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时代-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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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美国打比方，这样的要求相当于东京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罗斯福总统解散太平洋沿岸地区的民主党，任命日本傀儡做加州州长，并把美国军队撤到落基山脉以东。
日本在天津及天津周边大肆炫耀一番它的军队、坦克和轰炸机（让轰炸机从天津的外国租界低空隆隆飞过），随后中国便出现妥协迹象。日本人要求撤换的于主席被立即解职，其部队开往南方。接着，5辆满载北平政府军队的火车也被中国国防部部长何应钦调往南方。何部长出于慎重，严把口风，不让部队知道撤退原因，担心他们若知道了他对中国的背叛将有兵变。日本方面发回的电文援引何应钦私下对日本华北驻军参谋长酒井大佐的谈话：“我现在完全明白日本人想要什么，我希望他们明白我寻求和平解决的诚意。我相信他们会得到回报的，我不希望出现任何意外事件。”
许多中国人都认为国防部部长何应钦自己得到了日本人的现金回报。在中国的内战中，他曾公开收买敌方将领，公布他们倒戈的价码。然而，虽然何应钦以政府的名义明确地答应了日本人的所有要求，但是没有得到南京政府和老谋深算的中国独裁者，身材细瘦的蒋介石的确认。整个中国政府还保持着沉默。
日本驻华北参谋长酒井大佐有些不置可否地说，日本给中国政府执行这些要求的期限为6月20日，但可以给一定的宽限期限。“我们不想再多说什么，”酒井大佐最后冠冕堂皇地说，“我们只希望为东亚带来幸福。我相信中国人感激我们的真诚。如果他们不知感激，我们只能将中国人当成种族的败类。”
根据日本人这种偏颇的定义，中国将军商震就不是种族的败类。早前他被派来天津代替被解职的于将军。商将军一上任，立即对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中将进行了“礼节性的拜访”。梅津中将友好地打开了一瓶又一瓶上等的香槟酒，宾主高呼“为睦邻友好”而痛饮。　
　　　　　　　　　　　　　　　　　　
　吴佩孚要重出江湖？
　当北平的官员们还在对日本人奴颜卑膝时，日本人不费一枪一弹，只是稍加威胁诱骗，就控制了几乎大半的北部中国。北京突然间危机四伏，而纷乱中渐渐凸现出一位戏剧性的人物：人称“儒将”的吴佩孚。
吴佩孚大帅，这位农民出身的土匪，统治大半个中国十年之久的大军阀，同时也是传统的儒家学者。他目光忧郁、下颌透着坚毅，瘦削的面颊满是胡须，曾被认为是孔子得意门生的后裔。10岁的时候，吴佩孚就能声情并茂地背诵古文名篇，他的诗作展示了东方人不寻常的天赋。他精通军事谋略、清正廉洁、勇敢无畏、热爱自己的国家……吴佩孚的追随者自豪地称自己为“吴迷”。吴佩孚最喜欢烈酒、戏曲和纯金器皿。不善识人和自大是吴佩孚最致命的缺点，他自比拿破仑，甚至认为自己比拿破仑还要伟大。吴佩孚一度控制了整个中国北方，但是他的部下——“基督将军”冯玉祥背叛并推翻了他。吴佩孚只好退隐，在荒山孤庙中重又开始研修书法和诗词。不过，他在很多中国人眼里仍旧是一位大英雄。
一些传闻认为吴佩孚又来到北平，对这里的事情“指点江山”。但可以肯定的是，挡在前台的是吴佩孚格外信任的左膀右臂白坚武。让我们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出北平城的路上，中国政府被日本人赶得方寸大乱，匆忙中在北平西郊的车站里遗留下一辆装甲列车。事发前一天的夜里，在白坚武的带领下，大约60名中国人和朝鲜人，集合一些中国军队，穿着普通百姓的服装，带上武器，乘着这辆装甲车，向北平的旧城区出发。装甲车从北平城南开进10公里，来到永定门的豁口。但是指挥官白坚武缺乏明确的行动计划，他进攻的目标不是日本人，而是中国政府迫于日本人的压力在北平保留的仅有的维持治安的卫戍部队。
白坚武的装甲车开到永定门便开始射击。显然，这是一起与城里呼应早有预谋的行动。但是，白坚武的计划落空了。北平驻军得到警报，迅速占领永定门，用沙袋堵住豁口，并开枪反击。装甲车徒然地在黑夜中轰鸣，被迫停下来。午夜之后，装甲车的每个窗口都被布置上枪手猛烈开火，开始反扑。这一次守军装备了迫击炮和机关枪，顽强回击。　幸运的是，除了一个中国苦力不幸被迫击炮弹击中外没有人中弹，装甲车再次撤退。大约在拂晓时分和早晨7：40左右，装备了3英寸炮的装甲车又先后两次冲向北平城，北平始终岿然不动，装甲车也只好沿着铁路灰溜溜地撤退。
虽然这件事情做得愚蠢不堪而且太自不量力，却足以惊动全中国。到处流传着吴大帅被激怒，准备将日本人从华北赶出去的传言。值得注意的是，一向对冲突事件感兴趣的日本指挥官拒绝对这一事件做出评论，他们认为这只是中国军队的一次“小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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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西退，汪精卫复用（1）
　当面色红润的中国总理汪精卫以身体状况不佳为由提出辞职时，便有记者指出他是出于政治目的装病。这使得汪先生非常气愤地声明：“我真的是病了！”
没几天，“诚实的”汪先生从病榻上站起来，收回了他的辞呈，而且从青岛经过800多公里的行程到达南京。在那里，汪总理和蒋介石总司令达成共识，他们将继续密切合作，维持一个亲日的中国政府。
没人注意7艘日本炮艇沿着水流湍急、挟泥带沙的扬子江驶向有中国“芝加哥”之称的大城市汉口，并开始了猛烈的炮火轰击。同时，在中国的南方，10艘日本驱逐舰驶进汕头。
日本炮舰之所以选择汉口，是因为在日本从中国攫取满州4周年之际，汉口和武昌的军营挂起了“还我河山”的横幅。日本炮舰上高傲的指挥官认为这“构成了不可容忍的反日宣传，日本帝国政府要求惩戒肇事的中国人。”
日本人宣称更不可容忍的是他们发现中国士兵在射击场上拿日本国旗和穿着日本士兵服装的假人做靶子。
汕头事件起因于一位中国海关主管不能容忍日本的走私者，他们走私数额太大，以至汕头的大米关税从每月40万美元下降到12000美元。这位主管大胆地查收了大量从日本和朝鲜走私的货物，包括大米、豆饼、豆油、棉制品、糖和水泥。早些时候，10艘日本驱逐舰轰隆隆开进汕头，并每天晚上打开探照灯大肆操练，舰队指挥官要求将走私货物还给日本走私者，并且从此以后这类商品在汕头全部免征关税。
在威慑之下，汉口和汕头的当地政府被迫同意日本人的要求，而南京国民政府继续在中国几年来的两难境地中苦熬苦撑。他们或者宁为玉碎，不惜流血牺牲进行自杀式的武装抵抗；或者委曲求全，成为令日本政府完全满意的中国政府。
然而蒋介石委员长雄心犹在，他要努力使没有受到日本直接威胁的华中地区得到改善和巩固。南京以南大约480公里的地方是江西省的要塞城市南昌，他在那里建造了远东最大的战斗机基地。现在，这个中国空军基地正在向西转移到2000多公里外的成都市，它坐落于交通极其不发达的四川省。蒋委员长此举很像苏联斯大林将战略基地建在乌拉尔山脉之外，让任何欧洲力量都攻击不到。四川省四面环山，不通铁路，蒋委员长的朋友们说四川将被建设成一个“强大的、自足的战略要地”。这个省面积比法国大，人口也比法国多，而且离日本十分遥远，它的最西端距印度只有160多公里。
既然委员长忙于比同日本人作战更切实际的事务，南京政府不得不推出一位日本人认为亲日的总理，他就是中国著名的汪精卫先生。当他自己也不能再忍受这种令人生厌的角色而托病（他确实有病）辞职的时候，日本政府却向蒋委员长施加压力，迫使汪先生在一夜之间病体康复，继续任总理之职。
汪总理和他的内阁成员们看上去像是一群胆小怕事的政客。当华北的中国军队在日本的机关枪下纷纷倒下的时候，他们却在用香槟和美言款待日本大使。他们最大的成就就是还没有被迫在外交上正式承认日本在中国北部割据的伪满州国傀儡政府。
现在最令人注目的是中国北部的未沦陷地区。在意大利分散了全世界的注意力之时，日本很可能就要夺走华北了。6月日本就着手削弱长城以内的这块地区的政权，要求废除当地的政府——北平政务委员会。南京政府不能拒绝，但汪总理以及内阁屈服之迅速竟引起驻北平的日本武官的疑惑：“对于废除政委会，我并不感到遗憾，但中国人做得太突然了，事先没有同我们商量。这不太友好。而且，显然他们并没有决定由谁来代替政委会同日本皇军谈判。”　　
　　　　　　　　　　　　　　　　　　
　蒋介石西退，汪精卫复用（2）
　中国如此政务混乱，局势难料，使日本人整个夏天都忙得不亦乐乎，尤其是日本作战部队在东京的最高指挥部里也在同时酝酿着一场危机。这场危机具体表现为日本温和派陆军大臣林铣十郎的一位幕僚遭到暗杀，一位更加好战的新任陆军大臣川岛义之走马上任。
此前天皇的发言人，日本驻上海武官矶谷廉介将军这样讲：“我希望中国人自己做出所有必要的变革，建立一个稳定的中国政府，推举一位负责任的领袖，日本可以和他商谈……我们相信最终中国的4亿民众会起来推翻现在这个自私的政权……当然一旦出现危机，日本已经完全准备好介入，并做出必要的牺牲，以建立一个稳定的政权……只有两种可行的解决方案——或者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委员长立即进行政策的根本调整，或者华北五省必须完全脱离南京政府，建立独立的机构。”
日本军方的这一声明与日本侵占满州，建立傀儡满州帝国时的论调如出一辙。今天南京政府对日本已经是百依百顺，若想仍然保持任何意义的中国政府，再做妥协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在日本武装推进前的这段时间里，越来越多的中国投机政客想乘机抢占华北的地方官位。在这群可怜虫中，日本的宠儿是前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将军。去年春天，当宋将军威胁要率部抵抗日军时被南京免职，此举使他突变成为完全的亲日派，并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平津卫戍区司令。一位日本高级官员诡秘地笑着说：“我们准备让宋将军有一切理由保持友好。”
上海的《中国时报》早些时候把意大利…埃塞俄比亚冲突比做上次世界大战，那一次日本借机强加给中国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中国时报》警告其中国读者此番日本只会变本加厉，然后以形象的语言沉痛地写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中国目前正把空军撤到西部，使中国东部面对日本更无还手之力。这期间蒋委员长做出一项最重大的决定，赶走了大名鼎鼎的约翰·汉密尔顿·朱厄特上校及其周围一小群敬业的美国战斗机专家，正是他们使中国能够在南昌建起全天候起降的大型空军基地。
朱厄特上校在杭州附近的航空学校培养了200多名中国顶尖战斗机飞行员。该校训练强度大，考试要求严，也因此得罪了许多将军和政客，因为他们那些想开飞机的公子们多被淘汰。今年朱厄特上校的合同到期时，蒋委员长没有续约，而是把空军交给了本国官员和罗马来的斯文的洛尔迪将军手下的意大利专家。
这番交替是贝尼托·墨索里尼几年来努力的结果。1934年，这位意国“领袖”为讨好蒋委员长向他的政府派来一位大使——随后日本、英国、美国和德国才依样行事。最近蒋委员长接受了独裁者墨索里尼赠送的一架轰炸机。美国空军顾问“全遭清洗”，蒋的一些最好的朋友认为他做了致命的错误决定，断送了刚刚起步但成绩斐然的中国空军。　　。　想看书来
　　　　　　　　　　　　　　　　　　
　协议卖国，汪精卫遇刺
　身着笔挺的卡其军服，没有金丝绶带和招眼的臂章，中国当代最好的陆军元帅、将军和地方长官汇聚南京。几乎所有中国要人都到了。此前，中国那位信奉卫理公会教的独裁者蒋介石委员长从未在身边召集这么多的军界精英。连中国军阀中的老牌大人物，身材魁梧、满脑子怪主意、永远出人不意的“基督徒元帅”冯玉祥也从其泰山附近的休闲地长途而来，愉快地宣布他“现在是虔诚的佛教徒”。
空气中弥漫着期待之情，国民党在今年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也许能够正视中国和日本的现实。这个现实是推行亚洲合作的政策——即使幅员辽阔的中国几年内只是被日本牵线的风筝，也会使这个古老东方国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前进。
早几天，主战派站在国民党总部的台阶前与独裁者蒋介石、傀儡主席林森和总理汪精卫合影。在中国的政客中，汪精卫是最积极鼓吹“风筝说”外交政策的，而他不仅是总理，也兼外交部部长。
官方照相师钻到黑布后，其他中国摄影师纷纷按下快门。突然，一个相机中冒出一支手枪。砰、砰、砰！三发子弹击中汪总理的胳膊、脖子和腹部。汪总理倒下的同时，黑豹般敏捷的委员长和反应迅速的军人已经向刺客还击。
枪击中了目标，一位看门人和一位前司法部部长倒下了——他们的受伤都被归咎于行刺的刺客。其他人的子弹没有伤到人，灵巧的中国官员像兔子一样四处散开，而中国的军人们围住了受伤的汪。
令人遗憾的是，这位刺客姓孙，但他与南京政府已故的国父孙逸仙博士没有什么关系。这个刺客立即被打上共产党的标签。而几百万中国人都认为他是个爱国者，希望亲日的汪总理活不成，遗憾的是，他没有把亲日的首脑人物——委员长一并打死。
在上海，富裕的中国人没有什么爱国热情，他们只是焦急地观望着汪总理的病情。第二天谣传汪总理死了，引起上海交易所的大恐慌。金条——“唯一安全的东西”价格猛升，其他的一切都跌了。后来的消息又说汪总理的状况“良好”，金价又回落了。同一天，刺客因伤死亡。
南京政府及各地首脑于是做出姿态，表示他们没有受到汪精卫遇刺的影响，继续按照预定的计划召开国民党全会。他们回顾说，1931年南京的一群暴徒控制不住爱国主义的冲动，洗劫了中国外交部，因为即使是那时，政府在他们眼中也是亲日的。而从那以后，政府看来在亲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
与此同时，北方的日本人正忙着收紧风筝线。在北平附近的非军事区，日本“浪人”的挑衅最近激起了民变，中国农民占领了两座城市。早些时候，中国当地行政长官商震将军在得到南京政府的授权后，坐下来与日本驻华北军代表多田将军达成了一项协定。根据商将军所述，“协定是，多田将军答应今后控制日本浪人的活动。他同意我将我的‘保安队’派到非军事区，那里原来是不能进入的，我们将赶走占领了城镇的叛乱农民，设立新的中国地方官员，他们将致力于中日友好。”
因为中国农村的“地方官员”就是那里的统治者，商将军作为南京政府代表，实际上是同意了把华北的大部分地区交给日本的傀儡来统治，他们将和所谓满洲国的所谓皇帝没什么区别。
“协定”　达成不到48小时，汪总理便倒在枪声中。
一些中国官员发表言论，认为中国也许最好与布尔什维克的俄国联合，而不是同日本帝国联合。毕竟布尔什维克充满了活力。南京政府的发言人谨慎地说：“中国还没有被迫在日本和俄国之间做出抉择，但在未来的某个时间，中国也许必须做出这一决定性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