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时代-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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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正在致力于同全世界展开愉快合作的努力。这种努力几乎是史无前例的。他们的领导人每天都在解决冲突的方案方面取得进展……冲突的背景十分复杂，其过程也很惨烈，持续了二十多年……他们在结束敌意方面正在取得成功……”
乔治·马歇尔更加谨慎地继续说，“如果我们要拥有和平，如果世界要和平，那么就必须要知道为什么中国当前的努力一定要成功。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国家行动的方式。如果中国对此置之不理，或如果有人千方百计阻挠其实现渴望已久的和平，那么努力将面临失败……今后几个月，对于中国人民和……世界和平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
最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帮助中国各###的派别，准确地将基本协定变成具体的合作，马歇尔直截了当地从具体的方面入手：中国内战各方必须停火，并计划为内战各方的武装装上保险。
为了进行民主实验，这位特使在重庆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建在嘉陵江和长江的交汇处上方的一个西式别墅中，别墅门前的石头上刻着“幸福花园”四个汉字。
开始时，这位特使听得多，说得少。他直言不讳、坦率正直，一直彬彬有礼。不久，他的客人们都把他称为“老教授”，中国人对别人的一种尊称。
一次，在会见一个民主联盟代表团时（其中包括几位著名的学者），马歇尔要求他们就民主问题提出建议，一名代表反问道：“什么是民主？”
马歇尔特使没有犹豫。他说，“同一帮专家进行理论探讨是一种冒险，他们要我给民主下一个定义。我说在当今的世界上，关于民主的定义五花八门……俄国人有一种，英国人还有一种，我们也有自己的定义……我可以对你们讲的只是许多美国人对于民主的看法。我们认为它是一种体系，赋予我们与生俱来的权力，在自己的事务中拥有发言权，言论自由的权力，和平###的权力，独立地，不受干预地处理我们自己事务的权力，除非干预了他人的权力……”
关于军事停火的会议作为试验开始了，这位特使坐在了会议主席和调停者的位置上。在他的左边是周恩来，右边是张群（四川成都人，为国民党###之一，张与蒋介石私交甚深，颇得蒋的信赖）。在军事重组会议期间，这个机构出现了一个变化。马歇尔仅仅作为顾问而坐在那里。周恩来为共产党一方说话；张治中将军曾任蒋介石大元帅的副官，则为政府行事。　　
　　　　　　　　　　　　　　　　　　
　马歇尔的使命（2）
　特使并没有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喜欢提出问题，然后让各方阐述其观点，同时，他还经常将讨论引导到具体的事件，起草书面建议上。在最恰当的心理关口，他会加些民主的催化剂。
中国认识到了马歇尔的诚意。在他自己的国家和在巨大军事冒险面前，为了民主而作出了相类似的牺牲，他没有犹豫。珍珠港事件之后不久，他所在的参谋部提出了更加严厉的新闻控制。马歇尔对他们说：“此时，我们在这里工作，我们民族的命运就取决于我们的判断和我们的能力。我们有资格，我们有能力完成我们的职责。但是我们怎样才能保证？”他补充说，“我认为，媒界是我们最好的监督官之一。”
马歇尔抵达重庆之后的第19天，国民政府与共产党签订了一项停火协议。6个星期之后，他们又签署了一项削减和合并军队的正式协定（18个月内，由300个师减至60个师）。他促使各方联合在北平成立了军调处，由国民政府－共产党－美国派出实地监督小组，加强对停火实施的监督。
实地小组是马歇尔试验的一个关键的成分。他们不久便发现这项任务十分艰难：地方指挥官之间仍然不断发生小规模的冲突；干扰通信，使整个计划处于危险之中。3月1日，马歇尔特使由周恩来和张治中将军陪同，离开“幸福花园”，在恶劣的天气里，飞往3500英里之外的华北地区。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他访问了10个城镇，周旋于接连不断的视察、接待以及15道菜的宴会之间，听到手持旗子作为欢迎者对他的吹捧。
中国需要美国的信用贷款，数目庞大。它希望从世界银行得到15亿美元的长期项目贷款。除了金融帮助，它需要美国所拥有的大量剩余财产（特别是轮船、卡车、机车等）。马歇尔特使于是请求给予中国特别优先权。
美国陆军和海军人员帮助中国训练其新组建的军队，但中国还需要更多的美国技术援助，以便在机械化的时代向其人民普及技术知识。
向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提出请求之后，马歇尔特使计划重返中国。在乔治·马歇尔的眼中，中国、美国和全世界几乎如同100年前，他的远房堂亲汉弗莱·马歇尔所说的那样。汉弗莱在1853年至1854年曾任美国驻天朝（译注：封建时代外国对中国另一种称谓）的特派员。汉弗莱写道：“无论何时，俄国人或英国人的贪婪或野心都将会诱使他们去获取大量的不义之财，亚洲的命运将由他们决定。中国与美国的未来关系将长期地被认为是十分密切，除非‘现在’美国采取断然措施，以避免出现事与愿违的结果。依我看，美国的最高利益在于‘维持’中国……这将好于眼看着中国成为一个无政府的场所，而最终成为欧洲野心的牺牲品。”　
　　　　　　　　　　　　　　　　　　
　脆弱的和谈
　根据中国的历法，狗年很快就要过去，猪年就要开始。在中国各地，人们都以最高兴的心情庆祝这一年。新年是按古老的传统来庆祝的，孩子们收集各种怪样的石头，认为这些石头代表坏运气，他们把石头扔在厨房的灶里的驱除邪气。
在重庆和全国各地，庆祝新年有双重理由。在这个山城首都，全国的主要政治组织刚刚开完历史性的会议。
“从现在开始……”1946年1月31日下午6点半（根据西方的推算），经过3星期的有失有得的协商，全体政协委员聚集在一起开最后一次会议。晚上8点，38位代表一致通过成立联合政府的计划。一部民主宪法将递交在5月召开的有广泛基础的国民大会。
在联合政府中，国民党仍然是强有力的多数派，但它已经不是在政治上唯一负责的政党。在这个历史上关键时刻，蒋委员长的讲话具有深远的影响。他在政协闭幕会上致词说：
“从现在起，社会上各个党派的领袖都将参加政府，共同肩负着建造中国未来的责任。从现在起，繁重的任务不光是单单落在国民党的身上更不是单单落我个人身上……从现在起，不管我在职或不在职，我一定作为一个公民，忠实地、坚决地执行这次政协会上所作的各项决定，真诚地为国家走向统一与民主而奋斗。”
《时代》记者威廉·格雷电，“中国的春天显示出中国内战问题时好时坏的现象。现在局势严重地恶化了。国共双方都想在马歇尔将军来华前尽快加强自己的地位。”格雷的电报说，“尽管马歇尔作了巨大的努力，中国还没有出现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国共双方达成妥协的迹象。共产党明确认为妥协即使有时是有利的，也意味着失去所得或丧失机会。今年春天他们的机会是建立在政府方面的饥饿、通货膨胀和困难上。”
但是现在和平还没有到来，中共在重庆的谈判代表周恩来宣称，在俄国人撤出时要全力斗争以求控制满州。在开原，双方的激烈冲突稀奇古怪到了极点。国民党新一军突破了共产党设在铁路以北的封锁线。当国共美三方组成的军调小组抵达时，新一军军长立刻把共方的谈判代表关押起来。
根据延安的报道，共产党把政府军的尸体用棺材装好送到政府军战线以“表示诚心诚意的和平与统一的愿望。”
在势不两立的国共两党之间，独立的、温和的《大公报》呼吁：“遍地饿殍，灾民吃草根树皮……部队欺压老百姓，喝他们的血……地方官员使老百姓生活困难。这些都使我们痛心疾首。认为：中国必须和平，否则就无法生存。如果野心家执意冒险，我们就会死亡……”
中央政府花了7个月的时间准备审判中国第一号战犯，但是只用了6小时开庭，一个星期后判定有罪。在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的百年老房子里，南京汪精卫傀儡政权的最后一任主席、受过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的陈公博被宣判为：汉奸，死刑。
衣着蓝袍，温文尔雅的陈曾是个革命者，担任过国民党政府的工商部长。他听到判决后仍然不失风度，有礼貌的鞠躬，对庭长说：“不论阁下对我如何判决，我都不会上诉。”
政府控诉陈的罪行主要是：迫害爱国人士、和日本签订秘密条约、在教科书中进行亲日宣传。在他的6万字辩护书中否认这一切——包括任何自私自利的动机。他说，“我没有私人房产了，银行中没有存款。如果我说我没有个人财产，人们不会相信。如果我承认我有，我就不会相信自己。”
陈的名字和他一生经历形成讽刺的对比。他的名字公博，意思是“显示公众与伟大”。在他没有当汉奸以前，他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高级官员，可是由于汪精卫死了，俄国人又把满州国的傀儡皇帝溥仪抓走，他就成为一个大汉奸了。
即使在审判陈公博时，他也没有审讯比他更坏、更有吸引力的另一个汉奸引人注目。这个人就是狡猾、肥胖、患糖尿病、脾气暴燥的汪精卫###陈璧君。她是汪精卫最亲近的政治顾问。汪精卫怕老婆，她生的已长大的四个儿子也怕她，其中三个儿子已被捕入狱了。陈璧君毫不悔悟，她给儿子写信说她还做好死的准备，而且希望早死。　
　　　　　　　　　　　　　　　　　　
　苏联红军撤走
　红军进入长春8个月后，现在准备撤走了。大约2000名空运来的政府军，加上5000名当地的辅助部队进入了这个城市。围城的共产党军队有6万到7万人。从南方开来的解围部队是国民党的精锐新一军。在115英里以外的开原火车站，政府的正规军突破了共产党的防线。这是国共双方为了争夺满州的控制权的第一次凶猛的战斗。
由于国共双方都同意把不稳定的停战扩大到满州，所以开原之战似乎是不祥之兆。重庆方面报道说，由于双方存在着“基本方面”的分歧，影响了国共加美方组成的军调小组及时前往出事地区。当美国的军调组军官到达沈阳时，见到的是乱七八糟的景像。
在现在仍然叫作“斯大林路”的拥挤的大街上，一个被俄国人抢劫过的商人说，他要等“美国领事要他重新开业”时他才重新开业。当告诉他美国领事没有这种权力时，他眨眨眼，表示理解，但是坚持说，“那么由美国领事告诉中国官员，由中国官员告诉我们重新开业好了。”有20个苏联商人被红军扔下不管。他们抱怨说，因为苏联政府不批准飞机在沈阳降落把他们接走。
满州最重要的工业企业是日本人建设的抚顺联合企业，它是以世界最大的露天煤矿为基础建设起来的铝、页岩油、钢铁等工厂和发电厂的联合企业。俄国人把重型机械尽量运走，使得煤产量从日产1万吨降低到日产1千吨。上个月苏军撤走，留下20来个苏联矿业与铁路官员，让他们和中国人协作，共同经管这个联合企业。
以战争期间在四川工作的煤矿专家严恩棫为首的22位中国工程师在抚顺下了火车。他说“我没有必要去见俄国人。如果他们来看我，我可以见他们。在我所受的指示中没有与俄国人合作一条。”
严解释说，去年八月宋子文院长在和斯大林进行谈判时，要求抚顺联合企业不在合管之列，斯大林同意了。问起对于俄国人仍然住在大和旅馆并在联合企业的主要办公室工作的问题准备怎样对待他们时，严说，“不理他们。抚顺市长应宁楼（音）已经训令22000日本工人不得接受俄国人的命令，只能听我方的命令。今后俄国人可以坐在办公室里喝茶，可是不能发号施令。”
严的挑战马上反映到俄国在联合企业中的代理总监尤里·米哈伊洛维奇·基祖克维奇（音）和他的助手能通各种语言的乔治·钦德（音）那里。钦德反击道，“我们在这里不光得到了俄中两国政府的同意与批准，而且这是两国政府的命令。我还得到通知说，两国组成的联合委员会正在哈尔滨讨论抚顺的未来。在委员会作出决定前抚顺联合企业继续属于中苏长春铁路。我们当然不会在这里只是闲坐喝茶。也许坐在办公室里喝茶是中国人的习惯，不过苏联人没有这个习惯。”
抚顺市长设宴招待俄、中两国人。双方不断祝酒，但是在宴席上出现了阴影。俄国人抱怨说去年一月中国工程师张新夫（音）在抚顺附近被谋杀，中国人“明显地暗示”说应由俄国人负责，俄国人则认为是共产党干的。钦德的报告说，“中国人不断地对我们说，他们会保证我们安全抵达沈阳，然后又提醒说，我们红军是保证那个被谋杀的人的安全的。”
俄国人召开了一次会议，担心可能会发生“不幸事件”，不知道和他们一起住在抚顺的家人如何是好。钦德耸着肩说，“中国人是用武力占领抚顺的，我们没有武力。”最后这些俄国人向驻沈阳的俄国司令部请示，高兴地接到让他们离开抚顺的命令。
不过抚顺的所有权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严恩棫认为这个联合企业是中国人的，以后还是属于中国人。俄国人虽然已经撤离抚顺，恐怕还有不同的想法。　
　　　　　　　　　　　　　　　　　　
　1946年的国民大会
　1946年11月的这次国民大会像个难于控制的小学校。蒋介石要求大家保卫自己的权利，要自己教育自己。蒋甚至说自己退休的时候已经到来。而《时代》记者弗雷德里克·格里森认为这是中国突然出现的民主：
蒋委员长走到台前，有点犹豫，有点像个小学生走进一个新的学校似的，坐到主席团轮流担任主席的座位上，在宣布大会开始前戴好了眼镜。虽然主席团要求不要对大会的规则与进程进行公开辩论，但是陕西代表王孔安坚持要求蒋委员长解释他最近写给少数党、民主社会党（民社党）领袖张君劢一封信的意思。王质问道，如果委员长允许张君劢起草宪法，为什么不让国民大会来起草呢。代表们立刻大喊大叫，会场一片混乱。
委员长解释道，他是以国民党总裁而不是以政府首脑身份写这封信的。他建议会议的议程应该按照规定的程序进行，但是代表们不同意。他们按投票按钮使计票板上反映出他们的意见，把大会的规定交一个特别委员会上审查。
中午休息时间，有些代表在走廊中、茶室里对外国观察员低声问道：你对我们这里的情况怎么看？美国国会……英国议会……是这样的吗？在红砖瓦房中吃午饭时，蒋对一些代表说，得人心的选举必须按照新宪法行事，否则“我就成了另一个袁世凯。”
午休之后穿着黑色长袍的胡适建议说，国民大会是一个整体，不应再另设一个专门的审查委员会浪费时间讨论问题。蒋介石也准备发言，代表们大喊大叫迫使他坐下。胡适的建议最后获得通过，不过代表们的发言每个人限定5分钟。当一个好斗的代表发言超过5分钟时蒋委员长就按他左边的电铃示警。如果他仍继续发言，蒋委员长就按他右面的电铃，可是这人还不肯停下来。蒋气得咬着牙站起来，直到这个代表把话说完。
三天之后，蒋委员长又在台上出现。这时他已不是以国民党总裁而是以政府领袖的身份在台上了。他不用讲稿讲了35分钟。回顾了革命的历史、孙中山的目的、他是孙中山的信徒等等。他说他没有任何政治野心，他宣布他的奋斗目标：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