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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谜-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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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关于“三潭印月”，王木木在前世看到的文章，“三潭印月”的诞生，基本上都认定这是出于苏轼的一种界定。苏轼用“三潭印月”圈出了当时西湖中的比较中心的6万平方米的水域，这片水域当时尚未被湖农开发，故其圈定并告示杭州百姓，在这6万平方米的水域中，不得进行农业种植业，不得种植葑草，不得种植菱角等。也就是说，这6万平方米之外的水域，你懂的。
据说，这里还很有苏大人的智慧。苏大人在开展西湖整治项目时，他把河岸、湖岸的地方全部给出租出去，出租给农民种菱角，而且规定，只能种菱角，不能和其它的。为什么只能种菱角呢？因为种菱角的前提，是必须把杂七杂八的水草（包括葑草）全部清除干净，菱角才能得到有效地生长。这样，他就把乞开西湖状中的主要工程量，这官方说法是要“国营”的政府行为，一脚，就转化成了种菱角的人的个人责任。
那么，这苏大人让人种菱角能让到什么地步呐？这“三潭印月”就是一种界定，就是根双黄线。线内你别来，线外你拿钱来租！
好，这里就有个大问题了！苏轼欺上瞒下、欺世盗名的罪恶行径已经昭然若揭了！请看！我们已知“三潭印月”的大小为6万平方米，而整个西湖面积应大于639万平方米，联系上文，可知，从这里看，1090年的苏轼大动干戈整治西湖的目的仅仅只是想让原面积的百分之一都不到的水域还能是湖，其余的，即是法不禁止即可行，我不管了，我只要保证这原湖的百分之一仍是湖，就能向上交差，向下交待，向历史交卷了。
如果说，苏轼顺应当时大部分农民的意愿，保留一小部分优质湖区，将不良资产转化为农业生产，这个思路也没啥错。问题是，你那千古流芳的、身为本项目开路先锋的《乞开西湖状》，明确提出，你是在“开”西湖，而不是在填西湖、不是在租西湖。在《乞开西湖状》中，苏轼说：“熙宁中，臣通判本州，则湖之葑合盖十二三耳。至今才十六七年之间，遂堙塞其半。”意思是：“熙宁年间，第0742章三潭印月考
臣到杭州任通判，当时西湖沼泽化的程度不过十分之二三。距臣这次来杭任知州，不过十六七年时间，不想西湖已经堙塞了大半。”那么，由此可以推知：在无人管理时，放任西湖自然湮灭的速率为十六七年能从十分之二三到十之五六，即每一成的湮灭约为时四分之一年，所以，在当时，余四五成的西湖湮灭约为十六到二十年。那么，这个结果，与苏轼预言的“更二十年，无西湖矣”基本相等。
那么，苏轼种菱角之策，这放弃了西湖百分之九十九的“惠民”之策，这建设“三潭印月”，不就是让违法合法化吗？不就是在跟《乞开西湖状》在对着干吗？对着干是两个人顶牛，而《乞开西湖状》和“三潭印月”则是苏大人一人所为，且，“三潭印月”本就是《乞开西湖状》的产品，那，这里，苏轼是自已在扇自已的耳光呐？还是两面三刀，混水摸鱼，信口雌黄，鲜廉寡耻呐？
各位，苏轼苏大人的整治西湖，一手乞上，向朝廷要钱要粮要度牒；一手压下，对湖农毁田毁茭毁房产；一脚皮球，不花钱以种菱角除葑草；一脚踩定，有运作三潭印月可保底。这真是，吃小款不如吃大款，吃大款不如吃公款；大小款通吃无松宽，宋一代江山玩儿完。
苏轼在其《乞开西湖状》中所说的“开”的五理由之一是“西湖为放生池，禁捕鱼鸟，为人主祈福。自是以来，每岁四月八日，郡人数万，会于湖上，所活羽毛鳞介以百万数，皆西北向稽首仰祝千万岁寿。若一旦堙塞，使蛟龙鱼鳖，同为涸辙之鲋。臣子坐观，亦何心哉！”既然如此，为活更多“羽毛鳞介”，哪能任由湖农种植菱角，这不是在跟“羽毛鳞介”争夺生存空间吗？苏轼为什么这时就没有“亦何心哉”了？
苏轼在其《乞开西湖状》中所说的“开”的五理由之二是“今湖狭水浅，六井渐坏，若二十年之后，尽为葑田，则举城之人，复饮咸苦，其势必自耗散。”既然如此，为何将不能种植的水域只设定为百分之一？又：“咸苦”与“六井渐坏”有关，与“乞开西湖”无关。理由是：杭州的“六井”，历史悠久，并非有些文章所说为苏轼所建。杭州自隋建州以来城市日益发展，但杭州城区是由浅海湾演变成的陆地，地下水咸苦不堪饮用。唐德宗朝李泌任杭州刺史后，组织民工自涌金门至钱塘门分置水闸，掘地为沟，沟内砌石槽，石槽内安装竹管，引西湖水至城内各地，并置六个出水口，即西井、金牛池、方井、白龟池、小方井、相国井，俗称六井。至宋，苏轼将引水之竹管改用瓦筒，并直接接于流向西湖的溪涧。故，北宋之六井，与西湖不甚相关，此理由作为“乞开”的第二大理由，牵强附会了。
苏轼在其《乞开西湖状》中所说的“开”的五理由之三是“可无凶岁”。这个理由是理由，但又不是理由。兴水利，为灌溉，理所当然。但，若兴水利，要伤农，就远离“水利”的本意了。至于，毁了湖田，以保灌溉，究竟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还是捡了西瓜丢了芝麻，这里，还真没法计算。其实，理论上，只要灌溉得当，工作从水源做起，有无西湖一个样。甚至，如果考虑进水的自然蒸发量，没有西湖比有西湖更能保水。
苏轼在其《乞开西湖状》中所说的“开”的五理由之四是为了防止“吏卒搔扰”。这个理由就有点莫名其妙了，“吏卒”素质差，你不能去跟他讲三dà纪律八项注意？你可是两浙路的军政一把手，作为军队的负责人，既然知道“吏卒”惯会“搔扰”，理当头痛医头，哪能头痛医脚？不去解决吏卒的问题，反拿西湖疏浚在这里说事，这苏大人的脑袋里，还有点逻辑性吗？这个主，说白了，就是欺软怕硬。他喜欢惹事；他又怕事。所以，他看着软的，就惹了；看着硬的，就闪了。
苏轼在其《乞开西湖状》中所说的“开”的五理由之五是“水不应沟，则当劳人远取山泉”。这话说得更白痴。西湖之水并非自涌而生，系周边溪涧汇成。若无西湖，直取溪水，减少二次污染，更能保证酒的质量。至于“远取山泉”，若无西湖，酒厂若又远离溪涧的话，不能搬厂？不能打井？不能挖沟渠？不能来个第七井？第八井？
有专家说，中国是土耳其和拜占庭的精神兄弟，属于德性败坏的晚期文明。太监和女人依靠诡诈来战斗，臣民则是驯服的家畜。士大夫从古代骑士演变为近代文人的过程，就是德性衰败的过程。离春秋时代越近，残余的德性越多。日本武士接近西周，zhāo鲜士大夫接近宋儒。由宋入明，由明入清，由湘军入淮军，由淮军入北洋，每一次都导致了残余德性的衰败和投机者自取灭亡的胜利。
宋时的士大夫，诗文送到了空前的高峰，道德也开始急剧衰败。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王安石和苏轼。王安石是还没陷于急剧衰败的洪流，他，贵为权相，粗衣淡食，一生一妻，更没有狎妓养鸡之事了。而苏轼，妻妾成群，到一地，进一批幼女少女；换地了，就把开封吃了头汁妾侍变买；到新地，再进货。如果说，在宋，这已成风气，连寇准这样的一面人物，也免不了生活奢侈，狎妓成瘾。但苏轼此人，本质有问题，心眼小，爱中伤，性刻薄，爱享受。他自已是那种天天吃喝玩乐，毫不关心百姓的人，就更讨厌实干派。在乌台诗案中王安石救了他一命，他不但不感恩反第0742章三潭印月考
而一生都在嘲笑王安石，连王死后都不放过。章谆对他有恩，人家失势后也是百般嘲笑。谈文采，北宋无人能及苏学士。但是谈人品，同时代文人里面他是最差的几个人之一。比如，苏轼混在凤翔时，其时凤翔府属秦凤路，虽然与西夏还隔了好几个州，可苏轼仍然以为自己是在守边，苏轼认为，“当今制置西事”，一定要有大手笔大动作，“非痛整齐之”而不足以长治久安，不过这个事情又确实太大，“其事宏阔浩瀚”，“非可以仓促轻言者”。但是我仍然忍不住要讲几句，“特欲救一时之急，解朝夕之患耳”。苏轼他讲了什么呢？
苏轼他说，从前，国家搞“藏富于民”政策，这个地方很富有，老百姓拥有大量土地，日子过的都很爽，皆“不愿为公侯”。自从被元昊瞎搞了一下，此地经过“冰消火燎”，老百姓开始变穷了。所以，现在的当务之急，是“多方优裕其民，使其气力浑厚”，一旦和西夏操事，才能抵抗一段时间。
但如何才能“优裕其民”，一向偷吃懒做的苏轼虽没有什么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好办法，但仍然提出了一个非常特别的建议，就是请朝廷把国家专卖的盐酒等商品交由老百姓买卖！
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这建议，也就是苏轼这种书生讲讲罢了，国家专卖是支撑国家财政的重要手段，横向看看亚非澳欧美，纵向看看唐宋元明清，即使是21世纪，有哪个国家没有专卖制度？
苏轼的这个建议，正是苏轼的政治才能的典型表现，好听，好看，老百姓听着感动，大声鼓掌叫好，深得民心，但却一点也不实用，骨子里还有点反动。除了骗取一片喝彩以外，真很是“于国于民两无用”。
其实苏轼自已也明白，“以官榷与民”的想法肯定会让人觉得“迂阔取笑”。但苏轼又坚信，“古人之所以大过人者”，没别的，就是能在“扰攘急迫之中”，“行宽大闲暇久长之政”，一旦我们做了老百姓想都不敢想的好事情，老百姓就更会感激涕零，这样才可以达到“天下所以不测而大服也”的效果，会让全国人民高举拥护朝廷的旗帜向前高歌猛进！
对于苏轼惯会拉大旗的作派，王安石就说过，苏轼的文章“全类战国文字”，也就是用心太过，心机太重，耍小聪明的地方太多，心地不纯投机取巧，妄想只用一点小计谋而取得意想不到的奇迹。苏轼的很多文章都体现了苏轼的这一特点。正是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苏轼很难做到脚踏实地的工作，而时时意图以奇策制胜。诗文如此，行政也如此。苏轼疏浚西湖，“造”苏堤，“建”三潭印月，其过程中，投机取巧甚多，耍小聪明的地方甚多，脚踏实地行之有效的作为甚少，混水摸鱼财务问题更是大有奥妙。
9sfk第0742章三潭印月考
；。。。 ； ；第0741章 给你算笔账
对于眼下西湖整治工程的工程量，王木木很有想法。作为苏轼的一生最被人称赞的惠民工程西湖的整治，在规划设计、工程组织、项目目的、施工管理等处都大有问题。比如，在工程的预决算上，明显有重大贪墨的明显的嫌疑。
后人在提及苏轼整治西湖时，常常欣佩苏大人的手笔大，为杭州人民搞了个很大的工程，这工程大到已经需要朝廷批准，并要中央财政支持，苏轼为此还特事特办的从皇帝那里因为整治西湖的需要弄来了二百张度牒（也有说一百张的，也有说三百张的）。一般比较一致的记载，苏轼在整治西湖时，动用了二十多万民工。
王木木在想，20多万，应是人次。理论上可以理解为20人干了一万多天，或是一万人干了20多天。这20多万人次，人工不可谓不大，但是对于偌大的这西湖来说，这点劳务，实在太少。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比照材料，就是明正德三年的那次疏浚西湖。
明正德三年（1508年），杭州知府杨孟瑛力排众议，在巡按御史车粱支持下，奏请疏浚西湖，由工部拨款。据明《西湖游览志》卷一载：“是年二月兴工，……为佣一百五十二日，为夫六百七十万，为直银二万三千六百零七两，拆毁田荡三千四百八十一亩……，自是西湖始复唐宋之旧。”疏浚挖出的葑泥，除加宽苏堤外，在里湖西部堆筑长堤（即杨公堤）；又在外湖旧三塔塔基四周，筑一方圆形堤埂，埂外仿苏轼三塔建空心石塔3座。
看工程量，明朝这次起出的湖泥能使湖中已有的苏堤加宽一倍，还筑有两堤。这说明这次出的湖泥应该与苏轼这次的疏浚量基本相当。看几何尺寸，苏堤的增量也基本相当于其本体，新筑的两堤的体量，略小于苏轼工程的填充量，总体可粗略视作相当，这也能理解为在“复唐宋之旧”吧。
但是，你看看，在工程量相当的前提下，明杨孟瑛当时动用了多少人力？“为夫六百七十万”，是苏轼的“二十万多”的33倍！
明杨孟瑛的“为夫六百七十万”这里也作人次计，那么，因为杨孟瑛的项目是“为佣一百五十二日”，因此可理解为日下湖的作业人员在44078多人。同量类比，如果苏轼的疏浚也是这个日下湖44078人的规模的话（明杨孟瑛仿苏轼之为，故可作此类推；而实际上，后人的疏浚量在当时的疏浚指导思想下，当只会比前人少，而不会多于前朝的工程量），那，用20万一除，则苏轼的疏浚工程也就一共花了四天半多一些，圆整为五天，呵呵，这不就是一场闹剧吗？一个落入史载的大工程，也就热闹了一个小长假，可笑不？所以啊，这个西湖疏浚，不就是将疏浚作为一个题材，在此大旗下的为所欲为？在项目的掩护下，做本来想做却又无从开口的事情？
现在，王木木想把事情搞搞清楚，他实地踏勘了工地，眼见的苏堤的长约八百八十丈、宽约五丈，宋时一尺合31。68cm，故这苏堤长约2788米，宽约15。84米。而王木木在前世所见的苏堤长为2797米，宽为30…40米，高出湖面0。4米。两相比较，长度差约9米，这就应该是“回”字中大小两“口”间的间距。而宽度则要相差一倍以上，这宽出来的苏堤主要是在明杨孟瑛疏浚西湖后形成的。
历史也记载，在苏轼后的杭州府的各任领导，几次大的疏浚西湖，其基本作法都是以苏轼为楷模，都是将湖泥起出后并不上岸，更不远运。都是将湖泥在西湖中原地消化的，比如， 明杨孟瑛是将湖泥加宽苏堤和筑了两条长堤（杨公堤）。比如，清雍正五年（1727年），巡抚浙江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卫用银四万二千七百四十二两，开浚西湖，筑堰各四座。又比如清嘉庆五年（1800年），阮元疏浚西湖，湖泥则被阮元堆筑出了个阮公墩，等，人家有堤我有墩，均是湖中淤泥大挪移，一脉相承。
现在，王木木看着西湖，在给苏大人估工。王木木算来算去这苏大人的20万工根本干不了什么事！我们且不计填充于前文所述的“回”字间隙中的湖泥，就只论相当于总量一半的苏堤的土方量，就能看到这次西湖的疏浚是多么的荒唐了！
你看，2788米的苏堤，面宽15。84米，两边坡度以45度计，湖深以平均湖深2。28米计（其实近堤处湖水浅，湖中央才最深），则苏堤的土方量为115182立方，如以王木木眼见的12000人下湖作业计，则平均每人只需移泥9。6立方的泥！现在这种状况，一天就能完事！就是把“回”字中的间隙算进去，翻个倍，也人均20方不到，也辛苦点一天可以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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