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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病--对当代中国教育的拷问-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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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是作家，第二个还是作家，从第三个到第五个，全都是作家。
很长一段时间，我没有力量实现这个梦想。因为我没有报北大中文系，而是听家里的，进了俄语系。二年级我想转系，没有成功。外语只是一种工具，而我想不停地创造，这是我从俄语系退学的根本原因。至于后果，是没有当成作家，而当了汽车厂工人、工会宣传干事、合资公司推销员、男护士和医院技术人员。这些职业干起来很不怎么样，但是现在看，却很有意思。
后来流浪北京，让校友李方介绍到王晓京那里，开始了流行音乐生涯。从小潜移默化以及父母带给我的艺术天份，使我在这一行干得比较成功。我把生活稳定下来以后，就准备做更多的事情了。……
六十年代，我被诞生。
七十年代，我被忽略。
八十年代，我被开除。
九十年代，我被眷顾。
零零年代，我被回归。
让我们开始吧。
这是我在网上摘录的洛宾的一段自述性的文字。他现在已成为了一个网络作家。他已经在网上发表了一系列作品，比如《今天可能有爱情》、《我是怎样变成白骨精的》，《我是怎样变成核桃的》、《我是怎样变成累赘的》和《秋风十二夜》等等。也就是说，他从小就渴望成为作家的梦，已经实现了。因此，他很得意。这个七十年代被忽略、八十年代被开除的苦命儿，终于在九十年代被眷顾零零年代彻底回归了。尽管洛宾在成就梦想的过程中当过汽车厂工人、工会宣传干事、合资公司推销员、男护士和医院技术人员，但终究他还是凭借自己执著的兴趣而最终成就了他的梦想，而且活得很快乐。这里我们也可以假设一下，假如洛宾继续在北大兴趣寡然地读完他的俄语，他现在会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生存境地呢？是面对关心他个人问题的领导无奈地唱出《你的柔情我永远不懂》，还是“真想抛开我所有的悲伤从前……”
就在洛宾离开北大十多年后的今天，我们据悉，从2003年起，北大将不再按专业招生，而是按院系招生。所有从2003年进入北大的学生，在头两年中一律以基础课为主，而后学生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学习成绩来选择专业。为此北京勺海市场研究公司就这一主题在北京做了一个市场调查。其调查的结果是：赞成北大这一做法的人比反对此做法的人数多了22倍！ 在这些赞同者中，有的人认为“允许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再选择专业可以真正培养学生的兴趣和能力”。其中，还有69％的人认为“如果学习或从事的专业不适合自己，但又不能转系，会造成学生终生的遗憾和痛苦”。
从这份调查中我们已经发现，以前苏联教育模式为主导的我国现行教育模式，事实上早已在人们心目中变得面目可憎。人原本是可塑性很大的一种哺乳动物，从理论上讲人的潜能是无限的，可是我们偏偏要强迫他们只能学一种泳姿，只会一种技能，当广袤天地向我们展示其无穷色彩的时候，我们却只能对眼似的茫然无视。“傻的像博士”，这是我们曾经对一个所谓高学历者的无情讥讽。为什么说博士傻呢？因为我们很多的高学历者，除了自己的专业外，有时候连一些最基本的常识都不具备。《光明日报》曾经发表过一篇名为“聆听科学大师的哲学思考”的文章。文中介绍了 1933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著名物理学家薛定谔。作为一名物理学家，薛定谔对量子物理学作出其重大贡献的同时，他同时也是一位思想家和哲学家。他所撰写的专著《生命是什么》以及《自然与古希腊》，充分展示了薛定谔作为一个哲学家的思想深度。在《光明日报》这篇文章的最后，作者写道：
“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今天的职业科学家越来越趋向于专业化、技术化，以致出现了这样的后果：受过良好科学训练、有较强思维能力的科学家却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幼稚的哲学观点，这对科学的发展来说当然不是一个好兆头。哲学思想，包括其认识论、方法论和逻辑学的内容，有助于科学家透过纷繁的经验现象把握隐藏在后面的客观规律，而这种洞察力才是推动科学进步的关键。”
有没有“另一种活法”？
有时候我总在想，在中国本土为什么总是出不了大师？我们所培养出来的人充其量只是一个工程师或高级工程师，我们几乎从来没有听到过中国有哪位科学家具有极高的人文素质和哲学造诣。我们的教育从来就是把人培养成一个“单向度的人”，世界在我们眼里是一个个各自毫不相干的孤独体，我们对中国古人的整体世界观从来就没有真正地认识过，老子的《道德经》至今仍然是一本天书，我们根本就看不懂。一大堆胡说八道的学术解释只能说明当今国人对自己老祖宗的精神亵渎！ 我们真的不要以为我们比几千年前的古人要高明多少，相反，从很大意义上来说，我们早已通过对自身的一种病态教育而把自己搞得像残疾人一样。前些天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这样一个笑话：一个刚进单位的博士毕业生，与他的两位本科毕业的上司去钓鱼，钓着钓着，博士就想上厕所，可厕所却在鱼塘的对面，而且看来要绕很大一个弯子才能过去。正当博士犹豫之际，听见他的两位上司说也要上厕所，还未等博士开口问究竟怎么去之际，只见两位上司竟然从水面上犹如轻功般地飞了过去。一会儿又从水面上飘一样的回来了。博士看傻了，嘴巴张得能搁进一个微波炉。这时两位上司似乎已经读懂了这位博士的一脸迷惑，于是其中一位就略带鄙视地口气告诉这位博士：你没看到水中有一块板吗？今天因为水位有点高，所以板就被水淹了，但一样可以走人……
不要以为这这只是一个笑话，这种一叶遮目的现象是 “单向度人” 一种典型而又普遍的思维方式。这也是我们的教育从小就剥夺人对一种对整体事物认知的必然结果。美国科学家拉马斯和L·贝纳特在他们合著的《感觉的世界》一书中这样写道：当自然发生的对特殊方向的线条的视觉被剥夺之后，就会使得处理这种特殊刺激的信息有关的知觉机能受到抑制。并且通过实践证明：“被剥夺的动物不仅在知觉的发展中是落后的，而且这种剥夺似乎已经改变了动物的脑，以致受到限制的感觉通道收集来的信息的机制也受到了破坏。”
这种生理学的实验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启示，即：如果一个人由于一种病态的教育方式而剥夺了人的正常的感觉通道，那么就会使得处理这种正常的对象刺激的信息有关的知觉机能受到抑制，并进而使一系列感性知觉能力发生变化而使之病态。
我们就是这样从小被剥夺的，我们不仅被剥夺了兴趣，而且我们还被剥夺了对成功的很多种解释。应试教给所有的人只留了一条活路，那就是考大学；而我们的社会舆论也给所有的人只鼓吹一种成功的模式，那就是要考进哈佛、剑桥和清华、北大；或者是这个CEO那个董事局主席。于是，当人们一拿起报纸和打开电视，几乎所有的有关成功的画面就定格在了什么《哈佛女孩刘亦婷》、《北大女孩谢舒敏》、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搜弧CEO张朝阳……
不错，他们的确是一个成功者，但只是一种成功。然而为什么我们今天所有对成功的解释就仅仅圈定在这些人身上？我对哈佛没有兴趣行不行？我就是不想上清华成不成？我对比尔·盖茨的金钱数字游戏毫无兴趣不行吗？我从不认为整天焦头烂额的张朝阳是一种什么成功，这不可以吗？
我就想当一个出色的出租司机，我就这样一辈子为人民服务难道就不是一种成功？我就想当一位建筑工人，我每天挥汗如雨地为北京建造一栋栋高楼大厦我非常知足，这难道也不能算是一种成功？我就这样秉公执法虽然清贫但我在精神上气宇轩昂，我就认为这是我最大的成功，这难道又不可以吗？我在我女友身患绝症的最后几天里我仍然抱着她走向了婚礼的殿堂，谁能说这不是一个人的成功？
留美学者陈屹曾经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另一种活法”的文章，他这样写道：
国内较习惯于大一统的体系，人们对成功、失败、美满、悲哀，有一个比较概念性的认识，举例具体来说，对于一个所谓成功孩子的成长轨迹，有一个较固定的格式。在这种大环境下，个人的特性和自我，会渐渐淡化。笔者不想用绝对的好与坏来比较和论断，而是从中提出醒思。
也许读者也听说过，在美国生活的人，无论他干什么，都没有高低之分，干事的人心态上很快乐，干得也很精业。人们对自己的评价从来都认为不错。从留学开始，大部分美国人考到及格，就可以了，考场下来，问他们感觉如何，每个人的回答都好像得了101分的口吻，而我们中国学生考了个A减，也觉得失落。在美国做苦力工，没有人感到心态上的压力，我认识的两位中小学的男老师，完成白天学校的教课外，都去打些零工，比如：到加油站帮别人加油，餐厅里给别人端盘子，即使工作时要服务于他们的学生和家长，大家也是乐呵呵的……
我们现在到底怎么了？为什么非要把成功的全部含义定义在金钱、财富、地位、状元等身上？我活得潇洒、快乐就是成功你管我是在干什么，只要我是一个守法的公民，我干什么都可以这不行吗？我们病了，我们真的病了，而且我们还病得不轻！一个本身各种资源都缺乏的国家，却在一个劲地鼓励大家都去争抢一种资源。当一个民族用金钱和职业来划分一个人贵贱的时候，那么恰好证明这个民族在精神上具有一种变态的“恋物癖”倾向。也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的一些地方就出现了有人强行让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的民工抱头蹲在地上的世纪壮举！
2003年2月17日的《北京青年报》上，刊登了一篇题为“名校太少诱发教育腐败”的文章。该文写道：
日前公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的报告》指出，目前我国尚处于教育总体供给能力不足的状况，其中突出的表现是优质教育资源严重匮乏，数量之稀少的“名校”、“好校”与希
……
这份报告指出，优质教育资源匮乏的原因在于受政府公共财政投入及教育总供给能力不足的等因素的影响。没有足够资金的扶持，好的学校无法建设、优秀教师流失严重，而且由于家长的取舍在学校发展上形成了“好的越来越好、差的越来越差“的马太效应，更加剧了匮乏的趋势。
报告指出，优质教育资源匮乏的直接结果是择校矛盾突出、乱受费屡禁不止，并带来教育腐败和办学非均衡化等一些深层次问题，甚至引发了教育违纪、违规事件，种种示失范行为正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
腐败，如果进入了教育领域，那么我们几乎就已经没有洁净的空间了。因为这已经是最后一个领地了。而之所以出现如此无一漏网的价值观整体滑落，就在于我们如今已经被剥夺了一种多向度的感觉通道，因此我们的知觉机能已经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毁灭性打击。我们脑子里只有一种观念，那就是人生必须要取得成功，而这种成功就是最大程度地获取财富和金钱！ 因此比尔·盖茨就成了当今中国人的精神教父。
我们一生下来就不是孩子
有一个中学生在网上愤怒地写道：
我整日在学校与家这条线上奔波，似已麻木！学习！本是快乐的事，但为何我这么痛苦， 制度呀！摧残人性的制度！我整日受制度的洗脑，变得面无表情，心无感触！如机器一般， 而教育的根本就是将我们变成机器！ 但！我们就一定要成为机器吗？不！我们要反抗！推翻应试教育制度！永不屈服！！
我们必须反抗，不反抗的后果是什么？接受更为摧残人性的制度的迫害！
让我们联合起来，为推翻应试教育制度而奋斗！而抗争！
“我们一生下来就不是孩子”，这句话是余秋雨先生说的。一个仅仅十几岁的少年就已经如此精神疲惫心无感触了，在一付面无表情的愁苦脸上，他实在是过早地体验了一种心灵的萎顿。这种麻木、这种心无感触以及抑制不住的呐喊，恰恰是人的天性、兴趣被剥夺的必然结果。
2003年2月15日，一个叫韩湘子的16岁中学生在“全球教育网”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寂静的绝想》的文章。读毕之后，我心里感觉非常沉重：
发表时间 察看该作者文章 我今年只有16岁 但是我的心有60岁
美丽的东西是转瞬而逝的，美丽的生命总在夹缝中生存。
——题记
这天下午，我独自在公园散步，心情孤静而寂寥。
公园里的花儿谢了——冬天来了。我的心也即将枯萎了。花儿谢了是为了明年再开，而心枯萎了，还有再萌发的时候吗？
我觉得心情更加凄凉了，不禁想起了一首词：
“凌波不过横塘路，但目送芳尘去，锦瑟华年谁与度？月桥花院，锁窗朱户，只有春知处。 碧云冉冉蘅皋暮，采笔新题断肠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宋朝贺铸的《青玉案》
春天，仿佛那么的遥远。虽然现在不是梅雨绵绵，但我的心里，早已下起了雨。
我的心要枯萎了，为什么呢？我对这个世界绝望了。我看穿了这个世界的冷酷无情，看穿了它的虚伪。我更害怕，更怕这样痛苦的活下去。
我害怕明亮。我怕那明明的光会照射出我的全部秘密啊！可我又害怕漆黑，那浓浓的黑会把我本够压抑的心再次压得薄如一张苍白的纸。是了；又到了黄昏，天暗了下来，月亮出来了，路灯也亮起来了。昏黄的灯在秋天的夜里似睡非睡地笼着一圈光，也笼住了我寂寞的心。
人，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可又是那么陌生，那么虚伪的动物！在一大群滔滔不绝的人群里，那一张张张翕不停的嘴里说出的莫名其妙的话，有几句是能跟他们的心思对上号的？所以，我对自己同类的恐惧，远比对这明光的剖析和黑夜的压抑来得更强烈！然而，我又何尝不是这样，我敢向别人道出我的真心话吗？
这也许就是我绝望的原因。
我想到了死。
“死”是一种很美的结局，尤其是一个女孩在很美的时候。因为，只有通过一瞬间的冰冻——死——才能使得美丽被永恒得留住。
这好比说，在月色皎洁风拂芭蕉的晚上，有一对好友在宽敞干净的小院里铺了张竹席，他们饮茶闲聊，聊得十分自在融洽。然后在最浓的兴致上时，一位朋友站起告辞，而另一位也不加挽留。我觉得，这样的一对友人真是聪睿明智。因为兴趣有浓必有淡，当谈兴已淡再起身告辞，那么清风明月的美好夜晚便无法成为最美丽最永恒的记忆。
而就我来说，若我是田野里的一株花，与其让我熬过一次又一次的枯萎，冰封，花开花落，我更愿意在我最美丽的春天中芬芳四溢的悄悄死去。
我无声的哭了。美丽的东西总是转瞬而逝的，美丽的生命总在夹缝中生存。生命是最坚强的——像在沙漠里的人，在没有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总在用尽全力去寻找水源，不放弃一丝生的希望；而生命又是及其脆弱的——很轻易的被自己打败，然后自己毁灭。像眼前的我，现在还正在考虑要不要在心还没来得及完全枯萎之前让它通过我的死亡永恒地美丽下去。
泪聚集在了脸上。我咬着牙别过脸，耸起肩头顶住脸颊，像使劲逼回那懦弱的泪——旁人会笑话我的。可是，猛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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