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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代-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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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9月，当中国军事形势处于5年来最严峻的时刻，史迪威回到了重庆，会见他的上司蒋委员长。与他同行的是另外一名美国军人、白宫高级外交事务代表赫尔利少将。赫尔利此行是要与蒋委员长会晤并为亚洲司令部寻求一套新的解决方案。他对会谈充满了希望。
正处于微妙的外交形势中，意外的事情发生了。蒋委员长收到了一份类似最后通牒的报告，要求他同意授予史迪威将军全权指挥中国军队。对于一个经历了7年战火的国家元首，无论有什么样的正当理由，这样的要求都是不可接受的。
蒋介石与史迪威现在只有分道扬镳，这个结局是无法避免的。
同样在中国，还有一位民族英雄，他就是深得蒋委员长信赖的陈纳德少将。他率领着一支规模小但战斗力很强的空军部队。另外还有数千名的美国技术人员工作在中国。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将继续下去，但会有所改变。上周，中国的记者没有对这种改变做出报道。周末，美联社收到这样一条消息：
“重庆，10月29日。史迪威将军已正式离开蒋介石。”
“编辑：美国新闻检查删去388字，中国新闻检查删去104字，只留下上面一句话。”
史迪威将军卸任后，中缅印战区分解了。中国战区由具有学者风范、现年48岁的魏德迈少将负责。魏德迈自1943年10月以来，一直担任蒙巴顿海军上将的副参谋长。他是一名西点军校毕业生，在德国军事学院学习两年（1936…1938年），担任过马歇尔将军的作战参谋。他将担任蒋委员长的新任参谋长。
史迪威的新职务没有宣布。陆军部说：“他将担任一个新的重要职务，但目前保密。”
弗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宣布驻中国的大使克拉伦斯·高斯辞职与召回史迪威没有任何关系。
在重庆，蒋介石的连襟、外交部长宋子文发表了一份书面声明：“召回史迪威将军纯系个人性格问题……”
延安整风，重庆重组
《解放日报》上的一组题为《野百合花》的四篇文章披露了延安的一些新特征。文章作者叫王实味，是一位具有16年党龄的中###员，延安中央研究院的学者。最近流传到国外的这四篇文章是为共产党的一场自我批评——整风运动而写的，这场整风运动由中国共产党政府的领袖毛泽东发起。
作者在解题时说，写这组文章的主旨之一，是因为野百合花“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样香甜可口，却有更大的药用价值”，其用意是善意地对革命阵营内部种种不良的现象予以批评。
这些文章发表后不久，王实味即被赶出抗日作协，罪名是动摇党的领导。
在共同抗日的第一年（1937…1938年），延安与重庆不安地实现了停火和平。但是在过去6年里，华北实际上爆发了一场没有公开的内战。在内战中，共产党取得了显著的胜利。这不仅因为共产党的积极政策，也由于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中没有把全部力量用来对付共产党。共产党现在领导着8；000万人口，包括河北、山东、江苏、安徽和浙江等地。他们赶走日寇和国民党的军队和政府后，进入这些地区。
重庆的军事情报称已经获得了许多中共高层发给其军事和政治工作人员的指令。其中一条指令是延安准备获取对由重庆政府控制的江苏北部的政权。
正如史迪威将军及其他人报怨的那样，蒋介石确实调动军队对延安实施了封锁。但实施封锁总比公开打内战要好。延安也是作战前线，如果蒋介石放松封锁，或许整个中国最终落入民主力量手中。
蒋委员长开始采取措施加强政府。
军政部长由年轻（44岁）且工作一丝不苟的陈诚将军担任。他是中国号称最有才干、最忠诚的军人之一。就是这位陈将军，去年击退了日军对重庆的第一次进攻。同样是他，帮助组建了目前正在缅甸北部作战的中国远征军。
陈诚作为蒋委员长的得力干将，多次参加过清剿军阀和共产党的战役。然而，在所有国民党将领中，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对共产党心存感激的。作为一个对民主政治信念坚信不移的现实主义者，他与周恩来很投缘。周恩来是延安派出的中共代表，于上周返回重庆。
财政部长由温和能干的俞鸿钧担任。他现年48岁，以前担任过上海市市长和重庆政府的财政部副部长。他为自己取了个英文名字，以表达对美国的认同。
陈诚将军接替的是何应钦将军的职务。何应钦现年55岁，1930年以来一直担任此职。俞鸿钧接替的是孔祥熙的职务。孔祥熙现年63岁，是蒋委员长的连襟，目前正在美国。何应钦和孔祥熙曾经支撑着中国度过了最艰难的战争岁月。现在，驾驶中国这条船渡过激流险滩的重任就落在了两位继任者的身上。但是，孔祥熙仍然担任行政院的副院长，而何应钦则保留了陆军参谋长的职位。
蒋委员长对其他6个政府部门也进行了调整：朱家骅接替国民党要人陈立夫，担任###长。陈立夫改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王世杰博士接替梁寒操担任宣传部长。梁寒操改任海外部部长。行政院秘书长张厉生接替周钟岳，担任内政部长。周钟岳改任考试院副院长。
只有幻想主义者和政治婴儿，才会指望蒋委员长的政府改组能够立刻改变中国人所面对战争的进程，并消除重庆政府和蒋介石本人所遭受批评的根源。但就在连他的朋友都对改组的作用发生怀疑的时候，蒋介石表现出了新的决心。
像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一贯表现的那样，中国始终在努力自救。但仅凭政府重组是赶不走日寇的。中国最需要的是盟国的援助——枪炮、坦克和飞机。
几乎与政府改组同时，蒋委员长对中国的战时生产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新成立了一个由翁文灏领导的中美联合生产委员会，负责协调所有与战时生产有关的单位。美国派来了由以前的战时生产大王唐纳德·纳尔逊率领的经济代表团，给翁文灏提供帮助。
美国专家的精力主要集中在使中国的高炉生产出更多的钢铁。中国无法生产的合金钢材及其他关键材料仍然通过喜马拉雅山的“驼峰” 航线空运过来。美国也将增加液体燃料生产，以备美国卡车重新驶上滇缅公路之需。
改革的冲击波落在了翁文灏的肩上。他面临着许多困难：（1）寻求交通工具，把原材料运往工厂，把成品运往前线；（2）防止通货膨胀对战时生产的影响。
一个美国人眼中的国共相争
1944年10月，蒙大拿州的国会众议员迈克尔·曼斯菲尔德突然收到一份白宫召见的请柬。罗斯福总统对他说：“迈克，我要你代表我出使一次中国。”
23年前，迈克尔作为一名海军陆战队员在北京和天津服役过两年时间。从那以后，他再没到过中国。但作为蒙大拿州立大学远东历史教授和众议院外事委员会成员，他一直是中国的坚定的朋友。他带着一长串准备好的官方问题，踏上总统赋予的奔赴中国的使命。
1945年1月，迈克尔·曼斯菲尔德返回华盛顿，交给国会一份长达7；000字的报告，陈述他中国之行的所见所闻。他写道：“中国的情况的确很糟糕。……中国士兵死于营养不良……中国的房屋，房顶漏水，地基不稳，能否修复是个问题。”
当迈克尔·曼斯菲尔德离开中国时，他认为中国的最大问题是援助的物资运输问题。他此行实地调查后改变了看法。他沿着未完工的雷多—缅甸公路视察，一路上看下来，了解到通过“驼峰航线”每月空运量（1945年11月份）可达34；929吨；公路即将完工，等公路完工后，运输量可大幅度增加。在重庆和其他地方，他与美军将领和中国领导人会谈。随着他的所见所闻的丰富，他越发感到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是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分裂。延安中共领导着9；000万人口。曼斯菲尔德说：
“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是国内的国共两党分裂问题。国民党越来越不得民心，普通民众怕国民党兵，怕国民党的收税官。农民造反、省级政府官员的批评、学生抵制被征兵抓壮丁，这些都是有力的证据。……蒋总司令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共产党，他认为共产党过于强大，如果不加以限制，总有一天可能取代国民党……”
“共产党自行制定法律，自行收税，自行发行贷币。共产党与其说是革命者，不如说是农业改革者。但他们的组织纪律严明。他们用榆树树干制造小型火炮。武器装备他们依靠缴获的日军武器。如果没有枪，就用长矛和棍棒。苏联人没有给中共任何援助。”
“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军队本来可用于抗击日军的入侵，却忙于内战。我感到共产党和国民党现在更关心的不是抗日作战，而都是保存各自的实力。双方各自关心自己的地位，因为他们相信美国人能确保战争的胜利。”
曼斯菲尔德认为，蒋总司令新近改组的政府有希望完成目前急需的改革。陆军部长陈诚似乎有决心提高目前这支装备落后、给养不足和指挥不力的军队的战斗力。国民党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似乎有机会制止高速的通货膨胀和奸商的投机倒把和囤积居奇。但曼斯菲尔德问：“蒋介石究竟做了多少？他是否打算改革？他有多少时间？”
至于谈到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曼斯菲尔德认为，统一问题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他公开了蒋介石最近向共产党的三个许诺：（1）承认中共的合法政党地位。（2）在平等的基础上向中###队提供武器装备。（3）参与组建新政府。
中共方面拒绝了蒋介石的这些好处。理由是：共产党只能得到政府中微不足道的席位；共产党的军队可能会被消灭。
美国驻中国大使赫尔利仍在努力促成国共合作。同时，曼斯菲尔德报告中说：“蒋介石说美国人要求国民党政府作出全部让步，为什么我们美国不努力让延安中共方面也作出一些让步？”
在曼斯菲尔德看来，蒋介石提出的由美国施加压力让中共方面作出让步的建议是很有道理的。但他认为继续支持蒋介石则更有意义。他说：
“蒋介石是唯一能实现中国统一和独立的人。考虑到中国复杂的国情，他的错误是可以理解的……他犯的错误，与联合国其他国家领导人相比，都是不足为怪的。我们对蒋介石已作出承诺，我们将尽全力支持他。”
蒋介石的参谋长魏德迈将军
南宁失守。在华南，中国军队夺回了日本人在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地区的铁路生命线（现在终于把它看作是撤退时的生命线）。在华北和东北，中国军队对同一条战略铁路大动脉实施攻击。日军在一年前占领这条铁路大动脉，险些使中国遭灭顶之灾。在华中地区，第三支中国军队把日本军队从福州港驱逐出去，然后向西和向北推进，为美国军队准备一片可能的登陆区域。
中国军队能否守住已取得的胜利，目前还难下结论。但对中国来说，经过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1945年5月下旬的战斗捷报敲响了战争胜利的锣鼓。
获得新生的中国军队（美国训练、提供物资和支持）的背后是美国陆军中将艾尔伯特·C·魏德迈，他是驻华美国军队总司令、蒋总司令的参谋长。他48岁，是最年轻的美军战区一级的指挥官。
华盛顿给魏德迈中将的任务很简单：帮助中国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他在重庆处于中国人的不信任、美国人的仇视、战争厌倦、面临重大灾难等的旋涡之中。要应付这样的局面，需要两种罕见的能力：一是高水平的军事才能，二是联合作战的天才。
作为参谋长，魏德迈将军不知疲倦地研究中国军队的现状：屡屡失败、疲惫不堪、给养不足、武器装备落后、兵员组织不佳。这支有300个师编制的军队必须现代化。支持这支军队的是遭封锁而衰败的经济，年产钢铁仅1万吨，交通运输系统中没有一条像样的铁路，只有5；000辆过时的卡车。战线长约1500英里。武器装备是“万国牌”的大杂绘。但不可争议的事实是，这样的一支军队能生存下来，并且仍在坚持战斗。
魏德迈开始对国民党军队动大手术。他指出中国工业基础如此落后，养300个师的一支庞大军队不可思议。美国军队只有100个师。中国的陆军部长陈诚将军也明白这一点。在7个月内，在目前的中国军队中将诞生一支精锐部队。
魏德迈领导下的数千美军成为这支新型中国军队的神经系统。美国唯一在中国作战的部队是陈纳德将军领导的第14飞行队。他们的协调作用是关键因素。美国陆军的地面部队，由瓜达尔卡纳尔岛作战的老兵，罗伯特·麦克卢尔将军指挥，组成一个联络部队，像脊梁骨那样把精选出来的中国部队联系起来。
建立新的后勤供应系统。美国和中国共同决定通过“驼峰”运输线运送的物资种类，共同决定中国的军火工业应生产的物资品种。在美国和战时生产专家的指导下，中国的军火工业取得了不小的进步。适合的军用物资谨慎地运往前线军队。中国军队第一次得到了充足的给养，得到了现金的津贴，并有了稳定的武器弹药供应。
在中国方面，蒋总司令改进了军队的指挥系统，铲除了军队在当地征兵时所带来的帮派弊端。现在蒋总司令与魏德迈共同制定基本战略，并把他的命令直接传达给前线指挥官。魏德迈则通过麦克卢尔将军和他指挥的联络系统监督贯彻落实。但在作战中，中国军官全权指挥负责。结果是，美国军官训练中国步兵与炮兵，并与他们并肩作战。美国人建立起通信兵和参谋学校来教授美国的技术。这些学校是史迪威将军在中国时建立的，魏德迈来到时已经建好。但魏德迈把这些学校组成有机的整体。中国和美国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在战场上，在作为战争指挥的中心的司令部里，都经受了从未有过的考验，并得到了证实。
对中国的盟国来说，中国的胜利表明，中国潜在的军事力量的先头部队正缓慢而坚定地向遥远的东京挺进。政治上来说，中国的胜利预示中国将成为远东强国，她的政治命运将证明就是亚洲和世界民主的政治命运。
魏德迈将军的命令并没有赋予他干涉中国内政外交的特权。但中国未来胜利的组织者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中国未来的设计师。中国内政和外交方面的问题也必然会影响未来胜利的组织者。
这些问题是两方面的：（1）国内政治尚未统一（中国共产党问题）和改革问题（重庆政府）；（2）中国与苏联的关系。这两个问题因错综复杂的、表面的和深层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而相互关联。
1945年5月，魏德迈的改革问题又有了新进展。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第6届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再次选举蒋介石为总裁。会议通过了决议实施更广泛的社会改革，并通过蒋总裁关于在11月召开宪法讨论会以及限制国民党在政府中的影响的建议。
中国：在旋涡和阴影中受降（1）
蒋介石穿一身简单的卡其布军装，不戴勋章，安祥地、挺直地坐在扩音器前。他看了看白色台布上的花瓶中的红花，对“中国人民和军队”缓慢地朗读他的抗战胜利讲话。
蒋说：“……经过漫长的八年黑暗与绝望的抗战，我们的信心与正义终于取得回报……我们取得了胜利。然而我们在胜利之后不是要追求轻松与骄傲。……要想取得和平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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