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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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诹舸嬗谏涛裼∈楣莸恼旁茫保梗玻衬辏吩拢保度崭淘嘈诺氖旨＃骸白人统嗜晷剿埔陌僭病Ｓ直止居鲇醒芯恐侍饧暗鞑橹孪睿馇笪夜Ｈ喂宋剩嗪筛┰剩冉晷剿磺Ф僭惨徊⑺统剩称聿烊搿！辈淘嘣谂分奁诩洌戳恕吨泄囊罩行恕泛汀都蛞渍苎Ц僖返取＃保梗玻赌辏苍掠膳分藁氐缴虾！！ 〔淘嗫缙取４铀迹诠庖灾霰嘁胨酶宄曜猿锪粞Ь眩扇∨栏褡影牍ぐ攵练绞蕉竦贸晒Φ娜耍褂泻芏唷Ｋ堑男拍钍牵鹤允称淞Γ孕衅涫牵缘闷淅郑懒⒕瘢ㄖ苡泄庥铮弧 《懒⑷烁瘢懒⑺伎迹懒⑿形杂纱锕郏ㄗ诎谆铮！ ±畲箢嚷劬萌ā ≡谖逅脑硕拇辰屑洌畲箢仁堑谝桓龉刈⑷嗣裆钭纯龊途萌ǎㄉ嫒ǎ┑难д摺�1919年12月他在《新生活》第19期上发表了一篇《物质和精神》的短文说：物质上不受牵制，精神上才能独立。教育家为社会传播光明的种子，当然要有相当的物质，维持他们的生存。不然，饥寒所驱，必至于改业或兼业他务。久而久之，将丧失独立的人格。精神界的权威，也保持不住了。同时他在《大联合》与《生活神圣》两文中支持北京各校教职员为争取和捍卫自己的经济权所做的斗争。他说：五四、六三以来，全国学生已成了一个大联合。最近北京各校教职员也发起了一个联合，对于全国教育的根本和个人的生存权，有所运动。我很盼望全国的教职员，也组织一个大联合；更与学生连络起来，造成一个教育界的大联合。我很盼望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小组织，都有大联合，立下真正民治的基础。 此次教职员因薪水问题罢业，许多人还是拿冠冕堂皇的话来责备他们。就是他们自己，也有些人觉着因为吃饭问题罢业不好意思似的。我以为倒是光明磊落的要求生活权，是一件很体面、很正当的事。不要套些假面具，把生活神圣的光华遮盖了。（引自《李大钊文集·下》，第174—176页）李大钊不仅关注教师学生的经济（生存）权，而且关注劳工的经济生活状况。他在1919年3月写了一篇《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是他访问的结果，其中说：唐山煤厂的工人，约有###千。……他们每日工作八小时，工银才有二角（注：每月工资六银圆）……把两星期的工在一星期做完，其余一星期，就去胡吃狂饮、乱嫖大赌去了。因为他们太无知识，所以他们除嫖赌酒肉外，不知道有比较的稍为高尚的娱乐方法，可以慰安他们的劳苦。……工银太低，所以他们必须把数日的工夫，无昼无夜地像牛马一般劳动，才能积得一圆半圆钱，好去嫖赌。（原载《每周评论》1919年第12号）李大钊于1924年9月写了一篇《上海的童工问题》，其中引用“上海外人自治会”的调查资料说：上海的下层劳工（如苦力、人力车夫等）的所得，比中国任何地方算是较高的。平均计之，苦力月得十五圆，人力车夫月得八圆。而一人及其妻眷的生活费，最苦的亦月须十六圆，方能过活。今其所得，最多者且不过十五圆，上海苦力及人力车夫的苦况，可想而知了。（引自《李大钊文集·下》，第790页） “独立进款”的理想 １９２２年５月，蔡元培和胡适等人在《努力周报》上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这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早期知识阶层的政治独立宣言。他们起草了一个政治纲领，提供给大家批评、讨论。联合署名者还有陶行知、梁漱溟、李大钊、陶孟和、丁文江等共１６名教授学者。 他们提出“政治改革的目标”包括： （１） 充分运用政治的机关为社会全体谋充分的福利； （２） 充分容纳个人的自由，爱护个性的发展。…… （参看《北大传统与近代中国》，第１７—２１页） 在讨论中，２８岁的赴英国留学生金岳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一篇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１９２２年１２月４—５日），文中提出了他的四个希望： 第一，他希望知识者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也就是靠自己的本事吃饭，不依附于任何权贵的势力，而实现自己的独立人格。他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上唱歌。” 第二，他希望知识者不做官（这跟蔡元培的“八不”进德会主张一致），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作职业的意思。若是议定宪法修改关税的事都是特别的事、都是短期的事，事件完了以后，依然可以独立过自己的生活。”也就是不受官场的约束，而保持自己的独立思考。 第三，他希望知识者“不发财。如果把发财当作目的，自己变作一个折扣的机器，同时对于没有意味的人，要极力敷衍。”也就是不要成为商业的驯服工具、金钱的奴隶。
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3）
第四，他希望知识者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他认为：“有这种人去监督政治，才有大力量，才有大进步。他们自身本来不是政客，所以不至于被政府利用；他们本来是独立的，所以能使社会慢慢地就他们的范围。有这样一种优秀分子、或一个团体，费几十年的功夫，监督政府，改造社会，中国的事，或者不至于无望。”（参看谢泳《逝去的年代》第５０页、第１９０页） 这表达了中国现代早期知识阶层的“经济独立”的要求。 《新青年》同人为何不要稿费 鲁迅从１９１８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狂人日记》和《随感录》以后，成为新文###动的主将。但是，当时《新青年》杂志是不计稿酬的。 １９１６年陈独秀主编《新青年》月刊时曾宣布：“来稿无论或撰或译，一经选登，奉酬现金。每千字（译文）二圆至（撰文）五圆”。（合今人民币１００—２５０元）。起初《新青年》发行量只有1000份；第二年发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后，销路直线升到上万份，不断再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但是，到１９１８年《新青年》启事：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简章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其前此寄稿尚未录载者，可否惠赠本志？尚希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鲁迅应钱玄同之约投稿于《新青年》，恰在此时。我查遍《鲁迅日记》和有关史料，确实不见《狂人日记》、《随感录》等作品的稿酬记载。 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回忆：“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鲁迅）、周启明（周作人）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引自《我在教育界的经验》） 可见《新青年》编辑部跟北京大学文科（后来的文学院、国文系）基本上是一套班子的人马。为什么《新青年》竟然提出取消稿酬呢？有两个缘故。一方面，他们决心发起新文###动，为社会尽义务；另一方面，他们都已经得到丰厚的经济生活保障。根据《１９１９年１月份北大教职员薪金底册》所载：陈独秀任北大文科的“学长”月薪300银洋（合今人民币12000元），胡适任文学教授月薪280银洋（合今11200元），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月薪120银洋（合今4800元）。……他们构成了五四时代我国第一批新型的“中产知识阶层”。鲁迅在《二心集·序言》里也自认如此。就是这种一不依附于官、二不依附于商的经济自由状况，成为他们言论自由的后盾。自己有了足够的薪水钱，才能摆脱财神的束缚；自己有了足够的发表权，才能超越权势的羁绊。 鲁迅当时在###担任公务员，月薪300银洋，与陈独秀相等。所以他也甘心情愿为《新青年》义务写稿，不计报酬。何止如此！仔细数来，从１９１８年直到１９２２年，也即鲁迅创作《呐喊》、《坟》、《热风》中大部分作品的那几年的《鲁迅日记》中，都不见一次稿费的记载。 另有资料表明：１９１９年，钱玄同、刘半农等人，月收入都在200至300圆之间，周作人任北大教授兼国史编纂处主任，月薪240圆。又，２０年代初，郁达夫在北京担任经济学讲师，月薪１１７圆，这就是低的了，怪不得他牢骚满腹。同一时期，林纾在北京正志学校任教，月薪500圆，比陈独秀、胡适之还要多出100至200圆。后来学者们的待遇又逐步提高。 那么当时北京的一般生活水准又怎样呢？据史料分析，２０年代北京“四口之家，每月十二圆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又，按照《１９１８—１９８０年北京社会状况调查》，２０年代初一个四—五口人的劳动家庭（父母加两三个孩子，或老少三代）每年伙食费１３２．４圆，也即每月１１圆就可以维持了。当时一个标准家庭的贫困线定为每月收入１０圆之下。 据记载，城内一座８—１０间房的四合院，房租每月仅２０圆左右；一间２０平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４—５圆。鲁迅一度租用的砖塔胡同６１号，三间正房月租金８圆。他的女佣除了全包食宿以外月工资２—３圆（见《鲁迅日记》）。鲁迅所购买的西三条胡同２１号四合院有好几间房屋和一个小花园（今为鲁迅故居），售价国币1000圆。 出入乘坐“洋车”（人力车），费用在城里每次只有１角钱左右；包车每月１０圆。当时新建的有轨电车路线，以前门天桥为中心，环城一圈，从宣武门到崇文门，车票只要８分钱，比人力车便宜，更方便得多。 较为有钱的文化人，全家每月必须的生活费（伙食、房租、交通费）８０圆已经很宽裕了。鲁迅一家四口（加上母亲、妻子和女佣）每月日常开支还不到此数，因此能够盈余很多钱来购买中外文书籍报刊，并且从经济上提携后起之秀，甚至自费出书。许多青年学生得到鲁迅的资助。鲁迅在北京的嗜好是：吃酒席下馆子，看戏（但不爱看京戏，有时看话剧、电影），泡中央公园和北海茶座，逛琉璃厂买书籍、碑帖、文物。 据前辈回忆：鲁迅在北京生活期间，北京大学食堂伙食费每月６圆，６人一桌，六菜一汤，馒头米饭随便吃；个人在饭店包伙每月１０来圆，四菜一汤。花费１圆钱就可以请客涮羊肉。
五四前后北京文化人群体（4）
《鲁迅日记》中，经常可以看到鲁迅和郁达夫、许寿裳等好友聚餐的记载。以平民为对象的中等饭铺，２圆钱一桌的“便席”，菜谱有：（１）四冷荤：四个装满熏鱼、酱肉、香肠、松花蛋的拼盘，每盘５分；（２）四炒菜：如溜里脊、鱼香肉片、辣子鸡丁、炒牛肉丝等，每大盘１角；（３）四大碗：多为米粉肉、四喜丸子、红烧鱼块、扣肉等，每碗２角；（４）一大件：一个红烧整肘子，或一只白煮整鸡，加一大海碗肉汤，合６角。这一桌菜相当丰盛，十个人是吃不完的；平均每人２角（合今人民币８元）。 从《鲁迅日记》中，还可见到他下午到中央公园和北海公园的记载，两大公园的入门券都是铜元２０枚（８分钱）；公园设有几个著名的茶座，茶水１角，点心每盘１角。在文明茶园，可以边饮茶边听曲，每人７分钱。 从《鲁迅日记》还可见到他进广和楼看文明戏（如１９１２年６月１１日），到真光电影院看电影（如１９２４年１１月３０日）的记载。广和楼戏园门票２角，城南游乐园门票２角，电影院（黑白片）票价１—２角。最贵的演出，票价在１圆左右。 根据１９２７—19２９年的调查材料，当时北京的手工业者、木匠、人力车夫等，每个家庭每年消费约200圆，合每月１７圆（今人民币６00元）左右，这是社会下层的水准。而当时《新青年》的作者群，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生活消费比一般高出几倍，都无衣食住行之忧。 《新青年》成员都有相当稳定的中等阶层收入，所以他们办的同人刊物方能做到不以赢利为目的。但每期轮值的主编者可以拿到200圆编辑费，以当业务之需。鲁迅在五四时期写作小说、新诗、散文、杂感的时候，确实没有想到要以稿费来谋生。但是这种情况在几年以后有了根本变化。 大约在１９２２年左右，五四新文###动的文化人开始注重稿费、版税收入。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出现了一群又一群依靠写作为生的“自由职业者”，说得更明确是自负盈亏、承担经济风险的“自由撰稿人”。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南国社……都投入了文化市场。 此后一个长时期内，就没有不计较稿酬的作家了。最有代表性的是鲁迅在1926—1927年完成了从固定收入者（公务员）向自由撰稿人的转化。茅盾、巴金、老舍、田汉、曹禺、丁玲、沈从文……都成了靠“爬格子”谋生者，逐步树立起文化市场意识。 《新青年》、《新潮》等杂志的费用 五四运动前夕，与陈独秀《新青年》相呼应的《新潮》杂志，一出版即在一星期内销完，以至再版和三版。那年头，办杂志要赔钱，同学们通过文科学长陈独秀向蔡元培先生请求帮助，蔡就决定从教育经费中拨款支持办了这个刊物。创刊时，由傅斯年（1896—1950）任主编。1919年底，傅斯年出国留学，由罗家伦（1897—1969）主编。第二年，罗出国，由顾颉刚接编。 在现存的鲁迅书信中，可以看到当时《新青年》和《新潮》等新刊物的一些情况。 1918年1月4日鲁迅致许寿裳（当时任江西教育厅长）的信中说：“……《新青年》以不能广行，书肆拟中止；独秀辈与之交涉，已允续刊，定于本月十五出版云。”3月10日信中说：“《新青年》第二期已出，别封寄上。今年群益社见贻甚多，不取值，故亦不必以值见返耳。”5月29日信中说：“《新青年》第五期大约不久可出，内有拙作少许。（陈注：指小说《狂人日记》和新诗《梦》、《爱之神》、《桃花》等。）该杂志销路闻大不佳，而今之青年皆比我辈更为顽固，真是无法。”但过了一年《新青年》、《新潮》销路增加，影响很大。 1919年1月16日鲁迅致许寿裳的信中说：“仆于其先又寄上《新青年》五卷之第三、四两本，今度已达。……大学学生二千，大抵暮气甚深，蔡先生来，略与改革，似亦大效。惟近来出杂志一种曰《新潮》，颇强人意，只是二十人左右之小集合所作，间亦杂教员著作，第一卷已出，日内当即邮寄奉上。其内以傅斯年作为上，罗家伦亦不弱，皆学生。”（陈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刊有傅斯年的《人生问题发端》和罗家伦的《今日之世界新潮》等文。） 当时主要的几种新文化刊物定价如下—— 一、 《青年杂志》月刊，第一卷于1915年（中华民国四年）9月15日创刊，上海棋盘街群益书社印行。大16开，约100页。零售价：每册2角银圆，订购半年6册1圆，全年12册2圆。邮寄费每册1分半（国内及日本）；欧美邮购每册邮费6分。从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月刊，发行量迅速上升到1万册、2万册。定价及邮购价不变。《新青年》第三卷各期（1917）刊登合订本（半年每卷）售价1圆，邮费5分。 二、 《新潮》月刊，于1919年1月1日创刊，国立北京大学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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