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时代-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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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的角度分析，中国长期停滞不前，直到19世纪才出现工业能源的运用、生产与组织，大约比充满活力的复兴时期的欧洲晚了400年……中国不得不用15世纪的政治来面对19世纪的进步。即使在欧洲，进步所产生的力量也如那些伟大的宗教战争和法兰西革命一样具有爆炸性……
“在中世纪的欧洲，在现代国家和现代政治出现之前，法律是以古老的习俗为依据的……作为根据新的情况制定新的法律的立法机构，政府是未知的，法律在制定之前没有人知道它是什么样，法律是会在将来不断变化的法律。从习俗运行作为法律到由立法机构来制定法律，意味着从思想、原则、传统的统治向指挥的权威、组织的权威和我们所称之官僚机构的权威的巨大转变。这是所有事物在本质上的变化，它将社会凝聚在一起，并将一个人类群体演进成我们所称之为的国家或民族国家……　　
　　　　　　　　　　　　　　　　　　
　“援助中国”的意识形态因素（2）
　“中世纪的西方人同意或赞成已知与不间断的法律的实质。现代西方人却永远不会完全了解他将来的法律，因为它始终处于被缔造之中。同意与赞成不是赋予了实质，而是赋予了有权缔造法律的权威。为了建立民主，不仅必须自由挑选代表，而且还必须首先建立一个给代表行使职权的立法机构。在由习俗统治的国家播种民主，要求同时执行两个伟大的任务，而这两个任务在西方是先后执行的……
“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社会仍然保留着这样一种状态，思想在每个人的意志里面起到较大的作用，而在有组织的政府中却起到较小的作用。这对共产主义是非常有利的条件，靠精心阐述与雄心勃勃的理论学说，共产主义准备以新学说代替老学说……
“在西方，我们对自己不用指南就可以向前、用研究来找出某一个问题的解决办法的能力持有某种信心，因为我们几个世纪以来都是这么做的。那不是一种轻易能够传承的信心；它也没有像马克思主义一样包装起来。”
贪污被当作为什么美国不能“援助中国”对付共产党的理由，解释给许多中国的领导人听。针对博尔顿报告给定的背景，贪污具有不同的一面。它不只是旧中国的一个陋习，也不是一个坏运气。它是在占世界3/4的工业落后国家中，美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正常现象。这3/4的工业落后国家，正如英国和其他国家得出的一样，不能置于西方思想的监护之下。它将融入到民族主义、工业主义和进步潮流中。当它走到那一步的时候，它就会在那里挣扎而踌躇不前。
共产主义在中国取得了成效。它几乎适用于所有14亿目前既没有彻底民主化也没有彻底公有化的人。假如它在中国没有被打败，那么也就没有理由奢望它在世界3/4的其他任何地方会被打败，共产主义与西方之间的斗争都有赖于这些地方的支持。
按照杜鲁门主义，美国承担了在世界范围内与共产主义做斗争的责任。在相对容易取胜的欧洲战场，它正在缓慢地，但并不确定地赢得胜利。在更大范围的战场上，它正在输掉这场战争。
美国仅是依靠少数几个工业发达国家所组成的防御，它是今天的防御，但不属于明天。在10年之内，共产主义可能会在现今落后的大部分国家实现工业化，有可能使世界丧失斗志，并转而对付我们。
我们在中国的目标并不完全是那种对我们朋友的援助。它是为了挽救我们自己，击退共产主义。
在亚洲，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正在上演。陷入困境的国民党继续向西方盟友伸手要求援助。1948年12月初，宋美龄在南京登上一架美国海军的飞机，启程前往华盛顿来请求援助。
政府官员对蒋夫人访美并不热心。1943年，当时美国把主要精力放在赢得西部战场胜利上，她曾来美国要求给予东部战场同样的援助。她深深地打动了国会，她的坚毅给各级官员留下了深刻印象。
但是她的要求并没有得到满足。当时的参谋长联席会主席乔治·马歇尔拒绝改变盟军的战略。现在任国务卿的马歇尔冷静默然地等待着这位世界上最有魅力的求援者，她是来为国民党政府的生存而奔走的。
美国向蒋介石表示“更多的同情”。杜鲁门总统把国务卿马歇尔叫到办公室，用25分钟时间，讨论了紧急援蒋的可能性。中国驻美大使顾维钧也来到白宫请求提供紧急援助。走向杜鲁门的办公室后，顾维钧说杜鲁门总统给他以鼓舞，他说，按照东方观念，“他是极负同情心之人。”　
　　　　　　　　　　　　　　　　　　
　国民党大势已去（1）
　到了1949年，蒋介石几乎都要再次提出辞职和与共产党和谈的请求。但当西北军司令陈企群（音译）提议进行再一次和谈努力时，蒋介石却怎么又拒绝了呢？当蒋介石正在南京组织防御时，强硬的白崇禧却发电报要他靠边站。即使蒋的结拜兄弟，前总理陈诚也敦促他“退居归隐”，让另外一个共产党不那么反对的人去提出和平的建议。副总统李宗仁已经呼吁停火，立即进行和谈。
不久之后传来了共产党广播的“战犯名单”——包括了整个国民党的领导层。委员长大发雷霆：“毕竟我也为中国做过贡献，他们竟然把我称作战犯！我们怎么能和这样的人谈判？”尽管李副总统的名字也在共产党的黑名单上，但他对中国现在所处的危机没有夹杂那么多的个人感情。可是，其他国民党的领导人却站在蒋一边。《大公报》指责“那些主张和谈的政客为斯大林的传话筒”，将“有关和平的传言”说成是“意在破坏国民政府的糖衣毒药”。
激烈的辩论持续了5天。政府官员和将领纷纷从内地涌入以加入。在新年前夕，大约30名领导人聚集在蒋总司令红色的官邸里进行一场声泪俱下、兵戎相见的摊牌。主战派竭尽全力要删去蒋新年致辞中暗示将要辞职的词语。他们在两方面上取得了胜利：提出共产党不可能接受的和平条件以及推迟蒋总司令的退位日期。
蒋介石阐述了他的和谈条件，以及共产党不可能会接受的他下台的条件。此后，他又回到了令人熟悉的立场上：“我坚信政府最后能够取得胜利……全国人民必须认识到，只有进行这场自卫战争，真正的和平才能保证。“
尽管蒋发表了这一强硬的讲话，但上个星期，南京政府似乎有可能愿意与共产党达成某种交易。南京总统府澄清了一个谣言，即美国和苏联大使在国民政府的请求下将介入和谈成为调解人。除了在长江沿岸加紧修筑防御工事外，军事行动已经停止。
如果某种形式的过渡政府能够组建起来的话，那么李副总统可能会接替总统的职位，而蒋总司令可能退居台湾。上个星期，似乎为了做准备，蒋的亲信前参谋长陈诚将军被任命为台湾省的省长。蒋的大儿子蒋经国则成为台湾省的国民党主席。
在上海冰冷混浊的苏州河里挤满了帆船或更小的舢板。面对共产浪潮的不断高涨，一部分的民众正在准备逃亡，然而大多数的中国人正渐渐接受共产党统治的前途，共产党人改头换面，开始执行“温和”的路线。
正如列宁在1921年实行“新经济”政策，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采用了同样的技巧，他正努力通过谈论现代化来减小革命的损害。他希望平息资本家和技术专家，中国人和外国人的恐惧。
在济南，一名红军战士说：“在农村，我们要消灭死亡，增加粮食产量；而在城市，我们要保护工业和商业提高产品产量。”在共产党内部，高层领导人正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纠正左倾倾向”。
石家庄是距北平175英里远的京汉铁路枢纽城市，一个美国人报道了那里6个月以来长足的经济发展。共产党建设了一些小型的工业设施，一切都欣欣向荣，他发现富有的商人仍然做着生意，许多妇女在重新开业的美容院里做烫发。
在河南省省会开封，共产党顺利完成和平接收。一个美国女传教士说：“他们冲进来鸣枪警告，命令国民党士兵举起双手。他们要求市民回到家里——慢慢走，不要跑！”政治委员们颁布了一项权利法案，其中的一条允许“思想自由和宗教自由”。粮食运进来了，物价也降了下去。在公布新政策之前，许多中产阶级都很害怕人民法庭。共产党人不无遗憾地说：“有些地方毫无必要地处死了一些地主和富农。”在占领开封之后的一个月里，人民法庭并没有进行“清算”。　　
　　　　　　　　　　　　　　　　　　
　国民党大势已去（2）
　北平附近，一位在清华大学教授英语的美国教授与一队骑着自行车的共产党士兵迎面相遇。他说：“我是美国人。”其中的一个士兵回答说：“我们并不介意您是美国人。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反对我们。”那个士兵还笑着说：“我们知道蒋夫人在美国并不成功。”
燕京大学附近地区被占领后，当地共产党武装力量的政治委员出面组织了“大学管理委员会”。他们为停电的事情致以歉意，并许诺在3天之内从新近占领的北平发电站得到电力供应。他们做到了。
1949年4月底的一天，南京的共产党地下人员到处活动，张贴欢迎红军的标语，为共产党接管这座城市做着准备。在第二天的黎明到来前，2万名陈毅将军指挥的第三野战军士兵从南京的西北城门进入这座城市。大学生聚集在一起，唱着爱国歌曲表示欢迎。
至今为止，总的来说外国人没有被骚扰。但是值得一提的例外发生在美国大使J·司徒雷登身上。3个共产党士兵冲过大使馆的门卫，闯进大使的卧室，粗鲁地把他从睡梦中叫醒，在他身边走动，然后离开了。
在南京的街巷和广场上，共产党都很遵守次序。他们大声地做宣传，或是听他们军官的长篇大论。他们看起来和他们的国民党军兄弟们没有什么两样，只是他们更有精神，更勇敢。南京市民聚集在他们边上，毫不掩饰自己的好奇。
排水量1470吨的英国驱逐舰“紫水晶号”缓慢地沿长江溯流而上，朝南京驶去。在它的船右舷，集聚着共产党的军队，正在准备着向对岸发动攻击。“紫水晶号”在它的灰色钢铁船身的两边都画上17英尺大的米字旗，放心大胆地在黄色的江水上游弋，就像是西方势力在中国不断衰落的脆弱象征。“紫水晶号”准备停靠在中国的首都，保护英国的侨民。但是，它再也做不到了。
在南京下游60英里的玫瑰岛附近，两发从红色军队控制的北岸发射的炮弹击中“紫水晶号”，破坏了它的舰桥和舵手室。船舵失去控制。“紫水晶号”无助地顺流漂移，在岛附近的一个沙洲上搁浅。它的4门前主炮因为朝向小岛，根本用不上。但是它的后炮开始组织起有序的射击，把4英寸的炮弹倾泻在共产党的阵地上。　来自岸上的炮击又一次变得猛烈起来。“从那时候开始，一切都变得模糊了。”一个幸存者这样说道。
上海派出了更多的救援人员。“紫石英”号的姐妹舰“黑天鹅”号在被赶走前驶到　“罗斯岛”附近。10，000吨级的巡洋舰“伦敦”号从香港赶来，溯江而上，但它未能到达离“紫石英”号更近的地方。在近距离内，中共的炮兵打坏了“伦敦”号脆弱的上部船体；当它返回上海时，炮弹在它的左舷击穿了22个洞眼，右舷也有一些破损；一发炮弹在弹药库内爆炸。为了在3英里或更远的区域作战，也为了适应开阔水面上机动性要求，英国的战舰通常都建造得比较庞大，但这种大型巡洋舰一旦来到较狭窄的长江水道就不如小船灵活了。“伦敦”号的船员中15人死亡，23人受伤。
“紫石英”号仍然无助地暴露在岸防炮兵的炮火之下。第二天，船员们设法使军舰再度浮起，并转移到相对安全的支干水流中。在命令伤员登陆后不久死去的船长的尸体也被运到陆地上。近乎一半的“紫石英”号的军官和士兵仍然坚守着他们的军舰。一艘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艇两次试图接近它以便空投医疗求助物资和一名牧师来埋葬死者，但两次被共产党的猛烈炮火赶走。最终，17名船员葬身江底。　　
　　　　　　　　　　　　　　　　　　
　国民党大势已去（3）
　总共有44名英国人死于这场战斗，大约100人受伤。中共电台自豪地宣称英国人“必须为他们的‘干预’做出赔偿并道歉”。
这是中国令人震惊的历史性的一个星期（1949年4月底）。将近100万的共产党军队从400英里长的战线上涌过国民党在中国的最后一道大型防线，他们像高涨的潮水横扫政府军阵地。中###队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向前推进。在4天之内，他们拿下南京，包围上海，占领了国民党近10个战略城市。目前他们正向中国其他还未被红色浪潮席卷过的地区推进。
在当天的一道联合命令里，共产党政治和军事领袖毛泽东与朱德指示说：“勇敢坚决地渡过长江去，彻底消灭所有负隅顽抗的敌人。”
那里几乎没什么抵抗。在要求无条件投降的最后通牒所规定期限的前7个小时，中共北岸的75毫米和105毫米大炮就开始了炮击。下午2点，最后期限之前1个小时，部队挤进渡江的小船，在南京两侧宽阔的水面发起攻击。陈庚将军指挥下的第一野战军占领了南京上游西南方80英里远的TIKANG。另一支由陈毅将军指挥的部队在南京下游东面35英里到65英里的地方渡过长江，并很快夺取长江渡口江阴，那里并没有大炮射击。
欢欣鼓舞的共产党电台描述了渡江的情景：“江面上枪炮隆隆，号声阵阵，数以千计的小船在北岸与南岸之间穿梭行进，当1000门大炮轰鸣着齐声发射时，耀眼的强光点燃了长江水。”
中共开始渡江时，南京下游两艘卷入战斗的英国军舰造成了中共计划（向后推迟24个小时执行）的改变。
为逃出中共步步紧逼的包围，国民党军队开始撤出南京。在中共发动攻势的4天之后，大批的国民党部队涌出首都，沿着栽满绿色蔬菜和黄色油菜的田地中的干硬道路，懒散而漫无目地逃走，他们的目标是向东去往海滨城市上海和杭州或者向南面到达福建和江西的山区。
控制南京之后，中共开始向东西两面发起攻击。看来作为长江中游交通要地和中国钢铁中心的汉口马上就要步南京的后尘了。一支由满州南下受林彪将军指挥训练有素的部队正由北侧向汉口进军。在中国北方，太原这一国民党手中最大的兵工厂所在地，也在长期的围攻之下失守。
中共的主攻点是向大海沿岸迅速强行东进，以便切断上海到广州的铁路联系和对上海实行包围。北面稍远一点的地方，另一支共产党部队正在向距上海120英里的杭州强行推进。看来占领上海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上海的主要防御工事仅仅是“长35英里由10英尺木桩搭建的木障”。上海和杭州的35万的国民党兵被装进背靠大海的“大口袋”。
当长江地区的主力部队被包围消灭时，国民党领导人只好把分歧放到一边。已退休的总统蒋介石在杭州召开紧急会议，代理总统李宗仁、总理何应钦和其他来自中国中部和南部的地方长官们参加了会议。据报道，他们的决定是联合抵抗到底。
现在他们最大的期望是能够推迟南方城市的失陷，撤到台湾岛以图东山再起。但除非奇迹出现，他们不可能阻挡共产党的攻势。
中共发动总攻后的凌晨3点30分。在注定要失守的南京附近的阵地上，国民党军队的大炮仍然偶尔会炮击长江北岸共产党的阵地。撤退的国民党士兵乘坐拖轮和驳船潮水般地涌过来。在首都光秃秃的街灯所发出的昏黄灯光下，他们拖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