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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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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天涯沦落人（1）
受西洋人的保护和受东洋人的屠杀，对于中国人来说，同样都是悲剧。
患难见真情。危急中的同胞都袒露出了自己的那一颗心。
位于五台山上的美国大使馆里的人已撤退了。除了两名美国记者，这里还躲避了三百多难民，有男有女，有老有小，有军有民，谁也不认识谁。小院里拥挤、嘈杂不说，还缺水断粮。每个人心惊胆战地提防日军的搜捕和屠杀，各人都为自己的性命担忧。日本兵捕杀的重点，是放下了武器的中国兵。这座院子里躲避着好些中国兵，虽然他们已换上了便衣，但举止言行，一看便知。住在一起，许多事谁也瞒不过谁。好在患难中的人都有同情心，谁也不敢欺侮谁。日军一天七八次进来搜查，常常是那两位美国记者拿出手枪把他们喝退。
躲在这样的小院子里，国际委员会是没有粥供应的，一切都得自己设法解决。军医官和一群散兵在这里住了八天，五元钱买来的两斗米已经吃完了，另一支部队的一位姓杨的司务长得知了这个消息，送来了一袋面粉。门角落里有两缸咸菜，医官叫士兵送了一缸给杨司务长他们。这样一来，大家都有了饭，也有了菜。
自来水早就断了，吃的、用的水都要到山下的泥塘中去挑。挑水是要冒险的，被日本兵看见，一枪扫来或一刀刺来，就回不了这幢小楼。水塘中浸泡着不少同胞的尸体，黄泥水中有一摊摊的血。但住在里面的青壮男子都争着去挑。挑来一担水，大家都将就着用，十几个、几十个人合用一盆洗脸水。一个叫黄子良的士兵遇到了乡下来的三十多个难民，他把这些人带进来。听说一天没有吃东西了，住在楼下的胡先生送来了两大碗稀粥和一大盆水。原先他一家住了一小间，乡下的难民一来，他的房间里挤进了好几个，楼下两小间屋里，住了十多人，男女老少挤在一起，大家互相谦让，互相尊重，人人都关心一件事，鬼子不要来敲门，院里不要出事情！
外面风声很紧，颐和路四号这幢洋楼里躲避了五六十口人，留守房子的周正元会几句日语，他应付了几次搜查的日军后，召集大家开会：国难当头，我们这院子里一定要互相关照，大家要齐心合力！日本兵除了抓中央军，抢东西，还要糟蹋妇女。他组织人在地下打了一个大洞，把几十个妇女和小孩都藏在里面，早上躲进去，晚上爬出来，上面铺上芦席睡老人。日军来了，用脚踩三下地板，告诉下面的人不要出声。日本兵一批又一批地来搜索，始终没有发现这里的几十个妇女。她们躲避了两个多月，几十天没有见到光明！
躲进意大利领事馆内的教导总队营长郭岐，买了一身破烂衣服和一顶油腻腻的礼帽扮成了苦力，他三个月没有洗脸，蓬头垢面，连指甲都不剪。他和他的士兵丢掉了一切东西，就是不肯丢掉枪，他把十支手枪用绳子拴成一串，偷偷地扔在院内的水井中，难民们谁也没有怀疑他是个兵。有一次，打水的人把手枪带上来了，这一来，吓坏了院子里几十个人。因为日本人搜出一支枪，全院子里的人都要遭殃！旁边一幢小楼外边发现了一件军衣，院内的人死了一半！收容所的地上捡到一颗手枪子弹，马上枪毙了十个同胞！
一些难民对郭岐说：“我们有五十多个人，如果查出你们是军人和这些手枪，我们都得同归于尽！”
“请大家放心，如果日本兵查出我的时候，我绝不连累大家，我自己去担当一切。不过，对于我的士兵和井里的枪，大家不要责难。什么叫共患难？就是这个时候啊！”郭岐这么一讲，许多人都点头赞同，一位姓张的男人说：
“郭先生，你如果有危险，我来担当，我替你死！”
营长感动了，他流着泪对大家说：“我们是中国人，不能受日本兵欺侮。如果大家有危险，我作为军人，一定不顾一切地营救，我们要活一起活，要死一起死！”
一番感人肺腑的话，使院内的人忘却了墙外日军的刺刀和枪弹。团结一心，才能众志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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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是天涯沦落人（2）
团结不仅仅是群体的组合，也是感情的凝聚。沦陷后的南京，民族仇恨和民族自尊心使中国人变得更伟大和崇高了。
一位矮个子老人的故事吸引了我。我在老式的砖楼下见到了八十三岁的朱寿义先生。这位简朴和清贫的老人当时在安全区中分发救济款。没吃没穿的难民，写一张条子送来，少的发五元或七元，多的发十元，每天发出几百元。断了粮，他可以开一个月的领粮条子。有伤有病的，他这里开了条子，盖上红的圆印，可以到鼓楼医院免费治疗。死了人的，开始还发棺材，后来被害的人太多了，就没有办法了。要求救济的人成千上万，警察手拿着藤条维持秩序，许多人都挤不到这个铁栏杆的窗口来。中饭后休息，一个三十岁左右的人挤进来：
“请问你是朱先生？”
戴黑框眼镜的朱寿义朝他点点头：“你有什么事？”
来人立即跪地磕头：“我是拉黄包车的，不瞒你说，现在一家没有吃了，递了几天条子都换不到钱，我想求求你。”
三轮车夫的手臂上有一条条的血痕，朱寿义给了他五元法币。解放初的一天，朱寿义到洪武路的一个同事家，院中一个五十多岁的人看见了：“这不是朱先生吗？”
朱寿义不认识这个人：“你是——”。
“难民区里托了你的情才递上了条子，那五元法币救了我全家的命。”他拉着朱寿义到家门口，“看，我供着你的长生福禄牌位，初一、十五都替你烧香！”
朱寿义一看，堂屋的正中立着一块红底黑字的长生牌位，香烟缭绕。他急得直喊：“快拿下来，快拿下来，不要把我折死了！”
黄包车夫两手抱拳：“救苦救难，我不能忘记大恩大德！”
“人都有危难的时候，患难相助，这是应当的！”讲起发救济款，朱寿义老泪横流：
“那时真苦啊，五台山下来一个人请求特别救济，说他父亲死了，没钱买棺材。国际委员会派一个叫刘云海的人去调查，我也跟着去了。去了一看，破棚子边躺着一个老头，脸上盖了一张大草纸，旁边有一堆纸灰。姓刘的弯下腰去揭开草纸一看，老头还没有闭眼。姓刘的说，‘装死！骗钱！走。’我心软，说，‘刘先生，瞒上不瞒下，做做好事，人到这一步，够可怜的了，多少给一点，譬如给了我。’刘云海点了点头，我才给老人手里塞了五元钱。”
经过这场劫难的老人大都知道一个悲壮的故事：某天，三个日本兵一人挟着一个妇女嬉笑着往他们的住地拉去，两个妇女又哭又叫。另一个妇女边走边对日军说：“这两个人不懂道理，对皇军没有礼貌，不如放了她们，我一个人来慰劳你们！”
日军明白了她的意思后，狂笑了一阵，就放了那两个姑娘。三个日本兵簇拥着这个妇女向前走。走到难民救济会门口，这位妇女突然抽出一个日军的刺刀，深深地刺入自己的胸中。她倒下了，她救了两个同胞姐妹！这故事发生的日子和这位妇女的名字至今没有人说得清，但这是一件真实的事情。
自然，同是天涯沦落人，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无私的品格和无畏的勇气。
一九三七年的最后一天，意大利领事馆门口，停下了两辆马车。五个日军敲开门后，翻译传下话来：要借用三个姑娘。兽兵们抓出了三个姑娘。顿时，姑娘们拉着父母的衣服不放，父母们顿足哭喊着，不让女儿走。一位父亲上前恳求日军不要拉走他的女儿，却在脖颈上被捅了一刺刀！一位三十多岁的母亲不忍让女儿去受苦，流着泪向翻译求情：由她去代替行不行？翻译一看，可以应付，就应允了。鬼子们见几个姑娘拖拖拉拉不肯走，就大声骂起来。这时，有几个难民就劝说了：
“走吧，快走吧！日本人发起火来，大家都要受连累，没有办法的，快走吧……”
三个女同胞被推上了马车，她们被日本兵拉走了，她们在哭，她们的心在滴血。日军和同胞都催促着：“快走吧，快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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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之歌（1）
无论外界怎样改变人的生活轨迹，人们总要顽强地坚持自己的生活习俗。野蛮和恐怖笼罩着南京。在阴沉沉的寒风中，一年一度的圣诞节来临了。
这是西方人的节日。这是他们心中的上帝之子诞生的日子。耶稣是神圣的，他给世界带来慈善、安宁、幸福与和平。他是善良的化身，为了洗刷别人的罪恶，心甘情愿地替世人赎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这样的人是值得纪念的。圣诞节前的一天，费吴生和费太太就忙开了。他们在准备圣餐。圣餐要有饼和酒，这是耶稣受难前与门徒吃的晚餐。吃了圣餐，人类会赎去原罪。人间的原罪太多了。南京在流血、在呻吟、在死亡。这是犹大们干的，这是罪恶。主啊，救救这些人吧！
中午，德国卡罗威治公司的代表克鲁治、史波林和金陵大学医院代理院长德利谟博士都来了。午餐不太丰盛，只有炸牛排和烤白薯。味道都不错，牛排很香，白薯很甜。可惜，拉贝没有来。他走不开，他在小桃源的家里躲避了三百多个妇女和老人。日本兵时常来抢劫和污辱妇女。昨天还从隔壁的围墙上翻过来。正好被拉贝撞见，靠了那面国社党黑字的旗子才把他们吓走。拉贝气极了，他不许爬进墙来的日军从他的大门出去。他要日本兵仍然爬墙出去。有的日本兵不愿意再爬墙，大胖子拉贝指指自己胸前戴的那枚国社党勋章，质问日军明白不明白这勋章的意义。这枚黑白图案的勋章让每一个日本兵都望而生畏。
晚上，他来了。他是走来的。因为拉贝又驱赶了几次日本人，所以晚了些时光。这位难民区最大的长者，他开朗而乐观，也很严厉，但人们都很尊敬他。他穿一身深色的西装，系紫红色的领带，样子显得年轻了许多。他带来了礼品，给每人送了一本精致的羊皮面子的西门子公司的日记本。
威尔逊医生弹起了钢琴。悠扬的琴声使人们忘却了外面不愉快和不安定的事情。这是节奏舒缓的《圣夜静歌》。男人、女人和孩子都和着琴声放开了歌喉：
圣夜清，圣夜静，
明星灿烂天地宁。
水寂山眠万籁无声，
祥云缭绕，拥着伯利恒。
客店马槽，诞生天婴。
阿门！
圣夜清，圣夜静，
天使显现牧人惊。
金琴玉筝漫天歌韵。
哈里路亚，山海欲齐鸣。
传报佳音：救主降生！
圣夜清，圣夜静，
救主耶稣今降生。
博爱、牺牲、公义、和平，
圣容赫华犹如日初升。
恩光辉耀，照彻乾坤。
阿门！
一曲唱完，大家高兴地鼓掌。威尔逊激动地又奏了一曲《圣诞佳音歌》：
天使初报圣诞佳音，
先向田间贫苦牧人，
牧人正当看守羊群，
严冬方冷，长夜已深。
欢欣，欢欣，欢欣，欢欣，
天国君王今日降生。
阿门！
耶稣降生了。十二月二十五日，阳光像一个金球在天空照耀，天气好极了。这一天，街上似乎也安宁了一些。
今天，费吴生邀请了几个女士来他的家中欢聚，明尼·沃特琳教授来了，她是和她的同事、中国讲师吴女士一起来的。金陵大学医院的鲍尔女士也来了。还有史密斯和李格斯教授，他们说好了也要来的，可已经十二点了，怎么还没有来？电话已经不通了，十三日起中断了服务。
他们可能有事。不等了，吃吧。中午吃烧鹅，鹅很肥，火候又好，红通通的烤鹅很脆也很香。费太太陪着女士们喝了点葡萄酒，费吴生劝女士们多吃点，她们都很兴奋。已经十多天没有好好地吃一餐饭了，她们都在各人负责的收容所里和难民们一起经受各种各样的苦难。
正当大家在品评烤鹅味道很鲜美的时候，有人急匆匆地来报告费博士：“金陵大学的好几个地方冲进了日本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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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诞之歌（2）
“喝完这一杯就走。”费太太说。
杯中的酒还没喝完，又来了两个报告紧急情况的人。
“走！”费吴生放下叉子，沃特琳教授和鲍尔女士也一起跟他出去了。
日本兵冲进了美籍教授方恩博士的住宅，冲进了中国教员的宿舍和蚕桑系校舍。他们一处又一处地驱逐和抗议。
关于这天的情况，费吴生在日记中是这样记述的：
“今天日本兵扯下了农村师资训练学校的美国国旗。昨天晚上和今天晚上，七个日本兵在圣经师资训练学校过夜并强奸妇女多人。我们隔壁，一个十二岁的小女孩被三个士兵奸污了。另一个十三岁的女孩也在我们救援之前被奸污了。刺刀伤人的事件时有发生。威尔逊医生报告说，医院的二百四十名病人中有四分之三是日本占领军的暴行造成的。对中国人的登记在金陵大学的校园里开始了。日本人欺骗说，如果有军人主动站出来，就可以送到劳工队工作，性命也可保全。约有二百四十人站了出来。他们被集中起来带走了，两三个活下来的人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们受伤后装死，然后逃到了医院）：一批人被机枪扫射而死，另一批人被士兵练习刺杀挑死了。也有很多人在行刑队的枪口下死里逃生，不过受了一两处伤。他们躺在同伴们的尸体下，从白天躺到晚上，然后逃到医院或朋友那里，全靠日本兵的疏忽拣了一条命。”
李格斯教授这天遇到了麻烦。他遭到了日军稽查官的抢劫和污辱。当费先生和女士们正在品尝烤鹅鲜美的滋味时，他气呼呼地来到国际安全委员会秘书史密斯博士的住宅，述说了事情的经过，要求向日军提出抗议。史密斯博士也愤慨了，他叫李格斯再说一遍，用钢笔当即写了一封向日本大使馆的抗议信：
致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各位官员
亲爱的先生们：
今天上午大约十点钟，李格斯先生在汉口路二十九号发现一些日本兵，并听到一位妇女哭叫。这位年纪约二十五岁到三十岁的妇女用顿足和打手势示意要李格斯先生过去。一个日本兵正拽着她，其余的士兵则在房子里。她抓着李格斯的手。其余的日本兵从房子里跑出来。他们跑了，只留下李格斯和这位妇女。这位妇女是出来买东西时被日本兵抓住的。她丈夫四天前就被抓走了，至今还没回来。她请求李格斯先生护送她回汉口路陆军大学的难民营。李格斯先生就护送她由汉口路往东走。快到金陵大学校院时，他们遇到一名稽查官，两名士兵和一名翻译。
这个稽查官将李格斯先生的手从口袋里拽出来，扒下他的由日本大使馆发给他的臂章。李格斯把手放回口袋里，稽查官又重击他的手。他问李格斯是谁，但双方谁也听不懂谁的话。稽查官就在李格斯的胸前猛击一拳。李格斯问他这是什么意思，这下激怒了该官员。他向李格斯要通行证，但是李格斯忘记带了。他问李格斯在干什么。李格斯说正在送这位妇女回家。稽查官又给了李格斯一下。李格斯想看看这个稽查官戴的是什么臂章，他却给了李格斯一记耳光。稽查官指指地下，抢走了李格斯的帽子。李格斯猜想这是要自己给他磕头。李格斯不干。因而又挨了一巴掌。然而翻译解释说，稽查官想要一张名片。
李格斯说，他要护送这位妇女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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