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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在我-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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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12月8日一大早，创作室副主任李之华来叫我和他一起到青艺剧场三楼小舞厅出席文联和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没想到这一天的会议聚集了这么多文艺界的著名人物，我参加的是一个后来载入中国文艺史册的重要会议。在这个会上，郭沫若按照中央的部署，提出了从《红楼梦研究》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和党与胡风理论的分歧。接着周扬发表了《我们必须战斗！》的长篇讲话，他宣布与胡风文艺理论的分歧，已经发展为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了。
转眼就到了难忘的1955年。首当其冲的是创作室的汪明，他的剧作《第一次功勋》已经彩排，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决定在春节后公演，大幅海报也已贴在剧场门外的墙上了，这时胡风问题忽然升级，剧本创作室通知剧院，汪明与胡风集团有关系，定为审查对象，剧院只得取消演出。一个难得的好作品，就这样被政治运动扼杀了。
5月27日，也就是胡风集团第二批材料公布的第二天，我又接到通知，出席文联和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这是一个惊心动魄的大会，在出版总署的大礼堂举行，有上千人参加。郭沫若宣布胡风是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宣布开除他的作协会籍，全场响起雷鸣般掌声，接着是一个个声讨胡风的发言。这时一个瘦弱的书生上台要求发言，他就是吕荧先生。他公然为胡风辩护：“胡风不是反革命，是学术思想问题……”这时，一个人站起来振臂高呼革命口号，愤怒地把吕荧从台上轰了下来。这个人就是审读我的剧本的领导张光年先生。
这以后，从1955年到1957年，从胡风反革命集团到吴祖光右派集团，我从剧本创作室最年轻的一个作家，变成了共和国一个最危险的敌人，成为政治运动主要打击的对象。我的人生理想被彻底粉碎了，我的人生命运也被彻底改变。
历史有时是很耐人寻味的。1979年我得到右派改正的通知，我得以重返戏剧工作岗位，重回中国剧协这个艺术大家庭，恰恰是共和国结束了它的第一个三十年，迈步迎向第二个三十年的开端。我也终于告别了长达二十五年之久的苦难岁月，开始了新的人生。
共和国的第一个三十年，不断进行的政治运动构成了它的形式特征，每一个中国人都在运动中翻腾着；而这三十年历史的内容特征，则是阶级斗争理论主宰着一切，决定着所有人的命运。知识分子的命运是最为悲惨的。
在上世纪末，一部流失到北京潘家园旧货市场的《杜高档案》，被学者李辉先生发现和购得。在这部不堪一读的档案里，我惊恐地重见了《祝福人们》剧本的手稿，重见了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单纯和美及其他》这篇文章，还有我少年时代的习作的贴报本，它们居然都被标上了号码，被运动的领导者定为我的一件件反革命罪证。人们看到这些“罪证”，也就看见了这些政治运动是怎样残酷地毁灭着一个无辜者。我的另一册被遗落的劳改时期的档案，也奇迹般地被一位旅居澳洲的赵立江先生发现和收藏了，一部完整的《杜高档案》留在了人间，它真实地记录了一个历史时代，和人在这段历史中的可悲命运。它将留给后人去阅读。
1980年1月，共和国第二个三十年开始，也是我重新开始戏剧工作的第一个春天，剧协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召开了一个“剧本创作座谈会”，讨论了《假如我是真的》等三个有争议的剧本。在这个会上，胡耀邦总书记站在讲台上，大声宣布：“我们的党要发誓：坚决不许对文艺作品妄加罪名，无限上纲，因而把作家打成反革命！”人们热泪盈眶，热烈鼓掌，欢呼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尽管那个座谈会对作品的评价也许还受着历史的局限，还多少留着一些旧时代文艺批评的痕迹，但历史已经证明，在共和国改革开放的三十年中，作家的命运已经完全不同于前一个三十年，再不会把一个剧本当成罪证塞进一个无辜者的档案袋里去了。
共和国的前后三十年，从贫穷到富裕，从封闭到开放，从禁锢到解放，从摧毁人性到以人为本，从阶级斗争到社会和谐，这是多么巨大多么深刻的历史变革啊！
“剧本创作室”的时代早已远去，那一个群体的人们，大多也已被历史的浪潮无情地卷走了。路翎从监狱出来，精神分裂，郁闷而死；汪明早已悲惨地死于安徽劳改农场。我是幸运的，我回来后，得到了创作室的贺敬之、赵寻、乔羽、鲁煤等几位还健在的老朋友的关怀和帮助，我很感谢他们。今天我们都垂垂老矣。不管人们用怎样的一种目光去回望往事，发出怎样的感叹，我们都不能不承认“剧本创作室”是一个失败的创作机构，是我们党领导艺术创作的一次失败的尝试。把作家们集中地养起来，用严格的政治审查来束缚他们的艺术个性，把他们培养成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切都只能是对艺术生命的扼杀和对人才的摧毁。“剧本创作室”留给我们的，是沉重的历史记忆和失败的历史教训。
2009年，我们又满怀希望地迎向共和国的第三个三十年的到来。5月4日，正当五四运动九十周年的纪念日，我有幸在北京红楼旧址的一个宾馆里参加了中国戏剧文学学会的一个座谈会。各地来的剧作者们自由活泼地交谈着，充满着和谐的气氛。一位知名的剧作家在发言中提出“我们不为权力写作”，引起了热烈的议论。几位朋友问我：你赞成这个提法吗？我回答：我赞成。因为权力可以用来压迫人，因为权力产生腐败，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所以有良知的作家决不为权力写作。我们要为真理和正义写作，为崇高的理想和信仰，为人道精神，为人的自由和幸福写作。朋友们都点头说：这应该是我们共同的艺术信念。那就让我们怀着这个信念展望中国戏剧的明天吧！
2009年6月14日
（原载《炎黄春秋》2009年第9期）
悲欣交集 重归剧坛
如果现在公布一份惨死于“文革”的中国戏剧家的名单，人们不仅会为悲悼死难者而垂泪，更会痛切地追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一个文明的民族怎么会用这样残暴的血淋淋的手段，去摧毁自己的文化精英？
田汉先生是20世纪中国最杰出的戏剧诗人，他一生创作了话剧六十三部，戏曲二十七部，歌剧二部，电影十三部，歌词、诗作两千多首，文章七百多篇，这是他奉献给我们民族的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他同时还是20世纪30—60年代戏剧界公认的最有凝聚力的领军人物。30年代由他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和民族解放战争中最有力的战歌，后来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这样一位伟大的戏剧家，他在“文革”中遭遇到了什么呢？他先是被一群鼓动起来的学生们揪斗、罚跪、殴打，受尽各种侮辱；后被秘密逮捕，由军队看管，遭受惨无人道的折磨，直到死去。田汉当时已是七十岁的老人，患着糖尿病，看管他的人不给他水喝，逼得他喝自己的尿来解渴。他的遗体送去火化的时候，隐瞒了他的真名，用的是“李五”这样一个怪名字，和国家主席刘少奇最后的命运一模一样。而成千上万个“革命”小将们，却高唱着一首《毕业歌》走向农村，这首歌正是这位被迫害而死的戏剧家30年代的作品！
一切都是这样地不可思议，一切又都是这样真实地发生。
只有当人们知道了戏剧界遭受的摧残之惨痛，人们也就会懂得为什么在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被粉碎，戏剧创作会最先顺应和引领时代潮流，在舞台上淋漓尽致地揭露和批判“四人帮”的罪行了。这是“冲破禁锢后的奔腾，重见光明时的欢唱”，它预示着中国的文艺事业将迎来一个春天。
1978年5月，上海工人文化宫戏剧创作小组的青年作者宗福先，写出了第一部以1976年天安门事件为背景的反“四人帮”的剧本《于无声处》，它的演出像一声春雷震动了全中国。
《于无声处》演出的时候，我还在长沙的一家街道工厂里做工。我看不到演出，但我跑到邮局买到了一张《文汇报》，一口气读完了这个剧本。多少年没有过的艺术感动，使我激动不已，一夜无眠。
我是一个被抛弃了整整二十五年的人。从1955年“反胡风”运动开始，到1956年的“肃反”运动，再到1957年的“反右”运动，1958年以后我经历了长达十一年半的劳动教养，这当中经过了“大跃进”运动和三年大饥饿，以及十年“文革”，最后流落在社会底层劳动。从二十五岁到四十九岁，这就是我的全部青春岁月。
这个二十五年，是我在强制下“思想改造”的二十五年。漫长岁月的囚禁和严厉的管制，使我的内心充满恐惧，长期贫困的物质生活使我的体力衰颓，我被“改造”成了一个唯唯诺诺、谨小慎微的人。我不再是“我”。而“四人帮”的覆灭，又在我已经绝望的心中，重新燃起了希望。
有一天，我从工厂下班回来，一封匿名信忽然寄到了我的家里。打开一看，是新华社的一份“内参”，报道重新使用右派知识分子的消息。我感到惊喜，因为还有老朋友在惦记着我，关怀着我未来的命运。后来我才知道寄信的人是我的老朋友柯岩和陈刚同志。
这时候，中央戏剧学院的《杨开慧》剧组到长沙演出。这个戏的编剧是乔羽和王树元，都是我的老朋友。我禁不住到剧场买了一张票去看戏。后来我和乔羽重逢时，他告诉我，当时他要求当地文化部门接待他的人帮助找到我，但被拒绝了。那时人们还和右派划清界限。
就在这时，戏剧舞台掀起的揭批“四人帮”罪行的怒潮势不可当，它极大地促进着中国人民的政治觉醒。
我工作过的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和演出了《枫叶红了的时候》，这是刺向“四人帮”的第一支锋利的投枪，对“四人帮”的荒谬绝伦的政治欺骗，进行了辛辣的讽刺。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青年作家苏叔阳创作的《丹心谱》，它把愤怒揭批“四人帮”和热情歌颂老一辈革命家结合起来，深深地感染着观众，造成了极大的轰动。
而这时，一个有着特殊重要意义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会正在北京举行。
它们汇聚成了浓郁而清新的时代气氛。凡是从五六十年代走过来的中国人，无不深深地吐出一口气，仿佛卸掉了压在胸上的一块沉重的巨石。毛泽东的个人迷信结束了，“四人帮”的文化专制砸碎了，意识形态不再是冰冷的铁板一块，这些都在告诉我们，新时代的序幕拉开了。我站在历史的转折路口，心中满怀希望，但不知道未来究竟怎样。只有到了1978年的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成功举行，一个光明的前景才展现在全体中国人的面前。
当1979年春的信息传来时，我既有一种复活的喜悦，又有一种不知所措的茫然。
我是带着深重的创伤，从底层的压抑中抬起头，走回我的戏剧工作岗位的。我离开这个岗位已经二十五年，我要怎样重新找回我的感觉？怎样追上时代的步伐？
我提着一个小衣箱回到了北京。戏剧界的朋友们是那样热诚地欢迎我，真使我感动。我见到了许多伤痕累累的老朋友，又结识了许多朝气蓬勃的年轻同志。中国剧协刚刚恢复，正赶上文化部要举办一个中国戏剧史上规模最大的戏剧展览来庆祝新中国建国三十周年，献礼演出的工作由文化部副部长吴雪负责，他欢迎我参与献礼演出工作，安排我参加评论组的活动，并编辑《会刊》。于是我住进了崇文门的那座新建的高楼“向阳饭店”。在我的生命史上，又一次获得了全身心地投入剧场、了解戏剧、感受戏剧、学习戏剧、同戏剧的蓬勃实践相结合的宝贵机缘。
当我走进吴祖光的家，重又见到我的受难的朋友们时，我们禁不住拥抱着痛哭起来。新凤霞大嫂在“文革”中伤残，不能再登台演唱了。祖光却端起酒杯对我说：“忘掉那些伤心事，抓紧工作，把损失了的二十多年补回来！”老作家的精神鼓舞了我，他正在写剧本《闯江湖》，新凤霞也在发愤地写作。
我见到了老作家陈白尘，他曾是我工作过的剧本创作室的主任。他在“文革”中戴着一顶“叛徒”的帽子，受尽了苦难。但他没有在恶势力面前屈服。我们见面时，他递给我的，是他刚刚写完初稿的剧本《大风歌》。
使我难忘的，是见到阳翰笙老人的情景。在首都剧场的休息室里，拄着手杖的老前辈看到站在面前的我时，他的眼眶里忽然涌满了眼泪，他丢掉手杖，一把抱住了我，声音颤抖地说：“这些年，你受苦了。”
我认识了年轻的剧作家苏叔阳，当我赞扬他的剧作《丹心谱》时，他感情真挚地向我谈到我的好朋友、当时处境极端困难的“右派”田庄，对他创作《丹心谱》的帮助。
田庄是我青年时代最好的朋友，也是我们这个所谓的右派小集团的主要成员。他是一位修养很高的电影评论家，极富艺术才华，而又最为不幸。打成右派后，他的境遇艰难。他患了肝炎，还被逼着干重活。他在北影厂担任剧本编辑，热诚地帮助许多年轻作者修改剧本。最使人悲伤的是，1979年初，也就是在我回北京之前，田庄接到北影通知，我们的右派小集团问题得到改正，要他立即到党委在改正书上签字。他骑上那辆破自行车，飞一样地奔去，又兴高采烈地奔回家。但是就在这天晚上，他忽然呕血，呕了满满一脸盆，把他的妻子和小女儿吓坏了。他的身体终于崩溃了。我回来后，赶到医院去看他，这使人欣喜的重逢，竟又成为令人悲痛的永别。田庄只活到五十岁。他死后，苏叔阳、张锲等几位在困难日子里得到过他无私帮助的作家，联名写了一篇悼念他的文章，发表在《光明日报》副刊上，我一边读一边哭。
1979年的春天，是一个悲欣交织的春天。
那蓬勃进行的戏剧展演，那一片从未有过的繁荣兴旺的创作景象，那一个个新的剧目激发起的强烈的社会反响，使我每一天都处在一种昂奋的精神状态中。
而那个春天里频繁地举行的为在“文革”劫难中屈死的老干部们平反昭雪的追悼会，又使我心情沉重，悲叹不已。
除了戏剧界为田汉先生举行的隆重的悼念会之外，最令我悲叹的是文化部的三位与我有着密切关系的副部长的命运。一位是徐光霄，他在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曾批示对我严厉处置，送去劳改。“文革”后他进了监狱，被迫害而死。另一位是陈克寒，他在1957年“反右”运动批判吴祖光右派罪行的大会上，宣布给我戴上极右分子帽子。他在“文革”中被逼跳楼自杀。还有一位刘芝明副部长，他是“二流堂”“小家族”右派集团的专案组长，1958年“反右”运动结束时，由他代表党组织向我们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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