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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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片处女地，共出12期。后来，他们成了我国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　　那时候办这样一个刊物，不需要登记注册，也不需要申请批准。三个青年——北京大学英文系学生李广田、史学系学生邓广铭和师范大学中文系学生王余侗，经过一番磋商，每人拿出3圆钱，一共凑足9块银圆（约合今人民币270元），一期的成本就够了。撰稿人除三位发起人外，还有北京大学英文系学生卞之琳、哲学系学生何其芳、史学系学生杨效曾等。当时卞之琳、何其芳和李广田被称为“汉园三诗人”，他们找到南池子飞龙桥的一家印刷厂承印，因为这个厂的印刷质量好，铅字只用一次就销毁重铸，所以字迹很清楚。当时北新书局、未名社的书都是在那里排印的。　　20年代末30年代初，北京、上海等地先后出现了许多文学社团和文学刊物，《牧野》的一伙年轻人就处于这种文学氛围的熏陶下。他们读鲁迅，也读周作人；读郭沫若，也读徐志摩、戴望舒等新月派和现代派的诗作。　　戴望舒和施蛰存曾在上海出过一本小型的刊物叫《璎珞》。李广田、邓广铭、王余侗过去在济南第一师范读书时，就是《璎珞》的热心读者和推销者，他们组织的书报介绍社就代销这本刊物。《牧野》的开本大小，页数多少直到封面设计，都是照《璎珞》的样子办的。　　1936年，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三人将发表在《牧野》上的诗作合编为《汉园集》出版。卞之琳1910年生于江苏海门，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他的老师是温源宁、徐志摩和叶公超等。他20岁时开始发表译作。1933年春假，他的译稿《恶之花零拾》卖给了《新月》杂志，得到了几块银圆的稿费，买了火车票，便赴山东青岛大学访孙大雨、沈从文等。沈从文在抽屉里还放着几张当票的情况下，拿出30圆，让卞之琳自印一本诗集。于是，热心的朋友们都来帮忙张罗。回北平后，《清华周刊》总编辑马玉铭介绍印刷所，罗大冈陪他跑纸店选纸。最后用一种花钱不多的“极有韧性的薄渗墨纸”印出300本，由新月书店代售。这就是卞之琳大学毕业前夕，1933年5月出版的他的第一本诗集《三秋草》。（据卞之琳《我的印诗小记》一文）　　诗集出版的当月，朱自清就著文称赞这是“一本颇俏的小书”。一个不见经传的青年人，还没有跨出学校门，就成了“少小知名翰墨场”的新秀，由此决定了他一生的文学道路。　　1933年夏，卞之琳从北京大学毕业，遂开始了一种为谋求生存与追求诗艺而奋斗的新生活。他单身一人，没有家，也没有固定住址，以北平和上海为基地，有时也去外地“转悠”。他成了真正的自由职业者，全身心地投入自由写作与翻译，间或为了谋生也做其他工作。　　1934年初他应约在杨振声、沈从文编辑（后萧乾为执行编辑）的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译作（也有少量诗作），陆续零星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秋后，由在北京大学教过英国戏剧课的余上沅介绍，开始为中华文化基金会胡适主持的编译委员会“特约”译书。这个委员会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作基金的。所谓“特约”，实际上译者自己选题，由委员会批准。稿酬分为千字10圆、7圆、5圆三级。　　卞之琳回忆说：“梁实秋用散文翻译莎士比亚，不计字数，是一千圆一个剧本，大学刚毕业的毛小子只能拿最低级的译费，五圆一千字，但在当时上海文坛应是最高级稿酬了。”对于卞之琳这样的“年轻人”一直照顾到抗战爆发。　　20世纪２０年代上海底层贫民生活状况　　20世纪２０年代在上海使用银圆和国币（国家指定的几大银行发行的纸币）。十几年间，银圆币值基本上是坚挺的，日用品物价基本上是稳定的，没有出现后来４０年代法币和金圆券的通货膨胀和物价飞涨的情况。　　要深入研究知识阶层的经济状况，必须以当时市民日常生活的实际资料作为参照系。　　根据１９２８年上海２３０户底层家庭状况的调查统计资料，当年一个五口人的贫苦劳动者之家平均年收入约国币４００圆。这五口人（夫妇两人加三个子女，或一对老人、儿子和媳妇加一个孙儿）组成一个“典型家庭”，是当时上海百万底层贫民的标准情况。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状况（6）
五口人的日用消费，包括大人和小孩，在统计学上折合起来相当于４个大人，称为“等成人”（与４个成年人相等的意思）。这样的典型贫民家庭一般都有两个人做工，每年总收入约国币４００圆。　　日常生活开支主要有下列几方面：　　1。　基本食物。每年花费在食品上的开支平均为２１８。５圆（每个等成人每月伙食费仅４圆６角），约占收入的５５％，即一半略多。　　2。　基本衣着。花费在衣物上的开支为３６。７圆，约占收入的９％，其中购买成衣４。３圆、鞋帽９。３圆。　　3。　居住条件。每年房租平均为２８圆，占收入的７％，居住一间半房子（或说一大间、一小间）。　　4。　燃料、水电。每年花费２４圆左右，占收入的６％，大多家庭使用木柴和煤球烧炉子做饭，也有用煤油炉的。少数家庭（大约十分之一）有电灯，其余十分之九用煤油灯。　　5。　杂项。其他属于文教、嗜好、卫生等支出，为９２。８圆，占收入的２３。２％，如子女教育费、交通费、烟酒费、娱乐费、医药费，等等。下层工人家庭文盲很多，只有少数能读报看书。　　这样的五口（四个等成人）之家平均消费量，每年大米１２４８斤，面粉３１０斤；豆油７５斤，猪肉５１斤或牛肉７２斤，青菜８５０斤；鲜鱼５８斤；衣物用布１７６尺，可做１０套单衣裤加１０双布鞋，也就是平均每年每人两套单衣裤加两双布鞋。　　根据《上海市统计·上海零售物价表（１９２８—１９３１年）》，上述生活水平，可折合为：　　吃饭：每个等成人每月粮食３２斤半（大米和面粉），每斤６至７分钱；１—１。５斤猪肉或牛肉，每斤２角至３角钱；１斤半鲜鱼，每斤１角６分钱；１８斤蔬菜，每斤２至３分钱；１。６斤豆油，每斤２角钱。　　穿衣：每个等成人每年衣物用布４４尺，每尺布１角５分钱。全家衣物总值１１６圆，其中衣服价值７３圆，每家仅有棉袄两件、棉裤两条，棉袍子两件，夹袄两件；人均两条短衫、两条单裤、一件棉衣。仅仅少数人家备有蚊帐和枕头。　　这样的生活是相当贫苦的。　　按照日用品的市场价格计算，当时国币１圆＝今人民币３０—３５元。　　根据国民政府工商部对于工人生活的调查统计，１９２８—19２９年上海产业工人中的男工月工资最高为５０圆，最低为８圆，一般为１５。８圆；女工月工资最高为２４圆，最低为７圆，一般为１２。５圆；此外还有奖金、津贴等附加收入。上海工人家庭一般为４—５口人，通常有两人同时做工，一般每月工资收入为２８至３２圆左右，年工资约为３３６—３８４圆；加上奖金和津贴，还能多几十圆，一家总收入达到每年４００圆左右。　　又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工商局１９３１年统计，当时中国城市下层一个五口之家的月均生活费为２７。２圆。也就是说，这样的家庭仅能维持收支平衡，少有积蓄，经济生活相当紧张，甚至很艰难。　　职工收入稍高的，如上海申新纺织公司，这是中国当时最大的民营纺织企业，工资分为７等１２级。１９２７年厂长、总工程师月薪为４００圆，而第七等副班工人月工资为２０—３０圆。　　又据１９２７—１９２９年间上海社会调查所、南京市社会局、金陵大学对上海、南京、北京、安徽等地各类家庭消费情况的调查资料，南京和上海的工人、店员家庭平均每年消费３９０—４７５圆，每月３３—４０圆。北平的车夫、手工业者每年消费２００多圆；而以安徽的农户消费水平最低，每年仅１８５圆，每月１５圆。上述统计数字稍有差别，但是出入不大，仍可做出基本一致的结论。　　20世纪２０年代上海市的一般生活水平　　根据《中国劳动问题》的资料（光华书局１９２７年版），上海一个典型市民五口之家（相当于４个“等成人”的消费）的生活水平，以每月200银圆为中上等之分界线；每月６６银圆为一般市民经济状况，每月100以上至200银圆左右为中等生活；每月３０银圆为贫民的下等生活分界线。　　一家月收入６６银圆，也就是每年800银圆（相当于今人民币２８000元），每个“等成人”每月１６圆６角７分（合今５８３元）。这样水平的家庭，在上海工人里面大约占４％，而在普通的知识阶层和职员中占多数。根据１９２５—19２６年上海市的物价情况，这样的市民家庭生活水平如下：　　1。　食品类　　每年用于基本食品（一日三餐）消费３５２银圆，占总支出的４４％，平均每个等成人８８银圆，每月７圆３角３分；按照当时物价，每人每月可以消费——　　早餐：豆浆和早点大饼、油条、包子等，每天５分，共１圆５角；　　中晚餐：32斤大米，每斤７分，共２圆２角；６斤猪肉（或鲜鱼），每斤１角８分，共１圆８分；３斤鸡蛋，每斤２角２分，共６角６分；10斤豆腐，每斤（４块）３分，共３角；20斤蔬菜，每斤平均５分，共１圆；２斤植物油，每斤１角６分，共３角２分；１斤白糖，每斤１角１分；１斤半酱油，每斤８分，共１角２分；半斤食盐，每斤４分，共２分；等等。　。　想看书来

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状况（7）
2。　住房　　每年用于房租６０银圆，占总支出的７。５％，月租金５圆，一般只能住平民地段“石库门弄堂”楼房的两间屋子（市中心繁华区和租界一带房租很贵，比北京城区贵好几倍），平均每间居住２人；有马桶，有自用厨房，没有浴室。　　3。　穿着　　每年用于衣服鞋帽８４银圆，占总支出的１０。５％，平均每个等成人２１银圆。一般自己买布找裁缝做服装，细布每尺１角钱，呢料（或士林布）每尺１角５分。做一套普通服装大约用１６—２０尺布，加上裁缝工钱总共３—５块钱就可以了。　　成衣和鞋帽的价格，在大百货商店和小作坊是不同的，差价还不少。例如一双皮鞋，在上海市虹口的皮鞋作坊中实售价５圆，在著名的大百货商店里标价可达１４圆。　　4。　燃料、水电　　每年用于燃料、水电费３９银圆，占总支出的４。９％，燃料通常用于烹调（煤球炉子）、取暖。有一些家庭无电灯用于照明（煤油灯），但是电灯和自来水在上海愈来愈普及，后来盖的弄堂楼房一般都有水电设备。　　煤球每担１角４分，煤油每斤７分，火柴一包（１０盒）８分，等等。　　5。　杂项　　每年用于杂项２６５银圆，占总支出的３３。１％，包括嗜好费、洗衣费、交通费、教育费、娱乐费、卫生费等等。　　茶叶（普通）每斤２角３分，香烟（普通）每条１０包３角５分，白酒每斤１角４分，黄酒每斤５分，肥皂每块４—５分，等等。　　上海市的交通费，据１９２４年《小说世界》所载，电车从东新桥到小西门３分钱。据周瘦鹃著文：“黄歇浦畔之有电车，殆十余年矣。初行于租界，华界继起亦有年。风驰电掣，瞬息数里，人坐其中，几疑列子作御风行也。且为价甚廉，自二铜元起，至多不过十余铜元。”（引自《紫兰花片》，１９２３年。）　　民国以后1银圆可换铜元100多枚，１９２１年在上海市１银圆可换１５４枚，所以２铜元大致等于１分半钱。　　电影票每张１—２角；京剧或话剧票每张６角—１圆。　　高雅娱乐：上海市名园之一愚园的入场券２角（据《旧上海３０年见闻录》）。　　西洋化的游乐场，如法租界顾家花园的游艺会，入场券１圆；可观赏歌舞班“蝴蝶社”等演出；又跳舞场门券１圆，这种门券可充西餐的“吃资”，如饮冰汽水每瓶２角（据１９２６年《红玫瑰》第４卷２４期）。　　休假日如果包一辆小汽车出游，从静安寺到吴淞海边，单去５圆，来回要９圆（据１９２３年８月郭沫若《月蚀》）。　　这样的生活可称为小康水平，包括普通职员和中学教师、半数小学教师等。与前述贫民家庭相比，日常生活费大致为两倍。这也就是当时上海一般知识阶层的经济状况。20世纪30年代大中学校经济状况20世纪30年代大中学校经济状况中国综合性高等教育的现代化以1928年国立清华大学的正式成立为标志。虽然我国现代教育的起步比较晚，但是起点并不低。30年代我国已经形成了具有世界水平的教授、讲师队伍，而且迅速地跟西方大学接轨。　　1928年以后，中华民国政府迁都南京，原首都北京改名北平。虽然北平不再是全国政治中心，但依旧具有文化城、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　　1931年，北平有正规高等学府26所，几乎占全国一半。著名的国立大学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私立大学有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协和大学、中法大学等。北平的中等学校，1929年有48所，1938年有88所。此外还有北平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专家学者们待遇相当高。每年文化教育经费国币400多万圆，加上各大学基金等，总数约1000万银圆。　　当时文教界薪金收入有两大特点：一是大学毕业后晋升级别比较快，二是同一级别的薪金数额逐年增长。文化人收入丰厚，成为市场的主要消费者。　　北平的大、中学生有十几万人，以每人每年消费100银圆计算，学生消费额又是1000万银圆。　　所以当时就有人指出：“北平因文化教育事业而流通的金额，总数大约国币两千万银圆（约合今人民币6—7亿元），这不能不说是北平的生命线。”（引自《北平漫话》，1936年出版。）　　1929—1934年，上海市有大学和专科学校共３２所，其中著名的有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光华大学、圣约翰大学等；中等学校１４９所。特别是从1917年黄炎培等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以来，上海市各种职业学校比较发达。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立即对教育制度、课程强加行政干预，除增加以三民主义为中心的政治理论课以外，###一再强调纠正“重文轻理工”的倾向，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要求“注重实用课程”。　　当时全国大学中的文科、法科学生共17000名，而理科、工科、农科、医科的学生总共只有8000名。于是###规定：文法科招生人数不得超过实业（理工农医）招生人数。而在上海早已形成了以应用性学科为主、基础理论学科为辅的实用教学结构。　　同时，工商人士介入教育界的倾向愈来愈明显，例如1931年浸会书局筹办沪江大学，其中商学院的启动资金５万圆就是由金融工商界提供的，这个学院的顾问委员会由２５名工商界人士（包括中国银行总裁张公权、全国商会会长林康侯等）组成。

自由撰稿人的经济状况（8）
高等院校的“京派”与“海派”之分逐渐明显起来。。　最好的txt下载网

20世纪３０年代大中学校经济状况（1）
20世纪３０年代银圆（或国币）的购买力　　１９２８年以后的十年内，中国的银圆、国币和法币比较坚挺，只在１９３７—19３８年间物价水平（受抗日战争影响）有轻微的上涨，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