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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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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国有银行在它们的管理者手中私有化了。普罗姆斯多伊银行以前是苏联最大的国有银行。1991年，几位负责人离开了该银行，转而去负责一家新建的私有银行。然而，普罗姆斯多伊银行行长雅科夫·杜本内茨基留了下来，并把该银行改制成了一家股份公司。1994年，杜本内茨基说：“当经济滑坡和一片混乱的时候，银行却如此繁荣，这看起来不合逻辑。”普罗姆斯多伊银行确实是那些管理良好、业务蒸蒸日上的银行之一，而这也给杜本内茨基赢得了排名俄罗斯最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家中第21的名次。
谢尔盖·耶戈罗夫是另一位在新的银行系统中大获成功的前国家银行官员。他曾担任过10年的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职务，现在他领导着俄罗斯银行协会，这个组织的成员们都是俄罗斯富有的、举足轻重的私有银行。另一位前国家银行官员维罗拉多夫，现在则掌管着因科姆银行，在俄罗斯最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家当中，他名列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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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旧体制其他群体中的资本家（1）
由于资本主义观念是一种舶来品，因此苏联外交部中崛起许多新的资本家也就不稀奇了。瓦狄姆·比尔尤科夫以前在外交部新闻局工作。1990年，他被索克出版公司总裁、法语杂志《费加罗》出版商罗伯特·赫尔撒特所看中，后者让他承办一份新杂志，发表有关苏联经济改革和东西方经济关系的内容。比尔尤科夫同意并创办了精装本月刊《苏联商业》，他自任总编和分部最高负责人（上级主管是来自法国的出版公司）。苏联解体后，该杂志更名为《生意人》。
这项投机事业的资金，不仅来自索克出版公司，而且得到了苏联官方出版机构前进出版社的资助。由于前进出版社以前曾以出版漫漫长卷《列宁全集》而闻名于世，因此它加入到索克出版公司的合伙事业，并不全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1991年7月，它与《读者文摘》一起发行该杂志的俄文版本，同时加入的还有苏共印刷厂“第一标准印刷厂”和苏联国家图书发行专营机构“国际书店”。
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发现，来自苏联精英高层家庭中的年轻成员在新兴个体资本家当中占了极大比例。最后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即最高苏维埃主席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指出，共产党高级干部家庭的许多年轻子弟显然已经死心塌地地信仰了私有制。例证之一是已故的米哈伊尔·苏斯洛夫的孙子弗拉基米尔·斯特里戈夫。苏斯洛夫曾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苏共意识形态负责人。他是勃列日涅夫时代最有权势的苏联领导人之一，也是传统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第一卫士。他的孙子斯特里戈夫80年代后期在苏共中央委员会官方报纸《真理报》工作。1991年7月，斯特里戈夫摇身一变成了一名私有商业银行的干事。甚至连勃列日涅夫的一个孙女维卡也在苏联解体前成了一名商界女名流。
党—国精英在改革期间纷纷奔向个体经济，这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包括那些从苏联高级政治领导层下来的人。他们大多数人仍然在搞政治。但也有少数人，例如弗拉基米尔·舍尔巴科夫，走向了这条道路。80年代初，舍尔巴科夫从陶里亚蒂汽车联合企业的一位管理人员，升迁到莫斯科的汽车部门工作。1985年后，他调入一个重要的国家委员会，之后成了部长会议中某个部的副部长。1990年，他进入苏共中央委员会。1991年3月，他被任命为苏联副总理，两个月后成为第一副总理。1991年8月政变失败之后的48小时内，他成了代总理。
1991年11月，此时苏联刚刚解体不久，舍尔巴科夫成立了一家私营企业，取名叫“私有化协会和外国投资国际基金会”。此时的舍尔巴科夫，已是俄罗斯最富有的人之一。
卡尔·马克思曾说，新的社会关系往往从旧社会的体内孕育出来，这时他无疑在表达这一观点：社会主义关系将直接从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生长出来。但这一景象倒特别适合于描述资本主义关系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中生长出来的过程。这不仅指旧的党—国精英们摇身一变成了资本家，而且指的是苏联体制中的许多机构也助长了这一过程。共青团只是这里面最突出的一个。苏联的出版单位发行的是资本家的出版物。以前只是被动地、谨慎地为国家经济计划的完成提供资金的国家银行，则演变成了私有商业银行，它们从事着高风险的、变幻莫测的投机事业，为银行家们赢得了巨大的财富。以前只是根据国家计划被动生产产品的、管理者和工人之间收入差距有限的工业企业，成了“从主管到业主”一起中饱私囊的滚滚财源之地。
资本主义从苏联国家社会主义的各种机构中滋生成长，并不仅仅限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个地方。一个突出的例子是省级城市彼尔姆，1991年期间，从那里的旧体制中冒出了一阵阵拥护资本主义的热浪。和莫斯科、列宁格勒不同的是，彼尔姆的共产党政权在1990年的地方选举中设法抵挡住了反对派势力的选举挑战。但胜利后的彼尔姆地方精英们继续热情地拥抱向资本主义的转变。1991年1月，彼尔姆地方党委创办了一个出租包括宾馆在内的党的财产的商业企业，建立了一个汽车租赁公司，股东一个个都是党委领导人。这样做确实获益匪浅，于是该市党委通过了一个提案，要求成立一个联合公司，把该市所有的有利可图的企业通通接管过来，股份则在市党委和市苏维埃高级领导人之间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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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人变成了亲资本主义政客（1）
从党—国精英中培育出新兴资本家阶级的过程，在政治舞台上并不是没有阻力。苏联的反对派政治运动一开始是以###者和知识分子为骨干的。但到了改革后期，党—国精英的成员们也开始和反对派一唱一和起来。到了1991年，来自旧精英中的一大帮人已经成了亲资本主义联盟的政治领袖。
一些突出的反对派政治人物都有###的背景，例如1990年发起的“民主俄罗斯”运动的领袖格雷柏·亚库宁神父。1990年当选为列宁格勒市市长的反对派人物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其职业是法律教授和律师，而不是苏联党—国精英成员。但许多最重要的反对派政治人物，都来自党—国精英。
克雷施塔诺夫斯卡娅的研究队伍曾对独立后俄罗斯的新政治领导层作过研究。他们发现，叶利钦总统身边75％的领导人均来自苏联精英阶层。在叶利钦的政府中，74％的人来自苏联精英阶层，这和叶利钦的总统机构中的情形是不一样的。在新的俄罗斯政治领导层内，格雷柏·亚库宁和阿纳托利·索布恰克不过是典型的少数派而已。
说到共产主义者变成资本主义者，看一下少数几个有关共产党干部成为亲资本主义政客的事例，也许不无助益。除了众所周知的鲍里斯·叶利钦的例子外，许多出身党—国精英的人也在改革最后几年走向了这一条道路，例如尤里·阿法纳瑟夫。
阿法纳瑟夫是一位专业历史学家。他的博士论文写的是一个传统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题目：《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期间的当代法国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他在共青团系统工作，逐步升迁到共青团高等学校党委书记的职务。70年代中期，他任中央委员会文化部代部长。1985—1987年间，他在苏共中央理论刊物《共产党人》的一个部门里负责。1987年，他被任命为莫斯科历史档案馆馆长。
80年代后期，阿法纳瑟夫是以一个反对派首要政治人物的面目出现的。在1989年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中获胜之后，他和鲍里斯·叶利钦、安德烈·萨哈罗夫一道，组建了“跨地区议员团”。“跨地区议员团”是第一个强大的反对派组织，它迫使共产党领导层不得不在政权机构内部开展与有组织的反对派势力的斗争。1990年，阿法纳瑟夫成了创建“民主俄罗斯运动”的领导人物，试图把各种反对派团体和个人组织在一起。
伊万·西拉耶夫是从另一个旧精英集团中加入反对派的。西拉耶夫从航空工业中崛起，这是军工联合体中的一个重要部门。在长期担任高尔基市一个航空企业的领导之后，1974年，他被调往设在莫斯科的航空部，1981年升任部长并进入中央委员会。1985年，戈尔巴乔夫任命他为部长会议副主席，他在这个位置上一直待到1990年。
西拉耶夫突然加入反对派是在1990年6月。鲍里斯·叶利钦刚刚战胜共产党领导层的反对，以微弱的优势当选俄罗斯共和国新议会主席，这实际上使叶利钦成了俄罗斯共和国的行政首脑。在安排俄罗斯共和国的总理职位时，叶利钦没有选择一位###的知识分子，而是选择了共产党领导人伊万·西拉耶夫。西拉耶夫在1991年初脱离了共产党，同年7月他就成了另一个反对派组织——民主改革运动——的共同创办者之一。在1991年8月政变失败之后，已从戈尔巴乔夫手中夺得实权的叶利钦任命西拉耶夫为管理整个苏联国民经济的新委员会的领导人。
在回忆起1990年10月的个人转变时，西拉耶夫说：“和70年代的我相比，我好像完全换了一个人似的。”他补充道：“我们向往财产私有化……我们向往的不仅是土地，而且包括工业企业在内的私有制。”这位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中的高级官员，现在已经变成私有制和自由市场——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鼓吹者了。
西拉耶夫是从党—国精英的政府一边起步，最后崛起为一位经济管理者，而阿尔卡季·沃尔斯基（Arkady Vslsk）则是从与政府平行的共产党经济管理机关中爬到这一位置的。1969年，沃尔斯基到中央委员会的机械建设部工作，1985年升任为该部部长。1988年，他被任命为中央委员会发言人。1989年，他在自己的工业专业之外得到提升，被任命为苏联政府驻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特使，试图解决那里爆发的尖锐的种族冲突。
在1991年政变爆发前，沃尔斯基并没有公开地表明自己的反对派立场。政变发生时，他募集了一些钱送到被围的“白宫”（俄罗斯共和国议会所在地）给叶利钦。据说，沃尔斯基还组织了一帮商人，谴责政变企图，同时“给危机关头的‘白宫’送去了关键的通信设备”。从此以后，他公开地和叶利钦站在一起反对戈尔巴乔夫。不久，他被任命为以西拉耶夫为首的苏联国民经济管理委员会委员。
叶戈尔·盖达尔出生于一个旧精英家庭。他的祖父阿尔卡季·盖达尔是一位内战英雄，后来成了一位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叶戈尔·盖达尔曾受过系统的经济学训练，80年代中期，他还是一位中央计划的坚定支持者。1987—1990年间，盖达尔负责中央委员会理论刊物《共产党人》中的一个部门，之后在苏共中央委员会报纸《真理报》任职。
盖达尔在《共产党人》和《真理报》工作期间，他的观点开始急剧变化。据说，他和他的同事们开始阅读美国保守派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著作以及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演讲内容。他正在寻找另一种意识形态，终于在自由市场的、放任主义的美国保守派理论家和英国经济学家当中找到了它。1991年秋，叶利钦任命盖达尔为俄罗斯共和国主管经济的副总理。盖达尔成了推动俄国经济迅速向资本主义转变的“休克疗法”战略的首倡者，对此我们将在第9章再作详细讨论。
结论（1）
1987年前后开始，在国家社会主义各种旧机构的内部和周边，苏联党—国精英们催生了新的资本家阶级和新的资本主义制度。那些从党或国家的机关迅速转往私营企业的个人事例表明，改革为党—国精英成员们把自己变成富裕资本家大开了方便之门。尽管大多数精英成员在1987—1991年间并没有这样做，但他们总免不了要看到他们那些这样做的同事——同时注意到这些人获得的财富越来越多、权势越来越大。对于构成精英阶层大多数的那些讲求实用的野心家来说，这种教训是不会忘记的——国家社会主义的瓦解以及替私有化和自由市场所开的绿灯对他们来说是再好不过的机遇，这将允许他们紧步那些捷足先登者的后尘。曾经操纵旧体制并且是该体制的主要受益者的集团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这些人，确定他们的利益不再能够从该体制中得到了。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似乎是首要的选择。
精英成员们在这一过程中扮演着各不相同的角色。那些在中央经济管理部门工作，或者在国有企业和银行中任职的人，拥有向资本主义转变的机遇更多。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政策的实施将他们推到了更好的位置，使他们很容易就成为这些资产的新主人。另一些在国家调控部门工作的人，发现他们通过收受贿赂就能够很轻松地进入新富人的行列。政府官员们期盼在物质福利方面实现重大的突破，而在他们看来，向资本主义转轨恰恰能够让他们把生活提高到西方精英的水平。越来越多的官员开始拍叶利钦的马屁，希望有朝一日成为新政治领导层的一员，当然获得的回报也多些。
在共产党机关中供职的精英，似乎乐意这样做的人少些，他们已经在党—国体制的共产党这一边耗去了大半辈子。看起来，在操纵新的资本主义体制方面，共产党是起不了多大的作用的，虽然它有可能还会存在下去。因此，随着党的权力在1990—1991年间日渐式微，许多党的干部开始从党调往政府，担任国家官员或企业主管之类的职务。多年与政府密切合作的经历，使这种调动很容易就能成功。
通常的看法虽然没有简单地忽略掉许多苏联官员转而拥护资本主义这一事实，但它提供的解释却和这里提供的解释有别。它认为，苏联官员看到身边的旧体制土崩瓦解，最后不得不承认资本主义是唯一可行的出路，不得已而为之，他们只好尽力替自己在新秩序中找一个好位置。然而，这种解释和苏联最后几年的事件在时序上不符。党—国精英抛弃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起始时间，要比通常的解释所说的时间早得多。我们已经看到，早在1987年，某些党—国精英就把自己变成资本家了。到1989年，这一现象已是遍地开花了。不是因为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终结，党—国精英才抛弃旧体制。真正的事实与之相反：是由于党—国精英抛弃了旧体制，旧体制才终结。
在旧体制被埋葬，俄罗斯在1991年末走向独立之后，曾经在资本主义还未到来之前反对资本主义的其他一些党—国精英成员也开始渐渐适应新的形势，这点倒和通常的观点所说的差不多。原苏联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在改革工作上花了五年时间，最终在1990年患心脏病之后宣布退休。1992年，当一些作家访问他时，他仍然保持着自己毕生的社会主义信仰，为自己帮助推动的改革的失败懊悔不已。但18个月后，甚至在他面对1994年俄罗斯的现实时，他仍然接受了担任俄罗斯几大私有银行之一的“特维尔全球银行”理事会主席一职的邀请。但是，党—国精英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部分人在1987—1991年间狂热地支持亲资本主义联盟，则是另一件事情。
党—国精英并不是苏联政治舞台上的唯一角色。在他们支持亲资本主义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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