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的这一生-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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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会理，过彝族区，到大渡河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从泸沽越小相岭，经越西，到大树堡，渡大渡河可直抵成都，这是一条大路；另一条是从泸沽，经冕宁，过拖乌，到安顺场渡过大渡河，这是一条崎岖不平的山路。毛泽东决定走小路，派刘伯承、聂荣臻率红一军团一师为先遣队直奔安顺场。可是，安顺场渡口只有一条小船，最多一次可渡四十人。若如此，全军渡江需半月之久，敌人就极有可能赶至江边，置红军于死地。5月26日，毛泽东、林彪率后续部队来到渡口。经过一番慎重权衡，毛泽东决定迅速北上抢占泸定桥。毛泽东沉重地说：“情况十分危急。抢占泸定桥，这是一个战略措施。只有夺取泸定桥，我军才能渡过大渡河，才能避免石达开全军覆灭的命运，才能到川西与四方面军会合。各级军政首长务必重视问题的严重性。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红军兵分两路，林彪率红一军团司令部、二师和五军团沿大渡河西岸赶赴泸定桥，毛泽东随一军团行动，刘伯承、聂荣臻率已经渡河的一师和干部团沿大渡河东岸前进。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直线距离为一百七十公里。林彪决定派二师四团，即威名远扬的王开湘、杨成武团为全军前卫团，于三天之内夺下泸定桥。
28日清晨5时，四团政委杨成武接到军团通讯员飞马送来的林彪的命令：
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29日以前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
我们预祝你们胜利。
看罢命令，杨成武差一点惊懵了。这意味着两天的路程要作一天赶。杨成武怀疑军团长林彪的命令把日子算错了。但是，“军令如山倒”，不能有一分一秒的拖延。四团立即出发，日夜兼程，终于在29日晨6时以前赶到了泸定桥边。
泸定桥，流水湍急，巨浪拍岸，徒涉和船渡根本不可能。桥头一块石碑上刻着两行字：
泸定桥边万重山
高云入峰千里长
大河之上有一座铁索桥，由十三根碗口大的铁索组成。两边各有两根作桥栏，底下并排九根做桥面，铁索上的木板已被敌人抽走，只剩下滑溜溜、光秃秃的几根铁索。四团二十二位突击勇士，手持枪，背挎刀，腰缠手榴弹，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攀着桥栏，踏着铁索向对岸冲击。黄昏时分，英雄的红四团牢牢地控制了泸定桥。
随后赶到泸定桥的林彪向红四团表示了祝贺。他决定发给每位参加飞夺泸定桥的英雄一套列宁服、一本笔记本、一支钢笔、一个搪瓷碗、一个搪瓷盘和一双筷子。在当时，这是红军战士能够得到的最高奖赏。　
　
　　　　　　　　　　　　　　　　　　
　第29节：仍是心有余悸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想起来，聂荣臻仍是心有余悸，他说：
如果不是有一师渡江，与二师四团夹江而上，飞夺泸定桥是否能够那样得手，也很难预料。固然四团动作神速勇猛确有独到之处，如果我们当时夺不到泸定桥，我军又是一个怎样的处境呢？
也许历史就要重写或另辟篇章了。飞夺泸定桥的壮举，给红一军团战史增添了一道永不褪色的光彩，战争幸运之神又一次光临了林彪——红一军团的军团长。
七草地波折
长征万里，铁流滚滚。红军健儿最危险的敌人不是飞机、大炮和国民党军队，而是袭人于无形的瘴气、沼泽、草地和会师后来自同一阵营的冷箭。
聂荣臻把手枪顶上膛，随时准备应对暗处打来的黑枪。林彪垂涎于张国焘雄厚的兵力，和聂荣臻在草地大动肝火。
在一、四方面军分离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将林彪推到对敌斗争的最前沿和党内斗争的最后方。对他的无限信任？还是对他有意识的保护？历史留下重重疑团。
林彪率红一军团作为中央红军的先锋，在渡过大渡河后，绕道雅安，沿川西天全、芦山向北急行。翻越夹金山，夺取懋功，去与红四方面军会合，这是当时的战略总任务。
天全、芦山一带，地理上属川西高原，山峰都在海拔3000米以上，还有遮天蔽日、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和高寒刺骨的雪山。岷山、邛崃山两条蜿蜒伸展的山脉挡住了红军北去的道路。
在大渡河以西，威胁红军的不再是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枪炮刺刀，而是风沙雪雹、沼泽和荒野；时刻将夺去红军战士生命的，是自然灾害和红军自身的体力状况。二郎山虽然只有三千四百三十七米高，但在翻越它时，由于体力消耗殆尽，许多红军战士把翻越二郎山称之为长征中最艰难的行军之一。
二郎山位于泸定、天全、荣经三县的交界处，北接夹金山，西连大雪山，据说是《西游记》中二郎神修炼成仙的地方，故得此名。当地一首小曲这样唱着：
二郎山，高万丈，
石头荒草遍山岗。
羊肠小道难行走，
康藏交通被它挡。
1935年6月1日，林彪率红一军团前卫部队一师强攻二郎山险隘——飞越岭，打开了北进的必经之路，后续部队陆续到达二郎山地区，向抱桐岭前进。
抱桐岭是一片原始森林，古木参天，青藤盘绕，腐草烂叶遍地，野猪毒蛇乱窜。6月初，天公不作美，一连几天大雨滂沱，一股令人难以忍受的瘴气在林中弥漫开来。就在这阴森恐怖的原始森林中，许多战士无声无息地死去。以致一年后，当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还痛惜不已：“在那里，有一个军团损失了三分之二的驮畜，好几百人倒下去，再也起不来了。”
林彪本人并没在二郎山逗留，他率一师绕过天全，奔袭芦山。在芦山城外十几里处，一师又通过了一座铁索桥。不苟言笑、正经古板的军团长在这座铁索桥上出了一次洋相。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红一师师长李聚奎回忆道：
在离芦山城约十几里地的地方，我们过了一座铁索桥。这个铁索桥同泸定桥相比小得多，可是它却是我师进入川康地区以来第一次过铁索桥。由于大家都没有过铁索桥的经验，人一踩上桥，就像打秋千一样，左右摇晃。
当时林彪和我师在一起行军。因为他是从泸定铁索桥走过来的，所以大家都想看看他是怎么走铁索桥的。不料他的双脚刚踏上铁索桥，整个身子就摇晃起来，差一点摔倒了。走在他前面的警卫员赶紧用手拉他，可是越是前面有人拉，他就越迈不开步。不晓得他是怎么过泸定铁索桥的。
后来还是生长在江边的同志说，走铁索桥如同在江中小船上行走一样，必须随着铁索的颤动迈步，才能走得开。果然部队陆续地过去了。
红一军团到达芦山时，川军已弃城退到罗纯山一带。林彪决定由陈光率四团带电台先走，限令6月12日前到达懋功，刘亚楼率五团跟进，林彪、聂荣臻率军团部和红三军团彭雪枫师尾随其后。
6月12日，林彪等率部行进至夹金山脚，接到陈光、杨成武发来的电报，得悉他们已与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李先念部会师，三十军二十五师韩映山部已于8日攻占懋功。消息传来，全军欢腾。林彪、聂荣臻立即通过电台将喜讯报告毛泽东。毛泽东电令林彪“继续前进”。
林彪率众从大硗碛方向攀登夹金山。夹金山海拔四千五百米左右，中午前后，天气骤变，先是大雾，然后是毛毛细雨，转眼又下起鹅毛大雪，随风狂舞。聂荣臻开过刀的脚化脓了，躺在担架上。林彪低着头，闷声不吭地一步一步挪动着，不一会儿，他们两人就被风雪隔开了。
6月13日，聂荣臻翻过了夹金山，林彪却迟至14日才下来。这幸亏了忠心耿耿的警卫员，林彪才没倒下。由于身体虚弱、缺氧和高山反应，林彪在夹金山顶几次失去知觉，昏迷过去，警卫员们合力把他背下山。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此刻，毛泽东心头萦绕着一个问题：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情形会如何呢？一个是久经休整，兵强马壮；一个是长途跋涉，人困马乏。为此，毛泽东指示林彪所辖红一军团要主动搞好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的团结。他亲自为一军团拟定了三条标语，供两军会师后用：　
　
　　　　　　　　　　　　　　　　　　
　第30节：四方面军是一家人
　一、四方面军是一家人！
会师的胜利证明我们的红军是不可战胜的！
欢迎张主席！
与此同时，毛泽东电令林彪、彭德怀统领的一、三军团所部向不同方向前进。
对于这一举动，有些史学家认为，毛泽东“也许并不是不相信张国焘，但他在采取防范措施。他们两人已有十二年没有见面，关系历来不密切”。与张国焘共事过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善耍权术、血腥味极浓的铁腕人物，四方面军中凡是反对他的人，都被冠以各种罪名除掉了。在“肃反”的口号下，张国焘杀害了数以千计的干部。现在，张国焘走到了自己的身边，毛泽东、林彪该如何应付呢？
6月16日，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进驻懋功地区。懋功，又名小金，是一座四周被雪山环抱的小县城，只有几百户人家，居住着藏、回、汉族人民。从16日到24日，毛泽东在此足足等了一个星期，直到25日，张国焘才威风凛凛地在一队骑兵护卫下来到两河口镇，与毛泽东进行了一次“叫化子与龙王爷比宝”（毛泽东语）式的会面。
张国焘很快了解到中央红军的全部家底。他估计红一方面军人数不超过两万人，而自己带领的红四方面军足有八万人，双方力量对比是一比四。
张国焘是个注重实力的人物，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强大后，权力欲和个人野心急剧膨胀起来，表现出一种自负和傲慢，不把毛泽东等人放在眼里。和毛泽东在一起的“洋顾问”李德这样写道：
他像主人待客一样接待了我们，他的举止十分自信，充分意识到自己的军事优势及行政权力。
6月26日，中央在两河口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与张国焘就红军行动方针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提出迅速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建议。张国焘则主张南下川康边。最后，政治局以压倒优势通过了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并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张国焘对此甚为不满，他把自己的主张未能获得通过的原因归咎于政治局内毛派人物太多。他开始利用红四方面军的兵力优势，煽动手下一部分人向中央要权。张国焘还在一批高级指挥员中散布“谁得票多谁当主席”的言论，制造篡权舆论。
7月18日，中央政治局为顾全大局，搞好同四方面军的团结，作出了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委的命令，并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
张国焘就任总政委后，立即决定将原红一、三、五军团改为一、三、五、三十二军。中央红军的军团，就实际兵力而言，仅能算作一个军，人数最多的红一军团也由出发时的一万多人减员至三千五百余人。
如果把中央红军比作一乘战车，那一、三两个军团就是车之双轮，林彪、彭德怀就是冲锋陷阵的两匹骁骑。当有人偷偷地把会理会议的情况透露给张国焘后，他立即敏感地意识到，中央红军也不是铁板一块，也不团结，有机可乘。于是，他开始加紧对红一、三军团领导人进行策动。他以为，只要把林彪、彭德怀争取到自己一边，毛泽东就是一个光杆司令和孤家寡人了。
张国焘过于热情的奉承，含义不明的举动，挑拨性极强的语言，使彭德怀、聂荣臻等人警觉起来，他们顶住了张国焘的诱惑，挫败了张国焘的阴谋。
可是，在这次很明显的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中，林彪又没站稳脚跟，立场又发生了动摇。由于在遵义会议和会理会议上两次受到不同程度的批评，林彪的情绪一直很低沉，抵触情绪很大。不及时传达遵义会议精神和会理会议后成天咕咕囔囔就是明证。会师后，林彪与张国焘一谈即合，显得很亲近，这不能不引起聂荣臻的焦虑和不安。
北上方针由于张国焘的拖延，迟迟不能实施。8月初，中央利用毛儿盖休整之机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重申了北上川陕甘，创建新苏区的既定方针。会议还将一、四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右路军以原红一方面军为主，由一方面军的一、三军团和四方面军的四军、三十军、红军大学组成，徐向前、陈昌浩任指挥；左路军以原红四方面军为主，由四方面军的九、三十一、三十三军和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组成，由朱德任指挥。会议决定分兵北上，毛泽东率中央政治局随右路军以班佑为目标前进；张国焘率左路军以阿坝为目标前进。两军约定在巴西会合。
事态愈加严重，林彪也越滑越远。他的政委聂荣臻感觉到林彪似乎与张国焘达成了某种协议或默契，这从当时被视为张国焘代理人的陈昌浩的亲疏态度上可以得到证明。为了说明这一点，聂荣臻曾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险记”：
右路军组成后，有一天，我和林彪在右路军总指挥部开过会，留下来吃晚饭，吃了很多胡豆。右路军的政治委员是陈昌浩，他是代表张国焘的。
吃完了晚饭还没有天黑，陈昌浩说：“林彪同志你可以先走，荣臻同志你留下来，我们还要谈一谈。”留下后，陈昌浩问我：“你对遵义会议态度怎样？你对会理会议态度怎样？”我说，遵义会议我已经有了态度，会理会议我也早有了态度，这两个会议我都赞成，我都拥护。看来，他们认为，林彪已经不成问题了，要做我的工作，要动员我出来反对毛泽东同志。
……谈到晚上10点钟了，我说，昌浩同志，我要回去了，明天还要行军，他才说，好吧，你走吧。我就带着两个警卫员，牵着一匹骡子，离开了。……老实说，我怕陈昌浩整我，也怕藏在藏民中的坏分子打我的冷枪。我走了半夜多，才摸回军团部。　
　
　　　　　　　　　　　　　　　　　　
　第31节：最守纪律，最负责任
　聂荣臻是全军公认的“最守纪律，最负责任”的政治委员，他觉得自己有责任提醒周围的同志，特别是林彪。
8月中旬的一天，红一军团指挥部。当电台报告左路军迟迟不肯向巴西地区推进时，林彪、左权、朱瑞等人都沉默了。聂荣臻对他们说：“我们光在毛儿盖附近，前后就耽搁了一个多月，再不能在草地上拖了。还是照毛泽东同志讲的，出甘肃。要不，我们可就要完了。”他转身又以郑重的口吻对林彪说：“你要注意，张国焘要把我们‘吃掉’。”
“不见得吧？”对这位比自己年长7岁的政委，林彪说话总是那么一种不以为然的口气，不冷也不热。
“不见得？我告诉你吧，张国焘有一个方案，要把我调到三十一军当政委，把你调到另一个军当军长。把我们调离原作战部队，这意图不是很明显吗？”聂荣臻说。
“你这是宗派主义！”一向说话模棱两可的林彪，这次一点也不含糊，反驳聂荣臻的提醒。
“这怎么是宗派主义呢？”聂荣臻没有想到林彪口中突然飞出一顶“宗派主义”的帽子，过了一会儿，他才说：“张国焘和中央的思想不一致，从会师以来到现在一直是这样。我们应该想一想，保持警惕，这是个路线问题。”
“既然是路线问题，那么你的意思是说张国焘的路线错了？”林彪把聂荣臻逼到了关口上。在当时，得罪权势炙人的张国焘是件十分危险的事。
聂荣臻并不害怕，他平静地说：“我看张国焘的路线是错的。”
林彪却不能冷静，他高声说道：“你说他的路线不对，那他们怎么还有那么多人？我们才几个人哪？”
对林彪的这番话，聂荣臻十分气愤，他按捺不住感情，“霍”地一拍桌子，站了起来，大声说道：“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