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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囊路�，他们吃了一惊：“花姑娘！”
　　他们伸出了黑色的魔爪。十七岁的少女正是鲜花怒放的年华，野兽撕碎了花瓣！他们又用刺刀在你的脖子上试了又试，你吓呆了！日本兵又把你赤身裸体地押下山游街，你又怕又羞，你低着头，浑身战栗着，每一根神经都在颤抖。你是冰清玉洁的一尊雕像！
　　你是弱者，你怕人讥笑，怕无脸见人，所以你服毒自杀。你也是强者，当肥皂水进入你的肠胃，生命女神再次卷顾了你。你活下来了，顽强而痛苦地又活了五十年！
　　你是幸福的，你看到了正义和善良的胜利。你住进了新村公寓，这里曾是你种菜的地方。虽然你失去了丈夫，你的儿女都尊重你、体谅你。你常常做出他们不高兴的事情，你为什么老是钻到垃圾堆里去拣脏东西？拣来菜皮、瓜皮和烂泥，满满地煮上一锅，再煮上一锅，给谁吃呢？那天我来看你，你又在垃圾堆里，拣了破伞、木棍和装有煤灰的蒲包，你把它堆在漂亮的阳台上，干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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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封信：致六十七岁的“小七子”（2）
我在问你，大家都在问你：拣这些破烂干什么呢？
　　你嘴上喃喃地说着。说什么？
　　噢，你在说过去的事，说你自己想说的话。那你说吧，大声地说！
　　

不安的“安居”
总面积只有四平方公里的“南京安全区”，拥挤着近三十万的难民！这里可能创造了世界上迄今为止人口密度最高的记录。在中国的这块领地里，德国、美国、英国等西洋人是保护神，手拿屠刀的日军成了统治者，中国人却成了寄人篱下的可怜虫，成了任人宰割的羔羊！
　　这里是一座不大不小的国际舞台，各种各样的人物在台上表演他们的传统节目或即兴之作。紧锣密鼓，剑拔弩张，人性、兽性和奴性展开了生死搏斗！
　　啊，令人不安的“安全区”。
　　　。。

人人过关（1）
占领南京的日军惊魂未定。他们知道，曾与他们拼死血战的十万中国守军，不少人仍然隐伏在市内，相当多的中国军人混杂在安全区的难民中，这是一批危险的人物。进城的第二天——十二月十四日，一个日本军官带着四五个随从，来到宁海路五号国际委员会，瘦高个子的费吴生立即笑脸相迎。因为头一天日军在难民区打死了二十个难民，传教士出身的美国人尽力地想制造一点友善的气氛。
　　刚坐下，矮个子的日本军官就提出：
　　“据我们得知，这里有六千名解除了武装的中国兵，希望你们能交出来！”
　　费吴生愣了一下：他们怎么知道有六千名的呢？他急忙叫人递上茶水：“败退的中国兵有一些，可不多。再说，解除了武装的士兵，应该给予人道的待遇，昨天贵方已经答应保证他们的安全。”
　　“我们知道怎样对付他们。帝国军队要求贵方协助的是：把六千名中国兵交出来！”
　　难民们分散在二十几个收容所中，日本兵一时也分不清哪些是中国兵？中国兵藏在哪里？整整花了一个小时，费吴生费尽口舌地辩解着，他极力地要保护走投无路的中国败兵。
　　日本军官不高兴地走了。
　　第二天晚上，国际委员会的十五名委员正在煤油灯下开会，日军从安全区中拖出了一千三百个男人，用绳子绑着，一百人捆成一串。头上戴着帽子的男人，都被日军抓下帽子扔到地上。其中有许多中国兵，军人都光着头。
　　拉贝急坏了。他立即带着委员们赶去交涉，日军不理不睬。费吴生在队伍中奔跑。黑暗中，他在寻找昨天向他交枪的四个小个子广东兵。他们说，他们为抗战来的，他们不愿放下武器。还有一个北方的大个子军官，他曾向费吴生倾诉了战败后的遗憾，那一双失望的眼睛使费吴生久久难忘。他寻不到他们。刺刀押着他们走了，他们昂着头，没有一个人哭。
　　拉贝气得要命。他觉得日本人欺骗了他，他也欺骗了中国人。愚弄人是不道德的。当天中午，他和国际委员会秘书史密斯、总稽查史波林在新街口的交通银行内，与日军特务队队长商谈过这个问题。日本大使馆的福田参赞担任翻译。他说：“对于已被解除武装的中国兵，可以信托日军的仁慈态度。”不过几个小时，日本人怎么不能“信托”了呢？难道枪杀就是“仁慈”？
　　十六日一早，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叫史密斯执笔，致函日本大使馆参赞福田：“昨天因贵国高级军事长官抵达此间，敝委员会认为秩序即可恢复，故未提抗议。不料晚间情形更为恶劣，敝委员会不得不胪陈各点，促请贵国军事当局注意，并设法加以阻止。”
　　对这件公函的答复，日军当局对费吴生说：“难民区内还藏有中国兵两万人，我们将肃清这些恶鬼！”
　　费吴生不安了：“恐怕不到一百人了，他们都没有武器！”
　　肃清“恶鬼”的行动开始了。
　　十二月二十二日，在阴森森的寒风中，南京的大街小巷贴满了日本宪兵司令的通告：
　　为布告事：自十二月二十四日起，
　　宪兵司令部将签发平民护照，以
　　利居留工作。凡各平民均须向日
　　军办事处亲自报到，领取护照，不
　　得代为领取，倘有老弱病人，须
　　家属伴往报到。无护照者一概不
　　得居留城内，切切此令。
　　人们围观着，议论着，怒骂着。不识字的人一遍又一遍地请人读给他们听。也有人提出一些不清楚的问题：“到哪里去登记啊？”“抱在手里的娃娃要不要登记？”
　　打听到了消息的人互相转告：“十六岁以上的男女都要去登记。”“登记在金陵大学、金陵女大和山西路广场。”
　　明知登记会有风险，可不登记说不定风险更大。南京人已经尝到了日本兵的厉害！
　　天蒙蒙亮，山西路广场上就挤满了膀子上戴着太阳臂章的人。虔诚的基督徒朱寿义也去了。过了一会，来了几个带枪的日本宪兵，先叫大家四个一排站好队，长绳似的队伍一直排到三里地外的宁海路。哪个人乱钻，哪个人说话，日本兵的枪托就打下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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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过关（2）
广场上用桌子搭了个台，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国人站上去讲话了，他个子不高，听得出是外地口音，边讲边指手划脚：
　　“同胞们，日本人是好人，大家都要听从皇军的命令。你们中间哪个当过中央军的，就站出来。你们没有家眷，流落在外面，生活很苦。只要站出来，皇军不但不杀，愿意做工的可以做工，愿意回家的还发给路费！”
　　讲到“发给路费”的时候，他还拍了几下胸脯。有人看他穿着西装，还戴着一副眼镜，有点洋气，认为可以相信的。
　　“这人是谁？”有人悄悄地问。
　　“好像是夫子庙卖过仁丹的。”
　　“这人叫詹荣光。好像是湖北人，九头鸟。”
　　“中国人总不会骗中国人的吧。”
　　“难说。”
　　一阵小小的议论后，就是一阵小小的骚动。詹荣光又说话了：
　　“我的同胞们，当过兵的，愿意做工的，都站出来，有饭吃，有工钱发！”
　　有人站出来了。一个。两个。三个。十个。二十个。
　　“好！往这边站！”詹荣光很高兴。
　　站出来了好几百人。“上车吧！”日本军官一声喊，持枪的日本兵就赶着这些想回家和想做工的人上了卡车。卡车飞驰到下关，机枪早准备好了。
　　登记了，一个挨一个地走过去。先朝桌子旁坐着的日军来一个一百二十度的鞠躬，然后问姓名、年龄、住址、职业、家里几口人。问完，再从头到脚检查。先看头上有没有戴过钢盔的印子，再看手上有没有老茧，还听你说的是不是南京本地话。胆子小的害怕得发抖，就被拉出了队伍。有一点可疑的，也被另立一边。话说不清楚的，他怀疑你有鬼，靠边站了。种菜的、打铁的、拉车的，不少人都被他们怀疑是中央军拉出了队伍。
　　排了一天队，到傍晚了，朱寿义还没有领到“安居证”。他拿到了一张小条子，条子上有“野宇”两个字，上面还盖了图章。
　　第二天一早，朱寿义又来到山西路排队。还是四个人一排。他小心翼翼地拿着这张条子，不敢说话，连看也不敢多看。前面的一个年轻人鞠躬时腰弯得小了一些，一刺刀戳在大腿上，躺在地上爬不起来了。那个老头因为耳朵聋，听不到问他什么话，被一枪托砸破了头。有好些青年人被拉出了队伍。
　　“的咯、的咯”的马蹄声由远而近。日军的马队来了。一个军官模样的人与一个日本兵哇啦哇啦地说了几句：“抬子弹去！”
　　一声令下，日本兵从队伍中拉出了一百几十个年轻人。朱寿义站在他们后面的第五排，他默默地在心中祷告：耶稣保佑！他被日本兵摸了一遍，花了两元钱拿到了一张三十二开的“安居证”，上面有一颗方的图章，落款是昭和十二年十二月。为了这张倒霉的白纸，他吃了多少苦！多少人又为它送了命！他真想把它撕成碎片，可他舍不得，没有它，要杀头的啊！
　　宁海路往南是上海路。上海路上也排着长蛇阵，蛇头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广场上。广场上也有一个台子，台上除了坐着日军的几个军官外，詹荣光也在台上，和他同来的还有一个是原来在日本大使馆干杂事的侍役，现在摇身一变，成了翻译。
　　一个叫做角下的日本人讲话了。据说，他与詹荣光很有交情。日本兵进城后，詹荣光送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看护给角下。这一来，不仅詹荣光为虎作伥有了靠山，而且还通过这个女看护，掌握了留在南京的军队医护人员的情况。角下会讲中国话，他态度强硬：
　　“凡是当过兵的或者拉伕来的，只要自首出来，保证生命安全，还有工可以做。不然的话，查出来是要杀头的！”
　　没有人理他。詹荣光鹦鹉学舌似的照样说了几遍，终于从队伍中走出了几十个人。广场的东南角，活动镜头吱吱吱地响着，有日本人在拍摄电影。
　　因为站出来的人不多，日军就在队伍中搜查了，二三十岁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被拖到队伍外面来，稍有对抗的，当场刺刀见血！于是，有的跪地哀求，有的默不作声，有的吓哭了。难民的队伍中，也有被人冒充是亲人仗义相救的。十八岁的喻志清去女子大学登记时被日本人拖出队伍。一起住在难民区的一个胖胖的老妈妈一看不好，立刻扑过去大喊：“乖乖儿啊！我的乖乖儿啊！”日本兵一下子愣住了。老太太强作笑颜边讲边打手势：“我的儿子，儿子！”喻志清就这样被救了下来，他也就这样有了一个干妈。在抓捕中国士兵的时候，不少南京妇女冒着危险拼死救护他们。刘秀英老大娘对我说：“在女子大学登记时，我穿着黑棉衣棉裤，脸上抹着灰，梳一个巴巴头，像个老太太。一个穿蓝色中式衣的瘦瘦的小伙子被日本兵拖出来后用绳子绑起来了，麻绳勒着项颈。他在我身边悄悄地说：‘大妈，你做做好事救救我，日本人要拉出去枪毙我！’那天是早晨，我也害怕，日本兵手里拿着长枪，皮鞋咯嗒咯嗒在我身边响。我想救人要紧，我就挤出人堆去对一个翻译讲：‘这是我儿子’。翻译对日本人说了一声，那个小伙子就放出来了。登记完毕，他跪在我面前磕头，一口一个‘干妈’。人心都是肉长的，哪个人没有父母儿女啊！”
　　

人人过关（3）
日军大肆搜捕中国散兵的目的，除了肃清敌方军事力量外，还为了得到奖赏。据一个从南京脱险出去的人说：“日军有令，凡捕获排长一名奖五十元，连长二百元，营长五百元，团长以上则赏以重金。捕获的军官，都送到军政部内的大操场上，操场上有百十具木头做的十字架，进去的人，全部绑在十字架上被刺刀捅死！”
　　后来，女子大学的登记又改换了花样：先将男女分开站好，凡有家眷的，一律认领，没有家属认的男子，统统拉走枪杀。
　　据目击者说，从十二月二十四日开始登记，到一月十日登记结束，日军又杀害了几万青年男子，美貌女子被拉走十多卡车。领到安居证的只有十六万多人！为了领到这张“安居证”，妇女们都经过了一番化装：剪掉长发，抹上锅灰，穿上黑衣，用白布条紧束胸部，用黑布条扎紧裤管。总之是越丑越好，越脏越好，越老越好。
　　不管老的小的，日军见到女的，先嬉皮笑脸地看一会，然后浑身上下摸索一遍，把妇女搞得面红耳赤。见到漂亮的，拉到屋子里留下来了。拿到了安居证的，还要在你的脸上盖一个图章：“花姑娘的好！”有一次，一个日军吓了一跳，刚把手伸进一位女同胞的裤腰里，立即惊叫着拿出来了。原来，这位妇女为保护自己，在肚子上和大腿边贴了四张黑糊糊的烂膏药！日军以为这是一种病，吓得要命。后来，这个方法被许多妇女效仿。
　　金陵大学内的难民大多是妇女。十二月二十六日，史威斯纪念堂前的网球场上，集合起三千个男人。摇着尾巴的汉奸唾沫飞溅地动员了半个多钟头，走出了二百多个自己承认是“中国兵”的人。日本兵又从难民群中拉出了够一千人，但不少人站出来证明他们不是中国兵。后来又来了两个日本军官，指示士兵立即将这批人分两队押解出去。
　　他们的一部分被押到了五台山，另一部分押到了汉中门外的秦淮河边被机枪打死了。押到五台山的一百多个人都用铁丝捆着双手，被押到永宁寺对面的一幢楼房里。永宁寺的门口铺着长长的白纸条，许多和尚跪在地上祷拜。
　　被捆着手的人五个一批或十个一批地从第一间房子里走进去，里面烈火熊熊，大院子里架着好几堆木柴，抓来的难民一个个被日本兵推入火中！没有枪声，只有一阵阵的惨叫和呻吟。一个死里逃生的人说，他眼见要被大火烧死，就向一个脸部和善的日本兵求情。那个日军同情地看了他几眼，做出无能为力的样子，然后用一根木棍在泥地上写了四个大字：大人命令。他说，后来是由于和尚们苦苦哀求，他和另外几个人才幸免于难。遗憾的是，这位九死一生的目击者仍然没有逃脱灾难。他在十一天后的一九三八年一月七日的金陵大学广场上的登记中，又被日本兵拉出去了，美国教授贝德士两次替他求情担保，都没有效果。这位被贝德士称为“异常聪明”的中国青年仍然过不了登记安居证的生死之关。
　　登记结束后的一天，南京的天空中又飞临一架涂有太阳旗的日本飞机，传单像花瓣似的飘下来，上面是一幅画：一个日本兵抱着一个中国儿童，儿童手里拿着吃的东西，旁边跪着一个中国妇女。传单上还印有一句话：“信赖皇军，就可得救。”日军说：只要将这张画贴在门上，就能保证安全。
　　一位二十二岁的少妇把这张画贴到了三牌楼三号她家的大门上，这天——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九日，她被日本兵奸污了两次。
　　难民们又都回到了难民区。日军已经下令，二月四日必须解散安全区。但难民们认为：不安全的安全区还是比日军宣传的安全的不安全区要好一些。
　　暮色中，几百名妇女恳求国际委员会继续收留她们。一个六十二岁的老太太说：“我昨天回到汉西门的家里，日本兵又来强奸我，我说年纪太大了，被打得头昏眼花。”有的说：“与其回家被奸被抢被杀，不如死在这里！”
　　下跪是中国人古老的礼节。这是崇高而又卑贱的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