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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巨贾吕不韦-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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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巨贾吕不韦（1）
前言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对商业的重视是空前的，“商海弄潮儿”成了智慧、勇气、能力、成功和财富的象征，财经类的书籍成了畅销书，国内外成功商人的“商经”也被许多人奉为圭臬。这就不能不令人想到：古代的商人如何经商？他们留下了什么样的商经？对我们今天的经济活动有何借鉴作用？
然而不幸的是，中国过去是个重农轻商的国度，自古以来，经商便被视为“贱业”。古代的四大行业，所谓“士农工商，四民有业”（见《汉书·食货志》），商业是排在最后的。一提起商人，人们便会想到“无商不奸”、“为富不仁”之类，从对商业和商人的歧视这个侧面，也说明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极不发达。
然而，人类又确实离不开商业。商业，是人类社会自然发展的产物。早在传说中的炎黄时代，商业即已出现。《史记·三皇本纪》载：“炎帝神农氏……教人日中为市，交易而退。”《易·系辞下》也说：“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意思是日中时设立集市，招徕四方民众，聚集各种货物进行交易，交易完了，集市也就散了，人们各自得到所需要的物品。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用八个字作了总结：“工而成之，商而通之。”
《史记·货殖列传》是古代唯一一篇专门为商贾立传的作品，这在当时和之后近两千年的时间里，可谓惊世骇俗之作。虽然司马公的思想是先进的，但迫于世俗的压力，他特意将《货殖列传》放到了全书的最后，以示商人连算卦、看相的地位都不如（在《日者列传》、《龟策列传》之后）。即使这样，仍为一些“正人君子”所不容。如班彪、班固父子便认为司马迁为商贾立传是“轻仁义而羞贫穷”、“崇势利而羞贱贫”。
然而有趣的是，尽管古时的统治者都重农轻商，商贾在社会上的地位很低，商业却仍是致富最快、富有魅力的一个行业。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引用了一句当时的俗语：“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依市门。”这句商谚所总结的规律，可以说亘古不变，直到今天也没过时。
根深蒂固的专制制度导致了中国经济社会的长期停滞。在艰难的环境中，中国商人顽强地生存着，每朝每代偶尔也会出现几个富商巨贾。回顾一下他们的经商历程，总结一下他们的商业经验，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应当不无裨益。
譬如说起当前比较热门的风险投资，稍有历史知识的人便会想起两千多年前战国后期的经国巨贾吕不韦。
吕不韦工于心计，敢想敢做，“贩贱卖贵，家累千金”。他在赵国都城邯郸经商时，遇到了被派到赵国做人质的秦昭王的孙子异人，一见之下，吕不韦便萌生了“奇货可居”的念头。将异人当作商品来投资，以期在帮助异人登上秦国王位后收获“立主定国”所带来的“无数”倍的收益。
吕不韦当时并不知道，他的策划和行为毫无疑问地使他成了后世风险投资业的鼻祖。
以投机商业的手段投机政治，由经商而经国，吕不韦的气魄之大、信心之强，眼光之远、心计之深、创意之妙、谋划之秘、办法之多、预见之准、收益之丰……都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说他是古今中外第一风险投资商，当不为过。
吕不韦由经商而经国，给后人留下了许多值得品味、值得思索、值得借鉴、值得扬弃的东西。尤其是他在进行风险投资时的言行，实际上就是他给后人留下的宝贵“商经”。
如他所说的“奇货可居”一语，已经成为一句成语。了了四字，便道出了进行风险投资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作为商人的吕不韦将政治也当成了生意，他却有所不知，搞政治不同于经商。在专制时代，经商失败，顶多倾家荡产；而搞政治失败，则会家破人亡，甚至会株连九族。所以，最终，吕不韦还是赔了，赔了个家破人亡，赔了个干干净净。他经商成功后的辉煌和经国失败后的悲惨，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
本书着重介绍、分析吕不韦的商业思想和他由经商而经国之历程，其中也援引了一些古今中外富商巨贾的经商案列，作为对吕不韦商业思想的补充说明和引证。笔者希望通过对吕不韦留给后人的“商经”的分析，以及对吕不韦可悲结局的反思，能使读者得到一定的启迪。当然，笔者并非商界之人，限于学识，书中不当之处一定不少，尚祈读者不吝赐教。
李钟琴
2004年初春于淄博
第一章、贩贱卖贵家累千金
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
一
距今两千二百多年前，正值中国历史上的战国后期。
东周各诸侯经过数百年的互相攻伐，到此时，只剩下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最强大的诸侯国。
那是一个狼烟四起兵气连云的时代，那是一个杀人如麻白骨成山的时代，那是一个雄才辈出各领风骚的时代，那是一个逞才炫智风云变幻的时代，那是一个安危无时兴亡有日的时代……
七国之中秦最强大。
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奠定了国富兵强之基础，在与周边国家的争战中胜多负少，被六国称为“虎狼之秦”。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在那个酝酿“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中，浪淘尽无数风流人物……
苏秦逞其三寸不烂之舌游说六国“合纵”——动员六国联合起来共抗秦国；而他的同门师兄张仪担任秦国宰相后，则针对苏秦的“合纵”之术开展“连横”——为秦游说列国以破“合纵”。他们纵横捭阖，极尽诡谲之能事。
之后，跑到秦国担任相国的范睢提出“远交近攻”，采取对六国各个击破的战略，开辟了秦国最终统一天下的正确道路……
在那个崇尚利益的时代，也有仁人志士试图挽回世道人心。他们席不暇暖，食不甘味，风尘仆仆，四处游说，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如孟子在游说魏王不被重用之后，与弟子们著书立说，宣传“仁政”；庄子则崇尚自然，独善其身，主张“无为”；被称为先秦“最后的儒者”的荀子继承孟子的思想，倡导尊士养民，强调既重礼也重法；荀子的学生韩非子则主张实行法治、术治，提出“法、术、势”三者合一的君主统治术……
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外交家……一时多少豪杰！
乱世之中，赵国却出了一个奇商巨贾。他对当时政治的影响，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对后世的影响，并不比前面提到的纵横家苏秦张仪、儒家孟子荀子、道家庄子、法家韩非子逊色。
他就是吕不韦。
二
战国时期的赵国，疆域在今山西大部、河北西南部以及陕西东北角一带。
在中国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晋商曾经呼风唤雨、独树一帜。然而很少有人知道，其实早在先秦时期，这一带的商业就繁荣一时。晋商称雄，可谓源远流长。
晋文公之时，山西的榆次、安邑就是有名的商业集镇，对内使“工商食宫”，对外便“轻关易道通商”，涌现出了许多富商巨贾。
吕不韦其实并不是赵国人，是卫国人。《史记·吕不韦列传》载：“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说他是阳翟人。阳翟即今河南禹县。但《战国策》却说：“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濮阳即今河南濮阳。《汉书》的作者班固曾说司马迁写《史记》多采用《战国策》所载，未免以偏概全。在为吕不韦作传时，太史公偏不采用《战国策》的说法，特意点明吕不韦是阳翟人，可见必有所本。
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吕不韦来到了赵国都城邯郸经商。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赵国的经济发展环境应该是不错的。之所以如是说，有一个强有力的证据，即与吕不韦同时代，赵国出了许多富商大贾，如猗顿、郭纵、卓氏，都富可敌国。
史载“猗顿居犄氏，用盐盐起”。《孔丛子》说他“大蓄牛羊于猗氏之南，十年之间其息不可计，赞比王公，名驰天下”。他之所以名叫猗顿，极可能与他在猗氏经商有关。猗氏，在今山西临猗之南。现在的山西省临持县王寮村尚有猗顿之墓。 。。
经国巨贾吕不韦（2）
郭纵是赵国邯郸人，主要靠经营冶铁成为巨富。与郭纵一样，卓氏祖祖辈辈都是赵国人，秦国攻破赵国后，卓氏被迁到蜀地，居于临邛，即今四川邛崃。由于卓氏家族都颇有经济头脑，又有雄厚的资本，所以即使在举家迁蜀之后仍是当地巨富。至西汉时，出了个才子佳人相携私奔的桃色新闻：临邛富商卓王孙的女儿卓文君与穷小子司马相如私奔了！而卓王孙就是卓氏后代。
这里还特别需要说一说邯郸城。
邯郸是赵国的都城。在秦、赵、韩、魏、齐、燕六国之间，邯郸处于一个中心位置。高阳先生在小说《清官册》说邯郸“这个地方在战国末期，具有特殊的地位。苏秦佩六国相印、倡‘合纵’之说攻秦，秦以张仪为相，用‘连横’之策，与之对抗，鬼谷子门下的这一对师兄弟，各显神通，结果使得邯郸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葡萄牙的里斯本一样。成了各国间谍活动的中心”。“所以各国以秦为假想敌，有所联络协议，自然以在邯郸接触为最适当。而赵国西部今山西地区与秦接壤，所以不管是各国派间谍入秦，或者秦国派间谍渗透各国，亦都以邯郸为‘前进基地’，久而久之，邯郸便成了一个情报市场。”
在这样一个地方，又造就了个乱世奇商吕不韦，看来实在算不得什么稀奇事。
三
猗顿靠经营盐业、畜牧业致富，郭纵、卓氏靠经营冶铁业发家，这都有史可稽。而吕不韦靠经营什么而致巨富的呢？史家却语焉不详。
《史记》说他“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战国策》只是笼统地说他“贾于邯郸”，也未明说他做的是什么生意。
不过，《战国策》记载的吕不韦与其父亲的对话，泄露了天机。
吕不韦问其父：“珠玉之赢几倍？”
其父回答：“百倍。”
由此可以推测，吕不韦很可能做的是珠宝生意。
其实他具体做什么生意并不重要，一句“贩贱卖贵”，也就道出了商贾致富的要诀。
“贩贱卖贵”，通俗讲来，就是“买贱卖贵”。“贩”，照《词源》的解释，就是“贱买而贵卖”。用现在的话说，大概就是“投机倒把”。
说“贩贱卖贵”，人们可以接受。但“投机倒把”这个词，却令人谈之色变。因为这个词是与奸商联系到一起的。1949年以后，“投机倒把”便成了奸商的代名词。1970年2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反对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的指示》重申了五条：
1。除了国营商业、合作商业和有证商贩以外，任何单位和个人，一律不准从事商业活动。
2。集市管理必须加强，一切按照规定不许上市的商品，一律不准上市。
3。除了经过当地主管部门许可以外，任何单位，一律不准到集市和农村社队自行采购物品。不准以协作为名，以物易物。不准走“后门”。
4。一切地下工厂、地下商店、地下包工队、地下运输队、地下俱乐部，必须坚决取缔。
5。一切单位的经营管理和群众监督必须加强，建立与健全规章制度，严格财经纪律，堵塞漏洞。
可见，照人们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思想观念来看，吕不韦是个不折不扣的奸商、货真价实的投机倒把分子。
笔者又查了一下，１９８７年９月１６日国务院发布、至今仍在施行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规定以下行为构成属于投机倒把行为：
（一）倒卖国家禁止或者限制自由买卖的物资、物品的；
（二）从零售商店或者其他渠道套购紧俏商品，就地加价倒卖的；
（三）倒卖国家计划供应物资票证，倒卖发票、批件、许可证、执照、提货凭证、有价证券的；
（四）倒卖文物、金银（包括金银制品）、外汇的；&；nbsp；
（五）倒卖经济合同，利用经济合同或者其他手段骗买骗卖的；
（六）制造、推销冒牌商品、假商品、劣质商品，坑害消费者，或者掺杂使假、偷工减料情节严重的；
（七）印制、销售、传播非法出版物（包括录音录像制品），获得非法利润的；
（八）为投机倒把活动提供货源、支票、现金、银行帐户以及其他方便条件，或者代出证明、发票、代订合同的；
（九）利用报销凭证弄虚作假，进行不正当经营的；
（十）垄断货源、欺行霸市、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的；
（十一）其他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投机倒把行为。
可见，吕不韦即使生活在当代，也是个非法商贩。因为他起码违犯了第（二）款“从零售商店或者其他渠道套购紧俏商品，就地加价倒卖的”和第（四）款“倒卖文物、金银（包括金银制品）、外汇的”，以及第（十）款“垄断货源、欺行霸市、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的”。
尤其是第十一款，一句“其他扰乱社会主义经济秩序的投机倒把行为”就成了一个什么都可以往里放的大筐。
笔者注意到，几乎所有法规都有“其他”一项。实在找不到相关条例，就归到“其他”一条里吧！
可见某些法规的弹性强得很！
吕不韦“贩贱卖贵”，百分之百会“套购紧俏商品，就地加价倒卖”，而且他偏偏经营金银珠宝。在经营过程中，也难免会“垄断货源、欺行霸市、哄抬物价，扰乱市场”。否则，他怎么会“家累千金”？
四
而“贩贱卖贵”、“投机倒把”，就真的这样罪大恶极不容于世吗？我看未必。
所谓“投机”，就是善于找到机会，善于抓住机遇。作为商人，抓住商机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商人。“倒把”就是倒手。仅仅囤积货物是不行的，必须在适当的时机卖出去，才能获利。
“贩贱卖贵”、“投机倒把”，这是使商业活动活跃起来，使市场繁荣兴旺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也是商人赖以获利的重要途径，无可厚非。
商业，是人类社会自然发展的产物。在社会分工出现后必然产生贸易活动，人类在生产生活中需要商业。
早在传说中的炎黄时代，商业即已出现。《史记·三皇本纪》载：“炎帝神农氏······教人日中为市，交易而退。”《易·系辞下》也说：“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意思是日中时设立集市，招徕四方民众，聚集各种货物进行交易，交易完了，集市也就散了，人们各自得到所需要的物品。
到了战国后期，人们已经由以物易物的商业活动进化为以货币为等价物进行商业活动。大量文物证明，山西是我国使用货币最早的地区。1971年在山西保德林遮峪出土商代铜贝109枚，堪称中国铜铸币之滥觞；侯马晋国遗址曾一次出土铜贝1600多枚，属东周初期货币。由此亦可见赵国商品经济发达源头之远。
吕不韦在后来组织其门客撰写的《吕氏春秋》中有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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