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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球解读世界-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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憧憬着欧洲梦的非洲雄鹰 五（2）
比赛结束后，我们在衣帽间外见了面。一比零小胜的结果让每位球员都欢欣鼓舞，或者说至少是松了一口气。
“祝贺你”，我对爱德华说。
“为什么祝贺我？我就上场了五分钟，什么也没有做。”
这种轻蔑的语气和毫不掩饰的不安全感似乎与他的性格根本不符。尽管爱德华的语气和声调暴露了他的紧张，但是他的话语总是表达出十分的自信。他说等自己的合同到期后，他打算去西欧参加联赛。“接下来，我想去的地方是西班牙。”在衣帽间外，他面临着一个可怕的事实：他在乌克兰的事业可能不会持续多久了。
爱德华的队友们都已换掉了队服登上了队车，车将会在利沃夫市区将他们放下来。一群卡柏地利夫球迷们欢呼着送走了他们。爱德华却没有加入队友们的行列。一位来自乌克兰的官员挑中了爱德华去接受一次随机兴奋剂检测，他的教练班子也想量一下爱德华的体重。他们担心爱德华体重超标会影响他的速度。爱德华光着脚丫绕着卡柏地利夫队的设施转悠，身上依然戴着体检的装备。
“我不明白为什么教练和总经理要称我的体重。别人一个也没称。他们说我太重了，但是我来这里的时候是77公斤。”他轻轻地抓住我的胳膊肘，看我是否在听。“现在，我体重71公斤。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和我过不去。他们为什么和我过不去呢？”
场地管理员打断了爱德华，体育场要关门了。他做了一个手势，示意爱德华别说了，让他收拾衣服后走人。
“你知道，我是一个四海为家的人”，塞尔维亚教练伊万·戈历（Iva n Go la c）说。他随口举了一堆例子来证明自己。他的口音中有一丝巴尔干血统的痕迹。他多半时间住在维也纳。到夏天时，他会拔寨撤营搬到法国的一座寓所，就在法国与西班牙的边境线上。在那里他与爱妻徜徉在宁静的山间小道。但是说他是一个四海为家的人，倒不如说他骨子里是一个英格兰人。
少年时代的戈历就迷恋上了英格兰。在“佩花嬉皮”这个词还没出现在社会主义时期的贝尔格莱德时，他就是一名货真价实的佩花嬉皮了。长发披肩的他对英国乐坛的痴迷近乎于疯狂。包括滚石乐队（the S to ne s）、纠缠乐队（the Kinks）和谁人乐队（The Who）等都是他崇拜的偶像。繁华时髦的伦敦有一个足球前哨，即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杯赢家英国队。他们踢球的风格充满了热情与华丽，戈历非常想加入他们。“我只想在英格兰踢球。”整整十年他都生活在自己的梦中，为南安普敦足球俱乐部效力，在翠绿的英格兰南部过着乡绅般的生活。
像爱德华一样，戈历苦于遭受着足球经济的操纵，四处漂泊。在隔海相望的冰岛雷克雅未克的一支球队的任期刚刚结束后，去卡柏地利夫队的机会就来了。“一个朋友告诉我乌克兰有一家俱乐部，老板雄心勃勃。我对此很感兴趣。”到我们在维也纳咖啡屋坐下并要了份冰激凌时为止，他已经在乌克兰球队待了四个月了。刚上任时不是很顺利。戈历刚到，卡柏地利夫队就连连输球。他英国式的球赛思维与洛巴诺夫斯基思想熏陶下的球员们的习惯格格不入。球队领导们对他喜欢让球员们在赛场上随机应变一事倒吸凉气。当他想要球员们自己在场上做一个小小的决定时，他们就变得像足球白痴似的。“我很震惊。他们没有自己思维的权力。”尼日利亚问题也要解决。没人能够否认，球队引进外籍球员的这项化学实验已经产生了一个腐蚀性的化合物。
当我第一次会见戈历时，他告诉我他庆幸自己在战时没有去塞尔维亚。要把多民族的南斯拉夫给活生生分开，这让他感到既伤心又厌恶。在对乌克兰的种族主义进行谴责时，他再次表明了自己的立场。“我知道民族主义，而这里的民族主义如此强烈让我感到震惊。”
提及爱德华和萨姆森时他说：“他们都是好孩子。非洲球员要适应这里是很难的，尤其是在零下25度还要训练。对于我们欧洲大陆的人来说这非常艰苦；我无法替他们设想。他们情绪很低落，很沮丧。这时你就得多关心他们，对他们要和蔼。”
听着他轻柔的充满信心的声音，我觉得他就是一位优秀的心理学家。在训练过程中，我发现他批评球员时很讲究策略，而且从不伤害他们的自尊心。我强烈要求他说说他的方法。“给我讲讲您的方法吧？”
“我告诉他们，孩子们，你们有能力。我相信你们有志向。但是，如果你们不好好表现，不遵守纪律，没有足够的上进心，达不到我的要求的话，我就会把你们送回非洲。”我们的谈话把我的思绪带回一周前。在经历了一连串的输球以后，教练决定祈求上帝保佑了。球队拜访了离卡柏地利夫训练场不远的一座乡村教堂，它离利沃夫市中心有15分钟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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憧憬着欧洲梦的非洲雄鹰 五（3）
在基督教的家谱上，乌克兰有着自己的分支——希腊天主教。正如教堂建筑所展示的那样，它与俄罗斯东正教在自身特点和传统方面有很多共同之处。这座乡村小教堂有一个炮塔，上面是一个与莫斯科红场一样的银色塔顶，塔顶沿着一条向东的曲线慢慢变尖。教堂里面有很多中世纪透视风格的画像；它们都陈列在一件三层的金叶祭坛上。
在球队班车去教堂的路上，他们与坐在马车上的一家人交错而过，农家妇女们正在院前的空地上用铁锹挖出一排排的沟来。当卡柏地利夫队抵达教堂的时候，教堂里的最后一场仪式还未结束。球员们排着队下了车，在教堂前的石头路上等着。像往常一样，爱德华和萨姆森站在一起。他们身穿训练运动衫和球鞋，看起来根本就不是来祈祷的。
在马路对面，教练和训练员们围成一圈等着。表情严肃，剃着军人平头的俱乐部总助教正和他们逗乐子呢。“爱德华老是不停地划十字。”他一边说着一边低下了头，像玩杂耍似的做了一个夸张的希腊天主教的手势。管理人员们都笑了。“我希望乌克兰的球员们也能常常那么做。”他两手紧握着仰视天空，嘲讽地微笑着。管理层人员又笑了起来。
在尴尬地等了几分钟之后，俱乐部的执行主任示意卡柏地利夫队该排队进入教堂了。乌克兰球员几乎在经过每一道门以及每一道弯时都在胸前快速地划着十字，他们的手就没有放下来过。在一个通道入口，他们停了下来亲吻边墙上悬挂着的一个几乎看不见的十字架。一个身着厚厚白袍满脸大胡子的牧师颂唱着礼拜仪式的结束。
当乌克兰人狂热地向牧师拥去时，卡柏地利夫队的两个穆斯林球员在教堂的后部停了下来。两人都来自于前南斯拉夫。尽管他们的精力似乎集中在仪式上，而他们的手却从口袋里换到了背后然后又放回了口袋里。乌克兰以及希腊天主教会曾积极地支持其斯拉夫塞尔维亚兄弟发动与波斯尼亚人的战争。当牧师的符杖往卡柏地利夫队员们身上点圣水时，这两名球员像斗牛士一样站到了旁边。
牧师一句话也没说，转身消失在圣坛后，又开始诵唱起来。队员们一个接一个地向教堂前部移动，参加希腊天主教的仪式。爱德华试着模仿乌克兰球员，在胸前划一下十字，然后单腿下跪，吻一下耶稣的裹尸布圣像，再用布把唇印擦掉。然后，又做了一遍。
爱德华站了起来，跟着队友向金色的圣坛走去。在圣像前，他双腿跪了下来，在胸前划了十字，然后闭上了双眼，开始祈祷。
沐浴在金钱和政治中的“四三三” 一（1）
皮埃路易吉·科里纳（Pie rluig i Co llina）的出名公然挑战所有体育巨星成名的规则。他留着侦探科杰克式的光头，面容憔悴，像患了结核病似的；（“Ko ja k”是环球家庭影像公司发行的一个电视系列剧）他的一双眼睛犹如影片《哗鬼家族》（Be e tle juic e）里的人物那样仿佛就要从眼窝里弹出来，一看到他这幅面容就会让人想起鬼屋。并且他跑起来就像一只鸵鸟。而更令他的名望不同寻常的一点是：他不是一名球员，而是一名裁判。
公平地讲，他不是一个官僚教条主义者。在他从事的这一行中他算得上是首屈一指的人物。凭着过人的沉着和敏锐的外交手腕，他已经主裁过世界杯决赛以及多场像马尔维纳斯群岛复赛中英格兰对抗阿根廷这样的激烈赛事。现在他名声大噪，常与大卫·贝克汉姆、齐内丁·齐达内以及其他体育巨星们并肩出现在阿迪达斯的广告中。美国顶级男性杂志《GQ》的时尚广告以及无数的杂志封面都登载了他在自己修葺整洁的别墅里和宠物小狗嬉戏的照片。
这种崇拜不仅在美国，就是在任何国家，看起来都有点怪异。但是意大利人赋予他们的裁判极高的名望。科里纳的同事们都曾担任过议会议员，退休后又进入了电视评论这个舒适的行当。意大利媒体非常关注裁判判罚的每张黄牌和被裁判忽略的每个拦截。就像给饭店和电影评级一样，报纸用星级标准来评价他们的业绩。他们定时公布数据分析，并且精确到小数点后第二位，来反映裁判判罚的真实偏差。在一档收视率很高的电视节目《审判》（Il Pro c e s s o）中，由记者和退役球员组成的陪审团剖析了每一项有争议判决的细枝末节。陪审员们用一系列科学的工具对裁判进行评判。16厘米胶片记录下了场上球员的动作，并进行超慢回放。《审判》就像一部辛迪·舍曼（Cind y S he rma n，美国女摄影家）艺术片，不断重复球员摔倒的镜头，这样，陪审团就可以准确地判断球员是否在假摔。
要理解裁判在意大利的重要性，首先就得简单介绍一下意大利足球的悖论。众所周知，意大利男人是这个星球的男性中最浮华的代表。他们在头上涂抹大量的护发品，花很多精力给袜子和背带搭配颜色。因为他们的时髦，这个世界上就有了Ve s p a（意大利产黄蜂牌小型低座摩托车）、普拉达（Pra d a，意大利高级皮具及时装品牌）以及伦佐·皮亚诺（Re nz o Pia no，意大利著名建筑师）建筑。这个国家如此虔诚地热衷于美感享受，而它的足球风格却丝毫没有这一特性，这实在令人困惑。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意大利球员就开始运用一种叫做“四三三”阵形的高度防御型战术。这一阵形增加了一名后卫，使得防御又加强了一层，这使得本来就已经很牢固的后防线达到了一人防守一人的程度。这种战术通常不是很讲究进攻，进球都是在突然的反攻过程中将球迅速上传而获得的。而且进球很少，通常一场比赛只有一两个。进球机会如此之少，再加上极少有失误，球员们就必须尽最大的努力来争取一切对自己有利的形势。所以，关于意大利足球有一个最为知名的老生常谈，即意大利足球慷慨激昂地双手并用，大呼小叫地与裁判辩解。
尽管近年来“四三三”阵形被大加修改以便能够发起更多的进攻，但是意大利足球的整个体系依然如旧。抱怨以及小动作仍然是球员在比赛中争取优势的主要方式，球员故意假摔，企图蒙骗裁判以得到罚球。他们为每一次判罚的公正性而争辩，希望使裁判产生疑惑，而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倾向他们。每进一个球，防守一方都要举起双臂以示抗议，好像这一动作可以让边裁举起手中的越位旗似的。
由于裁判对比赛的结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每一支球队都想方设法对裁判施加影响。每一年，裁判的任命程序几乎都能引发一场辩论。在现行的这种体制下，一个由两人组成的委员会先对所有的裁判进行一次筛选，然后以抽签的方式从中选出最后的裁判。其中一名委员会成员的后台是最有实力的尤文图斯（J uve ntus）和AC米兰俱乐部（AC Mila n）。另一名委员代表的就是联赛的其他成员。结果就是，尤文图斯和AC米兰常常操纵这一体制，为自己任命最为平庸的且思想狭隘的裁判。这样的裁判在面对这些极具威望的俱乐部时都会（下意识地）变得恭敬得多。著名的科里纳及像科里纳一样严谨的裁判就很少有机会给尤文图斯队的比赛做裁判。其他曾经给过尤文图斯队严重处罚的裁判只落得在意大利足球乙级联赛判球的下场。
这只是我们所能了解的公开的操纵。很明显，更多的是在幕后操纵。AC米兰和尤文图斯操纵裁判遴选这一事实本身就是这桩荒唐交易不可磨灭的罪证；它不禁让人们对俱乐部主席在烟雾缭绕的会议室达成的那些交易感到疑虑重重。每个人都能为这些私下里进行的骗人把戏作证，但是他们很少有实实在在的证据。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那些被埋没的肮脏细节才会浮出水面。《米兰体育报》（Ga z z e tta d e llo S p o rt）曾在1999年曝光了罗马队（AS Ro ma）贿赂意大利顶级裁判们每人一只价值13 500美元的劳力士手表之事，报纸将这一事件称之为“钟表之夜”。据该报透露，没有一位裁判主动退还了礼物。
沐浴在金钱和政治中的“四三三” 一（2）
不可否认，尤文图斯和AC米兰从裁判那里得来的好处远比其他队得到的多。这并不令人震惊。那些一直以来就极具影响力的大球队似乎普遍受到裁判的偏爱。但是意大利操纵裁判更是一件蓄意已久的事。尤文图斯和AC米兰采取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策略去争取裁判的慷慨相助。而且这两种不同的模式所反映的不仅仅是两支对立的球队，他们所反应的是这两支球队所有者之间的主要区别，双方的所有者分别是战后意大利势力最强大且风格迥然不同的两种寡头政治的代表。
尤文图斯只是阿涅利（Ag ne lli）家族的一个玩具。阿涅利家族是菲亚特汽车公司的所有者，同时掌握着米兰证券交易所的大部分股票。像其他欧洲人一样，阿涅利家族代表了统治阶层在20世纪全球化运动兴起之前那种影响了大部分拉丁世界的风格。尽管阿涅利家族的人都是实业家，在其实力如日中天之时他们表现得就像统治中美洲的地主世家一样——
行为处事非常低调，更倾向于躲在幕后静静地操纵那些管制着其产业帝国的政客们。他们的这种羞怯则是意大利政治领域中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的根源：谁也不知道权力中心到底在哪里。这种情况加重了意大利人心里长期以来对阴谋的疑虑。这种迟缓愚钝的体制是这样运作的：北方的实业家、腐败的基督教民主派政客以及南部黑手党一起结成联盟来操控这个国家。政客们依靠实业家的贿赂为生，而实业家们靠政客们提供的政府合同兴旺发达。只有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进行的反腐败调查中成百上千的政客们被起诉时，这种体制才轰然倒塌。
战后的大部分时间，除了20世纪60年代有片刻被中断以外，尤文图斯与阿涅利家族的影响力势均力敌。尤文图斯几乎成为了意大利人的国家队，它在整个意大利半岛的拥护者比其他任何球队都要多。但在20世纪80年代，尤文图斯发现自己的地位受到了来自AC米兰的巨大挑战。野心勃勃的AC米兰把成功归因于其精力旺盛的老板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在短短的20年内，他靠房地产起家，之后又转入电视、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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