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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时代-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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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60盎司毒品。当地的军事长官宋哲元将军亲自下令予以处决。这名死囚被戴上镣铐，在汽车的拖引下穿过北平大街，同时号手们吹得震天响，警察则对试图拍照的人大打出手。现场有一万人注视着冻得发僵的死囚被迫跪下，一个动作敏捷的士兵走过去，在后面把手枪枪口对准其后脑勺，只发一弹即令其毙命。
国共酝酿联合抗日
新春第一天中国人就神情忧郁，他们看到了国内德高望重的预言家们近乎一致的预言：他们的国家与日本将在1937年爆发“大战”。东京任命了一个军人内阁，该内阁进而控制了日本国会。日本新任首相林铣十郎对中国来讲，是个家喻户晓、人人痛恨的“越境者”。 1931年他的部队是从朝鲜越境入侵中国满洲里的第一批日本军队。现在，日本已把满洲里的大部分地区变成自己的附庸国－－满洲国。
而过去5年来中国出现了严密、流动、自封的“红色政权”，1931年在中国大片土地上建立了一个政府，威逼南京的中国政府。自1934年以来，红色政权就一直被蒋介石“驱赶”或者说在“推进”。
25000里的长征之后， 红色政权一年多前移至中国偏远地区，从而使中共人员－－其中多数是农民作了些休整，多多少少算是在三大块区域内安顿下来，今天其总面积大约有20万平方里。
在苏联边境的另一边则是瓦西里·康斯坦丁诺维奇·布柳赫尔将军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远东军。1924年至1927年， 化名“加伦将军”的布柳赫尔同志还是蒋委员长的首席军事顾问，那时苏俄向蒋氏提供资金和弹药。但蒋总司令征服中国、公开抛弃共产主义后，红色将军加伦获准经由上海“逃跑”。他在上海顺利登船，悄悄回到莫斯科，在俄罗斯又为中国培养了许多红色将军，他是中国红色政权的老大哥。
西安事变有一个特写：被绑架者蒋介石请绑架者张学良阅读其过去一年中的日记。做成节略本的蒋介石日记分发到所有国民党委员手中，但严令他们保密。这似乎要向国民党证明－－正如此前向绑架者张学良所证明的那样：惨遭绑架的委员长绝非对日卖国求荣，其所思所想、一言一行都代表着一个真正的、勇敢的中国人。与此同时，蒋介石及其夫人首次向全世界发表联合广播电话，他用汉语，她则操着英语。除了使外人看到他们仍然为其著名的“新生活运动”（中国基督徒的一种清教主义形式）身体力行，很难再获得更多的讯息。
蒋夫人有一位不信奉基督教的姐姐－－孙逸仙夫人，即国民党创建人孙逸仙的###宋庆龄。国民党是依靠来自莫斯科的借款创建起来的，当初孙博士曾试图从别的地方筹款，但未能成功。1927年，务实的蒋介石突然与莫斯科断交。在新生活运动的背后，他所做的似乎就是召集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讨论南京是否应在1937结束与苏联的争执，重新与之联合起来－－这会为中国抗日战争争取外援。
孙博士的###宋庆龄同时也是蒋介石的姻亲二姐，这些年来一直与莫斯科保持着关系。她厉声疾呼：“某些中国政治领导人沦为恐日症之牺牲品……目前，日本无力进行持久战，因为日本人民反战，其政治人士与军方亦生龃龉……日本技术上落后，数量上处于劣势，而决定性因素乃中国人民现已准备抗战到底！”
这还需拭目以待，因为南京政府仍在与靠近绑架案中心－－西安的中共领导人进行微妙的谈判。具有重要意义的是，西安的中共人士提出了1937年全世界共产主义者正式的莫斯科论题：共产主义和民主“站在大道的这一侧”，而法西斯主义则“站在大道的另一边”。其用语与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厄尔·布劳德的话如出一辙。不久前，布劳德声称：“共产党宣布的是‘民主对法西斯主义’，而非‘共产主义对法西斯主义’，因为共产党人追求最广泛的民主。”
侵略前夕
从华北雪域荒原传来传教士的说法：蒙古游牧民族现已在察哈尔省建立了一个为日本所控制的新生自治国家，名为“蒙古国”，“与日本的附庸国－－满洲国相似” 。这片土地夹在满洲国与绥远省之间，与俄亥俄州面积大抵相当，首府设在化德。又一片中国领土，即使不是彻底也近乎是纳入了日本帝国的范畴。
在附近的中国绥远省，几个月前由于中国军队的抵抗，日本人的渗透被迫停止，但那里依然重现紧张气氛。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将军说得毫不含糊：“我等决不允许本省领土完整受到损害！”他动员和检阅绥远全军，追悼1936年击败蒙古部族战役中阵亡的中国士兵。除绥远对伪蒙大加挞伐之外，中国南京政府也随即表明了立场。国民党总裁、曾任外交部长的汪精卫宣称：“南京全力支持绥远打击叛乱行径。”
蒙古国“独立运动”的主谋正是蒋介石的头号心腹大患、连升三级的德王。过去几个月来，他在日本的扶植下控制了蒙古。一位中国游客在蒙古呆了六个月后返回上海，他惊叹道：“世人竟然没有听说过这个新国家，我真是吃惊！”蒙古国建立起德王领导下的事实政府已有数月，同时还有一支约由一万名蒙古人和满洲国人组成的军队，它要受日本人的统率和指挥；政府各部首脑由蒙古人出任，但像满洲国的情形一样，都处于日本“顾问”的操控之下。
长久以来蒙古国就拥有自己的邮局，独自发行邮票供内部使用，寄往“国外”的信件则取道满洲国邮局；蒙古国甚至还挂起自己的国旗－－蓝地红黄白条旗。 。 想看书来
过去几个月来，从子弹到飞机各种武器装备从满洲国源源不断地运来，有的飞机上还装饰着日本太阳旗标志，有的飞机上还带有德国的十字闪电图徽。蒙古国的所有坦克和飞机均由日本技术人员掌管。
在华新闻记者们猜测，上述军备旨在让日本人重新对绥远发动攻势。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必须首先攻克绥远，然后才能按计划沿毗邻俄罗斯的蒙古拉一道铁环。对于蒙古国云集坦克和战机，东京的解释却轻描淡写。最近，日本外务省的一名官员称：“蒙古人正积极防范###分子，准备发起自卫战。”但这位东京发言人所忽略的事实是：距离最近的中###队也远在600多公里之外；还有，绥远省主席傅作义将军坚决###。
而在东京，精明而谨慎的日本首相近卫文磨坐在床上，透露他正“患有失眠症”。实际上，他是在受到最高程度保护的情况下操持着帝国的艰难事务，他要防范那些一惯无所不为的日本超级军国主义者和狂热分子－－他们已总共杀害了3名日本首相。
这位聪明的首相具有充分的理由在日本深藏不露，采取一种幕后主政的策略，因为一切都还有赖于中国的独裁者现在是否准备拿他精良的美国舰船、意大利战斗机以及德国人训练的中国军团即所谓“蒋氏嫡系部队”不顾一切地对日开战。日本轰炸、入侵上海时，蒋介石曾命令他们全部按兵不动。
蒋介石仍然待在风光宜人的庐山牯岭胜地。南京政府办公室的新闻发言人宣布：“在必要的情况下，总司令会毫不犹豫地率军抗日。”中国人声称他们实际上已经从南京北进，朝近来开始出现冲突的北平靠拢，但这些说法并未得到证实。显然，即便嫡系部队受到调遣，他们也都停在了黄河以南。如果他们不想破釜沉舟，而蒋介石本人也不想表现得更像恺撒，那么，对近卫文磨亲王来说最好的策略无疑就是幕后主政。
日本首相深居简出的时候，本土各都知事应召赴东京参加一场重要的紧急秘密会议，朝鲜各都知事在汉城、台湾各都知事在台北聚集。日本政府首次担心中国政府可能就要动用战斗机了，一旦遭到轰炸日本公民将作何反应？ 陆军省次官加藤在极度不安的广播讲话中说：“如果情况恶化下去，整个国家都将成为战场……没什么可怕的。”显然，他是指中国的轰炸。
日本各都知事还从未像上述广播讲话一样被看得如此天真，但几位内阁大臣劝诫他们“要务必使人们的一言一行从容不迫，不失大国风范。”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对知事们说：“我无法向诸位保证中国的情况不会恶化。”海军大臣米内光政上将告诉他们，他正派遣战舰“巡视”中国主要海港、河口以及南至荷属印度群岛（译注：即今之印尼）、北至苏联西伯利亚海岸的广大地区。日本陆军大臣杉山元指出“华人不法、背叛和挑衅的行为”，然后披露五年来日本内政部队首次被派往中国大陆。接着，他又喊出更为震撼人心的消息：“现在，中国空军部队已开始行动，各都知事务必动员当地居民做好充分的空防准备。！”
于是，幕后主政的近卫文磨亲王就由那些好战的内阁成员们替他发泄一番。极其好战的内政大臣马场瑛一（音）被选为向知事们宣读首相声明的人，尽管声明里含有“日本不仅为华北和平而且为整个东亚和平采取措施之职责”的豪言壮语，但与马场先生本人任何可能的讲话比起来，还是要温和好几度。
日本拥有大约1200架一线战斗机，中国大约有400架，日本首相很清楚中国政府对这些重要数字了如指掌。日本的机动化陆战装备先进无比，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坦克；日本火炮也占据优势，尽管在这方面中国还过得去。近700万日本平民在军队教员的指挥下接受义务军事训练，而中国没有受过训练的民兵预备役，其所谓“200 万士兵”多半是不伦不类的乌合之众，装备极差，日本拥有28万全副武装、训练有素的士兵。但中国总的人力和自然资源要丰富许多，而日本显然有限。
卢沟桥事变（1）
战火首先在北平西南部郊区点燃，交战双方是演习中的日本军队和宋哲元将军率领下的中国军队。在富有历史意义的卢沟桥和北平周围的村庄之间，激战频频，措辞生动的公报称，他们“击退了妄图切断我驻军与南苑机场联系的鬼子，用手中的大刀把敌人赶跑了” 。在交火中两枚日本小型炮弹恰巧落在北平永定门内，但惊慌失措的农民还是源源不断地从乡村逃到这里来。
此时，日本军列即将抵达天津，而宋将军旗下的中国军队也同时同地行动起来。在同一个火车站里，人们可以看到这边铁轨上的火车里蹲坐着日本士兵，而那边铁轨上的火车里则蹲坐着中国士兵。日本列车自配工程师、乘务员和扳道工。
双方数回合的所谓“战役”看来不过是较大的“小冲突”而已，而战火间隙在天津等待的两国士兵倒让世人看到了双方的对峙。
诸如此类的举动对于那些对华北缺乏历史性洞察的西方人来讲，真是不可思议。1931至1934年间，日军拥立中国清王朝皇族的“合法继承人”为“满洲国皇帝”，即日本傀儡康德陛下；符合逻辑的下一步就是把这位满洲皇帝推上其祖先留在北平的龙椅。为策划这一阴谋，日本派大阴谋家、间谍土肥原贤二少将赴华，贿赂、策动河北、察哈尔、绥远、山西、山东等五省“自治”，脱离中国其他地区。大约此时，一个大牙外露、倒人胃口，有着日本姻亲靠山的中国人殷汝耕，被日军推举为“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委员长”，下辖其所控制的邻近北平与天津的一小片战略区域。就绥远、山西、山东而言，土肥原先生一无所获，不大光彩地回到了日本。然而，他的阴谋还是有得逞之处－－中国出现了一个现有辖区包括河北和察哈尔两省的半自治政权，一位精明、富有才干但褒贬不一的将军－－宋哲元，领导着名为“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权力机构，正是他的军队手持大刀在偏僻的村庄奋勇杀敌，也正是他的军队闲荡在天津火车站。
宋哲元将军本人一周来都在忙着与香月清司中将“谈判”。实际上，这两个人所做的只是等着瞧，看宋将军的挂名上司－－南京政府是真的派遣“蒋氏嫡系部队”北上，真的要与日本开战，还是相反－－南京会容忍宋将军辖区建立“另一国”，也就是出现又一个日本傀儡政权－－也许其名字会是“华北国”。
香月称，宋将军既不是叛徒，也不是爱国人士，而是一个中国现实主义者。宋将军清楚地认识到，如果蒋委员长不支持他，他就被置于香月将军的控制之下。据日方消息，宋将军为近来华北交战卑下地致歉，答应惩治所属部队参与战斗的中国军官；并坚持说，他一直在努力打压“反日情绪”。但所有这些有关宋将军的消息都是口头相传，中方对他向香月承诺或没承诺什么完全缄默不语。
宋香协议被称作“口头休战”，具有重要意义的是“休战”之时正值南京的信件检查员批准了美联社的这样一则电讯：“据可靠消息评估，中国中央政府并未真正为华北抗日进行军事部署。”
“在非华人军事专家们看来，中国的军事装备远未做好准备，其中许多部件甚至不相匹配，德国弹药无法装填进捷克斯洛伐克枪炮，法国子弹在英国步枪面前毫无用处，意大利训练的飞行员不会操作令其驾驶的美国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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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沟桥事变（2）
“俄罗斯人或日本人训练的陆军军官，不理解本应在俄日本土应用的战术或战略。高级指挥部里人员之间相互猜忌，没有几位将军能够从两个以上部门协同作战的角度考虑问题。”
“具有长久在华经历的外国人也错误地认为，中国终于准备挑战日本，在河北开战了，而这种感觉在国外显然还相当普遍。”
在东京，更年轻、更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叫嚣大日本帝国应该先打败苏俄，反对所谓在莫斯科问题解决之前先对付南京的整套理论，认为这种理论在战略上和政治上都站不住脚。日本少壮派认为斯大林最终会支持蒋介石，希望结束那些折衷举措。但日本的自由主义者－－如首相，认为通过谈判巧妙地吞下几口中国蛋糕，更富有智慧。如果蒋委员长现在真要全力以赴地抗日，背后又有俄罗斯人呐喊助威，幕后主政的首相真的要沮丧了。他希望凭着自由主义的热情就足以使天皇的统治延伸到华北，不需过度的杀戮，且不致于很快令人心烦意乱。
蒋委员长终于被迫就当前的中日危机首次发表公开声明：“是否要让这些冲突导致日中之间爆发一场大战，日本必须做出决断。吾辈再若容忍丧失一寸国土，乃对本民族犯下不可饶恕之罪行！”
有报道说委员长已经命令中国的精锐部队（蒋的嫡系）向北出军，要把日军赶出北平地区。日本的飞行员还在寻找这批中国军队，他们沿着中国军队北上应走的铁路线向南飞了130多公里，并贸然轰炸了重要城市保定。为了进一步试探蒋介石，日本人迫使他在华北地区的下属指挥官宋哲元将军辞职，并让张自忠将军接任。张自忠将军是天津市的市长，日本方面能够接受他，而且据日本方面所知，他是“忠诚的”。日本试图在北平建立起中国傀儡政府，统治着相当于德克萨斯州大小的一片中国领土。日本驻军代表，乐观的今井武夫上校在逛了一圈北平后，叫道：“到处是太阳旗！北平城没有剩下一个中国兵。”日本《读卖新闻》补充说：“众多有前途的中国政治家涌入日本军队的特种服务团，即当日本人在华北组织‘另一个国家’的时候，他们能够当上未来的内阁部长。”
日本人还兴致勃勃地说：“我想日本对华政策的立足点应该是使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回到他们原本属于的东方民族。” “如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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