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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青史-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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恢复高考制度（4）
一、知识青年所在的生产队、农场，应热情鼓励符合条件的知识青年报考高等学校，并积极组织他们复习功课，任何人不得歧视、压制，如有歧视、压制者，要批评教育，情节严重的，应严肃处理。
二、凡是准备报考的知识青年，其所在的农场、大队，从接到这个通知之日起到高考为止，应本着劳动、复习两不误的原则，每天给他们安排一定时间，组织他们复习功课，任何单位不得借口农忙而不给考生复习时间。长期擅自脱离生产和工作岗位回城的下乡知识青年，要教育他们回到农村，边劳动，边复习，免得影响生产。
三、各地知青、###门，要在当地党委领导下，对报名参加高考的知识青年的复习问题，做出切实安排。要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形式，做好辅导工作，还要协助他们解决复习当中遇到的疑难问题和实际困难。
5月12日《人民日报》刊出联合通知的要点后，农村中歧视和压制知青报考的现象有所减少。与此同时，仍有少数单位的领导人阻挠、压制甚至打击青年报考。他们指责要求报考的青年是“读书做官”、“智育第一”，用许多“土政策”和借口加以刁难。一位知青家长给《人民日报》写信，反映女儿田丰高考受阻的问题。田丰是1977年到辽宁省大洼县新兴农场两棵树大队插队的知识青年，曾因病回城就医三个月，返队后，队里认定她是在家复习功课，违反了队里的“土政策”，因此不让报考。尽管出示了诊治病历，也无济于事。同队一名男知青因父亲住院，回家护理时间长了点也没让他报考。信中还透露，该农场老盖大队青年点，有三十多名知识青年因触犯“土政策”，不能报名。田丰所在的队，对报名参加高考的知识青年，不但不提供便利条件和给他们以复习功课的时间，反而歧视和限制他们：青年点有电视机，但不组织收看“复习讲座”；每天的劳动时间安排得紧紧的，使知识青年没有时间复习功课。队干部和青年点的带队干部把“土政策”当成法宝，直言不讳地说：我们的“土政策”就是这样定的！凡是在家复习的耽误一天工，倒扣一天工分，口粮也扣。青年点的一位剧队长竟说：“有本事自己愿意到什么地方考，就到什么地方考，反正连（即生产队）里不给报。”还说：“告到哪里去都不给报！”田丰的父亲在信中紧急呼吁中央领导机关采取措施，制止那些“实权单位”对应考知识青年的歧视和压制，取缔一切“土政策”！尽快把党中央的政策落实到各个基层，解决应考知识青年的报考问题！
《人民日报》在刊载这封信的同时发表了署名薛生的文章，批评阻挠、压制、打击青年报考的现象。强调指出，这种做法不仅挫伤了青年的革命热情和学习积极性，妨碍了优秀人才的选拔工作，而且也是违背宪法以及国务院有关规定的。各级党委和招生部门对那些无视党纪国法的人，要认真调查，严肃处理，保证高等学校招生任务胜利完成《人民日报》，1978年6月26日。。
“###”期间，在“推荐”的幌子下，一些文化素质低下的人通过“走后门”进了大学，许多怀才不遇的知识青年，徒有“黄钟毁弃”之叹。这本来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社会现象，但由于流行有年，屡禁不止，旁观者对这种现象往往见多不怪，当事者更是心安理得。实行新的高考制度，有助于从根本土克服“走后门”现象。不过，至少在最初一段时间里，仍有少数干部和他们的子弟亲友，不愿顺应这一潮流，他们为了达到上大学的目的，不惜上下其手，营私舞弊，党纪国法则置若罔闻。这种做法，同样干扰了高考工作的正常进行。
恢复高考制度（5）
1977年高考中，发生在山西省雁北地区的严重作弊事件，就是一起有代表性的案例。作弊者王小平，是广灵县作疃公社插队知识青年。1977年11月，他听到新的高校招生制度后，就着手复习功课。他明知自己功课不好，而想上“名牌”大学的心情又非常迫切，于是就产生了“走邪门”的想法。他找到县招生办公室主任王官贵，要求他在高考中“帮帮忙”，后者当即满口答应。他们先后设计了“拆封偷题”，准备两套试卷找人代答试题，雇用“枪手”入场代考等方案，均因担心难以遮人耳目而作罢。
几套方案落空后，王官贵等人仍不死心，又尽心竭力巧安排，终于搞成了考场作弊一案。12月5日上午，考政治时，副监考员谢××将考题传给县招生办工作人员孟××，后者将考题送给广灵中学教师王××答题，答好后传给王小平。当天下午考语文时，又如法炮制，但未传回答案，王小平只好将带进考场的几篇别人所做的“范文”掏出来，凑成一篇作文。第二天上午考数学，王小平将别人代答的题照抄不误。副监考员谢××暗示有一道题答错，结果使王小平把本来抄对的答案改成错的。下午考史地时，除正、副监考员为王亲自做了答案外，副监考员谢××还从资料上剪下几个条子传给他。王小平终于以“优异成绩”混入最高学府北京大学的法律系。
事后调查发现，这起有预谋、有计划的高考作弊案情节严重，手段恶劣，涉及人员之多，活动范围之大，策划规模之广，都是前所未闻的。牵涉此案的多达二十余人。
王小平不过是个插队知青，何以有这么大的胆量，这么大的能量，调动起一群舞弊者为其鞍前马后奔走效力？原来，他为非作歹所依仗的是父亲的权势。其父王进原任山西雁北地委书记，当时已升任###山西省委常委。在王小平高考作弊一案中，王进起了很坏的作用。当高考作弊案被《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曝光”以后，当地干部进一步揭露他搞特权、走后门，安排五个子女招工、提干、入党、升学、参军，即所谓“五子登科”的所作所为。
王进有两子三女。长女原在铁路局任乘务员，1975年11月王进任地委书记后，将她辗转调到由同乡担任党委书记的雁北地区工程公司劳资科管档案，不到6个月，被“推荐”上了大学（北京大学经济系）。入学前的9月1日办妥了入党手续。二女儿长年以工带干。三女儿中学毕业后，和她的姐姐一样，为了避免插队，未成年就找了工作，进铁路局当了报务员。1978年王进调省工作，设法给她转干、解决入党问题。王小平在插队、入党、提干、升学问题上更是一个“走后门”典型。1976年2月，王进为让王小平尽快完成插队“过渡”，让他提前离校（还差一个学期中学毕业），到广灵县百町南庄大队插队。1975年春，王进曾在这个大队蹲点，临走时把这个点留给他的秘书梁某“代蹲”，紧接着就把梁某提升为县委副书记、书记。因为有这层特殊关系，王小平插队不到五个月就被发展入党，飞升党总支委员、团总支书记，成为凌驾于四个党支部之上的重要人物。一帆风顺的经历，进一步助长了王小平的特权思想。第二年，这个年仅19岁的青年，就利用父母和自己取得的权势，指挥干部，调动教员，在高考中营私舞弊。另外，王小平的弟弟也是“走后门”当了“小兵”，年仅十四五岁。 。。
恢复高考制度（6）
雁北地委的干部和群众给王进算了一笔账，在他任书记的短短两年零三个月内，他的妻子升了官（原地区商业局机关医务所负责人，后升电业局党委副书记），四个子女入了党，长女和长子上了大学，两个子女提了干，小儿子当了“小兵”。先后捞了十次“油水”。足见他所信奉的处世哲学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王小平靠营私舞弊“金榜题名”，在当地群众中造成极坏的影响，一些人向有关部门揭发检举，但由于权力网的庇护，此案未能及时处理。王小平在北京大学的一年多里，报纸上陆续揭露了几起高考作弊案件，人们对此议论纷纷，表示十分愤恨。他却说：“那都是些小干部搞的，地委以上干部能查出来几个？”抱着几分蒙混过关的侥幸心理。然而，“万目睽睽难逃脱”，王小平作弊案被群众揭露并经调查证实后，终于被北京大学除名。
为了以惩效尤，制止以权谋私的不正之风，中央和地方报纸对此案的调查和处理情况作了一系列专题报道。《中国青年报》还发表了评论员文章《中国青年报》，1979年4月24日、5月1日、5月15日、6月9日；《人民日报》，1979年4月27日。。对舞弊者严肃处理，被提到“伸张党纪国法”，“维护高考制度”的原则上。
如上所述，大学招生制度的改革遇到多方面的阻力和干扰，这种阻力干扰主要源于“###”倒行逆施给人们思想和行为规范上造成的混乱。随着阻力的迎刃而解，高考制度很快步入了正轨。
1978年6月，国务院批转###《关于一九七八年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自本年起高等学校主要招收二十多岁左右的青年，不再限定录取应届高中毕业生的比例。招生第一次实行全国统一命题。这年，全国共有610万应届毕业生和在乡知识青年报考。高等学校录取新生402万，比上一年多招了近13万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19页。。1977年，共有79万知识青年入学，1978年猛增至271万人，1979年下降至89万人。1978年之所以成为知识青年入学的高峰，首先因为这是“###”结束以来若干年中招生最多的一年；其次，这是考生真正不再讲究家庭出身的一年，一批在上年高考中因政治原因无端被刷的优秀青年终被录取入学。经七七、七八两年高考，文化基础较好的知识青年被大批网罗到高等学府深造。此后，多数知识青年年龄已逾国家规定的招生标准，进入正规大学的人数锐减。
许多知青在返城以后考入了职大、电大、函大，掀起又一次求学热。他们克服了年龄偏大、工作繁忙、居住条件差、子女小、家务劳动重等重重困难，锲而不舍，终于圆了大学梦。
平反冤假错案（1）
“###”十年中，冤狱遍及国中。不少知识青年无辜蒙难，大好年华埋葬在阴冷的牢狱中。“###”结束后，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极左理论余威犹在，使###冤假错案工作只能局部地、缓慢地进行。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从中央到地方都加快了###冤假错案的步伐。按照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工作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在三年多时间里，不仅###了“###”中的冤假错案，而且还纠正了一批“###”前乃至建国前的冤假错案。经过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截至1980年年底，全国大规模的###昭雪工作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经###中央批准###的影响较大的冤假错案有30多件，全国共###纠正了约300万名干部的冤假错案，47万名###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无辜受株连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解脱###中央组织部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报告《组织工作的重大转变》（1983年7月），转引自王洪模等著：《改革开放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5页。。在此过程中，知青案件也得到全面清理。
（一）将被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
“###”十年积累下来的知青案件不知凡几，要在较短时间内对每起案件重新审理、调查、甄别，其头绪之纷繁，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下面以遗留问题较多但###工作较有成绩的贵州省作为个案，具体说明复查和###工作的一般进程。
1979年2月，贵州省委在批转上山下乡知青、劳动工作会议纪要的文件中，明确提出了对下乡知青中的冤假错案进行###的问题。不久，省委负责人在全省待业人员安置会议上要求各级党委和革委会进一步重视这个问题，尤其各级知青办要当下乡青年的代言人。6月，省知青办召开地、州、市知青办主任会议，具体落实这项工作。除确定专人负责外，还先后派工作组赴麻江、黄平、罗甸等县进行调查，将调查结果向省委、省革委分管知青工作的负责人作了汇报。与此同时，省知青办配合省高级法院对重大疑难案件进行复查，使一些长期蒙受不白之冤的下乡知青###昭雪。
各地复查工作，大体有几种方法：
1在县委领导下，以政法部门为主，知青办派人参加，统一领导，分工负责，把知青案件同全县“###”以来的案件一起进行复查。
2多数地方以政法部门为主进行复查，讨论知青案件定案时，知青部门参加。
3个别县将知青案件区别出来，由知青办复查并写出复查报告，再报法院审批。
1979年7月贵州省对下乡知青案件复查工作已有眉目。据黔南、黔东南、毕节、铜仁、兴义、六盘水等地、州和桐梓县的不完全统计，下乡知青被判刑的165人。对其中110人复查结果，无罪释放的22人，占复查数的20％；免予刑事处分的5人，占45％；轻罪重判的15人，占136％。贵州省下乡知青案件遗留问题多，该省知青办的工作又走在各省的前面，这年8月，国务院知青办在《情况简报》（增刊第39期）中以《贵州省知青中冤假错案不少》为题，通报了有关情况，意在引起各省、市、自治区知青部门对这项工作的重视。
贵州省知青部门在各级党委和政府领导下，为###下乡知青中冤假错案做了大量认真细致的工作。截至1980年5月，对黔南、黔东南、毕节、铜仁、兴义、六盘水、贵阳等7个地、州、市的221名被判刑的知青，已经复查了156人，占70％。复查结果：无罪###释放的56人，占复查数的352％；免于刑事处分的17人，占复查数的107％；轻罪重判减刑的21人，占复查数的132％；原戴帽交群众管制现摘帽的4人，占复查数的25％；维持原判的61人，占复查数的384％。罗甸县下乡知青被判刑的19人，有10人属于冤假错案。麻江县下乡知青被判刑的12人（有3人是由上海捕判的），由本县判的9人中，有5人属于冤假错案贵州省知青办：《关于纠正下乡知青中冤假错案情况的报告》，1980年5月20日。。与1979年7月初步复查结果比，无罪###释放的人，由占复查数的20％上升到352％；免于刑事处分的人，由占复查数的45％上升到107％。这一变动表明，随着复查工作的深入，尤其是复查人员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更多的冤假错案得到了纠正。从复查结果可以看出：该省60％以上的下乡知青案件，不同程度地存在错判、误判、量刑不当问题。如此触目惊心的现象，在全国范围讲应带有普遍性。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平反冤假错案（2）
贵州省知青办的工作之所以取得显著成效，主要经验有两条：
一是各级党委重视，这是做好复查工作，纠正冤假错案的重要前提。凡是对这项工作抓得紧、进展快的地区，都是在党委领导下，统一组织力量进行的。罗甸县委在研究落实政策，纠正冤假错案时，鉴于下乡知青案件比较多，又多是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刑的，决定提前对下乡知青案件进行复查，并确定不论本人有否申诉，都要进行复查，因而工作进展快。
二是知青部门积极配合，协助政法部门做好复查工作，这是推动下乡知青案件复查工作及时开展的重要一环。贵州省知青办的一个深刻体会是：一方面有的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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