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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站住,再站高-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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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报道刊出后，在银行内引起很大的轰动。各种声音四起，“我们要走回头路了。”，“过去存在的风险和失误，我们是否已经找到了规避的办法？”“这真的是世行的出路吗？”
对此最为敏感的是其他发展机构，亚洲发展银行、拉美发展银行都注意到了，世行将重新进入基础设施领域。他们的高层把我的答记者问转给他们的研究人员，要求在最短的时间里拿出应对之策。
而对于处在争议旋涡中的我，却打定主意不争论。我还是使出老办法，不断地到各个部门去宣讲，飞到一些重要的区域与当地的世行官员探讨实施的方案。世行是一只体量庞大的“大象”，任何一项战略性的转变都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实现，我先要找到突破口，让大家看到改变的曙光。
我首先在机构设置上采取了措施。当时，在世行的组织架构中，基础设施和支持私人部门发展是放在一起的，我向行长建议把前者单独分列成副行长级的单位，以确保分工职责，我找来拥有美国和埃及双重国籍的密努瑟（MINOOCHE）负责这项工作。
多年从事基础设施项目的密努瑟当然非常的兴奋，她等这个机会已经很久了。我要求她拿出一个“行动计划”，我对她说，“重点放在行动上，不要放在计划上。不要长篇大论，写的东西不要超过10页，关键是措施。简而言之，我们需扩大世行高质量的基础设施贷款，我们要定一个目标，争取每年增加10亿美元，五年后，总规模增加到100亿美元。”
三个月后，密努瑟拿出了“行动计划”，她的方案果然只有10页纸，4页是表格，6页是文字叙述。她提供的背景数据表明，在过去这些年，不但基础设施的总额下降50％，连贷款国数目也下降了一半，在各个行业中，能源下降70％。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因为下滑太大，相对于各个国家的需求，我们恢复和增长的空间也很大。密努瑟根据我的建议提出了2003年到2005年的三年规划，其中确定了包括印尼、老挝、越南等在内的二十一个重点国家。
在总的行动计划确定之后，我又把非洲地区主管基础设施的局长请来。我希望非洲能够成为这个计划的试点。
我跟他一起探讨，有没有可能在下一年度，把非洲基础设施的贷款从8亿美元翻番到16亿美元。
他表示，没问题，不过需要增加预算。
我答应他，我将帮助他想办法解决。同时，我建议他把基础设施的领域扩大一点，从近年的实施情况看，非洲的电力项目很少，可以多加关注，另外，我还问到可以不可以多搞一些跨国家的项目，克服非洲许多国家单个国家经济规模太小带来的制约。
在我的积极推动下，各项工作开始紧锣密鼓地实施。必须指出的是，世行着力于这个领域的时候并非是一厢情愿之举，在2002年前后，国际局势开始趋于稳定，特别是一向动荡的非洲、东南亚和拉美地区，一些开明的政党纷纷掌握了政权，经济重建成为一个共同的命题，在这样的大环境中，世行加大基础设施的决策一做出后，就受到这些国家的广泛欢迎。
与以往的“大坝主义“不同，在这轮新的基础设施热中，我们要吸取过去的教训，并在很多方面采用新的项目方式，包括与其他多边机构、私人部门联合起来，共同推动项目的开展，以及积极推进跨国项目的实施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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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排众议：恢复“砖头加水泥”的生意（3）
在资本的多样化整合方面，最经典的一个工程是塔吉克斯坦的输电项目。这个项目是为散布在北亚帕米尔广阔山区的住户提供电力服务，但是因为该地区居住点分散，输电线很长，所以建设成本极高，而且投入产出根本没有效益，私人部门不愿意参与，政府则没有钱，所以一直拖了很多年。2002年底，世行开始参与到这个项目中，我们重新进行了资本组合，世行提供1000万美元的软贷款，瑞士政府提供一笔赠款，塔吉克斯坦政府出一笔钱，然后，我们又游说一个欧洲基金和国际金融机构提供股本资金，由此组建起一个新的能源公司。由于资本整合的多样性，使得项目的投入产出成本大为下降，在世行方案之前，根据计算，一度电的收费在每度一美元以上，组合后则一下子降到0·09美元。2003年，这个总投资为1·5亿美元的项目就开始实施了，五年后，这个输电网络将让至今还生活在油灯中的北帕米尔山区从此亮起来。【同心圆·图表】
在非洲，世行则积极推进跨国项目的实施。很多非洲国家的面积都不大，国力又很脆弱，根本无力建设一些大型的基础设施，为此，跨国合作是一种既经济又实际的模式。
西非地区向来缺电严重，而各国又苦于能力有限而无法改善。世行在这个地区开展外交斡旋，把加纳、布基若法索、马里三国领导人拉在一起开会讨论，提出了一个共同建造西非电网的构想，根据这个方案，利用加纳的发电，供应周边的布基若法索、马里，投资由世行、欧盟、非洲银行和当地政府共同解决。2004年，在世行的牵头下，投资3亿美元的西非项目电网正式动工。
贯穿乌干达、坦桑尼亚、肯尼亚和卢旺达的东非公路则是另一个成功的项目。
乌干达是一个内陆国家，该国的咖啡生产和花卉业很有发展潜力，但是因为没有港口和发达的空运，所以一直为运输难题而困扰。而其邻国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是东非的航空中心，坦桑尼亚则有印度洋沿岸良好的货运港口。世行于是提出，扩建联络四个国家（卢旺达在这条公路线的边上）的东非公路，为乌干达找到出海口，同时也为肯尼亚的航空港和坦桑尼亚的港口创造效益。这个设想提出后，得到各国的响应，但是，他们都不愿意把分配到自己的软贷款部分拿出来，世行在项目评估后，便向非洲定向追加了2亿美元的贷款和3亿美元的担保，专门支持这一跨国项目。同时，在管理上成立联合体，世行担任监督实施方。2003年，东非公路扩建项目启动，建成之后，乌干达的鲜花通过内罗毕机场第二天就可以在荷兰的鲜花市场上出售了。同时，这条东非公路线大大促进了各国间的货物流通。
我们的努力，在数字上已体现出来。在过去的三年里，世行在基础设施上的贷款逐年增长，2004年比2003年增加11亿美元，2005年比2004年增加10亿美元，2006年预算比2005年增加15亿美元。基础设施在贷款总额中所占的比例也从2002年的28％，恢复到了2005年的33％。
更主要的是，世行及时地抓住了发展中国家经济重建的机遇，支持了它们发展的需要，同时，恢复了世行的职责。按世行研究部门的计算，当今发展中国家的基础建设缺口很大，每年在万亿美元之上。世行的每年贷款实如杯水车薪，不过，这家全球最大发展机构的行动却起到了示范的效应，带动更多的国际组织和私人机构投入到这个领域中去，从而更快地改变那些落后国家的面貌。
这才是关键所在，也是世行存在的本旨。
挑战贫穷：艰难而天然的使命（1）
如果我曾经让一个村庄亮起了电灯，如果我曾经把100个孩子送进了教室，如果我曾经让某个地区的人们分享到了他们应得的利益，那么，一切都值得。
在世行的服务国家中，有部分是极端贫穷的国家。他们资源贫瘠，政局动荡，缺乏自主造血和还贷的能力，是几乎所有赢利性商业机构都不愿意涉足的土地，但那里却生活着这个地球上最需要帮助的人类。
根据世行的规定，154个发展中国家可以接受世行的服务，其中，大约有30个国家是我们所谓的“处于特困状况下的低收入国家”。这些国家都有一些共性，如：无政府或政府软弱；正处于或刚刚结束###局面；几乎没有实施的能力；大面积的贫困。
这些国家常常长期###，被饥饿和战火所笼罩，它们的总人口超过5亿，与世界银行所服务国家的50亿人口相比，约占了1/10，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比例。从全球发展的角度看，这实在是个巨大的威胁，是对世界和平业已存在和潜在的威胁，他们中的很多国家有可能会成为恐怖主义的温床。无论从哪个层面上说，世行的首要任务是立即提供援助以缓和局势，而且他们也若干年后也会是我们的潜在客户。在过去的很多年里，世行以不同的方式和程度向他们提供了援助，但是我们普遍感到，我们应该能做的更多，更有效率。世行是全球最大的发展性机构，它不可能对此置身事外。
如果仅仅是输血式的援助显然是不够的。当一批大米吃完之后，需要有源源不断的大米继续送去，除了战时和灾荒时期，它并不可能持续。而如何为这些国家建立造血的功能，却一直是困扰世行乃至国际社会的一个难题。
在世行历史上，对绝对贫困国家的援助模式有多次的尝试。麦克纳马拉任行长期间，曾经全力以赴解决全球的贫困问题，在他任职内，农业贷款在全部贷款的比例高达三分之一，世行在南美和南亚等地区大力推广西方集约农业，但是，根据后来的调查显示，这些巨额贷款并没有使穷人真正受益，由于集约农业要求农户必须拥有大片土地，而且必须拥有足够的贷款资金，所以真正获益的是那些国家的地主。约占人口2％的富裕地主控制了75％的耕地，真正的穷人很少从中得益。60年代末期，世行开始在全球推广“绿色革命”，这是一项通过改善农用设备、种子和化肥，来达到农业现代化的宏大计划，银行投资兴建了大量的农药生产工厂、肉类加工厂和拖拉机厂，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业的进步，然而，最大的问题还是让少数人成为受益者，一些与政府有关的公司获得了这些贷款，1978年，银行提供了900万美元的低息贷款帮助扎伊尔振兴棕榈油生产，结果这笔贷款被投入到了总统蒙博托的家乡，而合作者的则是他的家属。一些不切实际的农业项目还造成了环境破坏的遗留后果，水库淤积、耕地积水、土壤盐碱成分增高、过量使用化学药品、农业产量逐渐下降等等。
因而，在帮助绝对贫困国家方面，世行的努力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成效却始终不能令人满意。渐渐的，世行的业务部门也越来越不愿意去碰这些国家，事情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在世行每年的贷款版图上，那30个来个国家成为了几乎没有任何项目的“援助沙漠”。国际社会对之的涉足也不多，这些国家只能靠有限的救济维持。
2001年10月，我成为常务副行长之后，把第一个注意力就放在了这个难题上。在之前，我已经管理了两年的非洲业务，每次在非洲，目睹种种贫困的景象，常常让我不能自已。在世界银行服务，给我最大的机会是，让我有可能用自己微薄的能力帮助这些人们走出贫穷的恶梦，哪怕只有一户一村。现在，“二号人物”的角色，给了我更大的空间，所以在上任后的第一个月，我就牵头成立了一个特别工作组。
我在世行的一位同事提醒我，“你把第一步棋子下到这个领域，实在风险太大了，它启动困难，见效缓慢，那些穷国既不能进行正常的贷款合作，又不能进行有效的政策对话，而且存在各种的政策障碍，万一抓不起来······。”
我感谢他的提醒。但还是坚持自己的做法。
我对特别工作小组提出，要认真地研究这些国家，找到在这些国家发挥作用的方法和与政府有效沟通的模式。我们对这些国家了解吗？我们在执行上是否需要一个新的思路？我们的业务方向有调整的空间吗？如何提高业务部门对这些国家的工作积极性？
我请银行内两个经验丰富的局长来领导这个小组，他们中的一个是研究部门的局长，另一个是中东地区的第二把手。我之所这样做，是想既能利用在这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又能保证他们的最终建议不脱离扶贫实务。
半年后，他们拿出了一份详尽的《工作报告》。报告的基本结论是：
―― 这些国家虽然极端贫困，但仍是国际社会的一部分，是世行积极服务的对象。
―― 它们的问题与一般低收入国家不一样，要用特别的办法帮助它们。
―― 世行内部采取鼓励措施，调动高质量的员工为这些国家服务，同时要提高职员在这些国家有效工作的能力，包括经济和社会的分析能力。
―― 在这些国家，给予资金支持的同时，要与其他多边组织增强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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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贫穷：艰难而天然的使命（2）
基于报告提出的分析与建议，我迅速开展了相关工作。先是在总部设一个专门的办公室，负责协调和实施，调派了曾在东帝汶做过国家总理的处长负责；接着，在年度预算分配中，加强对这些国家的行政预算开支，我要求处长每三个月向我直接汇报一次，听取对这30个国家的援助进展情况。这个制度我连续执行了三年；然后，采用人事鼓励措施，到这些国家去工作的职员给予一定的补贴，在提升上给予一定的加分；由于这些国家的信用资信太低，不可能开展正常的贷款业务，我征得行长的同意，在负责财务的高级副行长的支持下，从净收入中拿出2500万美元作为针对这些国家进行技术援助的基金。
2003年6月，世行牵头举办了一次关于最贫困国家的国际援助会议，这是近十年来发展机构第一次坐在一起讨论这个命题。2005年1月，由联合国、欧盟、世行、经发组织四方发起，在伦敦又举办了一次高层圆桌会议，对最贫穷国家的援助进行合作磋商，并在世行的方案框架之上达成了基本的共识。这次会议在著名的蓝卡斯塔大厦（Lancaster House）举办，我是联席会议主席之一。在会议的发言中我说，“两年前，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还很孤单，现在那么多机构一起来关注这个问题，这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情。”
说实在的，我在讲这席话的时候，一方面为世行的领导作用而骄傲，另一方面确实也有职业上的自豪感。在国际上，如同在其他地方一样，当你带对头的时候，人家是会跟上来的。
近些年来，国际社会对这些国家的支持明显增加。世行在这些国家上的行政预算开支增加了50％，分别帮助三十个目标国家制订了适合国情的国别援助的规划。在这些规划中，我们不是把重点放在贷款上，而是注重技术援助、机构建设和政府基本功能的恢复。此外加强与这些国家的民间组织的合作，与多边机构一起开发有关实施项目。
西南非洲的安哥拉，是一个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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