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站住,再站高-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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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与这些国家的民间组织的合作，与多边机构一起开发有关实施项目。
　　西南非洲的安哥拉，是一个躺在“黑色黄金”上的穷国，它的石油储备非常丰富，但是石油收入帐目管理不明，滋生贪污腐败。为了协助这个国家摆脱目前的困境，世行专门提供了1700万美元的无息贷款，帮助政府建立监控石油生产和出口的系统，增加财政控制的设施与人才，改进采购法规。与此同时，还与新闻界、议会和民间组织合作，共同监督石油收入的动向，督促石油公司在合同与支付上的透明度。随着这个项目的逐步推进，目前在安哥拉，石油收入已经开始进行正式的审计，财富日渐流回到人民手中和国库中来。
　　中非共和国是另一个类似的国家，它有举世闻名的钻石矿资源，但却长期被黑色势力把持，在这个国家进行的所有钻石贸易几乎都是非法的，政府无法正常从中获得任何利益。2003年，我专门飞赴中非，与该国政府洽谈援助与合作事宜。与总统达成协议，世行帮助政府建立了钻石的资源管理体系，使之合法化，收入能够归入国库。如今，这项艰难的改革正在进行中。
　　索马里的情况还要糟糕。这里人民的年人均收入只有100到200美元，甚至没有一个全国性的政府。为了帮助他们，世行只好转而支持基层的扶贫努力，在国内找一些村庄，向他们提供一定资金，由村委会发放种子、农药和最简单的工具。我们还在各地建立一些简易的校舍，赠送教科书，让孩子们获得学习的机会。这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希望的种子潜藏在那些嫩稚的琅琅书声中。
　　贫困是这个世界最大的顽症。美国总统林肯曾经说，“一半富裕、一半贫穷的世界绝对无法实现永久的和平，因此共同富裕是防止战争再次爆发的必然选择。”60年前，一群有远见的政治家和有理想的经济学家催生了世界银行这个“梦幻婴儿”，他们共同的理想就是通过、跨国界的合作与援助，帮助落后的国家走出贫困，共同分享人类进步的成果。这真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它充满了争议、风险和无穷尽的沮丧。
　　今天的世界仍不太平。在不少方面，时间的流逝并没有带来本质性的改善。但和90年代早期相比，毕竟已经有了进步，当时全球年均爆发30多起冲突事件，而如今已经下降到了十多起。今天，当我离开世行之后，回想在这个国际组织里工作的三千七百多天，每每感慨万千，如果我曾经让一个村庄亮起了电灯，如果我曾经把100个孩子送进了教室，如果我曾经让某个地区的人们分享到了他们应得的利益，那么，一切都值得。这个崇高的事业，就象世行大厅墙上刻着的那句愿景一样，永远激励为之服务的每一个人――
　　“我们的梦想是一个没有贫困的世界。”（增加英文和照片）
　　

环球斡旋：重新扩大硬贷款（1）
那几天我觉得自己不是在天上，就是在车里，不停的在与人交谈。从布鲁塞尔、伦敦到东京，马不停蹄。
　　在世界银行所支持的国家中，大约有69个是世行所界定的所谓“MICS”，即中等收入国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826美元至13980美元之间。这些国家又可根据各自的人均收入，进一步分为高收入MICS和低收入MICS。他们是世行硬贷款的主要对象，在2002年，这部分贷款约占到年度贷款总额的60％。
　　和低收入国家相比，由于中等收入国家的收入较高，经济要发达得多，拥有较强的行政能力和生产体系，其中的一些国家甚至可以直接到资本市场去筹措资金。但我们讨论或辩论最多的问题时常是：是否因为这些国家的国力更强大，世行就应该不再给予他们资金支持？在世行的文件里，对那些人均超过5000美元、已经脱离低收入的国家有明确的政策：他们将不再能获得世行的贷款，用世行的语言，叫做要“毕业”了。然而，这条政策只是操作上的指导意见，而非严格的硬性规定。世行只是要求与这样的国家就如何减少直至停止贷款开始磋商，但并没有详细规定这个磋商进程有多久，更何况还有一个例外条款：如果脱贫的国家又发生了不管何种经济恶化情况，就又能够获得世行的资助。比如，亚洲金融风暴中的韩国，它早已从贫穷中摆脱出来，成为一条举世注目的“东亚小龙”，然而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中，韩国经济遭遇巨创，世行及时对之给予了巨额的政策性调整贷款，它是1998年世行最大的借款国。
　　但是总的来说，在最近十年里，世行给MICS发放的贷款正逐年下降。这与其说是因为那条“毕业条款”，还不如说由于其他的原因。在这些国家看来，世行的资本吸引力变的越来越小。进入90年代以来，由基金为主流的私人资本成为国际资本市场上越来越活跃的一部分力量，它们在灵活性方面远远高于世行这样的发展机构，在融资成本上也较具有竞争性。
　　另一方面，国际上始终有一种舆论认为，世行给中等收入的国家贷款是不务正业，偏离这个机构创建的初衷。这种声音主要来自发达国家，有些激进的政客和研究学者甚至要求完全停止对中等收入国家的贷款。当世行在这些国家的贷款出现减少趋势的时候，他们认为是一件应受欢迎的好事。因为这样世行就能更好的关注低收入国家，甚至直接拨款给这些国家，而不仅仅是贷款。在他们的构想中，世行应该是一个专门服务于低收入国家的发展银行。
　　世行该何去何从？
　　有一天，我去沃尔芬森的办公室向他汇报工作，只见他一个人斜躺在办公椅上，面对着窗外发怔。我知道一定发生什么事情了。果然，他告诉我，上午在美国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一个听证会上，一群议员要世行降低对类似中国这样的中等收入国家的贷款。有的甚至还威胁，要世行提出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表，否则将减少拨款。
　　沃尔芬森和我都知道，这是美国国会议员经常使用的招法。但近年，从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中等收入国家则不断抱怨世行支持不力，没有发挥应发挥的作用，世行内部工作人员则从各种渠道反映，决策层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不明。
　　到底，世行应该采取怎样的政策？沃尔芬森在不停地想，我也在想。
　　“晟曼，我们得拿出个对策来。”他对着我说。
　　我答应马上组织一个工作组，先把基本的情况梳理清楚，然后再拿出我们的看法来。
　　世行向来以对宏观政策和发展问题的分析闻名于世。在与工作组的首次会议上，我讲到对中等收入国家的贷款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个贷款多少的问题，实际上是世行的基本职能的问题，它该仅为低收入国家服务，还是面向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从国际层面上讲，也许是联合国新千年目标能否实现，如何实现的问题。因此，重要的是要弄清楚这些原则问题，然后才回答：“贷不贷，贷给谁，怎么贷，贷多少，贷什么？”
　　根据我的要求，工作组先把69个中等收入国家根据其当时的情况分成了四类：
　　A类――经济发展较好，能够到市场获得资金的国家。包括中国、墨西哥、俄罗斯、印度等22个国家。它们的政局稳定，经济成长处在上升的通道里，有能力到国际市场发债券，以比较低的成本获得资金；
　　B类――经济表现不错，可以到市场借款，不过时有时无。包括巴西、土耳其、匈牙利、哥伦比亚等20个国家。它们的经济状况不稳定，阴晴难料，因而对世行的倚重比较大，非常需要世行在危机和困难时给予支持；
　　C类――经济表现一般，但资信还不足以到市场借款，偶尔可以去借款。包括埃及、菲律宾、加蓬等17个国家。它们要么经济总量不足，要么财政状况不稳定，需要世行和多边组织予以长期的扶持；
　　D类――经济表现萎靡，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没有信用。包括印尼、波利维亚、巴基斯坦、厄瓜多尔、格鲁吉亚等10个国家，这些国家要么是资源性经济，要么正处在经济转轨期，其宏观环境变幻不定，产业基础曾经遭遇摧毁、经济结构正处在调整阶段，不仅需要世行的硬贷款，同时还需要政策性调整贷款。
　　从九十年代开始，除了两个特殊的年份（也就是亚洲金融风暴后的1998、1999年），针对这些中等收入国家的贷款一直呈现持续下滑的局面，1995年的年度贷款额为170亿美元，到了2001年只有105亿美元。而这些国家普遍抱怨世行提供的服务不符合他们国家经济成长的需求，世行对他们的办法与对付低收入国家的一样。
　　

环球斡旋：重新扩大硬贷款（2）
从国家需求来讲，这些中等收入国家对资金的需求明显是旺盛的。资料显示，这些国家每年的官方借款呈上升趋势，90年代前半期，一年的需求量是800亿美元，到1995为1500亿美元，1998年陡增到1800亿美元，危机过后2000年前后仍然维持在1400亿美元的水平。虽然它们的情况比贫困国家好一点，但是毕竟还是发展中国家，参与世界经济有限，有很重的扶贫任务，人民还有强烈的愿望，要求提高收入，改善生活。从资金渠道来看，只有三分之一的国家具备到国际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的能力，还有相当一部分仍然需要发展机构的支持。有些发展中国家，比如中国与印度，综合性成长指数均不错，但是，地区差异性很大，比如中国的西部边远地区，印度的比哈邦等就存在严重的贫困现象，发展任务很艰巨。因而仍然是世行需要关注的对象。
　　通过横向研究，研究组还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视角：
　　如果把全球的多边发展机构――包括世行和各地区发展银行――当作一个整体来考察，在十年的跨度里，这些国家所得到的发展性贷款没有太大的变化，平均每年都维持在400亿美元的规模。变化的是世行在其中所占有的份额，从最早的42％已经下降到27％，而其他的地区发展银行的份额则在上升中。这样的比较让问题凸现了出来，因为世行与各地区发展银行的使命是大致一样的，财务条件是基本相同的，面对的客户群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地区发展银行是局限于一个地区，而世界银行覆盖了全球。但世行却出现了持续性下滑。
　　当外部因素分析清楚之后，研究组转而解剖世行的下滑内因。
　　――　很多客户国家抱怨世行的贷款政策信号不明。银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多强调对低收入国家的援助，而中等收入国家的需求则是经济增长、改善分配、追赶发达国家。世行的战略重点与这些国家的重点发生了错移；
　　――　进入90年代后，世行减少了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而这类项目是许多中等收入国家的需求重点；
　　――　世行做项目的非财务成本高，在环境保护、采购招标、政策要求等方面的条件比较严苛，增加了贷款的成本和政策变革上的压力；
　　――　世行在贷款单项规模、一国贷款总量上缺乏灵活性。此外，贷款的程序太复杂，使得项目的准备和实施难度增加、时间加长。
　　――　贷款产品的资本多样化不够，缺乏灵活的投资贷款组合；
　　当外因和内因，以这种直截了当的方式被陈列出来的时候，世行决策层基本可以做出冷静而理智的判断了。【有表格】
　　世行在中等收入国家的贷款下滑，在很大程度上是银行现行的战略和政策所造成的；
　　这些国家的贷款需求是旺盛的，而世行的服务手段需要改进；
　　无论从世行的使命还是从银行管理的角度来看，这都是应该重新重视――而不是放弃的客户群。
　　在内部讨论时，一位副行长担忧地说，“如果我们公开提出加大对这些国家的贷款力度，会不会引起国际舆论的反弹？那些国会议员认为我们是在故意与他们背道而驰。”
　　这种担忧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我的观点则是，加大对这些国家的支持，与联合国的千年发展目标是吻合的，要知道，这69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占发展中世界GDP的90％、占人口的80％、占穷人总数的70％，此外，如果我们放弃这些国家，那么，世行作为一个全球性机构，势必面临业务对象越来越少、业务规模越来越萎缩的局面，而这是谁也不愿意看到的。
　　我的说法得到了大多与会者的认可。结论是明确的，谁也没有看到过一家贷款规模逐渐萎缩却声誉卓著的银行。
　　在决策方向基本明确之后，工作组随后提出了具体的改善行动计划。包括在近期内发表一个“政策声明”，明确世行对中等收入国家在贷款问题上的立场；简化政策条件；增加国别贷款分配和单一项目的灵活度，引入当地货币贷款项目；改变激励机制，加强部门之间的合作，打破过度的条块分割······
　　同时，为防止被误解，我再三强调，在增加贷款的同时，必须保持项目质量，避免重蹈以往滥贷的覆辙。
　　“世行决定加大――而不是进一步缩减――对中等收入国家的贷款力度”，当这一消息在全球金融界传播开来的时候，种种反应很快降临。
　　2003年5月，世行的春季部长会议刚刚结束不久，英国的国际发展署常务副署长素玛（suma）专程飞到华盛顿。在我办公室，他开门见山地表示，听到世行的新动作很感兴趣，这个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特别是机构之间的合作，一些多边机构希望加强与世行的合作。此外，作为世行重要的股东，他提醒世行不应该因此影响对低收入国家的重视。
　　英国国际发展署是欧洲乃至各国双边发展组织中的龙头机构，它与几乎所有的发展银行都有非常密切的合作。素玛带来的信息表明，地区发展银行在严重关注世行的此次决策，从自身的业务利益上来说，实际上，它们都担心世行会抢走生意，引发出一场贷款竞争。
　　我详细地向素玛阐述了世行的思考方向和决策立场，承诺会与多边机构加强联合与合作，当最终的报告出来前，会与世行的各大股东国及双边发展组织充分沟通，听取意见。“世行决不会以大欺小。”我向他保证。
　　

环球斡旋：重新扩大硬贷款（3）
素玛走后，我与沃尔芬森商议，觉得有必要进行一次有针对性的外交斡旋。在年底递交执董会通过之前，要争取重要国家和有关组织的认可，否则，按照世行的游戏规则，在拿到执董会讨论之前方案就会遇到麻烦，甚至受挫。
　　6月份，我开始了一周马不停蹄的环球外交斡旋。
　　我首先去了欧盟总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飞机10点到机场，我下飞机后当即赶去参加一场午餐会，在那里，欧盟负责发展援助的专员波尔·尼尔森和欧盟各国负责发展援助、国际合作的总局长共30多人正在等着我。我详细地向他们介绍了世行这次行动的背景、原因、意图和措施，接下来一一回答总局长们的疑问。
　　法国人问：“世行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这个问题？”
　　德国人问：“会不会影响对低收入国家的援助力度，是不是世行的方向调整？”
　　北欧人问：“长远会不会影响贷款质量？”
　　还有人提醒：“不要搞武断的竞争，要与其他组织合作。”
　　我细致而耐心地解答他们的问题，一再地重申世行的合作与开放承诺，并同意在10月的世行年会上专门为此召开一个专题会议。
　　午餐会从十二点一直开到三点，效果看来是令人满意的。和处理普通人际关系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