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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厚朱德-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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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年9月，在家中长辈的主持下，按照封建习俗，朱德和他大舅的女儿刘氏完婚。
1906年春，伯父东挪西借凑了一笔钱，供朱德去顺庆读书。朱德进入南流县官立高等小学堂就读，这是两年前由嘉湖书院改办的，教师仍是聘用举人、秀才担任，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同旧的私塾也没有多大的改变，还是“子曰”、“诗云”那一套。一心向往新学的朱德感到大失所望，在这所高等小学堂里读了不到半年，就在远房亲戚刘寿川先生的帮助下，和同窗好友戴与龄考入了顺庆府中学堂。
当时的顺庆府中学堂，聚集着一批具有科学知识和维新思想的有识之士。学堂的监督（即校长）就是后来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之一的张澜先生。张澜主张革新教育和妇女读书，在教学中很注重爱国维新思想的灌输和科学知识的传授，设置了国文、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修身、格致（即生物）、图画、体育、外文等课程，一改旧式书院的陈腐风气，深得学生们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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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气苦读的寒门学子走出大山觅出路（5）
进入顺庆府中学堂，朱德第一次接触到如此丰富的知识，的确感到应接不暇，难于应付，他的学习成绩不甚理想。但是，求知的欲望使他如饥似渴地努力学习。
国文老师每次上课，总是挑选一些有积极意义的古典文学作品，重点进行讲解，课后还指出要阅读的重点书目；有时课堂还组织学生讨论，互问互学。朱德特别喜欢阅读《孙子兵法》、《史记》等名著，课后还常与同学们逐字逐句地研究《孙子兵法》，学习古代兵家的军事谋略和作战经验，并结合《史记》、《资治通鉴》等的观点和内容，分析中国每个朝代的兴衰原因、政治得失、治乱复兴及经济文化的繁荣发展等，从书中学习和吸取兴国的经验教训。
在顺庆府中学堂学习的日子里，朱德感到十分充实，特别尊重监督张澜和良师刘寿川。尽管校务工作繁忙，张澜经常深入学生宿舍，与学生打成一片。他看见朱德铺上被褥很简陋，发现朱德吃饭也很省，又从刘寿川老师那里了解到朱德家境贫寒但学习用功，便经常和朱德谈话，鼓励朱德立大志，创新业。刘寿川的课讲得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富有哲理，朱德很喜欢听，两人来往甚密，经常促膝交谈。
在谈心的过程中，刘寿川向朱德介绍了日本如何经过明治维新从工业落后走向先进，并向朱德介绍了孙中山在日本创建同盟会、发行《民报》等革命活动，且秘密借给朱德一本革命党人邹容写的《革命军》，嘱朱德要好好读一读。于是，朱德第一次接触到“革命”的字眼。
在这里一年的时间内，朱德如饥似渴博览群书，后来各科学习成绩优秀，且能写一手好诗文，接受到科学的教育，实现了从旧学到新学的转变，学到了许多救国的道理，接受了“读书不忘救国”的进步思想。
在当时“强身救国”、“教育救国”的思潮影响下，朱德接受了刘寿川的建议，决定到成都去，以求得更多的知识，拓宽自己的视野。
1907年初，朱德借到四五十块银元，只身一人徒步到了成都。到成都时，高等学堂、通省师范学堂、武备学堂等都在招生。那时候，“一般操练习武成了风气，连乡下都操练，因为怕要亡国了”。他先考上了武备学堂的弁目队，那是为新军训练军士的，可是家里不让他去。接着，他又考入了四川通省师范学堂附设的体育学堂。
入学后，这所学堂给朱德的第一个最深的印象是教师们都没有留辫子，而是把一条假辫子缝在帽子上，可以自由取下。当时，没有辫子就是反叛朝廷，是要定死罪的。对此，朱德十分佩服。还令朱德吃惊的是，学校里的女学生大都天足，这是对封建道德的反叛，让朱德感到振奋。
很快，朱德就对学堂里设置的新鲜课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学习的课程有修身、教育、心理、生理、算术、图画、兵学、教练、体操、器械，其中体操又有枪操和普通操之分。在这里，他勤学苦练，努力掌握专业技能。特别是上体育课时，他认真对待每一个项目，因而很快就掌握了单杠、双杠、木马、体操的基本要领。
有一天，不知是谁在他的枕头底下塞进一本《民报》，一部分铅字已模糊不清，显然小报已几经易手了。这是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朱德如获至宝，读了再读，刊中文章揭露了立宪派的主张实际上是维护腐败朝廷的欺骗行为。读过之后，朱德又把它塞进其他同学的枕头下。他希望自己也能加入同盟会。于是，他多方探听谁是同盟会会员，结果却使他感到失望，谁也没有能告诉他有关加入同盟会的情况。但他思想上却产生了这样一种认识：“推翻皇帝，建立一个好的国家。”
在成都学习期间，朱德结识了敬镕，在敬镕的介绍下，又认识了李绍沆、田玉如、张四维。由于他们都来自同一县城，因而经常在一起谈论志向，探讨救国救民的道路。
一晃一年过去了。在朱德的第二学期积分表上，12门课程总积分为1005分，平均837分，名列前10名，顺利地完成了学业。
忍气苦读的寒门学子走出大山觅出路（6）
朱德从成都体育学堂毕业时，他的老师刘寿川已从顺庆府中学堂回到仪陇，在县里任视学，便推荐朱德到仪陇县立高等小学任体育教习兼庶务。同时，接受了朱德的好友李绍沆、田玉如和张四维，分别担任文理科教习。
坐落在金城山下的仪陇县立高等小学堂，前身是“金粟书院”。1906年改办县立高等小学堂后，把持学堂事务的仍是那些代表保守势力的旧派人物，他们认为千百年形成的祖宗之法是不能改变的。因此，教授的课程还是四书、五经一类的旧学内容。
开学前，朱德回到了马鞍场，家人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他们让朱德坐在堂屋的上位，一家人围在他的四周，他们的眼睛闪烁着骄傲，每一个人都用最客套最恭敬的词句来同他谈话。朱德看到家中依然破旧，生活愈加贫困，而且欠了许多债务，对于家人的“厚待”他愈发不安起来。
朱德把当体育教习的事告诉了家人，没想到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他后来回忆说：“坦白的后果是可怕的。开始是一阵吃惊后的沉默，接着我父亲问道，体育是什么意思。我解释以后，他大叫起来，说全家苦干12年，为的是要教育出一个子弟免得一家挨饿，而结果却是打算去教学生怎样伸胳膊迈腿。他大叫大闹道，苦力也会这个！他接着跑出家门，一直到我走，他也没回来。那天晚上我听到母亲在啜泣。”朱德倾尽全力向伯父作着解释，告诉伯父，中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体育是新式教育的一部分。他十分清楚自己“违背了古代相传的孝道”。然而，尽管他是农民的儿子，他并不打算再回到大山里去，他有着自己的理想，已经选择了自己的道路。
朱德离开马鞍场的那天，一向疼爱他的伯父送出好几里路才回去。朱德望着伯父的背影，伤心地哭了。
回到县城，朱德全力地投入到办学的工作之中。然而，传统势力依然主宰着偏狭、闭塞的山城，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开学伊始，朱德就感到周围有一股无形的压力，意识到面临一种严峻的挑战。尽管如此，他还是打算在自己选择的道路上一步步走下去。
朱德等人进入学堂后，接管了学堂的事务，更引起旧派势力的嫉恨。他们千方百计地攻击、诋毁朱德等人。
果然，不久就传出许多流言蜚语，说他们教的新学，有损国粹；说他们头戴假辫子，是假洋鬼子；说他们传授野蛮思想。有人还贴出一首打油诗：“十二学生五教员，口尽义务心要钱；未知此事如何了，但看朱张刘李田。”有人说朱德教的体育课要求学生穿短褂和裤衩，是“猥亵的课程”，有伤风化。
谣言和诽谤没有动摇朱德等人兴办新学的信心，他们积极向学生及其家长宣传新学的进步意义，鼓励学生接受新学教育。于是，陆续有一些学生从私塾来到学堂就读。一时间，学生从原来的12人增加到70多人。守旧势力又雇用流氓恶棍捣乱，甚至大打出手……
一年的教习生活，使朱德对社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看到封建势力是怎样顽固，看到新旧思想的交锋是怎样尖锐，同时，也增强了他同封建势力进行斗争的信心，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开始了反对封建主义的真正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深切体会到“教书不是一条出路”，决定去探寻新的救国道路。
1908年底，朱德接连收到敬镕从成都写来的信，劝他一同去投考云南陆军讲武堂。于是，朱德在作出辞职的决定之后，即向老师和朋友辞行。
为此，他的恩师刘寿川同他彻夜长谈。朱德说：“在当前国家危难之时，我想去投军。”刘寿川问：“到哪去投军？”朱德说：“我的一位朋友来信说，云南开办了陆军讲武堂，夏季开始招生，约我一起去投考。我想去试试。”
“我支持你去云南投考讲武堂。你有着强烈的救国救民志愿，又具有军事天才，还能吃苦，走从戎救国之路前程无量。”刘寿川的一番肺腑之言使朱德极为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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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气苦读的寒门学子走出大山觅出路（7）
刘寿川叮嘱：“要去云南从军之事，千万不要先告诉家里。等到了云南后，再告诉他们为妥。到时，我可去劝解一番。你就放心地去吧！”
“真的，非常感谢您这些年来的关照与教诲。我既然走出家门去投军，决不当怕死鬼，说不上建功立业，但忠心报国、血洒疆场还可以做到。我会对得起父老乡亲！”听说朱德要去云南，他的好友张四维、田玉如、李绍沆和老师刘寿川聚在一起，为朱德饯行。
朱德非常感动，当场奋笔疾书，写诗一首以铭志：“志士恨无穷，只身走西东。投笔从戎去，刷新旧国风。”
告别了朋友和恩师，朱德踏上了回马鞍场的山路。
这一次回家，朱德没有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只是说要去成都读书。
他自己也没有想到，此次别离马鞍场竟是50余年，直到1960年他才重返故乡。
云南同四川接壤，去云南谋生的四川人一向很多，就连生活习惯相差也并不多。清王朝的四川总督锡良改任云贵总督后，在云南编练新军，从四川调了不少人去，其中包括四川武备学堂弁目队的一批学生。这或许是朱德去云南的一个理由。
当然，当时中国受到日本明治维新的影响，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海战和日俄战争的刺激下，许多爱国青年中流行着“强兵救国”论，心底里认为中国要强盛，必须从军事入手。朱德就是这一思潮的积极拥护者。而今，“教育救国”的梦在朱德看来被击得粉碎，朋友约他报考讲武堂，这不失是一条新的好路。
日行夜宿，起早贪黑。经过12天的长途跋涉，23岁的朱德于1909年初再次来到成都，找到朋友敬镕。
朱德和敬镕结伴，迎着早春的风寒，踏上漫漫的旅途。这次千里跋涉远走云南，确定了他一生所走的道路，开始了从士兵到元帅的长途跋涉。
动身时，朱德除了那个从仪陇带来的小布包袱外，就是一捆草鞋。他就是凭着这捆草鞋去走天涯的。一路上经过嘉定（乐山）到了叙府（宜宾），向云南挺进。
山间的路蜿蜒曲折，一边是陡直的悬崖峭壁，另一边则是漆黑如墨的万丈深渊。在70多天的“小长征”中，朱德真正体会到了“吃尽云南苦”的全部含义。4月中旬，他们终于走进了云南省会——昆明的城门。
实在不容易呀！没有坐船，没有骑马，硬是凭着一双铁脚板和一捆草鞋，穿山越岭，涉水过江，走了3000余里。
朱德和敬镕在昆明城内一萧姓四川人开的临阳小客栈里住下。这时，朱德才决定给家里写一封信，一是报个平安，二是把自己这次离家远行的真相告诉父母。他在信里说，家里祖、父两辈人都指望自己支撑门户，指望自己当官、挣钱，使全家人从贫穷中摆脱出来。老人们的心愿是好的，但根本无法实现。眼看国家都快要亡了，救国要紧，没有国，哪还有家呀？！所以，现时无法顾家了。父母的养育之恩，只求来日报答。他还说，家里受旧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别说见到当兵的，就是听到当兵的都反感，总认为是“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现在，时代变了，好多热血青年都走上了“从戎救国”之路，是“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自己选择的路，这次是走定了，义无反顾，决不后悔。
落第后冒籍报考而后来险些被讲武堂除名（1）
第二天，他们去打听报考讲武堂的事情，很快了解到：清政府为了维护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决心培养一批军事人才，并建立新的军事力量。于是，在云南昆明建立了陆军讲武堂，为新军及巡防营培养骨干。同时，还编练新军一镇（师），定名为“暂编陆军第十九镇”。
别人还告诉他们，讲武堂主要招收云南籍的学生，外省人没有当地老住户和有地位的人担保，是不能报考的。后来，敬镕找到了一位四川同乡，想请他担保报考讲武堂。这位同乡是在由四川人组成的新军步兵标（团）里供事。这个步兵标驻在巫家坝，归云南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协（旅）管辖。看在乡亲的份上，他满口答应了。
夏季里，云南陆军讲武堂的招生考试开始进行。朱德和敬镕在热情的川籍军官的介绍与担保下，报名参加了考试。公布成绩时，朱德和敬镕都合格了，且成绩都不错，他们俩十分高兴。朱德心想，进讲武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几个月的艰苦努力没有付之东流。
公布录取名单的那天，朱德早早就去了。谁知名单上只有敬镕，却没有朱建德。那一刻，朱德感到万分失望。
朱德不甘心自己的落第，他去追问那名川籍军官：“他们为什么不录取我？为什么？”那名军官带有几分同情的口气说：“也许因为你是四川人。”
“不对，你说得不对。敬镕也是四川人，他为什么能录取？况且我比他考得还好？”朱德为自己申辩。这时，敬镕皱了皱眉头，略带不安地解释：“建德，这件事也怪我，我担心四川人录取不了，在报名的最后一瞬间，我决定改变籍贯，写成出身云南一家地主家庭。”
听后，朱德好半天没有说出一句话。这个小小的把戏对于一向办事认真、为人老实的朱德是一个不小的打击。怎么办呢？身上的盘缠已所剩无几，四川也回不去了。朱德望着日夜向往的那个讲武堂，暗暗在心中说，我一定要进讲武堂，一定要去当兵。
决心已定，决不能后退，前面就是刀山火海，他也要去闯荡闯荡，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这是他从生母身上学来的不怕困难的精神。当朱德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那名川籍军官时，军官感到很惊讶。那时候，有文化的人是不愿意当兵的。朱德愿意当兵，正是求之不得，那军官立刻答应把朱德介绍到川军的步兵标里去：“不过，你最好改个名字？”
从这时候起，朱德就改掉了“朱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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