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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青史-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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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冲锋陷阵、叱咤风云的红卫兵一样，在第一批投身于上山下乡运动的弄潮儿中，用“阶级斗争”的有色眼镜看待周围世界的仍大有人在。在赴内蒙古前夕，何方方曾激动地向毛主席发下誓言：“要继续发扬革命造反精神，彻底肃清草原上最大走资派乌兰夫的流毒，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毛主席。”于是，狂热的青年学生一到草原，便迫不及待地投入“火热的阶级斗争”。在短短几个月里，就经历了复查阶级、重新划分阶级、整顿贫协等几项大的政治活动，并把“暗藏的阶级敌人一个又一个地揪了出来”《红卫兵报》，1968年5月29日。。甚至像红卫兵搞过的“破四旧”、抄家之类的极端做法也被原封不动地移植到草原《红卫兵报》，1968年11月20日。。
“老三届”的足迹（5）
无论是狂热不羁的红卫兵领袖，还是上山下乡一呼百应的带头人，在他们身上存在着一些共同的气质。一般说来，他们大多是学生中的佼佼者。学习成绩好、政治素质较高，有的是班、年级、学校的学生干部，有一定的威信和较强的组织能力。而他们的优点与缺点并陈，又往往与“###”前的教育息息相关。至于说到最先卷入上山下乡运动的普通学生们，情况却相当复杂：他们来自不同的学校；年龄相差悬殊，从16岁直到20岁出头；本人政治面目，家庭出身，以及“###”初的经历，更是形形色色。只是基于上山下乡的共同愿望，才使这些素昧平生，本来应有不同人生道路的青年学生走到了一起。
不过，在共同愿望的背后，每个人的考虑却各式各样：有的“造反派”学生是为了在一场新的革命运动中“再立新功”；有的老红卫兵自以为前段时间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错误，真诚地希望在三大革命运动（即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中“弃旧图新”；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在“###”初受过冲击或羞辱，他们希望通过下乡，在艰苦的环境中，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以取得加入革命队伍的资格。诸如此类的考虑，从不同角度折射出以往思想教育潜移默化的深刻影响。另外，长年“逍遥”在家，感到无聊之至；明知在城市升学、就业之路被阻死，不如早走为佳，等等，也都是促使一些学生主动报名下乡的动机。在当时社会氛围高度政治化的条件下，这样的动机当然不会公开展露出来，而是用各种炫目的革命口号包装得严严实实。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往往越是“###”前的重点学校，学生中报名下乡就越踊跃。
原因之一，重点校学生总体素质高，而且生源以干部子弟和知识分子子弟居多。这些子弟，学习成绩多属上乘。干部子弟的特点在于，有早熟的参政意识、敢想敢为的勇气和较强的活动能力。由于学校、社会给予他们以特殊的信任和器重，因而使他们形成了强烈的接班人意识和政治上的优越感。他们认为，要成为合格的“接班人”，必须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并为此做好吃苦的思想准备。至于知识分子子弟，由于60年代初在学校中大力贯彻“阶级路线”的结果，他们身上的孤傲习气早已澌灭殆尽。“###”前，他们的出路主要在于升学，加之家庭环境的濡染，大多勤奋好学。尽管在政治上时有压抑之感，但在学校政治教育的灌输陶冶下，也不乏革命热情。他们较多书生气，考虑问题远不如深知柴米油盐之艰辛的工农子弟实际，所以面临上山下乡的选择，往往不瞻前顾后。
原因之二，重点校报名下乡的学生较多，是这类学校高效率政治教育结出的一个硕果。以北师大一附中为例：60年代初校方即认定，学校里走“白专道路”的学生多，必须大抓思想政治教育。随即在学生中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革命化”活动，反复宣扬侯隽、邢燕子等人事迹，积极提倡“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大力培养“又红又专”的样板。“功夫不负苦心人”，当上山下乡运动呼之欲出之际，该校的“旧党总支的红人”、班级学生干部、学生中的“红专”典型、与剥削阶级家庭划清界限的榜样等等，多数加入到上山下乡自愿者的行列，足见政治思想教育卓有成效。北师大一附中的情况，在当时的重点学校中应是有代表性的。
红卫兵们对上山下乡表现出的狂热和执著与“###”前的老知青们形成截然不同的对照。60年代初学校中宣传的是“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在升学和下乡两种准备中，升学是第一位的，下乡是第二位的。国家明确规定，上山下乡的基本对象是那些高考落榜、在城市中又无法就业的青年。这些青年只好以城市升学就业竞争失败者的身份走向农村，不可避免地带有羞辱的标记，自然也就很难踌躇满志，振作起精神。“###”爆发，一时赋予上山下乡运动以崭新的面貌。它被看作是继红卫兵运动之后一场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被说成是革命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最激进形式。由于升学、就业之路基本被堵死，主动要求上山下乡的学生们不仅不会萌生老知青那种难堪的被淘汰感，反而会以时代弄潮儿资格睥睨一切。当“###”前的城市青年高呼着“大有作为”口号走向农村时，很多人是言不由衷的。但“###”中的这批弄潮儿每当诵读到毛泽东的那段著名语录：“我们这一代青年，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自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终生”时，却无不热血沸腾，壮怀激烈，他们在下乡时以搏击长空的雄鹰自比，以划破暴风骤雨的海燕自励。他们天真地以为，在长江后浪推前浪的革命洪流中，自己勇敢地站到了最前列。
地点的选择（1）
第三章
下乡知青的安置
一旦决定了动员大批城市青年到农村去，一个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妥善地安置他们？具体些说，这个问题又包括：安置地点的选择、安置费的使用、安置的组织模式，等等。安置问题不仅与每一个下乡知青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而且直接关系到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衰成败。难怪它会成为社会上上下下普遍关注的问题。
一地点的选择
同样是到农村去，知识青年的走向却迥然有异，有的千里迢迢奔赴边疆，有的却在距家门口不远的郊县落户。一般说来，各大城市头几届毕业生在留城还是下乡问题上虽然没有丝毫选择余地，但在下乡地点的选择上还拥有相当的自由度。一些毕业生真心实意地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或受到集体生活、先驱角色以及具有军队特征的生产建设兵团生活的吸引，会主动要求到遥远的边疆或者外省、区的贫困地区去。1967年秋冬，北京市4000名中学红卫兵主动申请到条件艰苦的内蒙古牧区和东北北大荒安家落户，使“到最艰苦和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一时飞扬大江南北、戈壁荒滩。1968年，广州市许多中学红卫兵，其中包括干部子弟，自愿选择去了海南岛的生产建设兵团；南京市的一些红卫兵组织了“下乡上山串联会”等组织，进行串联，最后带动一千余名毕业生到内蒙边疆最艰苦的地区插队落户，都是青年人中勇于到边远地方艰苦奋斗的典型。一些特别向往革命圣地的学生则会选择到陕北延安或江西井冈山插队落户。仅陕北地区的北京知青就有26万之多。延安是革命战争年代中国共产党领导机关所在地，有着光辉的历史。北京知青曾自豪地表示：延安人民对中国革命做出了杰出贡献，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他们的这一要求得到北京和延安地区两方面领导及有关部门的赞赏和支持《人民日报》，1975年4月22日。。这类情况一般都是成批人的集体行为，而革命圣地几乎无一例外的贫困，又为他们的选择成为现实提供了必要前提。
不过，许多青年在选择安置地点时，确实认真考虑了到某地下乡可能给自己在物质及其他个人利益方面带来的得失利弊。多数人自然倾向于选择距家较近或生活较有保障的地方。广州市的学生多不愿去海南，主要是因为该岛距广州太远，与外界声息难通。广东省北部的一些县向以贫穷落后著称，当然也不是理想的安身之地。但有些家境贫寒的学生并不介意路途的远近或条件的艰苦，而愿意到地方国营农场或边疆生产建设兵团落户，在这种地方，至少在经济上有些保障。对上海知青来说，条件最好的是市郊农场，距家近，物质条件较好，可以经常往返，容易招工，只是名额有限。条件次一等的是到生产建设兵团（黑龙江、云南），尽管一南一北，两个极端，但均属国营单位。当时最乏吸引力的是到农村插队《文汇报》，1974年2月28日。许多知青家长也认为“插队落户不如到军垦农场。插队落户生活艰苦，没有固定工资，也没有福利待遇”。见《分水岭集体户日记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5页。。
毕业生若想对落户地点有所选择，主要的办法就是及早自愿报名下乡。以北京“老三届”毕业生为例，安置地点依次为：内蒙牧区、农区，东北北大荒，山西、陕西、云南等地，滞留城市的时间越长，选择的余地也就越小。 。。
地点的选择（2）
在1968年的上山下乡动员工作中，一些青年千方百计地利用当时执行的“投亲靠友”政策。这项政策允许青年到有朋友和亲属的村子去插队，原则上需经有关队、社同意。这就为那些选择条件优越的落脚点、特别是大城市郊区的青年提供了可乘之机。1968年12月，针对要求到北京市郊区插队的本市和外省市中学毕业生日益增多的现象，北京市革委会安置就业办公室向各区、县革命委员会发出《北京市和外省市中学毕业生到郊区、投亲靠友参加农业建设的规定》，其中规定要求到本市郊区、县农村投亲靠友的，必须是在北京市郊区、县有直系亲属或原籍在郊区、县农村而有其他亲属的；外地毕业生来京插队，必须是原籍在郊区、县农村并有直系亲属的，经队、社同意后才可接收《北京劳动大事记》（1948—1990），中国工人出版社1993年版，第180页。。1968—1969年间，上山下乡人数众多，加之学校分配工作杂乱无章，都助长了“投亲靠友”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混乱。据说，基于上述原因，广东省曾在1969年一度取消了“投亲靠友”政策＇美＇托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乡》，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是当年毕业生中最爱引用的一句豪言壮语。农村的天地固然广阔，毕业生在选择落户地点时却往往难以随心所欲。首先是家庭出身的影响，在选派到边疆地区落户的毕业生时，负责分配的人往往要筛汰那些政治“不可靠”的报名者。
其次是派性的影响。“###”中一些省、市派性武斗严重，矛盾错综复杂，以后由于军队“支左”，胜负才见分晓。卷入失势一派的学生，在下乡地点的选择上难以自主。据说，“###”中参与过武斗的广州市中学红卫兵，特别是失势的“红旗派”红卫兵，就被送到了海南的生产建设兵团，因为在那里对他们的管理更容易一些＇美＇托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乡》，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7页。。广西壮族自治区建立革委会后，掌权的一派在大搞冤、假、错案，制造一起又一起骇人听闻的流血事件的同时，将知青下乡插队、干部下“五七干校”、城市居民下放农村落户与“社会清队”结合进行，作为诛除异己的手段。所谓“黑五类”、“二十一种人”、“站错队”的“坏头头”和知识青年等等共二十多万人，先后被下放农村《广西###大事年表》，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1页。。
1968年2月，来自北京的首批知识青年抵达滇南。年底，北京、上海等市的一批批知识青年陆续进入新组建的云南生产建设兵团。与此同时，云南本地的红卫兵仍处在“划线站队”的酷烈绞杀中。这年8月，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宣告成立，旋即大兴清查运动，一派群众组织被打成“反革命”。据1975年统计，受到各种刑讯、逼供、审查、监禁的达30万人，其中37万余人死于非命。昆明地区的中学红卫兵至少2万人被认定“站错队”，上山下乡被适时地利用为一种大规模的处罚运动。至1969年春，迟来的下乡动员带着血腥味。昆明市第8中学的“站错队”红卫兵曾经咬破手指写血书，要求离校，但不予批准。只是在将他们中的70人隔离并反复刑讯逼供一个月以后，才陆续释放其中“问题较少”的人，让他们带着满身伤痕踏上插队的路程。一些红卫兵头头，直到1969年9月才取得上山下乡的资格。按规定，因有“严重的政治问题”，不能到滇西边疆插队。其中有的知青，为了洗刷自己蒙受的政治耻辱，最后选择了到缅甸参加游击战的危险道路黄尧：《缅共游击战中的中国知青》，《海南纪实》，1989年6期。。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地点的选择（3）
在某些派性严重地区，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还将推进上山下乡作为稳定局势的手段。1969年，河北省保定市将热衷派性武斗的4000名中学毕业生（包括个别大学生）“一锅端”到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两派学生按派划线，分头组织，出发日期也错开数日。“红楼”派学生分在一师、二师，“工总”派分在三师、四师。启程之日，车站上武装军人戒备森严，对每名下乡青年行李严格检查，以防夹带武器。当时，两派学生虽水火不相容，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愿望却是一致的，所以下乡的热情很高。下乡以后，大家地位相当，同病相怜，派性成见逐渐消泯，最后都成了一派，即“知青派”。
当然，在知青安置地点上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国家的规划。由于国家将知青安置地点的远近与其所居城市的行政级别、规模大小联系在一起，结果形成了与知青走向相关的一个总体特征，即知青的安置地具有政区的层次性。
第一个层次，跨省安置。
在1962年至1972年上山下乡的873万城镇知青中，属于跨省安置的有135万（占总数的155％）。其中，1966年以前19万人，1967年以后116万人本篇研究时限为1967—1973年，但有关数据来自1973年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的附件，时间上限为1962年，下限为1972年。时限上虽有差异，不会影响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因为大规模的跨省安置集中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跨省安置
表3—11962—1972年城镇知识青年跨省区下乡人数统计表
单位：万人
动员地区
安置地点全国
总计北京
市天津
市上海
市浙江
省四川
省江苏
省山东
省湖北
省河北
省陕西
省辽宁
省吉林
省合计13475244726196607823410182202080066023012004其插队6558104616793568253012中兵团691714019403039570410170202080066023012004黑计399010406701698582龙插队620037162269152江兵团337010035081429430吉林插队521100100238083辽宁插队025025新疆兵团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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