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富-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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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农村进行贷款的目的是什么？不是给穷人以创造的机会吗？这点跟你的观点有什么矛盾？
　　他说房价过高的原因是什么？是通过权利关系，而非竞争来分配资源，这和你说的创建平等的保护制度相背离吗？
　　另外他对金融市场的论述你注意到了吗？为什么只关注其一句之失呢？你这样的言论，纵然可以帮助读者建立一个批判的思维方式，但你只挑刺，不肯定的方式，其代价恐怕是给人留下你哗众取宠的印象。
　　文章可以透露出人的品格，我认为，你思维敏捷，看问题也有独特而合理的视角，但是，缺乏宽容淡定的美德，所以你也许只能是个草根，而非“大家”。
　　当然，你的追求，你做主。
　　答复：
　　首先我要感谢这位“学生”的交流。不过，你的思路非常奇怪。第一段就很说明问题：“我认为编辑不发你的稿件其实起到了保护你的作用，因为通过你在博客上贴出的对茅于轼的反对理由，我认为你有些哗众取宠，撇开主要问题，讨论细枝末节的倾向，颠覆了你在我心中的一贯美好形象。”所谓编辑部要“保护”我这种态度，其实就是一种启蒙心态。我在即将出版的《学而时习之：论语研究之一》中，对这种启蒙心态有一个清算。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从鲁迅开始，就有这种心结。觉得中国的问题，就在于老百姓没有他们这些精英认可的思想，一切全是因为老百姓太愚昧，需要拯救。而这些愚昧的百姓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乃至要吃试图拯救他们的人的人血馒头。所以，老百姓不懂什么是自己的利益，需要别人保护，当然也就需要把涉及自己生活和利益的权利交给别人代行。我和编辑部的冲突其实也在这里。我们认识不同，本来可以争论。但是，编辑部认为他们是启蒙者，站得高、看得远，甚至有保护我的义务。言下之意，我这个人甚至根本不懂什么是我的利益，需要放弃自己说话的权利，让好心的编辑部来保护。茅于轼最近的言论，比如国家必须精英来管等等，也是这一心态的表现。我在《学而时习之：论语研究之一》一书中，把鲁迅的《阿Ｑ正传》等等，看作是中国现代专制主义的思想基础。这个问题，希望大家看了书再讨论。这里点到为止。不过，在启蒙者面前，我这个受了这么好教育的人，居然必须接受编辑部的保护而放弃自己的权利。中国有几个人还配有说话权呢？

请容忍骂人——回复网友的质疑（3）
再说茅于轼。这位“学生”列举了茅于轼的许多观点和行为，认为和我的本来并不矛盾，意思是我抓住一点攻击人家不厚道。我假设这位“学生”是媒体中的人士。咱们就媒体说媒体。茅于轼那些具体观点，有多少人知道？他最近最著名的观点又是什么？我不是在这里给一个经济学家写传记，综合评介其一生的成就。我是对媒体的某些论调进行回应，批判他对社会影响最大也是最坏的观点，那就是“保护富人”、“为富人说话”。什么叫“撇开主要问题，讨论细枝末节”？什么叫“并没有抓住茅于轼谈话的主要内容，而是对他的一两句的确是没有论证的话拿出来大加评论”？难道你认为什么是重要问题，什么就是重要问题吗？所谓中国因为仇富穷了几千年，是他说要保护富人、为富人说话的最大根据之一。这种论调在我们社会中流行，我从小就是读这种东西长大的，当然需要清算。怎么你说不重要就不重要了呢？所谓“仇富”之论，是中国的既得利益集团编造的最大谎言。“仇富”能带来真正的社会后果，只有在*国家才可能。因为那里一人一票，穷人比富人多。这么简单的道理你如果不懂，就应该反省一下是否被自己所受的教育洗了脑。
　　关于这件事情，我和一位编辑已经讲了。那篇被枪毙的文章，不是我写的最好的文章。其实，我的观点和我转载的吴向弘的文章很接近。他的文章比我的好。我和他其实一样，都认为茅其实还是一脑子既有教条。他着重从理解茅为什么如此荒谬的角度来讲。但这不是我的核心。我的核心，是茅类似的话说多了，降低了社会的道德。不过，就这个问题，我也没有多谈。一大原因，是他文章中事实错误太多，我想起码的家庭作业，是指出他的错误，即教科书上让我们相信的那些东西。然后再讨论别的。你怎么会觉得茅那些未经论证的话无关紧要？这就是一些以启蒙者自居的人的最大悲剧：自己被洗脑，还要用自己被洗的脑子来启蒙别人。被别人指出后，还觉得无关紧要。
　　我很不客气地批判过张维迎、吴敬琏和茅于轼等人。有人为他们感到委屈。编辑部不愿意发这样的稿件。这些人有什么好委屈的呢？他们有很大的话语权力，都说了不负责的话，又不出来和人家辩论。这就是不负责任。比如张维迎的一流大学理念，对中国高等教育毒害甚大。我们的大学为此烧了多少纳税人的钱？我对他批评了，最近还写了篇长文。他根本不懂什么是一流大学。我指出来了，他出来认个错，说自己误导了大家，大学应该重视本科教育，不要竞争博士课程。这对社会还是个基本责任吧？我说的寄宿学院制度是一流大学的标志，其实这种寄宿学院就是牛津、剑桥来的。他们不说话，我就得骂。骂到他们臭不可闻，瓦解其话语权力，以后再说不负责任的话，就不会危害那么大了。
　　茅老相比之下确实是好人，至少自己还出来辩论。不过，他对骂人的看法，实在说明对*缺乏体会。骂人、谣言等等，在*社会有其正当的功能。特别是言论自由没有的情况下，这是老百姓非常合理的反应。没有这些，社会更不健康。这方面，像你这样的人还是跳不出来。这不怪你们。中国学术界太差。这方面的研究没有，你们无从了解。
　　经此一事，我有了觉悟。第一，中国一流的编辑，居然对言论自由的基本原则也不理解，也没有意愿坚持。我对他们多少有些高估。第二，他们都是很优秀的人，但是成长环境实在太差，对*没有体会和知识，也没有足够的资讯去了解。所以，我应该减少和媒体的合作，即使还写中文，也应该多写书或长文。希望他们有一天会学到些东西。
　　所谓我“缺乏宽容淡定的美德”等等，是你错了。不让人说话，才是“缺乏宽容淡定的美德”。在公共场合激烈辩论，坚持自己的信仰，不惜得罪朋友，这叫公共道德。
　　再讲一句八十年代的笑话。科学院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是当时思想解放运动的先锋，什么事情都有自己的观点。一次开会，刘再复来了，讲了一通文学等等。他听得不太明白，以为是保守派观点，马上要批。但学生见他要放炮，赶紧小声说：“先生，刘再复也是搞思想解放的。”他听了一楞：“什么？是思想解放派？那就算啦。”
　　我不属于这代人。我也不会先查三代后再对一个人的观点进行评论或者批判。我针对的是观点本身。编辑部则喜欢幕后做事，把事情私下摆平。我则就事论事，把一切亮到桌面上来。你觉得我对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说话不厚道。那么请问：他说话对一些穷人就厚道吗？看看网上的反应，至少许多人受伤害了吧？得罪网民并非不可以，我就经常得罪。但是，你敢得罪人，就应该容许别人得罪你。
　　说到底，对言论自由这一基本规则，你还是不理解。这实在太可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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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和《南方都市报》断绝合作关系再答网友
以下是“海淀人”在我博客中的留言：
　　我挺爱看薛涌文章，可读性很强，但在茅于轼为富人说话的事上，我有不同看法。对茅于轼积极扶贫，薛涌说，“……从美国对贫困开战几十年的经验，我们就不难发现，茅于轼所谓的……的理论，……美国这方面的研究汗牛充栋。”似乎美国做了什么事情，在中国做做就不值一提了。可中国这样的环境能和美国的市场经济环境下相比吗？茅对农民小额贷款的做法是在趟经济的雷区（自己赔钱），法律的雷区（违法），和理论的雷区（弄个身败名裂）。怎么到了薛涌那里几句话就一点价值没有了？怎么就会让农民更穷了呢？你个人想在中国贷点款子或放点款子试试。
　　薛涌极为反感茅举任志强的例子。我也觉得任志强的名声不大好。但你怎么就不能理解保护富人也包括任志强这样的富人，只要他们不违法就应该受法律保护。薛涌或其他人包括我都会说，现在的富人没有干净的。可这是富人自己的问题吗？法律和制度有漏洞是推动法律和制度进步的问题。茅于轼说的就是推动理论和法律去保护富人的事情。如果举例子是一个勤勤恳恳，严格守法的富人，保护他们的说法不是废话吗？况且保护富人并不意味着不保护穷人啊，怎么就一根筋呢？
　　薛涌说，“克林顿时代，才有两党合作下对福利制度的改革，逼着穷人摆脱对福利的依赖，最后大大降低了贫困率。”似乎美国对穷人非常狠。可你看看美国对不同收入的人的税率一样吗？对低收入者子女补助救济少吗？很多方面比加拿大都强。例如幼儿园收费，急救费用减免。照你的意思，不给低收入人任何补助救济就是提高“他们的自尊和自我期待”，摆脱“他们对救济的依赖”？
　　最后有个意见，既然你强烈抗议冯一刀把电话曝光，你曝光南都编辑的信里的内容是否地道呢？
　　我的答复如下：
　　第一，我从来没有说茅于轼的小额贷款没有价值。相反，我觉得这很值得赞扬。我反对他的，是他为富人说话的理论，是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工人农民都不算数”的逻辑。
　　第二，任志强如果合法发了财，当然需要保护。请问谁不需要保护？人生而平等，怎么只说保护富人？正是这种对财富的崇拜，妨碍了穷人的致富。
　　第三，中国当然不能处处跟美国学。但是，一些基本的人性，是超越文化的。当你对工人农民说“你们在创造财富的过程中不算数”，并且使他们接受了这种观念、真觉得自己“不算数”时，他们当然无法发挥自己的潜力，成不了企业家。茅于轼先生有许多令人尊重的地方，但他在“为富人说话”这件事情上，表现得让人恶心。那些不择手段地保证他的言论不受挑战的人，表现也让人恶心。
　　第四，这位读者对克林顿的福利改革似乎并不理解。福利改革不是福利废除，而是以鼓励穷人求职、工作为目标改革福利制度。另外，你必须给穷人以自尊。不能让他们有一种自己“不算数”、只配领救济的感觉。
　　第五，冯一刀披露我给他们打电话的事情，是利用职业之便，泄露客户的隐私。这是可以被起诉的行为。这也是中国人不懂什么是市场经济的一个例证。我并不认为我引用《南都》给我的工作信件有任何不妥。我和《南都》有契约，他们违约，并且用这些信为自己辩护。我当然要引用。同时，该报一位编辑，私下和我交流，申明这是个人感受，“不足为外人道也”，我当然就不会引用。我不能让该报静悄悄地*了批评茅于轼的言论而不受惩罚。报纸是为公共服务，不是私人的工具。此事涉及公共利益，必须具有基本的透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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