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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站住,再站高-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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裨蚪Ｖ勾睢Ｍ保颐腔固峁┝司咛宓母母镆饧缂忧吭に愎芾恚⒎锤芑沟鹊取５牵窗侔阃馅谩Ｎ侄疑谐の饲鬃愿笔钡哪雷芡炒虻缁埃⒂胨诼锥孛孛芑崦妗Ｐ谐はＭ】觳扇≌庑┐胧裨蚴佬兄挥型Ｖ勾睢＝峁母母锝纫廊皇只郝佬胁坏貌恢兄勾睢Ｖ钡�2003年，莫依总统下课，新政府上台，推出了反腐败的纲领，世行积极与之配合，制订反腐败的规划。虽然总统决心不小，但是积重难返，前途并不乐观。
除了结构性腐败的国家，部门性腐败也是世行要积极去面对的挑战。
战乱后的柬埔寨腐败很严重，政府管理能力很弱，特别在林业资源的管理上，几乎到了混乱的地步。林业是柬埔寨重要的自然资源，对其开发，是一个资源管理和资源保护的双重项目，世行在过去的50年里在这方面曾经有过惨重的教训，并因此积累了相当的经验。2000年5月，世行向柬埔寨提供了一笔1500万美元的“林业特许权管理和控制试点项目”无息贷款，希望借此帮助该国建立有效的林业管理体制。
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官员与不法商人勾结，偷伐盗卖，使得项目进展不力。我们转而去做林农和基层政府的工作，把林农组织起来，加强林业警察的建设，派出第三者监督林业产业的出口，用一部分钱帮助各级政府，建立护林和监督林业发展的机构，增加机构建制进行人员培训，同时，我们还利用民间环保组织，动员他们一起来帮助林农，为他们寻找就业来源。多管齐下之后，效果日渐呈现出来，一年多后，这个项目执行的进度有了较大的改进。
2001年8月，世行又向柬埔寨提供了一笔1850万美元的无息贷款，专门用于安置复员退伍军人。在执行过程中，发放舞弊、贪污、吃空饷等情况层出不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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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风暴：最有争议的正义行动（3）
2003年中期，世行不得不暂停贷款，要求柬政府进行改进。我为此也专门飞到柬埔寨，与柬政府交涉，当局的理由很多，最奇怪的是，“在柬埔寨，小小的贿赂，是项目得以实施的润滑剂。有了钱，有人就给你办事。”我说，“这种做法短期内或许有效，但长期下来肯定会腐蚀国家机器，会蔓延成不可救药的腐败之风，所以必须严肃执法。”我同时表示，如果柬方需要项目和程序设计上的技术援助，我们马上可以提供，后来，我又在拜见总理洪森时，提到反腐败的迫切性，以及他本人推动这个改革的重要性。他表示同意，但又说：“副行长先生，在贫穷国家治理腐败是很难的。”
我至今记得他说这句话时的一付无奈落寞的表情。
发展中国家的腐败问题，盘根错节，渊源多多。其中之一，便是法律法规的不健全。
世行所有项目，均需进行招标采购。但是在很多国家，根本就没有采购法、招标法，更别说有法制规范的采购机构。所以，在过去的几年里，世行先后帮助莫桑比克、坦桑尼亚、约旦、阿尔巴尼亚、波兰、菲律宾、东帝汶、罗马尼亚等数十个国健全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世行还在其持有项目的招标采购中始终坚持一条：最后的批准权在世行。这避免了借款国的内部交易，有时候也间接地帮助政府抵制了腐败的滋生。
与此相关的是，世行还注意到，腐败并非是单向的，它不仅发生在发展中国家，还与那些在这些国家投资、投标的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有着千丝万缕的干系。
莱索托是非洲的一个小国家，从90年代底开始，世行在该国帮助实施一个庞大的水电项目，其投入占到国民预算收入的一半，负责实施这个项目的水电公司可谓是“国中之国”。1993年，水电公司需要聘请一家国际级的水电咨询公司，公司总裁收受回扣，把合同交给了加拿大的一家工程咨询公司。
2000年，该事件被举报。这家加拿大公司聘请有名的律师进行辩护，在这个过程中，还动员加拿大政府给世行施压。最终，因确凿证据，该公司受到惩罚。
我们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很多腐败发生在资源产业上，近年来，特别是在石油开采上。要解决这方面的腐败必须双管齐下，一方面与有关政府合作，鼓励其建立科学、透明的产业政策和财务体系，另一方面，督促石油公司，要求其公开有关收入，从内而外，推动商业活动的透明化。
安哥拉是非洲一个重要的石油输出国，英国石油公司、埃克森、壳牌等大石油公司在那里都有开采项目。“黑色黄金”始终是一个腐败重点。2003年，世行在与安政府商讨贷款时提出，希望政府把石油收入公开化。政府当然不愿意，把责任推向石油公司，说那些大公司认为这是商业机密。而与石油公司沟通，他们则又把责任推向安方，说是政府不同意。在这种情况下，世行联合了国际支持透明度组织、采矿业收入透明化组织等多边机构，向石油公司施加压力，最终，政府和石油公司均同意收支透明化，并在网站上公开披露。
2004年，由世行下属国际金融公司牵头，与IBM、花旗、埃克森等全球20多个大公司一起通过了《Equator Principles》（《社会公共责任宣言》），宣布在发展中国家从事商业活动将遵循共同的道德原则，在反腐败、保护环境、社会责任，以及反对雇佣童工、支付最低工资等多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标准。
这一宣言的通过，是世行近年来推动社会公益的一个重要成果。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世行在反腐败方面的成就有目共睹。
自1996年以来，世行帮助100多个国家，开始了700多项反腐败项目。在世行贷款的一半项目中，有广义的反腐败内容，其中包括加强机构建设、完善法制建设、公共职能上的变革等等。每年，世行都有将近30亿美元的贷款用于加强公共部门的建设，譬如，设立一套审计机构、培训司法官，帮助加强法庭的基础建设等，占到全部新增贷款总额的10％到15％。
同时，制裁了330多个公司和商人，其中，有20多个公司或个人被移交政府追究刑事责任。
世行的独立调查处在2001年升格为廉政调查局，目前有专业人员50多人，每年的预算开支高达1000万美元，超过所有其他多边发展银行之和，至今它先后一共调查了2500个案例。
那里的人大部分是律师和检察官出身，是一群忠诚的“反腐分子”，有一段时间，我既在主管全行的业务，同时还是这个部门的直接上司，调查局内一些人便认为，我的双重角色相当于“左手管右手”，存在“利益冲突”的嫌疑。基于这样的声音，在2002年，我主动放弃了对该局的管辖，而转由主管财务的高级副行长主管。
我认可他们的意见，在一家象世行这样的机构里开展反腐败工作，任何制度和人事上的瑕疵都是不允许的。
世行在反腐败上的积极作为，引起了多种截然不同的议论。
有人认为，世行的做法符合国际社会的潮流，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机构，理应在社会公平发展领域承担更多的责任。一些激进的人士甚至认为，世行应该尽早修改章程，不必在政治干预上有过多的顾虑。
当然，也有人对世行的某些强势行为不以为然，认为有干预内政的嫌疑，很容易成为某种国际势力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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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腐风暴：最有争议的正义行动（4）
在我看来，世行的做法总的来说是恰当的，并得到了国际舆论的某种共识。
就具体成果而言，第一，是建立了对内对外的反腐败体系和机制，第二，是根据个案的情况，采取了具体的行动。但是，反腐败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世行毕竟只是一家，所以有如何开展国际合作的问题。第三，世行内部的争议已经不再是反腐的必要性，而是如何开展反腐工作，在这点上，仍然存在分歧，有人认为应以该惩罚为主，有人则认为应以帮助为主。在实际工作中，我认为应该双管齐下，防止片面。一方面要警惕以反腐作大旗，以为简单的惩罚就能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则要防止执法不严，反腐工作流于形式的结局。
反腐斗争，任重而道远。
【图表】
世行的反腐败体系：
行长
反腐败协调委员会
独立调查局――制裁委员会
公共部门管理局――法律部――审计部
力排众议：恢复“砖头加水泥”的生意（1）
“也许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在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的紧密关系上认识不足，这曾是我们的一把斧头，现在是必须重新把它拾起来的时候了。”
”
世界银行的国际声誉历史上来自于它对基础建设工程，即所谓的“砖头和水泥生意”的支持和资助。
它曾经是“大坝经济”的忠诚信徒。银行的第三任行长名叫尤金·布莱克，他在十三年任期内大力投资基础设施，这位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前任总裁坚信，“有时，一个水库项目就足以挽救一个国家。”在整个50年代，他把超过四分之一――总额为20亿美元的世行贷款都投入到了大坝项目中，在他的积极倡导下，很多发展中国家领导人都相信，“一座大坝比几千所学校或几千台水泵更能标志一个国家已经进入了现代社会。”尤金·布莱克是真正为世行带来荣誉和前景的英雄，到他离任的时候，世行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口碑最好、赢利最多、影响最大的开发机构。他的继任者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因循了“大坝规律”，到1989年，世行已经向93个国家贷款280亿美元，修建了600座大坝。
然而，从90年代开始，由于各种原因，包括债务危机、财政危机、私人部门参与、市场创新、发展范例的转变等等，世行的基础设施投资逐年减少。尤其致命的是，世行在全球各地建造的一些大坝最终被证明是一座座毫无用处的、丑陋的庞然大物，他们并没有让当地居民改善生活条件，反而砍伐了大批森林，破坏了生态环境，成为环保人士嘲笑和垢病世行的最好道具。
从银行的业务结构来说，世行似乎也找到了一个更有前途的替代产品。自从80年代的拉美危机爆发之后，世行为适应发展中国家的需要，首次引入了政策性调整贷款。这一措施迎合了很多发展中国家经济结构调整、宏观经济稳定的需要，其比例逐步增加，到90年代初，一般占到世行全年贷款总额的25％左右。这种增长趋势到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突然到达顶峰。以至于到1998年、1999年，世行贷款的60％以上用于政策贷款，传统的项目贷款减少到不足40％。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基础设施项目好象成了一块“鸡肋”，从当时流行的发展经济学的角度，很多专家也认为，世行应该更多的专注于环境保护、教育卫生等领域，而把基础设施之类的投资空间让给日益活跃的私人部门。
这便是2002年，我坐在常务副行长办公桌之前的一个概况。当我在这个椅子上坐定之后，我却发现，情形似乎正在发生微妙的转变。
在这一年，世行从一个炙手可热的高峰一下子跌进了前所未有的低谷。
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缘故，世行在1998年的贷款额从上一年的191亿美元一下子猛增到286亿美元，第二年更是上涨到290亿美元，创下建行以来的最高记录，可是随着危机的消退，各国的政策性贷款需求迅速退烧，到2000年，贷款总额突然跌到153亿美元，2001年也仅仅只有173亿美元，这两个数字均低于金融风暴前的水平，为过去十年的最低谷。
在已经萎缩的贷款总额里，基础设施项目的比例竟也同比下降，在2001年的数据中，这一部分只有53亿美元，占到总额的28％，与十年前的60％相比，整整减少了一半。
如果政策性贷款在短期内无法复苏，世行未来的贷款增长空间在哪里？这是我当时必须直面的最严厉的问题。
教育卫生等项目的增多可以被寄予厚望吗？从战略和世行使命角度来说，这当然是十分重要的领域，但是，事实告诉我们这些项目的数目虽多，平均贷款量却很小、很分散。
我不得不把目光重新移回到了体量庞大的基础设施项目身上。
同时，我还从国际社会的发展趋势中，找到了理论上的依据。在2000年，联合国通过了《千年发展纲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支持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这些发展目标要实现，如果没有基础设施是难以想象的。在《千年纲要》与世行的新增长点之间，我寻找到了趋势上的共同点。我知道，这对于世行来说是一条十字路口，何去何从，速做抉择。
于是，我把我的想法在第一时间向沃尔芬森做了汇报。在分析了面临的形势之后，指出世行如果要避免贷款总额持续下滑的危险状况，一定要加强对基础设施的关注。
沃尔芬森认真地听我的陈述。自从他上任以来，一直在强调对教育卫生等扶贫领域的支持，我的这一观点听上去似乎与他所倡导的有点差异。不过，他知道要扩大贷款的规模，我的看法是对的，而且与他原先的主张并没有本质性的冲突。他告诫我说，“我们必须防止只要数量不要质量的情况重新恢复。”
我向他保证，我将保持均衡――有数量没有质量的贷款，不会带来经济发展。
在取得沃尔芬森的支持后，我找来有关同事，商讨如何实施这个特别的任务。
我首先要解决的第一个大难题是，如何转变世行的观念，让所有职员理解我们要重新关注基础设施的战略意图。
2002年12月18日，我在世行的内部报刊上有目的地做了一个采访，在这篇新闻稿中我第一次公开提到了重新重视基础建设项目的重要性，当然，其切入的角度是世行如何响应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力排众议：恢复“砖头加水泥”的生意（2）
在回答“千年发展目标与基建项目有什么关系”时，我说：“两者有密切的关系，好象汽车与公路一样。无论从任何一个国家的成长历程来看，有干净的食用水，良好的电力供应，通畅的交通，国家才会有未来。我不知道哪个国家能够在没有这些基础设施的情况下，经济会发展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要实现千年发展目标，就要重视基础设施建设的需要。因此在今后相当的时间里，基础设施应是世行支持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手段之一。”
记者另外提到：“为什么基础设施贷款会下降？”
“这也是世行高层考虑的问题。我们专门研究了这个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外部环境的问题，如私人部门增加这方面投资等，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还有世行内部的原因，有两条很明显，一是我们在基础设施方面的综合能力有不足，如环保、安排移民就业等无法达到理想的目标；第二是世行的工作程序太繁复，很多人认为，世行搞基础设施风险太大，所以项目的考察和评估周期太长。但最基本的是，也许我们犯了一个错误，对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的紧密关系认识不足。”
“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
“我们有很多可以做。高兴的是，越来越多人已经认识到基础设施与新千年发展目标的关系，进入新的世纪以来，由于东亚经济危机等方面的原因，私人资本到发展中国家投资开始变得谨慎起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对我们是一个机会。从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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