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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代-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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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10万左右的伪军在为敌人卖命。
但中国现有的人力仍不够用，无论是勇气还是士气都相差甚远。中国无法与日本飞机、卡车、大炮和铁路线相比，也赶不上日本的技术和战略，无法阻止他们在战争中的狂轰乱炸。而其中最严重的——为此可能打败中国是是运输线路被阻断。
日本人已经放弃了占领重庆的念头。其目标是：1、西安──连接中国北部和重庆的主干；2、兰州──俄国向中国提供援助的关键地；3、把西南完全切断。
从1940年2月的局势来看，除非美国给予中国大量援助，或者日本内部发生巨变，但这似乎都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中国的军队可能会像瓦格纳的《尼伯龙根之歌》中的巨龙法弗纳那样——长久地吟唱着最后的悲歌，然后自刎而死。
战争三周年
重庆一座山顶上有一个小公园——去年5月这里发生了血腥的一幕，有200名中国人被炸死，因为他们自认为如果藏在树底下或躲在灌木丛里会安全地躲过空袭。这里还出现了一种新游戏，叫做“抓叛徒”。五个纸做的木偶头放在地上，每个代表着投靠日本的汉奸。几步之外，笑嘻嘻的中国人排队来一试身手，5分钱投一次，用松柏条做成的套圈扔向汉奸头。如果有谁把最大的汉奸汪精卫给投中了，就可以得到5圆的“国家复兴券”。
除了这一游戏以外，还有许多令中国人感到好笑的事情。与他们的欢笑不无联系的是，还有“国家复兴”这个名词。
其中一件事是，一支新成立的军队在福建沿海登陆，这是一支可怜兮兮的伪军，它的首领是集诗人、学者、绅士、政治家为一身，而单单不是战士的汪精卫。日军称，这支由5万中国人组成的军队拥护“新秩序”。而它的名字，大概只有日本人才能想得出来：和平与国家复兴军。
颇为严肃的国家复兴军终于从意向变成现实了，看起来好像是第一次日军有意要撤出。日本的南中国军队司令部发了一份极为重要的文件，宣称日军最近在南宁所取得的胜利在东亚地区是史无前例的；声明还称，汪精卫傀儡政府即将成立，中国的南部铁路线被切断，日本也不再想扩展所占领的区域。最后，它声称：“今后我们的军队是将对付中国的挑衅举动。”
这并不意味着和平。只有日本人被赶走或撤出，蒋介石才会和谈。但这的确给了精疲力竭的中国一点喘息机会。而且它还意味着，即使日军仍有能力打击中国，但是在东京发生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严重制约了日军的行动。
这些麻烦越来越明显了。连续三周来的批评（这种情况在近期的日本算相当罕见）在会议上爆发了。2月初，斋藤崇雄说国家对战争厌倦了。然后议员小口说，当前日本的短缺和困难，如果轻工业和一度繁忙的出口业，不因为战争而做出牺牲的话，是可以避免衰败的。牧野良三议员警告说，“现在民心不稳。”但是军事大臣畑俊六断然拒绝了公开军事开支的要求，而当争吵达到白热化时候，他很冷静地中断了会议议程记录。
2月下旬，汪精卫宣布他的政府于4月1日成立。汪精卫和他的日本支持者共同宣布在下半年“尽快组建”。
“它长300步，宽8步；如此宽敞，10个骑兵可以轻易地骑着马并排过桥。”这是1277年年轻的马可·波罗第一次看到卢沟桥时有感而写。这座依然挺立在那里的桥，660年后一个炎热夏夜发生的事件使它被载入了史册。
1940年7月7日是“卢沟桥事件”三周年。与此同时，西班牙、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芬兰、挪威、丹麦、苏格兰、波罗的海国家，甚至法国，要么投降，要么屈服于武力进攻。此期间，曾一度被认为是胆小懒散的中国人，拿起武器开始反抗，与所谓的三个最为顽强和不可捉摸的国家之一进行斗争。全世界，包括中国人自己在内，都为这一英雄事迹而震惊。
在日本进攻的第一年，攻势出奇地快，有点类似急行军的速度，从北京到天津，从北到南，一块块地失陷了。上海在顽强的抵抗之后也失陷了。中国军队在南京保卫战中，赶上了疯狂的日军上演历史上最为可怕的一幕，杀人、奸淫、放火、抢劫，部分日本人的报复行径造成了50万市民丧命。
在名义上占领了万平方英里土地后（其中居住着亿百姓），日本人信心十足地（因此也是半诚恳地）提出议和，中国拒绝了。日本人开始试图安抚占领区时，又被游击队员戏弄。此间，台儿庄战役使日军在众多的中国士兵打击下，遭到了近年以来最为惨重的失败。
第二年，日军的闪电攻势放慢了，几乎停滞了下来。其主要战绩有：占领汉口，它曾是南京失陷后政府的所在地，这之后就转移到了重庆；可怕的轰炸和紧接下来的广州失陷，把香港到内地的运输线路切断了；对沿海地区直至香港的投资；出于战略考虑对海南岛的占领；以及对重庆的狂轰滥炸——这不但没有摧毁中国人的士气，反而更加坚定了信心。
第三年，1939年的夏天，山西省爆发了一场中国军队令人振奋的胜利。日本人对自己的高要求产生了动摇，在长沙做出了挽回脸面的举动。可是他们反而挨了一记耳光，重庆方面称之为“最大的一次单场胜利”。绝望之中，日本人发起了一场出人意料的进攻，这一次他们胜利了，在南宁，他们切断从印度通往中国的弹药运输线路。对中国来说这是个不小的打击。而本月初宜昌的沦陷使日本多了一个有利的基地，可以对重庆施加更大的空中轰炸。但1939年至1940年日军所取得的最大胜利是由德国在波兰、挪威、法国等地所取得的。
希特勒的每一场胜利都直接影响到日本的胜利。每一次盟军受到重创，都会使法国、英国和荷兰对他们在远东地区利益无暇顾及，而他们都曾是中国的主要外援。日本人清楚地认识到，要是把这三个国家与中国切断联系，那么他们就肯定能够赢得中国战场。因为中国唯一的朋友兼战友苏联，要从西伯利亚横穿2000英里路程，路途极其难走。一次穿行就会使大多数的卡车受到致命损伤，而中国现已接收苏联的援助占整个外援的10％。
所以此前日本采取的对付法国和英国的战役，不仅仅对中国的第三年抗战至关重要，还可能起到决定性作用。
中国合唱：“救，救，救中国”
日本并不是与一个统一的中国作战，而是与一个不稳定的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联盟作战。没有共产党军队的帮助，蒋介石委员长不可能打败日本。但是蒋介石不愿意为他们的帮助付出太高昂的代价——不能打败日本人后让共产党控制中国的政府。所以蒋介石不得不采取一种灵活的政策，一方面给共产党有限的武器、金钱和活动自由，让他们继续对日作战，另一方面又不能让他们有足够的力量在中国的南部取得主导地位。1941年1月下旬，为了防止共产党南下，国民党与之发生了一次不愉快。
喜欢拍照的叶挺将军率领的新四军在扬子江中游流域对日作战中发展成为一支有实力的部队。与此同时，中国实际上自治的共产党政府一直向蒋介石施加压力，要求允许其精悍的八路军从贫瘠的西北省区向富饶的扬子江流域移动。蒋介石担心新四军和八路军成为其麾下两匹特洛伊木马，命令叶将军把部队向北开到扬子江流域以外。然而新四军却向南挺进，在江的南岸遭遇了蒋的中央军，中央军的士兵奉命向叶挺将军的部队开了火。
随后的9天时间里，中国人与中国人打起仗来。后来叶挺将军受伤被俘。蒋委员长将他送上了军事法庭，并解散了新四军。共产党驻蒋政府的代表周恩来愤怒地对此表示了抗议。远在延安的共产党对此表达了足够多的遗憾与愤怒。
重庆是一座山城，位于嘉陵江和扬子江的交界处。
寂静城市地下是世界上最大的防空洞（估计可容纳3万人），在暗淡的光线中等待轰炸过去后，几百名中国人死亡了——他们不是死于轰炸，而是死于窒息，在狂乱之中，人们疯狂地相互撕扯，想挤出去呼吸新鲜空气。
重庆是世界上唯一一座有大量防空洞的城市。它的防空洞体系被认为绝对安全，可以保护它的40万市民，市政府修建防空洞时曾经赢得人们无容置疑的信任。
当时中华民国没有国歌，然而中国人倒是选择了一支西方舞曲的调子——《雅克兄弟》，并将它重新填词，唱出了“打倒军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压迫”等内容。这是千百年来的第一次，中国的广大民众同声高歌。他们所唱的慷慨激昂的爱国歌曲与西方的同类合唱很相似。孙逸仙博士在1911年建立了中华民国，激发起爱国热情，但没有产生大众音乐。
把中国人组织起来合唱的人现在正在美国，他是一位瘦脸的基督教青年会会员，名字叫刘良模。他目前在宾西法尼亚大学和克罗泽神学院学习。他曾在上海大学当篮球队的拉拉队队长，那段经历使他确信群众合唱有鼓舞士气的作用。1935年，时任基督教青年会秘书的刘先生组织了一个由60名穷人组成的合唱团，教他们唱《救，救，救中国》，曲调来自另一首舞曲《划，划，划你的船》。基督教青年会派刘先生走遍中国，最后中国政府采纳了他的计划。“让我最激动的时刻是，”他说，“指挥1万名士兵合唱爱国歌曲。”
今天，中国人唱歌不仅仅是为了娱乐，还有许多目的——为了扫盲、为了改善卫生。士兵们学唱操练口令和军队条例，学会唱了，他们再去认识那些字。其他广为传唱的歌曲有《你必须帮助士兵》、《苍蝇传播细菌》等等。
西方的节奏和旋律如今好像不再令中国人吃惊了。他们最喜欢唱的一支歌是《义勇军进行曲》，它的节奏短促，曲调充满活力。不久前，一群已经飘泊了上万里路的逃难儿童为蒋介石夫人演唱了这首歌曲：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我们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前进！前进！进！
中国需要盟国帮助
华盛顿特区马萨诸塞大街2374号是一栋不起眼的砖房，里面有大量有用的军事信息，但是美国军人对此鲜有耳闻。屋内四壁挂着军用地图，详细标示日军在中国和整个东南亚的部署。屋里椅子上坐着的几个人，他们脑子里塞满了有关日本陆军的信息：日军怎样行动、怎样作战等等。
这里的人了解许许多多有用的信息，但是美国陆军并未从中受益，原因很简单，他们到这里的6个星期以来，没有一位美国陆军高级军官主动挂个电话，或者来敲敲他们的房门。
这栋房子里住的是中国军事代表团，蒋介石委员长派他们来帮助美国计划和组织在远东的战役。代表团团长是思维敏捷、久经沙场的熊式辉将军，成员之一是蒋委员长的外甥陈彼得。他们中有些人会讲日语，也和日本人打过仗。大多数在过去的5年里都和日本人成为战场上的老相识了。
他们于4月13日到达后已递交了介绍信函，给有关当局送去了名片，并租下房子。美方毫无反应。两星期后，熊将军向报界发表了一份声明，他非常明确地指出盟国也许赢不了战争，“除非对所有的战区有一个统一的战略。”没有人理睬。
是时候了。美国陆军不能无视中国的危局。日本人已经发起一轮新的攻势要摧毁中国。比起过去5年里的其他攻势，这一次日本人成功的机会要大得多——不仅因为缅甸的陷落，还因为自1941年12月7日以来远东的所有灾难。
日本人开始惴惴不安，担心盟国会把中国作为基地，对日本以及台湾、海南、印度###和其他日本前沿基地进行大规模轰炸。特别是山东半岛，它像一只愤怒的拳头举向日本，还有浙江省的大部分沿海地区，从那里四马达飞机可以到达日本本土的大半地区。
山东1938年年中就被日本占领，浙江则是另一回事。浙江从未被征服。这里是蒋委员长的家乡，也一直是冲破日军封锁，进行高度有组织的偷运贸易的中心。
日本人于1941年5月下旬投入了6个能征善战的机械化师，以及至少200架飞机。兵分几路向铁路和货运集散中心金华开进。陆军挺进的同时，42艘日本运输船偷偷驶向福州附近岛屿林立、海盗盛行的海岸。日本人在那里占据滩头，然后向西北进攻，与从南昌向南来的日军汇合——在浙江守军背后形成夹钳之势。
与此同时，为组织盟国的飞机给中国军队的补给，日本人又多派了六个师，辅以500架飞机（用于对付棘手的飞虎队残部），大举进犯中国最西南端的云南省。
如果日本能够最终完全占有中国的主干线铁路——特别是从汉口到广东的南北干线，那么日本将拥有到达除岛屿外的所有占领地陆上供给线，以及一条从新加坡到东印度的海上捷径。
如果日本控制了中国的陆上交通线，那么长期以来被认可的美国海军对日战略——切断日本到中国海的海上交通线就再没有任何意义了。那么麦克阿瑟将军在澳大利亚部署的跳跃海岛、切断海道的战略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
作为夺取中国内陆交通线的第一仗，日本人已经对长沙发起了进攻，他们过去曾三次进攻长沙未果。但是这一次，他们在汉口和汉口以北集结了大约8个师的兵力和至少100架飞机以供进攻长沙。对浙江的进攻也同样出于占领交通线的目的：和所有日本在华进攻一样，进攻浙江也是沿着最大的铁路（这里是浙赣线）和与铁路并行的最好的公路。
日本这次多路进犯是战事近5年来对中国最严峻的威胁。如果日本人达到了它的目的，他们不会就此打住。他们可能会趁热打铁，了结“中国事件”。
1942年5月以来，日本人一直在往两处集结大军。一处是中国中部的汉口，另一处是印度###的西贡。后者可能用于对付印度和澳大利亚。但是如果日本目前的进攻得力，两处兵力都可能用来打垮中国——南方兵力从南向重庆开进；中部兵力通过西安插入，把中国北部和中部割开，切断蒋与其苏联朋友的联系。两边同时夹击，将构成对重庆的巨大的钳形运动。
在陷入战火的浙江特别流传着一个说法，说蒋是一只大海兽的化身，这只海兽过去住在奉化附近的水中，在沙石上晒太阳。他们说蒋出战时若是雨天，他就打胜仗；若是晴天，他就打败仗。
这则迷信中包含了对现实的成熟思考。如果蒋在雨天出击，敌人不能动用飞机。既然蒋几乎没有飞机，除了陈纳德准将出色的飞虎队在缅甸驾驶的那几架飞机，而敌人用不用飞机就不一样了。
蒋没有真正的空军，因为美国和英国没有送给他。华盛顿和伦敦乐于相信既然蒋没有飞机也从1937年抵抗日军到现在，他可以一直这样做下去。既然如此，空军可以飞往俄国、英国、中东、澳大利亚，飞往除中国外的任何地方。
但是如果说中国头5年的战斗是艰苦的，现在面临的是最艰苦的时刻。现在日本可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自由地集中兵力，它的侧翼已经没有了重要的威胁。菲律宾打掉了，新加坡也完了，香港也完了，印度###已握在手里，澳大利亚的麦克阿瑟还远远没有准备好，西伯利亚的苏联人不想惹事。
中国政府发言人对《纽约时报》记者哈里森·福曼说，中国有三个需要：“一是轰炸和驱逐机；二是轰炸和驱逐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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