世界银行并非一家普通银行，它是全球最大的金融发展机构，从1945年成立以来，它一直在致力于促进第三世界的发展，帮助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国家改善生活条件，提高生活水平。在国际舞台上，世行扮演着各种角色，它是自由市场经济的支持者、国际争端的调解人、社会公正的代言人、世界经济的协调者、私人企业的倡导者、精明的贷款投资机构和慷慨的社会服务机构，“应该采取一切手段帮助穷人”，这是它得以创建的初衷。
世界银行是全球要均衡发展的产物。在第二次大战期间，有先见之明的经济学家已经察觉到，要维护国际经济的均衡、避免两极化带来的战争后果，有必要建立一个金融发展组织，“帮助遭受战争创伤的国家迅速恢复生产，并支持穷国发展经济”。在这些经济学家中，名声最为显赫、也对此最为热衷的是英国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正是在他以及美国经济学家哈里·怀特等人极力游说下，1944年，就在诺曼底登陆战刚刚开打的时候，四十四个国家的400多位代表一起聚集到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登森林，勾画一系列战后重建的金融蓝图，其中凯恩斯等人提议的成立世界银行的议案被一致通过。
因此，世界银行从一开始就是一项由各国政府主导并投资的特别银行，它的股东均为各国政府。成立之初，它的法定股本将近100亿美元，每个布雷登森林的与会国家都可以用黄金或美元认缴一定股份，其中美国缴纳的股金最多，约32亿美元，拥有35％的投票权数，英国占14％，股份最少的是巴拿马，他只有0·002％，中国占？％。世界银行的贷款对象不分政府和私人，但是如果私人企业请求提供贷款，必须获得政府担保。在这个意义上，世行的贷款对象均具有官方性质。
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世界银行一直是最活跃、也是影响最大的国际开发机构。它在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和贷款方面积极尝试、全力推进，成为全球各种金融组织对这些国家开展金融活动的指标性和领导性机构。它不仅向发展中国家大量放贷，同时还利用它的影响力，帮助解决各种国际争端，它为很多落后国家提供了改善经济的方案和政策指导，同时，它还成为发展经济学的最重要的理论贡献者和实践者。1978年，当中国国门开放，谋求国际资本支持的时候，世界银行便成了首选的合作对象之一。
1980年，我学成回国前不久，中国恢复了在世界银行的合法席位，并随即开始了与世行的合作关系。财政部为此专门成立了世界银行处，负责世界银行在中国的业务开展。我到处里报到的时候，已经有5、6位同仁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了。主持工作的处长叫费立志，是一个快60岁的老同志，他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不但能讲一口流利的老式英语，而且还写得一手好字。在处里，我是名副其实的小字辈，其他人都比我大两轮以上。刚开始，我是跑腿的，整天忙着订酒店房间，搞接待和安排日程。因为几乎每个月，都有世行大小官员到中国访问。那时的北京城，只有北京饭店和建国饭店可以接待外宾，订饭店要排队，出租车也不多，那时还没有传真，与世行联络主要靠电报 （telex），记得我接待的第一个世行官员，是负责世行中国处的处长，后来他成为世行负责业务的高级副行长之一，也是我的前任…斯万·山德斯壮姆先生（Sven·Sandst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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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运少年：保送·留学·财政部（3）
很快，我就开始接触具体的业务。财政部作为中国政府与世界银行联络的窗口部门，负责中国各部门与世行的合作，从政策制订、项目选择、直到项目落实和督导的全过程。我参与的第一个项目，也是世行在中国的第一个农业项目――“华北平原盐碱地改造”，世行贷款2亿美元，在当年这是相当大的国际资本投资项目；1983年之前，每年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不超过20家，投入超过1000万美元的项目都很罕见。在项目的研讨和落实过程中，经常有主管经济工作的国务院领导亲自接见世行的官员，在外交场合我还兼做翻译，在处理具体业务工作的过程中，我有机会目睹了多个项目规划、并参与了若干项目的论证、评估、谈判和决策的过程。这段经历对以后在世行工作颇有益处。
也是从这一年开始，我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每年一度的世行年会，于每年秋季举办的年会是全球最重要的金融聚会之一，各国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行长和最大的商业银行行长全部与会，每次会议人数均超过万人。我记得1981年的年会在美国举办，会议讨论的议题之一是墨西哥债务危机，这个拉美国家在过去十年里大量举债，终于到了信用崩溃的边缘，所欠的810亿美元的外债根本无力偿还。而就在会议召开的10月6日那天，电视上突然播出一条重要新闻，强势的埃及总统萨达特遇刺身亡，北非和中东立即出现了风声鹤唳的局面。我第一次感受到世界是那么的完整而不可分割。
在这次年会上，我第一次那么强烈地感受到全球化的气息迎面扑来。只是那时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还是一张新鲜的面孔，年会上也没有太多话题与之有关，但是改变在逐渐中，中国渐渐开始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从1981年到2005年的24年间，我参加了24届世行年会――有幸成为这种转变的见证人，当然前后是以不同的身份出席的，我的这种幸运，也成为了世行历史上的一个小小的记录。
1982年11月，我被委派到华盛顿世行总部，出任中国执行董事的技术助理。后来有人告诉我，给我这个机会的是葛复村司长，他对我评价是，“年轻，内秀，好苗子”。
华盛顿，18街和H街的路口，1818号，一栋13层高、外表并不起眼的灰浅色楼，门口一个玻璃罩着的平台，拥挤地插满了130多个国家花花绿绿的国旗。
华盛顿的秋天并不太寒冷，冬青树的叶子还没有落尽，天蓝得几乎看不到一朵云。我眯着眼睛站在街口打量着眼前这幢办公楼和进进出出匆忙的人流。很多年后，我仍然记得那时忐忑的心情，这是我第一次到一个国际组织中工作，尽管我的身份只是它的一个成员国执董的助理。我隐隐感到，我好象跟它有难解的因缘，我生活中一次次奇妙的际遇似乎都是为了更近地靠拢它。
我在技术助理这个岗位上，工作了将近四年半，先后历经了三任执行董事。我的工作，是协助执董研究世界银行的政策，给国内决策层提出参考意见，发现并发掘世行的可用价值，为中国改革开放服务，我的另一个任务，就是为执董起草发言稿。这是一份弹性很大的工作，既可以整天跟在执董的后面，有什么干什么，也可以自己琢磨着去干更多的事情。我知道幸运之神总是垂青有准备的人，我当然愿意抓住这个机会多学一点，多做一点。那时侯，中国刚加入国际社会不久，对国际游戏规则和新的经济动态不太了解，世界银行每年都有很多新的贷款政策出台，如果对各种问题研究得深入一些，向国内反馈的多一些、及时一点，就有可能争取到更多的援助和关注；反之，只好等着“天上掉馅饼”了。我记得在这段时间， 世行内部正在酝酿，建立一个为私人到发展中国家提供政治风险的担保机制。执董会在83年到85年期间，先后多次讨论，世行管理层也就此起草了各种方案。在中国执董办内， 我是负责跟踪和研究这项工作的，为了更加深入、仔细的研究各种方案对中国的利弊，我不仅认真阅读了所有相关文件，而且还专门查阅了与此有关的历史资料，并在此基础上，给执董起草了分析报告和建议，并由他提交回国内供决策层参考。
1985年9月15日，世行执董会正式通过了关于建立MIGA的决定，MIGA后来正式叫做“多边投资担保机构。”这是世行集团第五个附属机构。中国是最早加入MIGA 的29个国家之一。
初到世行，我还不到30岁，精力充沛，为了多学点东西，我很愿意多做事，因为我的“勤快”，几任执董都非常喜欢我这个小年青。一般来说，执董的助理都是两三年一换，而我则在助理的岗位上一干就是四年半。。同时，我还利用这段时间，去华盛顿大学读完了公共管理硕士课程。
1981年…1985年，这几年是世行与中国的“蜜月期”，双方关系发展迅速，互信不断加强，项目合作内容和领域日渐扩大，世行对中国的贷款从零逐渐增加到一年15亿美元左右。80年代中期，中国引进外资的渠道并不很宽，资金来源主要是世行、日本基金、欧洲一些友好国家的双边援助，加上一些跨国商业投资。在这中间，世行提供给中国的贷款比重非常高，大约占中国引进外资总额的20％――30％，中国从世行的贷款带有很强的改革示范效应。因此，中国政府对世行的重视程度也比较高，世行的行长级官员来华，国家领导人都要亲自接见。在华盛顿世行总部的中国执董办公室，我常常感受到来自国内的热切期望。
幸运少年：保送·留学·财政部（4）
1987年，我奉调回到了财政部。由于世行与中国业务发展很快，那时的累计贷款已超过100多亿美元，世行处也已升格为世行司。我被提拔到综合处先后担任副处长、处长。两年后，又升任副司长。记得当时的王丙乾部长找我谈话时说：“你是财政部建国后最年轻的司级干部。”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一次次地刷新各种“最年轻的”记录。
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与世行的合作进入黄金时代，从项目来说，贷款领域从农业、城建，扩大到环保、工业、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等。从地区上看，全国大陆各省区除西藏外都有项目投入。
1992年9月，我再次被派到华盛顿，出任世行中国副执行董事。此时，中国做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开始更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从1992到1994年间，世行组建全球环保基金（GEF），我有幸做为中国代表参与了谈判的全过程。
经过战后四十多年的发展，世界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性日益突出，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落后的国家，为了获取近期利益，人们往往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森林被过度砍伐，大气和海洋污染日益严重。在德、法的倡议下，有关国家决心组建一个全新的环保基金，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发展中的全球环境污染问题，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在世界银行、联合国环保署和联合国发展计划署（UNDP）的牵头下，各国就相关事宜开展谈判，其协商的焦点是基金如何设立、如何执行。在审批权和否决权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分歧，会议不得不一次次地召开，会议地点也不断的变更，经过长达2年的谈判，最后的会议选择在日内瓦的万国宫召开，这次会议一直开到凌晨时分，会议各方终于达成协议。在2年的谈判过程中，中国与巴西、印度、哥伦比亚等国密切合作，跟美日等进行了一次次的拉锯。在回国的一次汇报中，领导问我有何感触。我脱口而出：“在国际事务中，我悟出两个道理，一个是财大才能气粗，国家一定要强盛；第二是有实力加上有道理，才能真正摄服别人。”
1994年11月，奉国家之命，我出任世行中国执行董事，95年4月，我升为正司级干部。在世行大楼里，在世行执董会中，我成了中国声音的代表者。那年我37岁，是世行二十四个执董中年纪最轻的，但也是熟悉世行的 “资深级”的执董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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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世行：从中国执董到秘书长（1）
“你去世行任高职，是件好事，你要先站住，再站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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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7月，沃尔芬森在行长办公室请我考虑出任秘书长兼副行长，这个提议显然是经过了深思熟虑。而事实上，他并不是第一个邀请我加入世行管理层的行长。
当时，担任世行秘书长的是一个莱索托人，1995年1月，他因为准备竞选非洲开发银行的行长，而请求离任。
有一天，时任行长路易·普莱斯顿突然打电话邀请我去他的办公室。我以为他会与我谈中国与世行的关系。没想到，一坐下来，他就直截了当地问我：“孩子（他习惯用这样的昵称），你有没有考虑过到世行管理层工作？”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我没有考虑过，不过我可以考虑这个建议。”
“好的，我建议你考虑一下。”路易是一个工作节奏很快的人，以高效率著称。他任世行行长三年多，在此之前曾是美国大名鼎鼎的JP·摩根银行的董事长，一个典型的华尔街老板（CEO）。我们的谈话到此为止，没有再深入下去，他也没有给我做任何有关职务的承诺，我也仅仅视之为一次非正式的试探性交谈。没想到，不久后路易患了肺癌，并在短短的两个月内去世。
1995年6月，时年61岁、原籍澳洲后来移民美国的投资银行家詹姆士·沃尔芬森被美国总统克林顿选中，宣布出任第六任世行行长。据当时的报道，“沃尔芬森擅长交际，热心环保，喜欢拉大提琴，是一个成功的金融家和社会活动家”，他早年是华尔街著名投资公司所罗门公司的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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