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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代-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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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汪总理是由于亲日遇刺，在几年前他也很可能由于亲俄而遇刺。在1928年，他还与莫斯科打得火热呢。苏联的黄金支持了中国的内战，帮助蒋介石建立起南京政府，蒋自己做了独裁者。本周，反应迅速的日本人对南京政府新近的亲俄言论万分恼怒，日本军国主义者扬言，一旦中国政府有转向莫斯科的实际迹象，天皇的军队将长驱直入，夺取中苏边境地区。
在中国总理被三颗子弹击中而卧床两天后，代理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孔祥熙博士突然宣布将中国使用多年的流通货币——银子“国有化”。中国人仍旧可以随便储藏黄金，但孔博士下令将银子收归政府银行，窝藏银子被定为叛国罪。中国人从来不信任纸币，这次中国政府颁布法令将纸币定为法定货币，不能兑换成金银。
日本占领天津机场，图谋华北“自治”
12月，日本军队没费任何力气就占领了中国北部极具战略意义的丰台火车站，距北京仅十几公里。日本军官通过慎重考虑后还是称之为“假战争”。月初，日军的另一次“战争游戏”轻而易举地掌握了中国北部的邮政系统和几处电话交换机。开始中国人还想乘机把车辆开出中国北部，但是日本人有强制性的命令：只有某种型号的汽车从中原开到中国北部后，才允许同样型号的汽车从北部开过黄河。
部分租借给泛美公司的天津机场，也被日本人控制，并开始被改装为军用机场——已经有两架日本战斗机在此落脚。从上海飞来的航班刚刚抵达，就被全副武装的日本军队包围，气急败坏的日本军官冲着不懂日语的美国驾驶员大喊大叫，对乘客推推搡搡，还威胁要逮捕他们，理由则是“要为我们天皇的飞机拍照”。
所幸在飞机上有一名会讲日语的美国记者，他警告这些日本人不要对西方人无礼。在百般劝阻下，日本军队才很不情愿地撤走。
当日本人的侵略一波接一波地长驱直入，在中国内陆城市北京、天津等地蔓延时，国民党主席蒋介石和中国政府总理汪精卫在首都南京也是终日担惊受怕。汪精卫还险些被暗杀，后在上海住院修养，现已完全恢复并回到南京，密谋暗杀他的人已经被发现。
本月，借助所谓的“自发的华北自治运动”，25个县要求成立自治政府，由与日本有亲戚关系的中国人殷汝耕管理。蒋介石在南京发布逮捕令，要求河北省省长尚晨（音译）逮捕殷汝耕。但是尚晨无能为力，所以自责不已，借由“在家中煤气中毒”请求离职。蒋介石从南京打电话命令河北省的实际操控人宋哲元担任“和解委员”，在北部执行南京政府的命令。这位高官精通运用微妙的手段化解矛盾，处理问题。
现在的宋哲元又被中国人怀疑为有意与日本人勾结建立“自治政府”。在大家都在等待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将军有所表示时，宋此时的一句话使大家稍感安心，他说：“我没有殷汝耕那么大的野心，我不会成为自治政府主席的。”
这句话同时也打消了日本人企图利用宋将军建立屈服于日本人的傀儡政府的希望。
自诩为“将军”的平庸人物殷汝耕竟然成了正处蒸蒸日上的日控华北“自治”政府的头儿。这种事态相当明显地告诉人们：日本人急需一位德高望重的中国人。
上周殷汝耕雇了一帮唯利是图的中国人，在日本军队的掩护下占领了天津的塘沽港。这对很多中国人来说是一个残忍的玩笑。如果闻名的中国“马歇尔”——吴佩孚也同流合污，将对民心造成更大的打击。而上个周末天津的来电宣称，伟大的“儒将”吴佩孚元帅决定结束在佛庙中8年的虔心修行，出山执掌华北大权。
如果这个消息确凿不虚，各派军阀将会在北平采取更灵活的新策略，这么多年来他们一直在为对付日本人，也是为了给自己争得政权而戎马转战。如今，中国学生的地位已经不像在吴佩孚管理学术界时那么举足轻重了，他们除了用笔在昂贵的白纸上空写一些标语之外没有多大力量。
与此同时，北平有5000名激进的男女学生举行了抗日示威。示威遭到了中国军警的镇压，100多人被打伤住进医院。被警察驱逐的人群中有一个青年挥动着他瘦弱的胳膊高呼“再打我几下！”。
由美国提供资金支持的著名大学——燕京大学的名誉校长，中国的著名学者卢采蔚（音）说：“如果事态继续发展，燕京大学就不得不关闭。我担心学生如果再继续举行抗日示威活动，警察很可能会向人群开枪。”
而在南京，由蒋介石总司令任总理的中国政府终日忙于同日本人进行外交谈判，尽可能减小损失。显然，华北的地方势力不会服从南京的命令而将库存的白银运往南京。一是日本不会答应未来的傀儡政府现在就耗光白银；二是华北的地方势力也希望保有这些白银，至于将来谁控制这一地区则与他们无关。
1936年：“梨核”之罪
正当最现代的中国思想家、哲学家，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胡适博士在曼哈顿沃尔道夫·阿斯托利亚酒店出席旅美华人社团为其举办的宴会上，为中国日益出现的政治团结举杯庆祝之时，上海的一些勇敢人士将一只梨核投向行进中的日本“蓝衣队”，并因此冒犯了日本皇家海军的尊严。这使过去两个月中一系列严重“事件”达到了顶点。
在一小时之内，上海港的日本海军增加了100多人，并占领虹口国际区（租界地）并借口搜查嫌疑者，粗鲁地逮捕他们碰到的任何一个人。那个扔出梨核的午夜俱乐部的每个角落同时被日本军警、宪兵搜个遍，他们声称他们是在找那个“剩下的梨皮”。
这家中国人的午夜俱乐部的业主向日本人写出书面道歉书，但正值此时，日本驻上海特别海军（陆战队）指挥官近藤英次郎（音）宣称其战舰介入，同时，天皇在东京召见日本海军大臣永野修身，日本政府新闻发言人叫道：“……我们的愤怒是无止境的。”
蒋介石委员会长总是运气不错，事发时他本人在1000多公里外的广东，同样地，也没有对日本人立即做出反驳的举动和言论。
上帝，这真是太恐怖了，太恐怖了。当中国内阁官员挤向飞机，去见他们蒋介石的时候，他们都这样叫喊着，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想说服蒋介石同他们一起飞回南京——他的首都。
日本驻华海军武官，日本在华海军最高指挥官佐藤修（音）向记者透露说，日本政府将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使其接受“某些亲善的条款”，而事实上这些条款比臭名昭著的1915年的中日“二十一条”还苛刻许多。根据第一条“亲善”条款，每一支同中国共产党作战的中国政府军队都必须配以相同数量的日本军队。根据第二条“亲善”条款，每一名中国政府官员，不论是防务部队，还是内务官僚，都必须配一名日本顾问。根据日本方面的第三条“亲善”条款，立即建立全面脱离中国政府的华北自治，一切由日本控制，但允许悬挂中国国旗。
当驻华日本海军少将被问及日本是否强迫蒋接受这最后通牒时，他冷冷地回答说：“这或许是唯一的途径，这也是我们军人首先想到的解决方案，如果哪个市民有较好的建议，欢迎提供。”
西安事变成功，蒋介石获释
老练的记者们用了这样一个词来形容西安事变——“不可思议”。从任何西方视角来看，“不可思议”的是东亚地区最有权势的人物竟为暴力所俘，46名卫兵悉数被杀；事变中他本人假牙丢失，在被囚禁的13天里，大部分时间都在诵读《圣经》；最后，他又突返南京，宣称惨遭绑架在部分程度是咎由自取；而绑架者之所以把他放走，部分原因在于他们读了他1936年大约5万字的个人日记后，深受感动！而在东方人看来，这一切没有什么不可思议，不过是中国人在“保全面子”。
宋美龄立即飞赴西安，与之同行的还有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兄长宋子文、神秘莫测的澳大利亚“顾问”威廉·Ｈ·端纳。他们在西安下了飞机，当时浓雾笼罩，夜色朦胧，机场上众多士兵举起了数百个火把。机场上的士兵隶属名气稍逊的杨虎城将军。
概言之，绑架者张学良的数百人部队围困着被绑架者蒋介石，外围是杨将军的数千人部队－－他们也可被视作是操控了绑架案；再往外则是绑架者张学良的数千人主力部队以及火速赶来的南京政府国民革命军，同时南京政府的美式轰炸机也在空中虎视眈眈。
蒋夫人直奔沦为囚徒的丈夫，她用小包带来了一套新假牙——丈夫安上假牙后会舒适些。在中国尽人皆知的下一步就是，蒋委员长、蒋夫人和银行家宋子文共同向南京政府发出最为明确的命令，要求军政部长何应钦将军率领下的讨逆军不得再向西安逼近，讨逆军接到命令后立即按兵不动。
无疑，赎救蒋介石的数百万现金是在西安达成的协议中敲定的，而且想来这是宋子文尽可能以非政府的方式操办而成。毕竟，他所努力营救的是自己的妹夫，况且宋氏家族在中国乃是首屈一指。协议既已达成，所有到场的达官显贵都飞赴洛阳－－显然，绑架者完全忘记了当初的崇高要求－－被绑架者要立即领导中国对日作战。
在洛阳，保全面子的好戏粉墨登场，也许还要持续好几周。可以说，绑架案中的蒋、张二人很难臂挽臂地同机赴宁，亦不宜身着华艳军服抵宁。委员长换上便装，先行一步；两个小时后，少帅穿着廉价的中国棉纺长袍，满心悔意地尾随而至。迎接委员长的有年迈的傀儡主席林森以及欢呼雀跃的20万南京市民。” 。 想看书来
然后，有关各方开始对外公布长篇大论－－但显然是为妥善处理中国空前的重大绑架案而编造出来的。潇洒、机敏、胸怀大义的绑架者张学良宣称：“学良生性鲁莽粗野，而造成此次违犯纪律不敬事件之大恶。兹无颜随节来宁……凡有利于吾国者，学良万死不辞，请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所有顾虑也……”
蒋介石则宣称：“此次西安事变，皆由中正率导无方，督察不周之过，业经呈请钧府准予免去本兼各职以明责任，定蒙钧察……如中正怀有任何私欲或做出任何危害国人福祉之行为， 则人人皆可视余为叛逆，甚至罚以枪决……若中正所言所行缺乏诚意，若中正怠于同志之革命理想，则手下将士皆可视余为敌，甚至罚以枪决……，学良君已早日纠余之错（绑架），危机未得迟滞，中正深信国民政府会宽宥处理……如中正在西安之时对君做任何承诺抑或签署任何文件，皆无异于中国民族之灾难……”
据认为，少帅可能携带巨资出国一段时间，并可能最终统率委员长手下的另一支中国军队。中国各地，人们对危机和平解决欣喜若狂，连不折不扣的戒酒人士、“基督将军”冯玉祥也宣称，这是一个举国欢庆的时刻，“本人要痛饮一瓶，以贺委员长获释”。
到了南京，蒋介石与张学良在重兵保护之下，极其隐秘地进行了一次长谈，其话题被描述为“双方的个人利益”。绑架者和被绑架者竟然会有“私人利益”，这可以满足每个人的好奇心了，而且很快闹得沸沸扬扬。
政府圈子里传说，少帅将在独裁者之前接受某些中国法官和陪审员的审判，判决将是10年有期徒刑，但随后又予以完全赦免。在虚张声势中少帅被一名军警带到法庭－－警卫员像是在保护其安全而不是防止逃逸；这可谓到目前为止发生的最古怪的审判，当事人坚定地揽过所有责任，请求施以最严重的惩罚。法庭程序只进行了大约90分钟，而法官和陪审员评议却耗费了几个小时，其间还不时向朋友们透露消息说，判决将是10年有期徒刑。随后，他们判决少帅10年有期徒刑，另加剥夺公权5年。少帅与唧唧呱呱说个不停的警卫员共同驱车来到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的豪华别墅，环视周围的奢华，静候减刑。由于蒋介石的一位不太知名的兄弟63岁而终，他“不得不前去参加葬礼”，减刑姗姗来迟。少帅的朋友们怀疑此安排是故意的，断言少帅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而在南京，有关绑架的不同处理意见在相互角力。
一位名叫乔治·菲奇的德克萨斯公司驻西安管理人员来到南京后说，据他所知，事件中的主要当事人（蒋介石及其夫人、内弟宋子文、顾问端纳、张学良）借助哄骗杨虎城将军的诡计才得以出城，本来杨将军的部队控制了绑架案。这种说法使整个事件更显扑朔迷离。
绑架案的原始形态就这样花样翻新地再次登台亮相，隐藏在这一切背后的主要现实是：中国走到一个关口，其领导人正考虑对日宣战，并且他们清楚，如果没有共产主义阵营的支持，任何中国领导人想赢得这场战争的部分胜利，也没有可能。共产主义阵营的支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中共；二是苏联。
1937年的禁烟运动
源源不断地向中国走私鸦片的船只主人来自英国、日本和挪威。据称，英国的一支远航队伍就有76艘船只；而来自日本的许多鸦片先走海路，再取道满洲国由陆路运往中国各地。1936年愚人节，鸦片生意成为中国政府专营行业，每月都有大约350万美元的鸦片执照税上交到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手中。
数年前蒋介石发起“禁烟”计划，但各地执行力度参差不齐，效果亦不大。大体说来，中国警察会逮捕那些明目张胆的吸毒者，然后送进类似监狱的“医院”；吸毒者接受的毒品剂量将逐渐减少，直至为零，最后其身体会被强行刺上一种标志，表示其毒瘾已被“治愈”。日后，如果他们再次因吸毒而被警方逮住，警方就有处决之特权，无需再次费心劳神。中国的许多城市，时不时会处决吸毒者，每次处决的人数有多有少－－这要看吸毒者的亲朋好友能否（用金钱）成功地说服警方枪下留人。
各地方政府宣布，从春节那天起，凡售卖、购买或者吸食鸦片者，一经捕获，即予处决。仅北京一地，就有10万人面临死刑，5000名刽子手已赶赴这座老城外的公决场，届时会使人头落地。
“世人也许会谴责我们滥杀吸毒者”，北京的一位高官开始其耸人听闻的讲话。结尾时他说，南京政府只是在尽力吓唬吓唬尽可能多的人。
“政府要有始有终。”魁梧的“基督将军”冯玉祥怒斥南京政府。他出身农民，而且现在仍然是农民之貌，一有机会就会取笑那些文质彬彬的政府官僚。此前，没有谁听说南京政府下令从春节开始，凡被抓到买卖和吸食鸦片者一律处决；从春节开始，也没有人因上述罪行而遭处决。这位信仰基督教的高级指挥官表示，这真是荒谬至极。他虔诚地信仰《旧约·全书》，要求政府大开杀戒，把已开始的行动进行到底。仅北平一地就有10万余名以上的吸毒者上了处决黑名单，冯将军挥舞着他那农民般的铁拳，咆哮道：“对任何吸食大烟者，均不容手软！我有一个侄子，抽过10年大烟，但年届62岁戒除。他人若有决心，亦定可做到。”
由于委员长兼行政院长蒋介石既不接电话、不阅信函，也不看电报，这位基督将军只能对下级官员们吹胡子瞪眼，他们曾怯生生地向他提议少杀些。冯将军大发雷霆几个小时后，北平警方带来一个冻得半僵的人，警方称他是在骑自行车时被逮住的，当时车上有60盎司毒品。当地的军事长官宋哲元将军亲自下令予以处决。这名死囚被戴上镣铐，在汽车的拖引下穿过北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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