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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故事-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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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出来的李凤云举目无亲，还不会说汉话，依然还是走投无路。一位当地农民，收留了她。不久，他们结了婚。为隐瞒那段历史，她改了名，还和丈夫搬过家。几十年来，她始终没有生儿育女，有人说，是日军摧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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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慰安妇（2）
１９８７年，李凤云的老伴病逝，她被接进了敬老院。半个世纪的时间，依然没有淡化得了她那根植于骨髓和心灵深处的苦痛，直到今天，她还常常惊叫着从噩梦中醒来。凡电视上有日军的画面，人们就趁她还没注意之前，迅速换台。
在黑龙江境内，散落着当年逃出来的一些慰安妇，但敢于站出来控诉的，一共才有４人。李凤云老人是第一个。在她的影响带动下，２００２年２月２７日，金明珠、李星芝等也终于鼓起勇气，把历史公诸于众。
儿童团的副团长
２００４年，秋风中。
老人坐在焦庄户某农户门前的泥土地上，他的手中有草绳和大葱，身边有成捆的大葱。偶而，他停手，抬头，茫然远望。他的前面，就是地道战的碉堡。秋风掠过，他头发萧瑟如草。一地道战老民兵说，他就是焦宪来，焦庄户当年的儿童团副团长。我长长地吸了一口气。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许多根据地，成立了密集的儿童团。从东北的黑土地到晋西北的黄土高原，从苏北地区，到陕甘宁边区，随处可见抗日儿童团持枪伫立的身影。陕甘宁边区有７万，华北抗日根据地有６０万，苏北解放区有１８万（包括少年队）。其中，晋察冀边区的儿童团，公认最为出色。在青年救国会的领导下，利用年纪小，不被注意的特点，他们深入敌后，侦察敌情抓汉奸，站岗放哨送书信……焦宪来就是其中的一员，在他的身后，则跟有６０多个提红缨枪的孩子。
１９２９年，焦宪来出生于河北省（顺文区）顺义县焦庄户村的农民家庭。他的父母都老实巴交，而他们的６个孩子却多有血性。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焦庄户是抵抗日本侵略者和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坚强堡垒，焦家是急先锋。焦宪来的大哥焦宪良，是贫协会主席。他组织农民斗地主，分田地，交公粮，抓汉奸，打日寇；他的二哥是地道战的民兵骨干，他们是让日寇和国军伤透脑筋的人。他们无数次地让进攻的敌人，丢盔弃甲地抬着同伴的尸体，黯然离去。最终，焦宪良战死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一次战斗中，他被国民党军队的炮弹当场炸死。当时，他正在满眼喷火地冲锋，突然“轰”地一声，一颗炮弹爆炸了……
受家庭熏染，身为老小的焦宪来，７岁就扛起了红缨枪。１５岁那年，他当上了儿童团副团长。
那时，“八路”经常给他们讲共产儿童团的故事。共产儿童团，在抗日儿童团之前，创建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上杭才溪的共产儿童团最为活跃。１９２９年，经共产党宣传鼓动，才溪一时革命烈火熊熊。农民男女老幼齐举刀枪，土豪老财哭爹喊娘。１０月，各村的孩子被圈拢起来，组建儿童团，穷苦的孩子奔走相告，争相参加。他们系着跟鲜血一样颜色的领带，戴列宁帽，扛木棍，每天站岗、放哨、查路条，有时还挨家挨户搞宣传。最初，他们被称为“劳动童子团”。１９３０年１２月，改称“共产儿童团”。除地主、富农、资本家的孩子外，７到１４岁的儿童都可以参加。他们依然以血色领带为标志，以“举右手高过头，伸五指手心向左的举手礼”为礼仪，以“准备着，时时刻刻准备着！”为口号。在焦宪来幼小的心目中，共产儿童团就是大大的英雄。
战争的烽火熄灭后，该干啥的，继续干啥。焦宪来又像自己的祖辈一样，劳作，土中求食，过着跟泥土一样普通的生活。２１岁那年，一阵鞭炮。他把新娘迎回家抱上了床，两年后，又离异。妻子没给他留下只男片女，他孤苦大半生，晚年和侄子一家共同生活。村里分给他２亩多地，他已无力耕种，似乎他连说话都嫌累，我曾试图从他嘴里多抠些东西，他淡然地沉默……
关键词
地道战、广岛原子弹、儿童团
老长工（1）
２００１年的金秋，能让乔维业老人眉开眼笑的季节。
在黑龙江省肇源县的一农家院里，乔维业老人正与儿孙一起剥玉米棒子。剥完的，没剥完的，都小山一样。他的曾孙子，不时地偎蹭到他的怀里，揪他的胡子，捏他的鼻子。他放下手中的活计，摸孩子的脸，拉孩子的小手，还不时嘿嘿地笑。
乔家原籍吉林德惠，祖祖辈辈土里刨食。１９１０年，乔维业出生了。那正是风雨飘摇盗匪多如牛毛的清末。自打他睁开眼睛看人世，就看到了爸妈菜色脸上密布的愁云。
乔维业５岁那年年底，爸爸死了，无钱救治病死的。这无疑是雪上加霜，乔家连苞米面粥也喝不上了。妈妈的病情也日渐加剧。尽管那已经是中华民国三年了，当年冷面的县令变成了笑脸县长，威严的长袍变成了平民的中山装。可县长的笑脸，毕竟无法变成填饱百姓肚子的窝头，农民的日子，还是要一镐一镐地刨，一锄一锄地锄。乔维业８岁那年，妈妈终于放下了锄头，睁着眼睛去了。她的眼角挂着泪花，乔维业成了孤儿。
１１岁那年，乔维业投奔姑姑，来到了黑龙江省。姑姑家，是两扇门板透亮、关门掉土、夜里可以穿过房顶看星星的小土坯房，小房里有锅没盖儿，没米有袋儿。猛然加了他这张饥饿的嘴，一个土豆，就要多切几瓣儿；一锅粥，就要多添一瓢水。熄灯后，他经常听到姑姑的叹息。不久，他就到范家窝棚给地主当了“半拉子”。他放猪，放牛，挑水，砍柴，铲地，拔草，手脚不停，到了秋后，得４石带皮子的粮食。
长到１９岁，乔维业当长工扛起了大活。他种地收割样样在行，少言寡语就知道低头干活，东家选他作“打头的”。农忙时节，早３点就起床，黑咕隆咚走几里路赶到地头时，太阳还在山后头睡着呢；干到晚上９点多才收工，回到村里，星星已经挂满了天空。一年到头，他可以挣１７石粮食，也是带皮的。
２３岁时，他借村邻的一铺土炕，娶妻李秀章。妻子和他一样勤快，过门没满３天，就开始养鸡养猪下大地。到了秋天，猪肥鸡大，也都卖了，成了有钱人家的美味。过年了，人家的肉香飘来，乔维业也想买点“好嚼裹”，妻子就说还没有房子呢。思来想去，他走向豆腐房，挪进屋去，红着脸，讨要点豆腐渣。妻子用猪肉皮、大葱炒炒，就笑呵呵地给他端上桌儿，再温２两烧酒，小两口也就过了新婚的第一个大年。
东北的“土改”，比其他地区，都来得早。在东北全境，约有３８００万人口，按１０亩一垧计算，约有土地１０００万垧。经日伪１４年的残酷盘剥，广大农村遍地赤贫化。在南满，雇工约占总人口３２％，北满则在４０％以上。土地除开拓地、满拓地外，一般是高度集中在地主阶级手中。据日本人的统计：１００垧以上的大土地占有者，北满有２．９％户，占５０％的土地；中满有０．２％户，占３０％土地；南满有４．２％户，占４０．４％的土地。许多穷得穿不上裤子的农民，渴望“土改”。１９４７年下半年，乔维业家乡的“土改”开始了。
一通响锣，乔维业被贫协会和民兵招呼到场院开大会。他的大东家，脖子上挂着牌子，站在台上。他不认字，牌子上写着什么，不知道。东家低着头，浑身哆嗦。他想，牌子上一定没写什么好东西。大东家两侧，站着少东家，他们的脖子上，也挂着牌子。三四个拿枪的民兵，看着他们。农民越聚越多，吵吵嚷嚷。贫协主席让农民控诉大东家的罪行。有人撺掇王老根，他推托两下，就上了台。他愤怒地说他给大东家扛活时，大东家经常给自己家很少有的粘豆包吃，撑得胃疼，还落下了毛病。台下一阵大笑，贫协会主席自己跳上了台，他撸起裤腿子，露出了一条３寸左右的疤痕，他说是被老东家的狗咬的，老东家死了，只能找大东家算账。台下一阵骚动，有人开始往台上扔东西，平时见着大东家点头哈腰的二柱子，不时地用三八大盖枪的托子，猛砸大东家的后腰眼儿。大东家惨叫不止，少东家哆哆嗦嗦。讲着讲着，贫协会主席的眼泪就下来了，最后鼻涕一把泪一把。乔维业什么也没有听清，就见大家蜂拥而上，接着就是木棒撞击骨肉的声音还有惨叫声。不久，一切就都平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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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长工（2）
那年，乔维业分到了一垧地，还有一匹枣红大马和两间土坯房。转眼间原本还是地主的土地马匹还有房子，就属于了自己姓了乔，他总以为在做梦，让妻子掐掐手脖子，才断定是真的。那阵子，碰着谁，他都老远就打招呼，弄得一些人直发毛，走过很远，人家还回头看他。只有遇上少东家，他才手足无措，总觉心慌。贫协会主席教育他，地主的财产那是剥削农民的，农民拿回的是属于自己的东西。慢慢的，他也就习惯了。第一年秋收，连玉米带高粱，他得了３０多石。手捧金灿灿的玉米，他笑个不停，妻子以为他“魔症”了。
互助组时期，他思前想后一整夜，还是响应号召，参加了。他被推为小组长；初级社时期，他被拥为队长。１００多村民，都服气他。他比当年给地主“打头”时还卖力气。“土改”时分到的土地马匹归了公。除了房子，他又一无所有，他没有怨言。１９５６年，他又和大家奔向了高级社。
１９５８年，祖国山河一片红，人民公社成立了。他相信公社书记的话：共产主义马上要实现，要快步奔向共产主义。修水库挖水渠，他挽起裤腿，就往冰碴子的水里跳，他盼望早日实现书记的话。后来，公社号召大炼钢铁。农民不种地，干工人的活，他眼睛瞪得溜圆还是糊涂。看着耗费成千上万人几个月时间，炼出来的一块块除了扔掉没有任何用处的蜂窝钢，他更加糊涂。那年秋天分全年的口粮：每个劳动力５斤小米面，每户两袋子苞米面，还有一些甜菜缨子、白菜帮子以及一些谷糠。乔维业心里明白，要挨饿了。那一年，全村家家户户都吃菜团子喝稀糊糊，人人都面黄肌瘦。
村民吃饱肚子还没有几年，“文革”就开始了。革命委员会下派工作组到村里，整天要求斗地主斗富农批“林”批“孔”还批“走资派”。乔维业心里清楚，粮食是种出来的，不是批斗出来的，没有粮食，还得像当年那样挨饿。他死活坚持辞掉了队长的职务，三更草五更料地给生产队喂牛马，把那牛马伺弄得膘肥体壮。只要乔维业一到牲口棚，它们就冲他叫个不停。
１９８３年，分田到户。乔维业再一次分得了土地。他又扛起当年的老锄头，下地了。那年，他已经７３岁。
他共有５个儿子，１４个孙子，９个曾孙子。这些，都是他的宝贝，除此之外，还有伴随他一生的锄头，他喜欢边搂在怀里用结满老茧的双手抚摩，边看曾孙子骑着小自行车小燕儿一样地在他眼前飞来飞去。
最后的酋长（1）
２００１年春节前４天的半夜，玛利亚·索的营地。
睡梦中的我被一阵激烈的吵嚷惊醒，我翻身摸刀。这时，柳霞跌跌撞撞地进了帐篷，我似乎听到她在喊：“舅舅，有人冻伤了！”我忙问：“谁冻伤了？”在这零下４０多度的苦寒之地，每年醉酒冻死冻伤的大有人在。还在喝酒的何英军不慌不忙地说：“是有人喝醉动枪了，李哥你睡吧，没事，让我去收拾他们这帮小瘪犊子！”他是玛利亚·索的老儿子，也是帐篷里长辈。我倒头就睡。我清楚，到了大山林，一切由命。帐篷里外都有半自动步枪，每个枪膛都顶着子弹；每个人的身上，都有猎刀，每把刀都锋利无比。
不一会，外边传来厮打声，转瞬之间，又恢复了黑夜一样的沉寂。过了几分钟，何英军回到帐篷，他问我冷不冷，然后平静地说：“没事儿了。”又继续喝他的酒。我问何英军几点了，他说，放心吧，误不了事儿。他们承诺，次日领我上山拍摄驯鹿。看看他们醉眼朦胧的样子，再看看大半桶白酒，我真的担心起来。
他是从中午我来的时候一直喝过来的，他的舌头，早已发硬。他不时地放下酒瓶子，往炉子里添加木头，尽管外边是零下４０度左右的严寒，帐篷内还算温暖。我记得自己是在傍晚时分醉倒的。采访完玛利亚·索老人之后，维佳赶紧把自己珍藏的１０斤白酒，拿了出来，热情地请我喝。何英军也张开双手，邀我同饮。我知道那酒是维佳准备过年的，就连他的姐姐柳霞也很难从他的手中要出一两酒来。我盘腿上床开怀畅饮。跟猎民交往，需要用心换心，他们憎恨虚伪。玛利亚·索老人怕我饿着，又让她的儿媳为我送来连她自己都舍不得吃的方便面还有面点“格列巴”（馕）。玛利亚·索老人一辈子都在山上度过，是猎民中惟一不会说汉话的老人。两大碗酒下肚，我头晕目眩，打过招呼，就和衣倒下了。
第二天清晨，我早早起了床，我担心的场面果然摆在了眼前。他们都醉卧床上，横七竖八。柳霞自告奋勇，拉起失望呆立的我奔山上走去。积雪没膝，行路艰难，柳霞连续摔了几个跟头。我连忙拽着她回转。她说找不到驯鹿，多丢人。我知道，当年，她醉酒把腿摔断过，至今还打着钢板。我硬是拖回了她。直到中午，大家才陆续醒来。维佳从他自己的帐篷中走出，他的鼻子上粘着胶布，柳霞说弟弟的鼻子被舅舅踢塌了，弟弟嘱咐她不要告诉我。这时，玛利亚·索老人直奔维佳，抬手就是两巴掌，维佳不躲不闪，只是冲她傻笑。从表情上看，玛利亚·索老人似乎很生气，她好像在骂维佳。我问何英军，他没有给我翻译。后来，玛利亚·索老人又冲我喊着什么。何英军告诉我，老人家在喊我吃饭。玛利亚·索是营地的最长者，１９２９年出生，被尊为“部落酋长”，不仅在山上，即便在整个鄂乡，威望都像大山一样高。
或许没有谁能说得清使鹿鄂温克猎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嗜酒的，但他们不论男女多喜欢烈酒可是无可争议的。每逢亲朋聚会或节日，他们都在豪饮之后，跳“篝火舞”。他们的歌声像清泉一样清澈，舞蹈简单而豪放，歌、舞往往同时进行。领唱者哼着歌曲跳动，大家跟随着他翩翩起舞，歌声由低到高，速度由慢到快。年轻人更喜欢野性十足的“爱达哈喜愣舞”（“野猪舞”），人们模仿公野猪搏斗的动作，近乎疯狂地舞蹈，似乎要让胸中那澎湃的激情，在狂舞中迸溅。舞会没有时间约束，跳散为止……
以水的形式存在，以火的方式燃烧的酒，所带来的，除了笑声，还有别的什么。临上山前，当地的一位领导特意给我讲诉了这样的一个真实的故事。几十年前，北京某杂志社的一名记者前来采访，一群猎民高高兴兴地接他上山。他知道猎民喜欢白酒，就购买了几大桶，但是他不知道应该在什么时候把酒拿出来。半路休息，他就拿出了白酒，而且是十几斤白酒。猎民边喝边唱，歌声在山林中飘荡。兴奋的猎民，让他唱歌，面对能歌善舞的猎民，他活像一个尿了裤子的小学生，退缩了。一个猎民愤怒地逼迫他跳舞，他坚决拒绝。最后，猎民开枪了。子弹在他的脚前脚后炸开了花，他慌忙躲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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