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的经济生活-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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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餐的价格　　1938年春，长安大戏院的２楼和３楼改建为“长安大餐厅”。按照西洋餐厅的标准装修布置，供应西式大菜和套餐，可同时接待上百人。根据现在可以找到的菜单，价格如下：　　一汤一菜、面包黄油果酱、咖啡，每份５角；　　一汤二菜、面包黄油果酱、咖啡，每份７角５分；　　一汤三菜、小吃、面包黄油果酱、咖啡，每份１圆；　　一汤三菜、小吃、水果、点心、面包黄油果酱、咖啡，每份１圆２角。　　此外，长安冰棍机房（进口现代化设备）日产冰棍８000支，每支售价３分钱。　　酒菜价钱　　３０年代北平通行的酒主要两大类：一是烧酒，就是白干，又称“高粱烧”，是老百姓都欢迎的传统酒类；二是黄酒，主要是南方传来的绍兴黄酒，饮用者大多是中上层文人。　　北平零卖白干烧酒的平民化酒店称为“大酒缸”，经营者多半是山西人。著名的如大栅栏口同丰号，零卖碗酒，以茶碗盛酒，每碗仅２０枚铜子（合不到５分钱），酒味之醇厚，堪称第一。下酒菜有多种多样，每大碟３枚铜子（不到１分钱）；热菜最贵的有定制“苏造白鱼”，每尾６角。此外食品还有“清水饺子”２０个一角钱，俗称“饺子就酒，越喝越有”；山西馆子拿手的“刀削面”和“拨鱼儿”加肉汤，２—３分钱一大碗。　　黄酒馆子主要卖绍兴黄酒，分为女贞陈绍（竹叶青等）和花雕（据知堂老人周作人考证：绍兴当地并无花雕之名），以年代定价值的高下，最远的据说有６０年陈绍。价钱最便宜的２角８分一斤，最贵的４—５圆一斤。但在饭庄菜馆喝黄酒却没有准谱儿了，以字号大小定价，普通的要４角一斤，也就是酒店里卖２角８分的那一种。除了绍兴黄酒以外还有山东黄酒，每斤２角或２角４分钱；酒味淡薄，和山西特产的汾酒，同为“大酒缸”的附属品。再便宜的有号称“玉泉佳酿”的北京黄酒，以护国寺西口“柳泉居”和崇文门外“仙路居”最有名，酒价每斤１角７分。　　有以麻雀做下酒菜的，１９３７年１圆钱可买麻雀１００只。１圆钱可在东华门大街金华楼吃春饼，带一大“什锦盒子”的熟肉菜；可在正阳楼吃两只上等的“高粱红”肥大螃蟹，伺候十分周到；还可到“烤肉宛”或“烤肉季”、“烤肉王”饱尝烤肉，其实只要几角钱就足够了。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

20世纪30年代北平文化人（9）
1939年６月《鲁迅风》杂志有一个简单的报道：上海的作家按照经济收支状况可分为四个等级。现按照这样的划分描述如下。　。。

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1）
四类作家的收入标准　　（１）　著名的头等作家著述多年，作品颇丰；除稿酬、编辑费以外还有出书及增印的版税，以及其他来源，每月收入可达400圆（合今人民币12000元），甚至更多。一般住在租界的新式里弄（如大陆新村），房租每月至少６０圆甚至上百圆；饮食丰盛，经常请客聚餐或家宴；每周都可娱乐观剧等；出门乘坐出租汽车，如鲁迅（除稿酬外，１９２７年末—１９３１年还由蔡元培举荐兼任“大学院”特约撰述员，每月加300圆）、郁达夫、田汉、巴金（除稿酬外还加文学丛书编辑费每月200圆）、茅盾等。　　（２）　二等作家已经成名，稿酬为千字３—５圆左右，可住三间房，每月房租２０多圆，生活费至少１６０圆左右；月收入必须200圆（合今人民币6000元）左右，如成名后的夏衍、胡风。是一种典型的中间阶层生活。　　（３）　三等作家小有名气，稿酬为千字２—３圆；若参加杂志社可有编辑费；若已开始独立出书，可有版税收入。住一层前楼加亭子间，每月房租１５圆左右，若住两间房则月租金２０圆以上，生活费１２０圆（合今人民币3600元）左右。如丁玲、胡也频、萧红、萧军的收入，从四等升为三等；夏衍、胡风（作品主要是译述稿）、阳翰笙、周扬等一开始也是千字２圆，后来才升为３圆。这表明他们开始进入中层社会，生活小康，比普通市民稍好一些。　　（４）　最低的四等作家一般是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稿酬为千字１—２圆，开始总是过着独身生活，或者将妻子家小留在老家，自己单枪匹马在上海滩头闯江湖，每月个人生活费以及书刊费约２０—３０圆。一旦结婚成家，如何维持家庭生活的呢？住亭子间房费１０圆，大米、小菜、油盐煤球等每月伙食费４０圆，加上衣服、乘车、应酬（请客吃饭等），每月生活费需要60圆（合今人民币1800元）左右。仍属于普通贫民，如叶紫、柔石、沙汀、艾芜等。　　作为参照，30年代上海市的中学教师月薪50—140圆，小学教师30—90圆。报社月薪一般为：主笔200—400圆，编辑40—100圆。旧式商店的店员月薪10—30圆，新式商店普通职员月薪20—40圆（１圆合今人民币30元左右）。　　３０年代的上海作为世界金融经济中心之一，号称东方第一大都市、世界第三大都市（位于纽约、伦敦之后），生活费用不仅比北京高，也比日本东京高。　　当时上海一个标准家庭（四五口人）比较高级的生活费用如何？鲁迅1935年文章里说过：在上海租界找一处带院子的住宅（二三层小洋楼），租金每月100两（银子）；巡捕捐按房租的百分之十四，共计114两。每两作１圆４角算，大约等于160银圆。上海比较高级的生活费用每月约400银圆以上，中等生活的费用每月约100银圆，基本生活费每月约66银圆。　　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出现长期的经济危机，中国民族工商业得到发展繁荣的机会，沿海城镇的市场有所进步，中国银圆坚挺，在国际上的汇率升值。例如，1930年１月，中国１银圆可以兑换日本74日圆，1931年初100银圆＝４６日圆，1932年初100银圆＝６９日圆，1933年初100银圆＝98日圆，1934年初100银圆＝115日圆，1935年初100银圆＝125日圆……中国推行法币以后，大致上100元法币可以兑换１０５日圆。总的说来，在上海一个月的平均生活费，在东京可以过两个月。　　30年代上海文化人的生活水准，一般收入要比北平低，而支出要比北平高（只有少数大学者、大作家的收入可以跟北平相比）。那么为什么在上海的文化人反而要比在北平的多，而且全国各地的文学青年源源不断地涌往上海呢？因为上海是当时全国经济文化中心，集中了鲁迅、茅盾、郁达夫、田汉、巴金这样的文坛巨子；而且居住在上海公共租界区，可以避免国民党的专制镇压（国民党政府不能进租界搜查和逮捕人），相对来说还有些言论、出版自由。另一方面，1927年4月以后国民政府迁都南京，1928年北京不复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所以文化人纷纷南下。　　左联成员的经济状况之一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于1930年３月２日成立，会员约５０人，1936年初自动解散。　　据胡风回忆，鲁迅每月捐助左联２０圆。1933年８月以后，胡风担任左联的执行委员、宣传部长，每个月定期到“公啡”咖啡店见到鲁迅，这２０圆就由胡风经手。1934年春胡风辞职，左联党的领导一度与鲁迅失去联系。1934年深秋（１０月下旬或１１月初）阳翰笙、周起应（周扬）、沈端先、田汉在内山书店向鲁迅汇报左联的工作，“临别的时候，鲁迅从口袋里拿出一张一百圆的支票，交给周扬。”（据夏衍《懒寻旧梦录》）这就是鲁迅为左联支付５个月的赞助费。有时，鲁迅还给予左联额外的资助，例如为援救艾芜出狱捐款５０圆，向特科党员吴奚如支援３０圆，等等。　　除鲁迅定期捐助２０圆以外，茅盾每月捐助给左联１５圆。据《胡风回忆录》所载，这每月３５圆（折合现在1000多元）主要用作左联内部通讯的印刷费。　　那么，一般左联作家的经济状况如何呢？　　据关露回忆：她在１９３２年春天加入左联，记得第一次开小组会的时候，党团书记丁玲同志出席。当时左联同志都很年轻，除开在复旦大学当教授的穆木天比较年长一些而外，大都只有２０岁左右到２６、　２７岁。因此，绝大多数人没有成家，孤身住在一个小亭子间里，用一个煤油炉自己做饭，上老虎灶买开水。也有的到最便宜的小饭馆去买1圆钱６张的饭票（一顿客饭２角钱，买1圆钱可以优惠），或者吃１２个铜元（相当４分钱）一碗的阳春面（1分钱＝３个铜元）。经常由于交不出房租被房东驱逐，吃饭是简单便宜的伙食，有时还饿一顿饱一顿的。

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2）
当时一斤鸡蛋价值２角钱，也就是说２—３分钱就可以买一个鸡蛋。这样便宜的鸡蛋，左翼文学青年有时也吃不起。　　１９３４年间，关露曾在上海欧亚航空公司当一个小职员。后来知道特务发现她是左联成员，要抓她，关露只好把这个月薪７５圆的职位辞了。　　叶紫加入左联时，周扬派关露找他谈话。叶紫房里连一张书桌都没有。关露见他用铺板当桌子，坐在一张小板凳上写东西。他已结婚。当时正是夏天，好些人都吃西瓜，但叶紫的孩子在吃菜瓜（菜瓜比西瓜便宜）。　　１９３５年，聂绀弩主编的《动向》期刊在文艺界打响，不仅自己有了固定的收入，还将叶紫拉到报馆当助手。叶紫得到月薪６０圆，从原来住的灶披间搬了出来，安心生活。（据梅志《胡风传》）　　戴平万住在法大马路他的一个同乡开的纸店后楼。房里只能放下一张床，一张桌子，他就坐在床上写字。晴天的时候，他上街也穿套鞋，因为他没钱买皮鞋。　　周扬有一阵住在北四川路，他经常到法租界来跑一趟；谈完工作以后，要坐车回家，就找关露借几毛钱做车钱。（据关露《我想起了左联》）周扬还经常找胡风借钱，有时动用鲁迅提供给左联的资助。　　据艾芜回忆：１９３１年他乘坐轮船从厦门到了上海，“任何地方都有找不着职业的苦难，这是我深深知道的。我在厦门时曾写过一篇散文《香港之夜晚》，投到上海光华书局出的《读书月刊》，试一试拍下上海文艺界的门，看看能否容纳我这个曾在海外流浪归来的游子。到了上海……看到文章登出来了。可是，我写信（到光华书局）去要稿费，却得不到回音。我住在一家小旅馆内，住宿费和伙食，一个月九圆钱。”艾芜用了从缅甸华侨那里得来的生活费，维持了一段时间。不久通过熟人在江湾劳动大学附近的农民家里租了一间屋子，还带一间灶房，每月租金仅一圆。自己做饭吃，每月５—６圆就够了。这样很省钱。每天他到劳动大学农学院阅览室看报纸，然后坐下来写文章投稿，但经常拿不到稿费。１９３２年春，艾芜由沙汀介绍参加左联。他就是这样开始了文学生涯。（引自《三十年代的一幅剪影》）　　据齐速回忆：１９３３年，他只有１９岁。当时在虹口区唐山路一个弄堂小学教书，薪金非常低，每月仅有１０圆。另外靠三哥、四哥给些钱，住在亭子间。一日三餐是这样的：早饭一碗豆浆，一个饭团（包油条加白糖），每人几个铜元（合３分钱）；中午在小饭馆内，米饭、黄豆豆腐、猪肝菠菜汤约２２枚铜元（合７分钱）；晚饭喝粥加碟小菜约十来个铜元（合四五分钱）。总之每人每天不到２角钱，一个月伙食费５—６圆就够了。　　据吴奚如回忆：１９３５年一个从事地下工作的“琴妹”在织袜厂当女工，每月工资２０圆；小学教师和小职员、店员每月工资大约４０—８０圆。左联和“社联”一般青年成员属于这样的城市贫民，其中包括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钱俊瑞、刘芝明、陈克寒等同志，以及后来党的理论权威胡乔木、艾思奇等。　　左联成员的经济状况之二　　1。　胡也频　　胡也频是左联五烈士之一。关于他的生平，有不同说法。　　他原名胡崇轩，幼名胡培基。１９０３年５月４日生于福州市城边街。７岁时，祖父送他到私塾读书；祖父在戏班唱戏，次年就去世了。父亲在戏院里打杂（一说当经理）。后来，胡也频到教会学校崇德小学念书，１４岁转入福州乌山师范学校。１９２０年他离开福州去天津大沽海军学校。　　据胡也频的侄儿胡少璋说：“１９１８年，也频被送到一家祥慎金铺里当学徒。金铺的掌柜是他的舅父，但两家关系很坏。１９２０年春，也频拿了铺子里的一副二两多重的金镯到上海去。”（陈注：黄金1两可换100多银圆。）　　但是据胡也频的朋友马宁说：“我对这件事有另一种看法。谁都知道，做学徒一般都是三年才出师，而且一般是没有工资的。也频的父亲廷玉先生说过：祖父死后，他（指胡廷玉）经营了一家戏院，以包戏为生，生活还过得去。假如送也频去做学徒，为人打水送茶、倒夜壶等事，不是生活迫不得已，一般人家的子弟是不肯去干的。况且也频那时已经十五岁，肚子里也已有些墨水，怎么不在父亲经营的戏院里当个差使呢？……假如也频真去当学徒，最多也只是极短的时间。”　　胡少璋说：“１９２８年底，也频回到福州与父亲商量，卖了祖父留下来的最后一座房子，得款一千块银圆（又说是一千二百圆），留下二百块作搬家等费用。回到上海后，于１９２９年１月筹办红黑出版社。”　　最初与胡也频一起编《红黑》月刊的沈从文回忆说：“我记不起也频有回福建去筹款的事；我还听说，是丁玲的妈妈给的钱。”　　马宁分析：“少璋是１９２８年以后出生，这胡也频回家卖去祖宅的事怕是以讹传讹。要是也频有一千圆来创办红黑出版社，不至于几个月以后他就被迫去济南（山东省立高中）教书的吧？《红黑》月刊是１９２９年７月１０日出版了第７期以后停刊的，胡也频当是秋季离开上海的……”　　2。　冯毅之　。。

抗战前夕上海的文化人（3）
冯毅之１９０８年生于山东省益都县（今属青州市）山区农村。１３岁入青州高等小学，２０岁在第十中学（初中部）毕业，考入济南市的山东省立高级中学，爱好文艺、写作。在老师胡也频、楚图南影响下，鼓动###宣传革命，被通缉。１９３０年夏天（陈注：据丁玲回忆是５月）随同胡也频丁玲夫妇经青岛乘船逃亡上海，参加左联。在法租界进入左联举办的“暑期补习学校”两个月；１０月份加入中共。［陈注：据冯雪峰回忆，“１９３０年７月和８月，左联和社联在文委领导下共同办了暑期补习班；王学文代表社联、我代表左联，学员主要是从杭州、济南及其他城市动员来的左倾学生，共有六十人左右，地址在法租界环龙路（今南昌路）……从学员中发展了一些党员团员。９月间，现代学艺讲习所由社联和左联合办，由洪深出面向公共租界工部局注册，只两个月即被查封了。地址是在公共租界威海卫路（今威海路）”。］　　查《鲁迅日记》载，１９３０年８月６日去“暑期讲习班”讲课一次；又９月１３日记载“借学校六十”，指借钱给现代学艺讲习所。　　２２岁的冯毅之在上海住了不到半年（一说四个月，恐不确），因为无从谋生，又独自乘日本轮船神灵丸号（四等舱）回到山东老家，写了《海上之行》投稿未见刊用。不久受聘为高小国文教师，但因宣传革命而被劝退，发给半个月工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