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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富-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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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涌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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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话的人要把话说好——再答邝海炎先生（1）
邝海炎先生：
谢谢你的回信！很遗憾，开学教书比较忙，不能细致回复，只能简单交代几句了。你信中词句很客气。我想我们是公开的信件往来，要节省读者时间，没有必要客套。我这个“没有希望”的“前辈”给你这个“有希望”的“后辈”写信，也就直来直去了，望见谅。
首先讲讲中文是否有价值的问题。我前信表达有笼统的地方。你提到许多国内学者，称他们做了许多有价值的工作，我当然承认。我并不是说国内没有好人，十三亿人口中没有一个像样的学者。在我个人的领域，国内就有许多好学者。我仅是从操作的层面讨论问题。这么跟你说吧。如果我真如你希望的那样“学成归国”，在大学里带研究生，我对学生的要求就是能不读中国书就不读。个别的中国研究可以参考中国书，比如沈志华、高华等等的书，当然还有原始材料。但是，这些学者很个别。中国的整体学术实力根本不入档次，即使研究中国史还比不过日本人。研究西方的就更不用说了。你如果拿出五年，只看英文的书籍，长进肯定比现在这样大。我并不想一句话把你列出的那些学者都否定了。我没有看他们的书，凭什么否定？但是，优秀的学术著作多得是。你得选择从哪里看起。比如，你开课讲法国大革命或者基督教，列出的参考书是中文的，我作为学生心里就打鼓。这不是贬低中国学者。他们中有很突出的个人。但学术不能拿一两个人说事。比如，刘小枫对基督教神学的研究也许非常不得了。但请问：国内有谁能有实力挑战他吗？这么大一个传统，就这么一家，不受挑战，这样的学术当然就有疑问了。不像西方，有多少家出来，全是重量级的，你犯一点错误就被抓住，不犯错误也频受挑战，各派都说得头头是道。这样出来的学术，自然就高一筹了。我有位朋友，在美国当教授，评终身教授没有评上。那个学校的学生对我说，当时他头发都白了，压力太大。后来回国，在名校当了教授，哈哈，满面春风，仿佛年轻十年。吃学术饭，国内的横杆太低了。哪怕有能破世界纪录的人，你把横杆摆到一米五，他怎么跳也达不到两米三以上的高度。至于你说国内某些人的工作“绝不是海外学者能替代的”，我看有点不靠谱。这心态本身就不对。我倒不是替海外学者辩护，只是讲一般学术的常识。也许你可以说柏拉图不可替代。这样的人也要经过长期的历史考验才能确定其位置。但是，常规的学术研究，都在凡人力所能及的范围。学术更没有边界。除非你垄断学术资源，怎么能说某某的学术不可替代？一个供着几尊“不可替代”的学术权威的学术界，是没有希望的。
算来你比我小二十多岁。我是1989年28岁开始学英文的，程度是《新概念》第二册第一课。五六年后，算是能看英文了。读到现在，中间又有了孩子和各种生活压力，并且进行大量中文写作，实际安心看有价值的书，就那么几年。所以我说我没有希望，你有希望。但问题是你得这么要求自己，也这么要求学生。不然，日后学生抱着英文书啃，回来说老师扯淡，你应付得了吗？那时除了靠权力维持一点自尊外，也没有别的招数了。人都是人，我若走到那地步，表现不会更好。去年有个北大的孩子来找我，说从高中就读我的书，到美国读暑期班，顺便要到波士顿见我。我就请他吃了顿饭。吃完饭，他突然从包里掏出一本我的书，让我题词。这阵式我可从来没有见过，当然是受宠若惊。不过，凭良心我还是说他：“你这么年轻，懂两门外语，怎么会在我的书上浪费时间？好不容易来美国，就这么一个暑假，有多少东西好学，怎么可以包里夹一本中文书呢？难道你不懂取法乎上得乎其中的道理？”后来盛情难却，给他随便写了几个字。事后才想起来最恰当的“题词”是什么，只有写信告诉他：“很荣幸你还看得起我。不过，虽然我要努力争取你在十年二十年后还能看得起我，但我还是希望你到那时候不再看得起我了。”我的意思是，这样优秀的青年如果十年二十年后还看得起我，只有两个可能：一是我真成了大师了，这种可能比较小；二是中国实在太没有文化了，连我这么个人还挺有市场，这种可能似乎更大。这就是我说那些不读中文的话的意思。我自己的孩子如果想做学问、贡献于人类文化，我会教导她这样做。这话政治不正确，但是实实在在。我觉得当老师的，也应该这样告诉学生，否则会误人子弟。中文不是没有营养，而是营养严重不全。长时间读中文会营养不良。当然，我这么说，前提是大家都是“中人”，不是天才。用基督教的话来说，上帝真赋予你才能，你想拒绝也不可能。有些人，不用出国，不用学外语，照样有先知般的智慧。不过，我不是这种人，也希望大家不要把赌注下在这里，宁愿以自己是“中人”为前提来规划人生。八十年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中有一种舍我其谁的劲头，很是可笑。我想这些人年纪日长，聪明的应该知道自己是老几了。我们这代人，面临的不仅是历史是否会嘲笑我们，而是历史是否有功夫嘲笑我们。我猜想，你崇拜的那几位，大概自己也不会觉得自己“不可替代”吧。
说话的人要把话说好——再答邝海炎先生（2）
下面谈更实质的问题。你信中这一段对我的批评很有意思：
你认为“国内政治权利不平等是造成经济不平等的最根本原因”，这点我同意，而且我也跟你解释了，国内的政治自由主义者在这点上跟你都差不多，要不我前文里转述杨奎松先生的研究干吗？可你呢，老抓着这个问题不放，认为“他把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描述成必然的反比的关系”，我认为你是有点误会茅老，茅老的意思就是要保护那些通过合法劳动致富的人。你自己以前不是也写过“富人论”，讲要保护那些“把西方后工业社会和中国的工业社会乃至前工业社会衔接起来”的富人吗？为什么你能说保护某种富人，茅老就不可以？当然，你的改变是因为几年下来你很遗憾地看到：“在中国发达的，主要不是这些人，而是把市场和权力衔接的人”。我请问你，你凭什么说中国现在的富人都是“把市场和权力衔接的人”，你有数据吗？当然，你也可以反驳我，“那你也没有数据证明不是吗”，我承认我也拿不出数据，但以我们生活在国内的人的感觉来看，目前中国的富人肯定不完全是“把市场和权力衔接的人”，而且一定有茅老所说的“通过合法劳动致富的人”。所以，还是那句老话，茅老有错，错在用词，错在为了保护这些“通过合法劳动致富的人”，居然说出了“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这样违背历史事实的话，但其意思还是好的，他的实际行动就是一种最有力的证明。
你这么想，在我看来就很有问题。首先是我说东你偏说西。我讨论的是人的言论，你偏说那人言论也许不妥，但他做过好事，不能抓住不放。这一点我已经反复讲过，不多说了。下面是实质问题：什么叫“国内的政治自由主义者在这点上跟你都差不多”呢？“差不多”难道是取消辩论的理由吗？我和“主流们”的立场其实针锋相对。我认为未来中国要建立一个“权利优先”的社会；他们是要“效率优先”，“公平”是摆在“兼顾”那一档次的。当然，你可以像为茅老辩护那样为吴敬琏辩护：人家没有说只要效率不要公平呀，人家明明说了兼顾公平呀。这就好比茅老说既保护富人又保护穷人一样，你不能歪曲人家！可是，当效率和公平冲突的时候怎么办？你难道没有听说“吴市场”说对拆迁户不应该按市场价格补偿吗？如果工人和老板为了工资问题争执不下、要闹*时，主流们是会支持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呢，还是说“只有富人的权利得到保护，穷人才能变富”呢？这种问题，怎么能不辩论清楚？
如果茅老真如你说的那样“说错了话”，他出来承认一下就行了。他不承认，而且他影响又那么大，有那么多人忙着为他辩护，帮助*批评他的声音，我找他说理难道不对吗？茅老把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描绘成反比的关系，白纸黑字写在那里。这是现代社会最根本的问题之一，托克维尔一上来就讲这个，怎么能不“抓住不放”？如果对这样的问题都要放掉，你们在大学还教什么书呢？我说中国学术不行，不值得认真对待，原因之一就是这种马马虎虎的态度。你一认真，特别是对大家公认的“好人”认真，就成了不厚道。对熟人就更不用说了。关于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的关系问题，我未必正确。不过，我毕竟还去找了数据证明。可是，你要知道，我现在有关的文字，不管有多少数据，报刊都开始不登了。即使那些一直邀请我写专栏的地方，也把这样的文字毙掉。你说这是谁的本事？我以后会把这些文字拿出来展览，看看究竟是我的水平低，还是媒体开始遵从“主流”路线了？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说话的人要把话说好——再答邝海炎先生（3）
另外，我也没有说富人都是坏人。但是，我问你一句话：中国的富人中是否坏人的比例比较多呢？不错，你我都没有数据，还是根据生活经验判断吧。更好的办法，是大家把自己的观点讲出来，让老百姓来判断。你相信老百姓根据自己的经验做出的判断，还是觉得他们很容易受蒙蔽？我觉得老百姓很有智慧。如果许多老百姓出来说我的理论纯属害他们，我会反省。其实，判断中国的富人中坏人的比例，有数据也没有用。谁贪污行贿后会告诉你、让你统计成数据？老百姓的直觉是最准的。再给你举个例子吧。来美国前，人们说美国黑人犯罪率高、文化程度低。有人见了黑人就躲。但是，有很多了不起的黑人存在。怎么能一棍子把黑人全打倒？道理是这么说。但我做了家长，面临真实的选择，我就把孩子送到白人多的学校。到动真格的时候，人就相信自己的常识。凭你的常识判断，中国各阶层中贪污*的比例，是否在富人中比较高呢？其实我数据也不是完全没有。我在文章中写了，房地产商这几年盖的房子，95％在隔热方面达不到中国自己的标准。那肯定是偷工减料了。省下的钱到了哪里？这不是显而易见吗？我一天到晚说姚明好，怎么能说我把“富人”一棍子打死？
再说，“富人”这个词，是茅老先用，我不过是跟着用而已。比如比尔·盖茨，我先看到他是一个企业家；姚明，一个有品德的好运动员。中国人媚富，全叫人家“富人”，还要特别地提醒社会要“保护富人”，把钱看成衡量一切的尺度。这反映了我们社会的价值失落。听这话，我确实有点恶心，没法沉默。
我注意到你对另一位网友讲的话：
1，为什么我对徐先生这次演讲很失望，但还要维护他？一个原因是还“感情债”，另外一个原因是，我觉得他对“茅薛之争”的回答是一种“政治成熟”的表现。贫富差距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事实，最近底层确实有股“仇富”的暗流，茅老在这种情况下为那些“合法劳动致富”人说句公道话，何错之有？我说了，他即使有错，也就标题错了而已，就算老糊涂可以了吧！可薛先生来揪着别人不放，一点也不顾及茅老实际所做的，甚至也不顾及……中国的言论环境，这种做法你就怪不得笑蜀说你是“道德高调”了，而我呢，已经很客气，很含蓄了，我只是说他“政治不成熟”，也就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敌人”，可惜他未能领会我的意思。
2、我认为茅老说的“中国穷了几千年，其中原因之一就是仇富”是“违背历史事实”，你纠正了我的看法，仇富是有的，但仇富的不是草根，而是专制*者。这点把我朦朦胧胧的意识点醒了，其实葛剑雄先生当年的《货殖何罪？》就谈到了这点——在秦朝和西汉前期，商人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秦始皇时，商人必须编入市籍，而当时的法律规定，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子孙，与犯罪的官吏和赘婿一样，都在谪戍之列，即随时都可以被押往边疆服役或定居。秦朝被推翻后，秦始皇的苛政大多被废除了，但汉朝对商人的*非但一如既往，还有过之而无不及。汉高祖规定商人不得穿丝绸衣服，不得乘车，不得购买土地，还必须与奴婢一样，加倍交算赋钱（主要是人头税）。到汉武帝时，还恢复了秦朝的谪戍制度，将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子孙都列入征发对象。商人不但自己被入了另册，颇似*中的“黑五类”，连子孙都因出身不好而不得翻身。对这样不公正的政策，当时很少有人提出批评，至少我们在《史记》、《汉书》等史书中尚未见到。相反，从皇帝至大臣，从政治家到学者，无一不是以农业为“本业”，商业是“末业”、“贱业”，从事商业的人自然就是贱民了，所以对他们怎么做也不过分。对商人的限制和*，都可以看成为“崇本抑末”的措施之一，因而推行之惟恐不及。
说话的人要把话说好——再答邝海炎先生（4）
我不妨简略参与一下你们的讨论。
中国社会底层的“仇富”情绪，基本合理。开发商想拆你的房子就拆你的房子，还不许人仇恨吗？换你你也仇。只不过你是大学教授，不在那个地位上，但你不应指责底下的老百姓仇恨让他们倾家荡产的人。如果算一下基本权利被侵害的中国人的人数，究竟穷人多还是富人多？如果穷人被侵害的数量远远比富人多，为什么不重点保护穷人？主流们心里的观念是：穷人的权利和富人的权利不是等价的。穷人手里有多少ＧＤＰ？被侵害就被侵害了。这是“效率优先”的必然结论。所谓“吴市场”一想到拆迁中的效率问题，就连市场价格也不要了。市场经济的原则放弃得如此之快！我已经提供了联合国的数据：世界贫富分化像中国这么严重的国家，就三十几个。看看这些国家，哪一个不充满了不正义？哪一个不酝酿着仇富情绪？人要到这份上还不仇富，还叫人吗？我说过（以后会详细论述），人类文明的两大遗产，*和基督教，都和仇富有关。当你读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诗句时，你想到的是“仇富”、是“朱门”中的酒肉是否是正当致富所得、冻死的人是否是市场上的输家，还是社会的不正义？你大讲所谓“政治成熟”。可是，自由派从八十年代的社会良心，混到现在这种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言人（至少许多老百姓这么看），这叫什么“政治成熟”？知识分子在公众中的信誉，是自己最大的政治本钱。舍此不顾，自以为能和权力“机智地”周旋，这不叫“政治成熟”，而是政治堕落。
你第二点中讲了许多历史，我就不多说了。只是提醒你，至少在唐宋以后，商人和官场关系很近，会获得许多特权，实际社会地位并不低，否则宋到明清的商业繁荣就无法解释。另外，在西方中世纪，商人也被视为末流。在江户时代的日本，商人也排在农、工之后。人家的商人最后能崛起，是因为有一个权利优先的社会环境。我正准备写一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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